作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心主任，陈尚君教授四十多年来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存世的五万多首唐诗，他皆因校勘各种版本已读过五至十遍。口诵心念，心融神会，他感悟着诗人倾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所有涉及唐诗的互见、依托、舛讹、传说，以及文本之存逸、完残、是非，他也全都条分缕析、考订取舍，竭尽所能为研究者提供可资信任的文本。他在全面占有文献史料基础上，点校《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为存世一句以上诗歌的近四千唐代诗人撰写小传，完成了《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补录诗文达1.2万多首（篇）。
胸中藏丘壑，笔底走龙蛇。陈尚君教授在《文史知识》杂志开设的专栏“唐人佚诗解读”结集出版后，又奉上精神套餐《我认识的唐朝诗人》（中华书局2023年3月）。杜甫诗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如果他知道陈尚君穿越千年岁月，拂去历史尘埃，从时代背景、家族变迁、科举事功、爱好交游等方面入手，披沙沥金，涉笔成趣，写出了唐代五十多位诗人的鲜活人生——金榜题名与屡战屡败、得意忘形与向隅而泣、颠沛流离与安身立命、天赐之福与飞来横祸、积德行善与自取其辱……诗圣大概会感叹“诗人百代有知音”的。
“谁人不谴谪？君去独堪伤”
唐代官员被贬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开国五十年后，满朝文武幸免者少之又少，有的一贬再贬，客死他乡。神龙复辟，依附张易之兄弟的宋之问贬谪泷州（今广东罗定南）参军。他经过贬官必经之地端州（今广东肇庆），看到驿站墙壁留有“贬友”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的题诗，见字如面，慨然成咏：
逐臣北地承严谴，
谓到南中每相见。
岂意南中歧路多，
千里万里分乡县。
云摇雨散各分飞，
海阔江长音信稀。
处处山川同瘴疠，
自怜能得几人归？
诗人约定到岭南经常见面，但到了岭南才感到地域广阔，山川险峻，气候恶劣，生命孤危。宋之问为朋友能否生还殷忧。
宋之问既没参与朝廷机密，更没弄权害人，一年多后得以召回，归途写下《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可《旧唐书·文苑传》却栽脏他逃回洛阳、卖友求荣：“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参军。未几逃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之与附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这个“恶名”他一背就是一千多年。孙犁《读〈旧唐书〉记》采信了这一说法：“宋言行谄媚。且告发自赎，出卖朋友，市井所不忍为，出之于知名文士，其人格，不问可知矣。”
陈尚君以诗证史，摘去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之问是遇赦北归，有《初承恩旨言放归舟》述得归心情，沿途也都有诗纪行，包括前举之《渡汉江》，从容得很，哪有逃归之心虚胆怯。”这位唐代前期的一流诗人，没有像朋友骆宾王那样选择反抗，也没有像朋友陈子昂那样既有迎合又有坚守，他更多的是采取迎合顺从的态度，仍不免再贬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吏。他一直求生畏死，希望活着北还，但最终被唐玄宗下诏赐死。
“谁人不谴谪？君去独堪伤。”那位写“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的戎昱，曾作《送郑炼师贬辰州》《送辰州郑使君》寄予同情，不旋踵自己也贬谪到这个南蛮之地。那位写《悯农二首》的李绅饱尝党争之苦，受诬告远窜荒蛮之地，发出“端州江口连云处，始信哀猿伤客心”的浩叹。“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张说、乔侃、李涉、杨发、杨收……他们最好的作品大多产生于被贬时期。
