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催收团伙”的覆灭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
发于2025.5.17总第118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伪造虚假证明、冒充借款人、恶意投诉、引诱催收公司违规，为无还款意愿的借款人逃避债务，自己还能敲诈到一笔钱财。当下，随着“黑灰产”在全国蔓延，非法组织“反催收联盟”也因此兴起。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破了一起“反催收联盟”团伙案件，这是全国首起以敲诈勒索罪逮捕和判决的“反催收联盟”团伙案件。
警方后来发现，他们查扣的该团伙成员笔记本，记录了100多名借款人的姓名及借款信息，这些借款人遍布11个省份，金额超过1亿元(欠款本金、利息等)。济南经侦已将相关线索上报公安部，申请发起集群打击。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纪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反催收联盟”打着金融维权的名义，敲诈金融机构，拒不偿还贷款，严重影响金融安全。该案的成功侦破不仅为金融机构追赃挽损，也为公安机关打击这类犯罪提供了借鉴意义。
冒牌的“债务人”
两年多过去了，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孙晓蔷仍对55岁的张霞投诉该行印象深刻。“她不断给我行投诉施压，我们部门工作人员有受理客户投诉与消保服务工作职责，因此被折腾得焦头烂额。”
张霞的投诉与其曾通过“某团生活费”贷款有关。2021年，孙晓蔷所在分行与某公司合作一款名为“某团生活费”的消费信贷产品业务。在此次合作中，该分行负责出资，借助该公司的App平台，由平台拓客，向客户发放线上贷款，一般年利率在18%左右，产生收益后双方进行分配。
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张霞分5笔通过平台向分行借款5.6万余元，约定年利率分为10.8%和18%两种，后来张霞的借款出现了逾期。孙晓蔷称，张霞有八九千元的欠款未还。
然而，欠款不仅没有还，自2022年10月到2023年1月，张霞还通过该行总行、中国银行业协会、金融监管部门、信访部门等渠道不停投诉、上访，称“该分行与非法机构合作，泄露消费者隐私，委托非法机构黑恶势力进行暴力催收，对我进行辱骂、威胁、恐吓，联系我单位领导告知我欠款的事情”。
孙晓蔷觉得张霞这一说法十分莫名，并不属实，因为分行在该合作业务中不负责清收和贷后管理。“他们是从平台借的款，运营和贷后管理都由平台来做。我们也严格核查过平台的催收记录，并没有确切的违规之处。但面对投诉，我们还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张霞抓住了我们担心信访的心理，当时，监管部门也要求我们尽快沟通处理。最终在我们的督促下，平台赔了张霞3万元，张霞才撤诉。”
对张霞印象深刻的还有山东省某市属国有商业银行消费金融部的副总经理孙迎春。这家银行同样出资与某网贷平台合作，由网贷平台进行拓客和经营，向客户发放线上贷款，一般年利率为20.67%，收益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分配。
2022年8月2日，张霞通过网贷平台向该行借款7200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张霞一期未还，从2022年9月5日开始，网贷平台开始对其催收。
该行收到的投诉显示，张霞称自己被网贷平台暴力催收：“他们联系我单位，联系我村委及紧急联系人(家人)，对我进行各种威胁恐吓，以及人身攻击。”
孙迎春称，收到投诉后，该行找网贷平台要过他们的催收录音，发现平台确实联系过张霞的家人和单位，但未发现他们联系过张霞所在村的村委。催收公司也的确给张霞的单位打过电话，但仅是说找张霞，未提及张的欠款一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家平台的催收公司都发现，后期投诉电话中自称“张霞”的人与借款人张霞不像同一个人，疑似有人在假冒张霞。
孙迎春注意到一个细节：2022年9月，与网贷平台合作的催收公司第一次打通张霞电话时，对方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人，北方口音，10多天后，催收公司再次打通张霞号码，接电话的人换成了一个南方口音的年轻人。
后一个“张霞”提出，若想自己撤回投诉，需要银行提供20万元赔偿。被拒后，其要价逐渐降到8万元。“我们认定其行为是违法的，所以没有对他们进行赔偿。”孙迎春说。
2023年1月，该行起诉张霞并胜诉，法院对张霞强制执行11542元。另外，经过一系列查证，平台公司发现冒充张霞的人疑似为湖南林染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染法务”)的张晓玲。2023年8月，平台公司向济南警方举报，林染法务疑为一家黑产公司，涉嫌违法犯罪。
该案后来的主办人、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李宗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过侦查取证，2024年2月，济南经侦在长沙市岳麓区警方的协助下采取行动，在林染法务办公地抓获5人。这5人中，有2人涉案情节较轻，另外3人毛俊宇、张晓玲、曹杰被刑拘。这3人分工明确，老板毛俊宇坐镇指挥，男女客户分别由曹杰和张晓玲“扮演”。
