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韩利明 朱艺艺 上海、杭州报道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院长、中国肥胖联盟常务理事傅君芬教授）
“我们曾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学校吃辣条有流行跟风的现象，比如有同学带了一包辣条到学校分享，其他同学为了有共同的话题，也会买辣条吃辣条，就形成了一种辣条社交，”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院长、中国肥胖联盟常务理事傅君芬教授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食物流行文化是影响儿童青少年摄食行为的因素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儿童青少年膳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硬币的另一面是，超重肥胖率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成为威胁我国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傅君芬教授介绍，在“十三五”期间，其所在医院的全国多中心研究对23万余名从幼儿园到高中，覆盖430所学校的3-18岁儿童青少年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超重肥胖率约23.2%，其中超重率为15.5%，肥胖率为7.7%。对比“十一五”期间全国流调数据，儿童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之间均存在差异。
事实上，超重肥胖引起的健康问题比我们想象中更多。
傅君芬教授指出，“十余年间，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日益凸显。而儿童肥胖有70%至80%可延续至成年，使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发病风险增加2至5倍。及早采取科学干预措施，对提升儿童青少年身体、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超重肥胖率加深，东部地区快速增长
据国家卫健委官网披露的《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根据体质指数（BMI）分级，6-18岁男生中，16.4kg/㎡-24 kg/㎡属于超重，17.7 kg/㎡-28 kg/㎡属于肥胖；同年龄段的女生，16.2kg/㎡-24 kg/㎡属于超重，17.5 kg/㎡-28kg/㎡属于肥胖。
“根据我们的流调结果，对比2009年-2019年的十年前后，总体肥胖率分别为11.9%和12.4%，但总体超重率由17.1%升至19.1%。从区域来看，北部地区8-13岁儿童肥胖率最高，在18.8%-23.6%，西部地区3-6岁的男童肥胖率在18.1%-28.6%”，傅君芬教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个突出的变化是，过去十年间，浙江、上海等东部地区肥胖率从5%上升至8.1%，超重率从13.7%上升至17.5%，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目前为肥胖流行的中风险区。”
以浙江杭州为例，傅君芬教授分析指出，“近年来杭州的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生活节奏和生活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伴随的便是外卖及外出就餐等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无疑促进了儿童肥胖超重发生率的上涨。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汇聚在一起，对杭州原本的清淡饮食习惯带来了一定改变，重油、中盐等高热卡饮食逐渐流行。此外，孩子更容易摄入蛋糕、面包等高脂高糖高密度的食物”，均可能是导致东部地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增势迅猛的原因。
除了区域差异，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在性别和年龄上也各有不同，傅君芬教授进一步介绍，“近年来男孩肥胖率远超女孩，且呈逐步上升趋势。从年龄上看，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即8-9岁左右），超重肥胖率开始出现明显上升趋势。”
事实上，“遗传、环境、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心理因素等等都是导致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重要因素。”傅君芬教授解释，“肥胖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遗传因素也在肥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肥胖率的快速增长，行为和环境因素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傅君芬教授举例提到，如胎儿宫内的营养状态，特别是过小的早产儿、巨大儿，远期肥胖并发症发生率都会提高。此外，家庭及学校长期且频繁的加餐行为，容易导致儿童青少年的胰岛功能紊乱，其摄食行为，也容易受食物成瘾性、食物流行文化等因素影响。
如何突围和预防？
作为一种疾病，肥胖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傅君芬教授介绍，“从我们收集到的超4000例住院肥胖患儿的数据来看，不少出现了并发症，其中有超56%的患儿有非酒精性脂肪肝，47%的患儿有高尿酸血症，而高血压、高甘油三酯、脂蛋白异常、代谢综合征等均超25%。”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2019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88.5%，防控工作仍面临巨大的挑战，居民超重肥胖问题不断凸显即是挑战之一，其中，6-17岁、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19%和10.4%。
由此看来，通过防控儿童肥胖降低慢性病带来的危害迫在眉睫。同时，儿童时期是培养其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行为方式一旦形成，往往会持续一生。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不仅能保证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也将对其一生的健康和幸福产生重要影响。
“但对比我国数量庞大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群体，实际上临床就诊的患儿仅是冰山一角”，傅君芬教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于超重肥胖患儿，临床常见包括生活干预、药物治疗和减重手术三种方法。”
“减重适应症涵盖儿童青少年的药物十分有限，在生活干预和药物治疗后仍无效的情况下才会寻求减重手术，所以药物治疗和减重手术都属于后期手段。”傅君芬教授进一步指出，“从门诊数据看，约5%的患儿属于病理性肥胖，其余95%都属于单纯性肥胖，大部分患儿是能够通过饮食和运动等生活方式干预措施逆转的。”
“例如我们倡导‘三餐一床保卫胰岛’计划，即在早、中、晚餐之外，除了饮水，不再进食饮料、牛奶、饼干、水果等零食，在此基础上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胰岛好好睡觉。”傅君芬教授强调，“胰岛作为控制血糖稳定的重要器官，如何保卫胰岛？最重要的就是在晚餐后到第二天早餐前的这段时间禁食。”
生活方式干预看似简单易达，但也需要形成“家、校、医”的闭环管理体系。
“从医院端看，我们也协同内分泌科、营养科、心理科、心血管科、消化科、中医科、少儿妇科及普外科等进行多学科诊疗（MDT），一次性解决患儿问题。但我们也发现很多家长在孩子的饮食行为上指导不足，甚至是存在抵触医生建议的行为，最终导致患儿治疗成果不佳，进而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等。” 傅君芬教授表示，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联动家庭和学校，全方位全流程防控儿童青少年肥胖，尤为重要。
为积极防控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等在2020年10月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简称“《方案》”）的通知。
《方案》强调，全国目标以2002年-2017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为基线，2020年-2030年0-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基线基础上下降70%，为实现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零增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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