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不可追，依稀见残柘。坐闻流泉哀，百折空亭下。”
这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写下的《晓游潭柘寺》，此时还能“见残柘”。
潭柘寺得名于龙潭和柘（音如这）树，《日下旧闻考》称：“潭柘寺，相传寺址本青龙潭，上有柘树。”但神穆德、释义庵于乾隆四年（1739年）出版的《清潭柘山岫云寺志》中，已“柘树千嶂、修竹箯（音如鞭，意为竹）娟者，今无矣”“柘木惟存枯株一枚”。
其实，据清人朱彝尊《日下旧闻》所抄：“潭柘寺，山环无柘，惟殿左有枯株久仆。”朱彝尊比曹寅大29岁，朱彝尊都没看到，曹寅是用哪只眼看到的？可能曹寅起得太早，没看清楚。
今寺中柘树是后人所植，非旧物。
“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北京）”流传甚广，到目前为止，未见晋唐实物，此说依据明代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谚曰：先有潭柘，后有幽州。夫潭先柘，柘先寺，寺奚遽幽州论先，潭柘则先焉矣。”至于说潭柘寺始于晋代，更晚至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吴陈琰的《岫云寺莲池记》碑文：“经罗喉岭有寺曰潭柘。在晋日嘉福，在唐曰龙泉。位群山之中，九峰环列，为西山最深处。”
目前的实物证据不早于金代，在潭柘寺塔林中，有4座金塔，8座元塔，是北京三大塔林中最大的，共计75座塔。潭柘寺本有4处塔林，仅存此处，分上下两部，下部早，上部晚。考虑到潭柘寺“元（末）毁于兵”，下塔林的历史遗迹便尤显珍贵。
第一个到潭柘寺进香的皇帝
“辽以释废”，金初“禁私度僧尼”，据《金史》：“上京（今属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庆元寺僧献佛骨，（吴乞买）却之。”
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年），“皇子济安生”，他24岁才有儿子，特别兴奋，“令燕、云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被扣金国15年的宋使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得度者，亡虑三十万。”
金熙宗是首位到潭柘寺进香的皇帝。
金显宗也到过潭柘寺，住持重玉法师写诗：“一林黄叶万山秋，銮仗参陪结胜游。怪石烂斑蹲玉虎，老松蟠屈卧苍虬。俯临绝壑安禅室，迅落危厓泻瀑流。可笑红尘奔走者，几人于此暂心休。”金明昌五年（1194年）刻成碑，是潭柘寺中现存最古碑。
潭柘寺塔林中，了奇禅师塔（又名奇公塔）最古。
据《潭柘山岫云寺志》：“师名了奇，姓潘，白霫（音如席，白霫是铁勒十五部之一）富庶县（今属辽宁省朝阳市）人。年十六，试经得度，以华严为业。”
金代试僧制度严，三年一试，“以诵经通得度”，只录80人，满20岁方可受戒。据学者王德朋在《金代度僧制度初探》中钩沉，宋代试僧考试包括《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五部经，《华严》中取四帙，其余各取一帙，从八帙内出题，每帙取两卷，每卷出四题，每题以读百字为限，即：题目列卷首几句，应试者接诵，依音释为通者乃合格。欲通过考试，行者需“念（意为背诵）经一百纸，或读经五百纸”，每纸425字，即背4.25万字。
金朝试僧方式抄自宋代，了奇禅师16岁能通关，实属不易。
潭柘寺盛于海陵王
了奇禅师通过考试，“大定三年（1163年）后，遍历诸方”“十年（1170年），示化竹林，荼毗（火葬，被佛教视为正葬），火光中青莲冉冉，舍利五色，建塔于潭柘广慧塔之东”。
