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秀》是导演王超的第九部电影，也是王超第一次改编他人的作品。这部影片改编自作家张秀珍的半自传小说《梦》，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一位名叫孔秀的印染厂女工，生命中的三次感情经历，并抚养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的故事。在面临工作与家庭带来的困境的时候，孔秀找到了文学，并通过业余写作成为了一名作家。这部电影不仅在第70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佳编剧奖，而主演沈诗雨也凭借此片荣获欧亚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孔秀》的英译名为“A Woman”（一个女人），这样的翻译命名在某种程度上将作为个体的孔秀进行了一种“泛化”式的处理，使得孔秀这个角色不仅包含着个体经验，同时也携带着集体的记忆。通常来讲，有关回忆的影片很容易陷入一种过于“传奇化”的逻辑，而《孔秀》则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种极为节制、朴素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名在工厂工作的女性成长为一名作家的经历。作为一部关于女性觉醒的影片，孔秀的觉醒首先源于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份工作使得孔秀能够在经济上完成独立。正是因为孔秀在经济上能够独立，所以使得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婚姻。如果把孔秀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她精神觉醒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精神觉醒也是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在那个年代，男女平等主要体现在工作上，很多女性之所以活得没有尊严，是因为她们为了所谓的“家庭”，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成为男性的依附品。而孔秀则始终紧紧地抓住自己在厂里的工作，而正是这份工作使得孔秀在面对来自家庭的种种矛盾的时候，拥有了自己选择权，可以随时抽身而去，去寻找自己想要的幸福。
导演王超的父母都是工人出身，王超本人也在八十年代做过工人，所以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追忆自己青春年华的过程。在八十年代，王超在工厂工作之余，成了一名文学青年。所以，对于孔秀这样一个角色，王超的认同不仅来自观念，也来自个人切实的经历。正是这种个人经历的支撑，所以这部影片呈现出了一种近似于纪录片式的“实感”，尽管很多片段或许会让今天的观众感到略微有点尴尬。中国的八十年代，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启蒙的年代，带有很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对某种“乌托邦”的想象。所以，在影片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孔秀成为作家之后的阶段，孔秀精神世界的建构已经由之前的自我建构转化为与时代同构。当孔秀的职业由工厂女工转向工厂广播站播音员的时候，这也意味着孔秀的精神世界已经从个体的觉醒转向了为集体的“代言”。尤其是当孔秀在电台里朗诵舒婷的名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时候，舒婷的诗句以一种“代言人”的方式加入进了孔秀的精神建构之中，使得孔秀的声音由细微而变得高亢。这样一种声音的转变，也意味着身份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使得孔秀与工厂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孔秀在影片的结尾处，坐车返回乡下与第一任丈夫刘汉章再次相逢的时候，刘汉章对孔秀的态度已经由之前的俯视和平视变成了仰视。这种仰视既意味着孔秀的精神主体性的真正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孔秀与过去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与其说《孔秀》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不如说是一部启蒙主义的电影。王超曾在访谈中解释道，当他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并没有想过什么女性主义，而是想把一个女人的故事扎扎实实地拍好。因此，在《孔秀》这部影片中，并没有许多电影里常见的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而更多的是揭示出不同时代背景下，个体之间的不同困境，以及困境之间的矛盾。严格来讲，孔秀的这三段感情经历，都不是孔秀主动选择的结果。第一任丈夫是家人介绍的；第二任是因为孔秀作为离异妇女，看对方对自己孩子还不错而“将就”的；第三任则是对方主动追求她的。孔秀的前两任丈夫，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很容易被贴上“妈宝男”和“家暴男”的标签。然而，王超并没有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去处理这两任丈夫，而是通过揭示出他们自身困境的方式，来解释他们对于女性的态度。这两任丈夫虽然各有差异，但是对待女性的态度却相当一致，也就是在他们眼里，女性都是附属品。第一任丈夫受困于自己的家庭和土地，而第二任丈夫则受制于自己的身体和职业。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妈宝男”的第一任丈夫，他的女性观完全来源于他强势的母亲，而他母亲的强势很大程度上则来源于对“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这一强势话语的高度认同。所以，孔秀与她第一任丈夫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看成是两种不同的女性之间的矛盾。在对待孔秀的态度上，这两任丈夫虽然各自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上的暴力，但是这种暴力又是以一种挣扎的方式发生的。这种挣扎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恶”本身的缓解，也为影片中的人物带来了一种被救赎的可能性。当然，生活在暴力中的孔秀，也没有完全逃脱暴力对她的反噬，比如在孔秀知道她的女儿谈恋爱的时候，她本能地抽了女儿一耳光，由此可以看出暴力对她而言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孔秀的第三段感情中，孔秀拒绝了武北辰的求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意味着孔秀身上精神主体的真正觉醒，也就是说，孔秀已经可以不通过婚姻的方式来得到爱了，她的精神已经可以自足了。在这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孔秀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困境中找到了文学这一载体，才使得孔秀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丰富的同时也对原有的婚姻观念进行了反思。显然，这种反思也和八十年代所特有的启蒙主义精神有着直接的关联。