毛俊宇在初二时便辍学，早年在广东五金厂、电子厂当过打工仔，后来回湖南老家开网约车。他曾做过暴力催收工作，还曾因暴力催收被人举报过，并赔偿了人家几万元。这个经历让他看到反催收的“商机”。2019年，他成立了反催收黑产公司――林染法务。
毛俊宇被抓时，他的办公桌上的纸条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纸条上写道：“如果被公安提审，该做些什么？”“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他后来说，写这张纸条是时刻提醒团伙成员，“如果落网，一定要对抗提审”。
不过，在济南经侦出示的证据面前，毛俊宇等人最终还是供述了犯罪事实。张晓玲供述，她曾因欠金融机构款项，找到毛俊宇，想让其帮忙反催收。后来，她自己也选择加入林染法务。
她虽然冒充张霞，但并未与其线下见过面。张霞之子因赌博等欠下债务，张霞为此通过多个平台贷款。她让张霞将个人贷款时预留号码的手机卡寄给她，并详细了解张霞贷款金额、家庭状况等信息，便于自己冒充。她还给张霞出主意，让其利用在医院工作的便利条件，找医生给自己开一个抑郁症的虚假诊断证明，目的是“夸大催收对张霞的影响，让监管部门向金融机构施压”。后来，她替张霞写投诉信，让张霞将虚假诊断证明连同投诉信寄给金融监管机构。
据毛俊宇供述，张霞在不同平台贷款产生逾期，林染法务都通过类似手段获得过赔偿。
不过，这个过程中，因张晓玲是湖南人，比张霞年轻20岁，二人年龄相差悬殊，口音也有显著差别，所以被催收公司识破。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涉案物品中，警方查获的该团伙用于作案的手机多达39部。每一部背面都贴有两名借款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地址、生肖等基本信息。
据供述，此举是因为每部手机可以放置两张客户寄来的手机卡，分别对应两名借款人。将借款人基本信息贴在背面，是确保该团伙成员冒充借款人时不会出现差错。
上图：济南经侦办案人员查看“反催收联盟”团伙的涉案物品。 下图：该犯罪团伙成员用于作案的手机。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赔偿和平账
林染法务在跟借款人接触时，宣传可以“代操作”或“指导操作”，以帮助借款人逃避债务并获得额外赔偿。
“代操作”，即前述张霞案的操作手段，需要借款人将申请贷款时预留的手机号、电话卡、银行卡交给林染法务，团伙成员冒充借款人与催收人员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指导操作”是借款人与反催收团伙通过群聊实时联系，由反催收团伙教借款人相关话术。
胡文星案就属于典型的“指导操作”。2022年6月25日，胡文星通过平台公司申请借款(孙晓蔷所在的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出资14000元、平台公司出资7000元)，约定年利率是18%。逾期后，平台公司对胡文星催收。
孙晓蔷回忆，从2022年10月到2022年12月，胡文星通过该行总行、金融监管部门、12345等多种途径，投诉该行济南分行“暴力催收”，“每天至少十几次电话催收，短信也特别多，让我实在无法安心上班⋯⋯每天饱受催款折磨”，“拿我欠款信息对我家人和前夫家人骚扰、恐吓”。
“金融监管部门明确，在借款人没有失联的前提下，禁止向第三人催收。据我所知，催收员给其打电话时，她是故意引导催收员给她前夫家人打电话，引诱催收员违规的。”平台公司一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后来胡文星要求，“该分行停止泄露本人及家人的个人信息，平台公司或资方银行道歉、赔偿”。
据孙晓蔷所知，当时平台公司赔了胡文星14万余元才解决问题。警方证实，上述14万元包含胡文星向平台公司借款的本金、利息，以及13万元的“精神赔偿”，银行也对胡文星借款的本金、利息做了平账。
“经过操作，不但胡文星向平台公司的借款和利息不用偿还，她和林染法务还得到了13万元的额外赔偿。”李宗成称。
警方后来才得知，张晓玲“亲自指导”胡文星怎么投诉，举报信寄到哪里。林染法务还专门为胡文星建立了一个群，群名为“胡文星服务群”，里面有张晓玲、胡文星、毛俊宇等人。张晓玲供述，经过该团伙的操作，当客户获得金融机构赔付后，该团伙会从中分得赔付金额的30%左右。
除了网贷平台的信用贷逾期，林染法务也承接“客户”的信用卡逾期业务，他们的反催收套路一致，银行迫于压力解决问题的做法也一致。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信用卡中心的负责人孙涛给《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客户展宁的案例。展宁的该行信用卡可用额度是2.5万元，2022年4月开始出现逾期，且展宁时常处于失联状态。该行委托第三方进行催收，2023年4月，该行收到了总行信用卡中心的转办单。
转办单称该行违规催收客户展宁，“主要就是说我行催收不当，威胁恐吓展宁家人，威胁恐吓客户还款等。接到这个投诉后，我们要求催收公司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明白，估计是碰上‘反催收联盟’了”。