“风雅的精神与道德之完美谁都知道，然而生存与发展更为现实与迫切。”诗人生活在那个时代很不容易，常常天人交战，逼上梁山。陈尚君从“作品中品味到血腥残酷与生死挣扎”，对他们在特定环境下的抗尘走俗、干谒慑服持宽容体谅的态度。
“眼暗文字废，身闲道心清”
唐朝统治者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天宝三年（744年），贺知章上疏请度为道士，唐玄宗诏令准许，亲自写诗两首为他送行。并下诏在京城东门设立帐幕，皇太子率百官为之饯行。这是唐朝风气，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朝廷命官的“三观”。
陈尚君从“乱世能臣”高骈的存世诗歌爬梳剔抉，发现他军旅之初就崇信道教了。其《步虚词》：“青溪道士人不识，上天下地鹤一只。洞门深锁碧窗寒，滴露研朱点周易。”陈尚君推测可能作于秦州刺史任上，内心如此恬淡，确实不可思议。他的《塞上曲二首》其二：“陇上征夫陇下魂，死生同恨汉将军。不知万里沙场苦，空举平安火入云。”如此理解征夫之苦，或许是高骈常打胜仗的重要原因，抑或与他的道教思想有关亦未可知。
高骈因战功、治绩、朝望所系，累迁安南都护、剑南西川节度使、淮南节度使，最后驻节扬州。他在道教圣地岭南罗浮山置办别业，国难当头对修道不胜向往，其《寄题罗浮别业》《访隐者不遇》不着一点尘埃，哪像随时准备驰骋沙场的将军？高骈听说与他有同样求道热情的王铎当上都统，赋诗调侃：“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他眼中的王铎除了炼丹求仙，什么都不会，怎能率兵平乱？
其实，高骈早已沉溺祈福崇道中不能自拔。他留下的最后一首诗《与诸从事》仅存两句：“人间无限伤心事，不得尊前折一枝。”可看出他对生命无可把握的悲哀。高骈之前何等的精明强干！他在天下分崩、四方兵火的严酷环境下，一手抓社会乱象治理，一手抓固本强基建设，深得朝廷仰仗。晚年“权归群小而自己束身修道，战火延及身边而不思救亡之策，最终身首异处，全家蒙难”。这与他的走火入魔不无干系。
“眼暗文字废，身闲道心清。”苏州刺史韦应物师法陶渊明最得其风神，交卸郡事后寄居永定寺。吉州刺史阎宷任上辞官度为道士，唐德宗赐名遗荣，朝野纷纷写诗宠行。陈陶非常自负，奔波半生，一事无成，归隐西山，留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凭后人吟诵。施肩吾进士高中，却抱定归闲决心修道洪州。他的建德同乡徐凝，由于“争首荐”之事，无缘进士，也加入修道行列。“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初为道士，还俗后累官至中书舍人，与钱起、卢纶等酬答唱和。
陈尚君揆情度理，认为官员信道乃政风、世风使然：一是“觉得做官总难免涉及钱谷，处理俗务，而辞官入道则是高尚清脱的行为”；二是“当生命垂危时，更愿弃官归道，贺知章、阎宷都是在归道当年去世，就可证明”。但高骈之流与信仙好佛被宦官谋杀的唐宪宗，恐怕就另有隐情，他们入戏太深、走得太远了。
“铿锵哀忠义，感激怀知己”
唐代是一个崇孝、尚侠、重义的时代，许多诗人的友谊天长地久，被一代代人们所传诵。李白与杜甫、白居易与元稹、宋之问与陈子昂、令狐楚与刘禹锡如此，韩愈与柳宗元也是一样。
韩柳前后年登进士第，年龄相差四岁，同居京师时间也就四五年，其他时候各贬一方。陈尚君“检阅二集，柳集中没有与韩唱和之篇，韩集中也仅有《答柳柳州食虾蟆》一篇”。他既为他们没有留下唱和的不朽篇章而遗憾，更为他们君子和而不同，彼此尊重的友谊而欣慰。譬如论佛教：韩愈斥之为夷狄之法，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偏激主张，几招杀身之祸。柳宗元敬佛，其《送僧浩初序》《送元生序》公开与之唱对台戏。论史官：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则畅论史官之责任与担当，希望史家秉笔直书，保存历史真相。论天人关系：柳宗元作《天说》，首引韩愈“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然后驳其论，否认天有意志，“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等。