金代重禅宗，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均汇集中都，华严宗、密宗等渐边缘化。了奇禅师精《华严经》，“穷玄洞奥，历参知识”“学徒云萃，展钵敷坐，数盈五千”。了奇禅师塔建于1170年，高仅4.75米。相比之下，5年后建成的广慧通理禅师塔高达22米。
据学者张云涛在《试论潭柘寺宗教与传承》中钩沉，广慧通理禅师是了奇的师傅，俗名侯开性，北京怀柔人，9岁出家，曾云游汴梁、洛阳等地讲学，名噪一时，得海陵王器重，任命他为竹林寺（即潭柘寺）住持。
海陵王初期崇佛，一是女真有敬佛传统，即《松漠纪闻》中称：“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焚拜；公卿诣寺，僧坐上座。”二是嫡母徒单氏（海陵王的生母是大氏）信佛，崇佛是为拉拢徒单家族。
广慧通理禅师曾一度离开潭柘寺，又被请回，潭柘禅学由此而兴，故他的灵塔奇高。潭柘寺塔林中还有政言禅师塔、相了禅师塔，他们都是广慧通理禅师的弟子，塔高均不足5米。
政言禅师因“成绩卓著”，塔铭由皇室完颜璹（音如熟）撰文，完颜璹擅诗，被称为“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人也”；相了禅师是义州人（今辽宁省义县），俗姓宋，受金国第七代皇帝卫绍王的女儿所请，任潭柘寺住持。
金代潭柘寺中高僧还有万松行秀大宗师、海云大宗师、归云禅师、悟归禅师等。
成吉思汗称他“小长老”
元灭金后，潭柘寺进一步发展。据《元史》：“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在元朝十等人中，僧高居第三。
学者张冰冰在《元代宫廷崇佛史事考》中指出，蒙元宗教政策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太祖十四年（1219年）至太宗朝（止于1241年），倾斜于道教；第二时期为定宗朝（1246年—1248年），倾斜于基督教；第三时期为宪宗朝（始于1250年）至世祖朝（止于1294年），倾斜于佛教。
频繁转型中，海云大宗师的经历最具代表性。
海云俗名宋印简，山西之岚谷宁远（今山西省岚县）人，“人品恢伟，童幼神悟”，12岁即参禅，拜燕京庆寿寺（后名双塔寺）第六代住持中和璋为师。据学者孟君在《海云禅师其人》中钩沉，海云先后两次被蒙古大军掳走，幸得军中识者推荐，木华黎予以优待，成吉思汗特下令“存济无令欺辱”，并问“小长老好”，“于是天下皆以‘小长老’称之”。成吉思汗赐予固安、新城、武清之地，以及房山栗园、煤坑和燕京房舍，封海云为国师。
学者任红敏在《忽必烈潜邸方外人士考》中钩沉，忽必烈称帝前，“思大有为于天下，延籓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佛教中人有海云大宗师、刘秉忠（海云的弟子，法名子聪）、耶律楚材（他的师傅是万松行秀大法师，今西四砖塔胡同中的砖塔，即其骨殖塔）等。
忽必烈重佛教，因当时佛教强调“休戚安危，皆在乎是否行仁政，也在于天，无论在天在人，都不离人心，即仁慈之心”“王者当以仁恕存心”，近于儒家。
元大都城墙为他拐弯
忽必烈问海云，在家出家异同，海云说：“佛性被一切处，非染、非静、非生、非灭，何有同异？殿下亲为皇弟，重任藩寄，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
此说得到忽必烈的认同，亦得到忽必烈的母亲克烈·唆鲁禾贴尼（拖雷的正妻，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均称帝，她被称为“四帝之母”）的认同。她本是景教徒，却下旨“优待僧道”。
蒙元重佛，甚至在塞外还建了“北少林”。据学者叶宪允钩沉，1248年，中原高僧雪庭福裕受蒙古第三位大汗贵由之诏，往首都哈拉和林住持兴国寺，此前，他已受诏住持嵩山少林寺。福裕在哈拉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分设“五少林”，兴国寺成北少林。
1243年，忽必烈的次子真金出生，特请海云摩顶立名。1257年，55岁的海云去世。