《孔秀》是导演王超的第九部电影，也是王超第一次改编他人的作品。这部影片改编自作家张秀珍的半自传小说《梦》，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一位名叫孔秀的印染厂女工，生命中的三次感情经历，并抚养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的故事。在面临工作与家庭带来的困境的时候，孔秀找到了文学，并通过业余写作成为了一名作家。这部电影不仅在第70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佳编剧奖，而主演沈诗雨也凭借此片荣获欧亚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孔秀》的英译名为“A Woman”（一个女人），这样的翻译命名在某种程度上将作为个体的孔秀进行了一种“泛化”式的处理，使得孔秀这个角色不仅包含着个体经验，同时也携带着集体的记忆。通常来讲，有关回忆的影片很容易陷入一种过于“传奇化”的逻辑，而《孔秀》则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种极为节制、朴素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名在工厂工作的女性成长为一名作家的经历。作为一部关于女性觉醒的影片，孔秀的觉醒首先源于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份工作使得孔秀能够在经济上完成独立。正是因为孔秀在经济上能够独立，所以使得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婚姻。如果把孔秀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她精神觉醒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精神觉醒也是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在那个年代，男女平等主要体现在工作上，很多女性之所以活得没有尊严，是因为她们为了所谓的“家庭”，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成为男性的依附品。而孔秀则始终紧紧地抓住自己在厂里的工作，而正是这份工作使得孔秀在面对来自家庭的种种矛盾的时候，拥有了自己选择权，可以随时抽身而去，去寻找自己想要的幸福。
导演王超的父母都是工人出身，王超本人也在八十年代做过工人，所以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追忆自己青春年华的过程。在八十年代，王超在工厂工作之余，成了一名文学青年。所以，对于孔秀这样一个角色，王超的认同不仅来自观念，也来自个人切实的经历。正是这种个人经历的支撑，所以这部影片呈现出了一种近似于纪录片式的“实感”，尽管很多片段或许会让今天的观众感到略微有点尴尬。中国的八十年代，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启蒙的年代，带有很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对某种“乌托邦”的想象。所以，在影片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孔秀成为作家之后的阶段，孔秀精神世界的建构已经由之前的自我建构转化为与时代同构。当孔秀的职业由工厂女工转向工厂广播站播音员的时候，这也意味着孔秀的精神世界已经从个体的觉醒转向了为集体的“代言”。尤其是当孔秀在电台里朗诵舒婷的名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时候，舒婷的诗句以一种“代言人”的方式加入进了孔秀的精神建构之中，使得孔秀的声音由细微而变得高亢。这样一种声音的转变，也意味着身份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使得孔秀与工厂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孔秀在影片的结尾处，坐车返回乡下与第一任丈夫刘汉章再次相逢的时候，刘汉章对孔秀的态度已经由之前的俯视和平视变成了仰视。这种仰视既意味着孔秀的精神主体性的真正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孔秀与过去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与其说《孔秀》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不如说是一部启蒙主义的电影。王超曾在访谈中解释道，当他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并没有想过什么女性主义，而是想把一个女人的故事扎扎实实地拍好。因此，在《孔秀》这部影片中，并没有许多电影里常见的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而更多的是揭示出不同时代背景下，个体之间的不同困境，以及困境之间的矛盾。严格来讲，孔秀的这三段感情经历，都不是孔秀主动选择的结果。第一任丈夫是家人介绍的；第二任是因为孔秀作为离异妇女，看对方对自己孩子还不错而“将就”的；第三任则是对方主动追求她的。孔秀的前两任丈夫，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很容易被贴上“妈宝男”和“家暴男”的标签。然而，王超并没有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去处理这两任丈夫，而是通过揭示出他们自身困境的方式，来解释他们对于女性的态度。这两任丈夫虽然各有差异，但是对待女性的态度却相当一致，也就是在他们眼里，女性都是附属品。第一任丈夫受困于自己的家庭和土地，而第二任丈夫则受制于自己的身体和职业。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妈宝男”的第一任丈夫，他的女性观完全来源于他强势的母亲，而他母亲的强势很大程度上则来源于对“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这一强势话语的高度认同。所以，孔秀与她第一任丈夫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看成是两种不同的女性之间的矛盾。在对待孔秀的态度上，这两任丈夫虽然各自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上的暴力，但是这种暴力又是以一种挣扎的方式发生的。这种挣扎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恶”本身的缓解，也为影片中的人物带来了一种被救赎的可能性。当然，生活在暴力中的孔秀，也没有完全逃脱暴力对她的反噬，比如在孔秀知道她的女儿谈恋爱的时候，她本能地抽了女儿一耳光，由此可以看出暴力对她而言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孔秀的第三段感情中，孔秀拒绝了武北辰的求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意味着孔秀身上精神主体的真正觉醒，也就是说，孔秀已经可以不通过婚姻的方式来得到爱了，她的精神已经可以自足了。在这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孔秀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困境中找到了文学这一载体，才使得孔秀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丰富的同时也对原有的婚姻观念进行了反思。显然，这种反思也和八十年代所特有的启蒙主义精神有着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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