柳宗元临终交代后事，墓志铭请韩愈执笔，文稿托刘禹锡代为编次并作序。韩愈此时从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立即派人携《祭柳子厚文》前往凭吊。返京撰写《柳子厚墓志铭》，说及刘禹锡将贬，“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柳宗元“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之节义。临终前一年又应州民之请撰写《柳州罗池庙碑》，“急切如此之为友人造神”。
“铿锵哀忠义，感激怀知己。”陈子昂冤死，卢藏用恪守朋友之道编次文集，撰写祭文、别传，第一时间对亡友盖棺定论，奠定了后人评价陈子昂的基调。可正史写他“有终南捷径的投机，有奢侈纵欲的丑行，终因依附太平公主而被杀，似乎很不堪”。陈尚君为卢藏用鸣不平，觉着他值得后人立体多维地重新认识。
唐代诗人不仅对朋友讲感情，甚至对政敌也讲人道。李党骨干李绅路过扬州，牛党魁首、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热情招饮，特意安排最喜欢的小妾唱歌助兴，唱的居然是李绅的乐府。牛党干将张又新卸任北归，荆溪船倾漂没二子，悲戚之中作长笺向淮南节度使李绅谢罪，李绅不计前嫌，施以援助之手，据说还将二十年前眷恋的官妓送归于张。唐代“牛李党争”并没有泯灭人性，比后来北宋的新旧党争似乎“温和”一些，也“文明”一些。
陈尚君收入集中的三十篇文章“尽量不重复自己与他人的见解”，从可靠文献的反复比读和推敲中提出一家之言，纠正了数以百计的史料阙误，最大可能还原了唐代诗人真实的人生状态。这种“不允许任何的虚构，也不作刻意的掩饰和拔高”的治学精神，令后学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作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心主任，陈尚君教授四十多年来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存世的五万多首唐诗，他皆因校勘各种版本已读过五至十遍。口诵心念，心融神会，他感悟着诗人倾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所有涉及唐诗的互见、依托、舛讹、传说，以及文本之存逸、完残、是非，他也全都条分缕析、考订取舍，竭尽所能为研究者提供可资信任的文本。他在全面占有文献史料基础上，点校《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为存世一句以上诗歌的近四千唐代诗人撰写小传，完成了《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补录诗文达1.2万多首（篇）。
胸中藏丘壑，笔底走龙蛇。陈尚君教授在《文史知识》杂志开设的专栏“唐人佚诗解读”结集出版后，又奉上精神套餐《我认识的唐朝诗人》（中华书局2023年3月）。杜甫诗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如果他知道陈尚君穿越千年岁月，拂去历史尘埃，从时代背景、家族变迁、科举事功、爱好交游等方面入手，披沙沥金，涉笔成趣，写出了唐代五十多位诗人的鲜活人生——金榜题名与屡战屡败、得意忘形与向隅而泣、颠沛流离与安身立命、天赐之福与飞来横祸、积德行善与自取其辱……诗圣大概会感叹“诗人百代有知音”的。
“谁人不谴谪？君去独堪伤”
唐代官员被贬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开国五十年后，满朝文武幸免者少之又少，有的一贬再贬，客死他乡。神龙复辟，依附张易之兄弟的宋之问贬谪泷州（今广东罗定南）参军。他经过贬官必经之地端州（今广东肇庆），看到驿站墙壁留有“贬友”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的题诗，见字如面，慨然成咏：
逐臣北地承严谴，