海云在京遗迹甚多，如海云碑、海云像等，本都在燕京庆寿寺内。建元大都时，为保留此寺，“远三十步环而筑之”，大都南垣向外弯出了一个弧形。
1955年4月，拓宽长安街时，双塔寺被拆除，在今电报大楼西侧。双塔寺的双塔即海云的舍利塔和灵塔，拆除时在地宫发现了他的石像，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该像可能是海云生前雕成，石胎彩绘，高90厘米，较逼真。
海云去世后，遗体化为舍利，“烟烬所泊，皆成舍利五色，或大如弹丸”，“诸大弟子分舍利葬秦赵间者为塔七”，其实至少是八个塔。在潭柘寺塔林元塔中，海云大法师的最高，达19米。在此建塔，或与海云曾任潭柘寺住持有关。
妙严公主就是察伦？
除海云塔之外，潭柘寺塔林元塔最高的是妙严大师塔，达17米，据传是忽必烈女儿妙严公主墓塔。传说妙严公主替父赎罪，在潭柘寺出家，因每天跪拜，将殿内方砖磨出两脚窝，被称为“公主拜砖”，至今供奉在潭柘寺观音殿内。
忽必烈有6个女儿，即赵国大长公主月烈、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坚迷失、昌国公主吾鲁真、昌国大长公主察伦、鲁国长公主完泽、鲁国大长公主囊家真，仅四公主察伦阙载，野史称她“清凉山落发，潭柘寺修行”。
妙严公主就是察伦？并无证据。且元廷修炼的多是藏传佛教，宦官参与者尤多，致内廷佛事只能“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汉传佛教不重神通，只被视为“安天下法”“世法”。
奇怪的是，潭柘寺塔林中，归云禅师的塔仅4米高。归云是金元之际高僧，与中和璋同拜在容庵老人门下，海云称其为师叔。清代有学者认为，元代有两个归云，不可混淆。但从归云禅师灵塔上塔铭看，应是一人。
塔铭称，归云禅师的俗名是李志宣，广宁（今辽宁省北镇）人。“资质不凡，少辞亲出家”“禅学不辍”。归云禅师曾任竹林寺（即潭柘寺）的住持，蒙古大军围金中都时，归云禅师吃野菜树皮，将粥省下来供奉容庵老人。归云禅师去世后，建四塔，其中一座在潭柘寺，海云大法师出面，请重臣陈时可撰文。
《析津志辑佚》中记：“（潭柘）寺有金世宗、章宗后御容，又有佛，见收常住寺内，有施宜生碑文，备载事实。”它们均毁于元末战火。只剩古塔，作为时光流逝的见证。
自己不信 让别人信
观潭柘寺塔林，引人深思：金元重佛，为何结果却不圆满？
金元在佛事上肯投入，忽必烈在珍珠诏书中称：“对依律而行的僧人，无论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和劳役，使彼等遵照释迦牟尼之教法，为联告天祝祷。”据《元史》，元至顺元年（1330年），“中书省言：‘内外佛寺三百六十七所，用金、银、钞、币不赀，今国用不充，宜从裁省。’命省人及宣政院臣裁减。上都岁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为百四所，令有司永为岁例。”
投入多，但金元统治者不真信，他们更关注神通，不喜形而上的讨论。只想让别人信，自己却不信，致世风日下。学者何跞在《论元代文人心态的利欲张扬》中钩沉，元代文人普遍信仰缺失、急功近利、心态浮躁。
一方面，沉浸在“轻暖肥甘、妖淫艳丽自娱之外而又欺世盗名，翻经阅史、吟诗写字以为高雅”，故“学政之坏久矣”“士失其道也久矣”。
另一方面，如何跞所说：“他们对待佛老思想，甚至儒家思想，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缺少了以往文人们的严肃性、界限性、专一性。”学者顾瑛自题诗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只关注生死，不及其他，在狂欢中自我消耗。
元代知识分子“忧贫不忧道”，文学家柳贯便批评说：“比数十年，学者大抵有自私知心而志日卑，道实益远。”
元朝花重金修了很多寺庙与佛像，如今在北京地区却很难找到。皮相繁华难持久，潭柘寺塔林也是警世钟。
“古迹不可追，依稀见残柘。坐闻流泉哀，百折空亭下。”