孙涛说，迫于压力，最终该催收公司给了展宁2万元“赔偿款”，另外，当时展宁的信用卡欠款25901.05元，银行也做了平账处理。“也就是说，展宁一共从我行和催收公司讹诈了接近4.6万元。”
展宁也是林染法务的客户，由该团伙的曹杰代替其“维权”。济南警方后来调查发现，展宁的银行卡到账上述2万元“赔偿款”后，很快在湖南长沙被取现。曹杰是取现人，没有分配给他人。
展宁的其他银行信用卡出现逾期，也用了类似的手段逃脱债款。据了解，展宁在另一个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的信用卡额度为3.5万元，从2021年10月11日就开始逾期。该行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催收，但最终，这家律所给展宁赔付了43738.9元。
催收机构并不愿意赔付。该行信用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展宁抓住了我们惧怕监管的软肋，律所是我们的乙方，他们为了从我们这儿拿到合同，被迫拿钱解决。”
不过，客观说，催收机构也确实存在不规范之处。李宗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林染法务还会通过引诱的方式，故意激怒催收人员，然后对通话录音剪辑，以此来抓住催收公司的把柄。
“惹恼他们后，(他们才能情绪激动，甚至对我们回骂)，这样他们就会违规，我们才能固定证据投诉。”毛俊宇也曾这样供述。
还需多方合力打击
毛俊宇等人落网后，警方搜查发现该团伙的电脑里保存了大量与金融机构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团伙成员供述，他们随时学习该行业知识，便于“开展工作”。“毛俊宇等人几乎每天都组织公司人员开晨会和夕会，结合他们的一些‘成功案例’谈‘实战技巧’。”李宗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也从该团伙成员在某短视频社交软件上发布的视频上看到毛俊宇“授课”的场景：他身穿一黑色外套，手持几张写有讲课重点内容的A4纸，身后是白色展板，展板上写有“保险的组成”等专业知识，台下的多名员工边听课边做记录。
视频还显示，该团伙的办公室内，张贴着“砥砺奋进”“天道酬勤”等书法作品，以及多幅“客户”送来的锦旗，讽刺的是，锦旗写有“伸张正义，一心为民，精通业务，维护权益”等字样。
2024年3月，毛俊宇、张晓玲、曹杰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按照敲诈勒索罪起诉至法院。2025年2月25日，该案一审开庭，被告人认罪认罚，并主动退还敲诈勒索所得的35.52万元。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王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案是全国首起以敲诈勒索罪逮捕和判决的“反催收联盟”团伙案件，该案的侦破和判决对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打击“金融领域非法中介”犯罪行为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伴随着林染法务团伙的落网，相关机构也加大了自查和识别力度。平台公司一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对胡文星等人赔付后，平台公司加强了自身管理。比如成立专业的质检团队，利用大数据核查催收录音，查看催收员有没有违规(比如辱骂、泄露隐私等)，查出相关问题后，加大对催收员的培训力度；做好风险人群识别工作，识别电话是否来自借款人本人；发现疑点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另外，多位受访者表示，打击此类“黑灰产”案件时还需要多方发力。
济南市一家国有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间应建立联防联治机制，将相关反催收人员信息纳入黑名单，共享黑名单，形成对抗“反催收联盟”的有力屏障。
有金融机构负责人提出，金融监管部门接到投诉电话后，会根据投诉热线数量多少，对被诉的金融机构排名，加大了他们的压力。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各地金融监管机构已对这一状况进行调整优化。“针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复投诉，不论打来多少电话，都算是一条投诉内容，不会重复计算。”
作为案件侦破方，济南经侦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打击此类犯罪，还需多方合力：政府部门应完善制度，对从事代理维权、法律咨询公司注册进行严审，对该类公司进行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应注重搜集证据，遇到相关线索积极报案，加大对本机构以及委托的第三方公司催收人员的培训，让他们合法合规开展业务；金融监管部门则应严格审核投诉件，发现线索及时移交警方，最大限度消除金融领域“黑灰产”滋生土壤。
(文中孙晓蔷、张霞、孙迎春、张晓玲、毛俊宇、曹杰、胡文星、孙涛、展宁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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