谓到南中每相见。
岂意南中歧路多，
千里万里分乡县。
云摇雨散各分飞，
海阔江长音信稀。
处处山川同瘴疠，
自怜能得几人归？
诗人约定到岭南经常见面，但到了岭南才感到地域广阔，山川险峻，气候恶劣，生命孤危。宋之问为朋友能否生还殷忧。
宋之问既没参与朝廷机密，更没弄权害人，一年多后得以召回，归途写下《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可《旧唐书·文苑传》却栽脏他逃回洛阳、卖友求荣：“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参军。未几逃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之与附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这个“恶名”他一背就是一千多年。孙犁《读〈旧唐书〉记》采信了这一说法：“宋言行谄媚。且告发自赎，出卖朋友，市井所不忍为，出之于知名文士，其人格，不问可知矣。”
陈尚君以诗证史，摘去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之问是遇赦北归，有《初承恩旨言放归舟》述得归心情，沿途也都有诗纪行，包括前举之《渡汉江》，从容得很，哪有逃归之心虚胆怯。”这位唐代前期的一流诗人，没有像朋友骆宾王那样选择反抗，也没有像朋友陈子昂那样既有迎合又有坚守，他更多的是采取迎合顺从的态度，仍不免再贬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吏。他一直求生畏死，希望活着北还，但最终被唐玄宗下诏赐死。
“谁人不谴谪？君去独堪伤。”那位写“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的戎昱，曾作《送郑炼师贬辰州》《送辰州郑使君》寄予同情，不旋踵自己也贬谪到这个南蛮之地。那位写《悯农二首》的李绅饱尝党争之苦，受诬告远窜荒蛮之地，发出“端州江口连云处，始信哀猿伤客心”的浩叹。“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张说、乔侃、李涉、杨发、杨收……他们最好的作品大多产生于被贬时期。
“风雅的精神与道德之完美谁都知道，然而生存与发展更为现实与迫切。”诗人生活在那个时代很不容易，常常天人交战，逼上梁山。陈尚君从“作品中品味到血腥残酷与生死挣扎”，对他们在特定环境下的抗尘走俗、干谒慑服持宽容体谅的态度。
“眼暗文字废，身闲道心清”
唐朝统治者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天宝三年（744年），贺知章上疏请度为道士，唐玄宗诏令准许，亲自写诗两首为他送行。并下诏在京城东门设立帐幕，皇太子率百官为之饯行。这是唐朝风气，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朝廷命官的“三观”。
陈尚君从“乱世能臣”高骈的存世诗歌爬梳剔抉，发现他军旅之初就崇信道教了。其《步虚词》：“青溪道士人不识，上天下地鹤一只。洞门深锁碧窗寒，滴露研朱点周易。”陈尚君推测可能作于秦州刺史任上，内心如此恬淡，确实不可思议。他的《塞上曲二首》其二：“陇上征夫陇下魂，死生同恨汉将军。不知万里沙场苦，空举平安火入云。”如此理解征夫之苦，或许是高骈常打胜仗的重要原因，抑或与他的道教思想有关亦未可知。
高骈因战功、治绩、朝望所系，累迁安南都护、剑南西川节度使、淮南节度使，最后驻节扬州。他在道教圣地岭南罗浮山置办别业，国难当头对修道不胜向往，其《寄题罗浮别业》《访隐者不遇》不着一点尘埃，哪像随时准备驰骋沙场的将军？高骈听说与他有同样求道热情的王铎当上都统，赋诗调侃：“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他眼中的王铎除了炼丹求仙，什么都不会，怎能率兵平乱？
其实，高骈早已沉溺祈福崇道中不能自拔。他留下的最后一首诗《与诸从事》仅存两句：“人间无限伤心事，不得尊前折一枝。”可看出他对生命无可把握的悲哀。高骈之前何等的精明强干！他在天下分崩、四方兵火的严酷环境下，一手抓社会乱象治理，一手抓固本强基建设，深得朝廷仰仗。晚年“权归群小而自己束身修道，战火延及身边而不思救亡之策，最终身首异处，全家蒙难”。这与他的走火入魔不无干系。