这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写下的《晓游潭柘寺》，此时还能“见残柘”。
潭柘寺得名于龙潭和柘（音如这）树，《日下旧闻考》称：“潭柘寺，相传寺址本青龙潭，上有柘树。”但神穆德、释义庵于乾隆四年（1739年）出版的《清潭柘山岫云寺志》中，已“柘树千嶂、修竹箯（音如鞭，意为竹）娟者，今无矣”“柘木惟存枯株一枚”。
其实，据清人朱彝尊《日下旧闻》所抄：“潭柘寺，山环无柘，惟殿左有枯株久仆。”朱彝尊比曹寅大29岁，朱彝尊都没看到，曹寅是用哪只眼看到的？可能曹寅起得太早，没看清楚。
今寺中柘树是后人所植，非旧物。
“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北京）”流传甚广，到目前为止，未见晋唐实物，此说依据明代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谚曰：先有潭柘，后有幽州。夫潭先柘，柘先寺，寺奚遽幽州论先，潭柘则先焉矣。”至于说潭柘寺始于晋代，更晚至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吴陈琰的《岫云寺莲池记》碑文：“经罗喉岭有寺曰潭柘。在晋日嘉福，在唐曰龙泉。位群山之中，九峰环列，为西山最深处。”
目前的实物证据不早于金代，在潭柘寺塔林中，有4座金塔，8座元塔，是北京三大塔林中最大的，共计75座塔。潭柘寺本有4处塔林，仅存此处，分上下两部，下部早，上部晚。考虑到潭柘寺“元（末）毁于兵”，下塔林的历史遗迹便尤显珍贵。
第一个到潭柘寺进香的皇帝
“辽以释废”，金初“禁私度僧尼”，据《金史》：“上京（今属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庆元寺僧献佛骨，（吴乞买）却之。”
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年），“皇子济安生”，他24岁才有儿子，特别兴奋，“令燕、云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被扣金国15年的宋使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得度者，亡虑三十万。”
金熙宗是首位到潭柘寺进香的皇帝。
金显宗也到过潭柘寺，住持重玉法师写诗：“一林黄叶万山秋，銮仗参陪结胜游。怪石烂斑蹲玉虎，老松蟠屈卧苍虬。俯临绝壑安禅室，迅落危厓泻瀑流。可笑红尘奔走者，几人于此暂心休。”金明昌五年（1194年）刻成碑，是潭柘寺中现存最古碑。
潭柘寺塔林中，了奇禅师塔（又名奇公塔）最古。
据《潭柘山岫云寺志》：“师名了奇，姓潘，白霫（音如席，白霫是铁勒十五部之一）富庶县（今属辽宁省朝阳市）人。年十六，试经得度，以华严为业。”
金代试僧制度严，三年一试，“以诵经通得度”，只录80人，满20岁方可受戒。据学者王德朋在《金代度僧制度初探》中钩沉，宋代试僧考试包括《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五部经，《华严》中取四帙，其余各取一帙，从八帙内出题，每帙取两卷，每卷出四题，每题以读百字为限，即：题目列卷首几句，应试者接诵，依音释为通者乃合格。欲通过考试，行者需“念（意为背诵）经一百纸，或读经五百纸”，每纸425字，即背4.25万字。
金朝试僧方式抄自宋代，了奇禅师16岁能通关，实属不易。
潭柘寺盛于海陵王
了奇禅师通过考试，“大定三年（1163年）后，遍历诸方”“十年（1170年），示化竹林，荼毗（火葬，被佛教视为正葬），火光中青莲冉冉，舍利五色，建塔于潭柘广慧塔之东”。
金代重禅宗，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均汇集中都，华严宗、密宗等渐边缘化。了奇禅师精《华严经》，“穷玄洞奥，历参知识”“学徒云萃，展钵敷坐，数盈五千”。了奇禅师塔建于1170年，高仅4.75米。相比之下，5年后建成的广慧通理禅师塔高达22米。
据学者张云涛在《试论潭柘寺宗教与传承》中钩沉，广慧通理禅师是了奇的师傅，俗名侯开性，北京怀柔人，9岁出家，曾云游汴梁、洛阳等地讲学，名噪一时，得海陵王器重，任命他为竹林寺（即潭柘寺）住持。
海陵王初期崇佛，一是女真有敬佛传统，即《松漠纪闻》中称：“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焚拜；公卿诣寺，僧坐上座。”二是嫡母徒单氏（海陵王的生母是大氏）信佛，崇佛是为拉拢徒单家族。
广慧通理禅师曾一度离开潭柘寺，又被请回，潭柘禅学由此而兴，故他的灵塔奇高。潭柘寺塔林中还有政言禅师塔、相了禅师塔，他们都是广慧通理禅师的弟子，塔高均不足5米。
政言禅师因“成绩卓著”，塔铭由皇室完颜璹（音如熟）撰文，完颜璹擅诗，被称为“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人也”；相了禅师是义州人（今辽宁省义县），俗姓宋，受金国第七代皇帝卫绍王的女儿所请，任潭柘寺住持。
金代潭柘寺中高僧还有万松行秀大宗师、海云大宗师、归云禅师、悟归禅师等。
成吉思汗称他“小长老”
元灭金后，潭柘寺进一步发展。据《元史》：“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在元朝十等人中，僧高居第三。
学者张冰冰在《元代宫廷崇佛史事考》中指出，蒙元宗教政策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太祖十四年（1219年）至太宗朝（止于1241年），倾斜于道教；第二时期为定宗朝（1246年—1248年），倾斜于基督教；第三时期为宪宗朝（始于1250年）至世祖朝（止于1294年），倾斜于佛教。
频繁转型中，海云大宗师的经历最具代表性。
海云俗名宋印简，山西之岚谷宁远（今山西省岚县）人，“人品恢伟，童幼神悟”，12岁即参禅，拜燕京庆寿寺（后名双塔寺）第六代住持中和璋为师。据学者孟君在《海云禅师其人》中钩沉，海云先后两次被蒙古大军掳走，幸得军中识者推荐，木华黎予以优待，成吉思汗特下令“存济无令欺辱”，并问“小长老好”，“于是天下皆以‘小长老’称之”。成吉思汗赐予固安、新城、武清之地，以及房山栗园、煤坑和燕京房舍，封海云为国师。
学者任红敏在《忽必烈潜邸方外人士考》中钩沉，忽必烈称帝前，“思大有为于天下，延籓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佛教中人有海云大宗师、刘秉忠（海云的弟子，法名子聪）、耶律楚材（他的师傅是万松行秀大法师，今西四砖塔胡同中的砖塔，即其骨殖塔）等。
忽必烈重佛教，因当时佛教强调“休戚安危，皆在乎是否行仁政，也在于天，无论在天在人，都不离人心，即仁慈之心”“王者当以仁恕存心”，近于儒家。
元大都城墙为他拐弯
忽必烈问海云，在家出家异同，海云说：“佛性被一切处，非染、非静、非生、非灭，何有同异？殿下亲为皇弟，重任藩寄，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
此说得到忽必烈的认同，亦得到忽必烈的母亲克烈·唆鲁禾贴尼（拖雷的正妻，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均称帝，她被称为“四帝之母”）的认同。她本是景教徒，却下旨“优待僧道”。
蒙元重佛，甚至在塞外还建了“北少林”。据学者叶宪允钩沉，1248年，中原高僧雪庭福裕受蒙古第三位大汗贵由之诏，往首都哈拉和林住持兴国寺，此前，他已受诏住持嵩山少林寺。福裕在哈拉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分设“五少林”，兴国寺成北少林。
1243年，忽必烈的次子真金出生，特请海云摩顶立名。1257年，55岁的海云去世。
海云在京遗迹甚多，如海云碑、海云像等，本都在燕京庆寿寺内。建元大都时，为保留此寺，“远三十步环而筑之”，大都南垣向外弯出了一个弧形。