“眼暗文字废，身闲道心清。”苏州刺史韦应物师法陶渊明最得其风神，交卸郡事后寄居永定寺。吉州刺史阎宷任上辞官度为道士，唐德宗赐名遗荣，朝野纷纷写诗宠行。陈陶非常自负，奔波半生，一事无成，归隐西山，留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凭后人吟诵。施肩吾进士高中，却抱定归闲决心修道洪州。他的建德同乡徐凝，由于“争首荐”之事，无缘进士，也加入修道行列。“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初为道士，还俗后累官至中书舍人，与钱起、卢纶等酬答唱和。
陈尚君揆情度理，认为官员信道乃政风、世风使然：一是“觉得做官总难免涉及钱谷，处理俗务，而辞官入道则是高尚清脱的行为”；二是“当生命垂危时，更愿弃官归道，贺知章、阎宷都是在归道当年去世，就可证明”。但高骈之流与信仙好佛被宦官谋杀的唐宪宗，恐怕就另有隐情，他们入戏太深、走得太远了。
“铿锵哀忠义，感激怀知己”
唐代是一个崇孝、尚侠、重义的时代，许多诗人的友谊天长地久，被一代代人们所传诵。李白与杜甫、白居易与元稹、宋之问与陈子昂、令狐楚与刘禹锡如此，韩愈与柳宗元也是一样。
韩柳前后年登进士第，年龄相差四岁，同居京师时间也就四五年，其他时候各贬一方。陈尚君“检阅二集，柳集中没有与韩唱和之篇，韩集中也仅有《答柳柳州食虾蟆》一篇”。他既为他们没有留下唱和的不朽篇章而遗憾，更为他们君子和而不同，彼此尊重的友谊而欣慰。譬如论佛教：韩愈斥之为夷狄之法，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偏激主张，几招杀身之祸。柳宗元敬佛，其《送僧浩初序》《送元生序》公开与之唱对台戏。论史官：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则畅论史官之责任与担当，希望史家秉笔直书，保存历史真相。论天人关系：柳宗元作《天说》，首引韩愈“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然后驳其论，否认天有意志，“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等。
柳宗元临终交代后事，墓志铭请韩愈执笔，文稿托刘禹锡代为编次并作序。韩愈此时从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立即派人携《祭柳子厚文》前往凭吊。返京撰写《柳子厚墓志铭》，说及刘禹锡将贬，“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柳宗元“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之节义。临终前一年又应州民之请撰写《柳州罗池庙碑》，“急切如此之为友人造神”。
“铿锵哀忠义，感激怀知己。”陈子昂冤死，卢藏用恪守朋友之道编次文集，撰写祭文、别传，第一时间对亡友盖棺定论，奠定了后人评价陈子昂的基调。可正史写他“有终南捷径的投机，有奢侈纵欲的丑行，终因依附太平公主而被杀，似乎很不堪”。陈尚君为卢藏用鸣不平，觉着他值得后人立体多维地重新认识。
唐代诗人不仅对朋友讲感情，甚至对政敌也讲人道。李党骨干李绅路过扬州，牛党魁首、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热情招饮，特意安排最喜欢的小妾唱歌助兴，唱的居然是李绅的乐府。牛党干将张又新卸任北归，荆溪船倾漂没二子，悲戚之中作长笺向淮南节度使李绅谢罪，李绅不计前嫌，施以援助之手，据说还将二十年前眷恋的官妓送归于张。唐代“牛李党争”并没有泯灭人性，比后来北宋的新旧党争似乎“温和”一些，也“文明”一些。
陈尚君收入集中的三十篇文章“尽量不重复自己与他人的见解”，从可靠文献的反复比读和推敲中提出一家之言，纠正了数以百计的史料阙误，最大可能还原了唐代诗人真实的人生状态。这种“不允许任何的虚构，也不作刻意的掩饰和拔高”的治学精神，令后学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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