1955年4月，拓宽长安街时，双塔寺被拆除，在今电报大楼西侧。双塔寺的双塔即海云的舍利塔和灵塔，拆除时在地宫发现了他的石像，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该像可能是海云生前雕成，石胎彩绘，高90厘米，较逼真。
海云去世后，遗体化为舍利，“烟烬所泊，皆成舍利五色，或大如弹丸”，“诸大弟子分舍利葬秦赵间者为塔七”，其实至少是八个塔。在潭柘寺塔林元塔中，海云大法师的最高，达19米。在此建塔，或与海云曾任潭柘寺住持有关。
妙严公主就是察伦？
除海云塔之外，潭柘寺塔林元塔最高的是妙严大师塔，达17米，据传是忽必烈女儿妙严公主墓塔。传说妙严公主替父赎罪，在潭柘寺出家，因每天跪拜，将殿内方砖磨出两脚窝，被称为“公主拜砖”，至今供奉在潭柘寺观音殿内。
忽必烈有6个女儿，即赵国大长公主月烈、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坚迷失、昌国公主吾鲁真、昌国大长公主察伦、鲁国长公主完泽、鲁国大长公主囊家真，仅四公主察伦阙载，野史称她“清凉山落发，潭柘寺修行”。
妙严公主就是察伦？并无证据。且元廷修炼的多是藏传佛教，宦官参与者尤多，致内廷佛事只能“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汉传佛教不重神通，只被视为“安天下法”“世法”。
奇怪的是，潭柘寺塔林中，归云禅师的塔仅4米高。归云是金元之际高僧，与中和璋同拜在容庵老人门下，海云称其为师叔。清代有学者认为，元代有两个归云，不可混淆。但从归云禅师灵塔上塔铭看，应是一人。
塔铭称，归云禅师的俗名是李志宣，广宁（今辽宁省北镇）人。“资质不凡，少辞亲出家”“禅学不辍”。归云禅师曾任竹林寺（即潭柘寺）的住持，蒙古大军围金中都时，归云禅师吃野菜树皮，将粥省下来供奉容庵老人。归云禅师去世后，建四塔，其中一座在潭柘寺，海云大法师出面，请重臣陈时可撰文。
《析津志辑佚》中记：“（潭柘）寺有金世宗、章宗后御容，又有佛，见收常住寺内，有施宜生碑文，备载事实。”它们均毁于元末战火。只剩古塔，作为时光流逝的见证。
自己不信 让别人信
观潭柘寺塔林，引人深思：金元重佛，为何结果却不圆满？
金元在佛事上肯投入，忽必烈在珍珠诏书中称：“对依律而行的僧人，无论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和劳役，使彼等遵照释迦牟尼之教法，为联告天祝祷。”据《元史》，元至顺元年（1330年），“中书省言：‘内外佛寺三百六十七所，用金、银、钞、币不赀，今国用不充，宜从裁省。’命省人及宣政院臣裁减。上都岁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为百四所，令有司永为岁例。”
投入多，但金元统治者不真信，他们更关注神通，不喜形而上的讨论。只想让别人信，自己却不信，致世风日下。学者何跞在《论元代文人心态的利欲张扬》中钩沉，元代文人普遍信仰缺失、急功近利、心态浮躁。
一方面，沉浸在“轻暖肥甘、妖淫艳丽自娱之外而又欺世盗名，翻经阅史、吟诗写字以为高雅”，故“学政之坏久矣”“士失其道也久矣”。
另一方面，如何跞所说：“他们对待佛老思想，甚至儒家思想，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缺少了以往文人们的严肃性、界限性、专一性。”学者顾瑛自题诗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只关注生死，不及其他，在狂欢中自我消耗。
元代知识分子“忧贫不忧道”，文学家柳贯便批评说：“比数十年，学者大抵有自私知心而志日卑，道实益远。”
元朝花重金修了很多寺庙与佛像，如今在北京地区却很难找到。皮相繁华难持久，潭柘寺塔林也是警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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