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到《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视角从父亲个体、家庭内部，转移到临终医院场景里的老年病人和护工群体。书中，生的活力与死的阴霾穿插，爱的治愈力与疾病的破坏力交织，一点点揭开有关生命的醇厚底色。
“两本书出了之后，我没送给任何亲戚，更不敢给我妈看。家里人好像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前不久，作家薛舒“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出版，记录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病并住进临终病房的日子。这套非虚构新作不仅写出了一个家庭面对病痛变故的体验与思考，更将目光投向广阔社会图景，呈现当下老龄化社会的真实侧影。
“我不能逃避，尽管我们害怕。这可能是送给即将老去的人们和未来一定会老的我们自己，以及现在还年轻着的你的礼物。我尽量没有让自己停留在某种个人情感的陷阱，情感是我写作这两本书的原动力，但不是唯一或最终的目的。我更愿意传达的是某种生命气象。”薛舒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坦言，多次新书分享会现场，不少年轻面孔聊起看完书后“更珍惜当下了”：“尚未老去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了老，这时你对自己的青春，以及正在拥有的生命的过程，会产生更踏实的热爱，也慢慢练习如何告别。”
打捞正在消失的记忆碎片
2012年春天，70岁父亲忘性越来越大，忘了回家的路，把妻子儿女当成陌路，直至失智、失能，最后住进医院。“除了陪伴和照顾，我还能做什么？”薛舒形容，这趟写作就像“自曝家丑”。“把家里的事情拿出来示众，会有一种羞耻感，但我相信爸爸是一个开明的人，他不会怪我，也不会认为我是在丢他的脸，这是给我的最大底气。”
书中记录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的生活，从出现早期症状到发病，再到智能的全面衰退。“那样一个父亲，突然变成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是很难接受的。当时我觉得小说都写不了，因为他一发病，我妈妈就把我叫过去，然后半夜三更也要开车去父母家……”薛舒发现父亲各种不对劲，原本开朗乐观、热爱唱歌、幽默风趣的人经常莫名其妙发脾气，忘东忘西，还爱挑刺；从家里的发言人、责任人、一家之主，渐渐变成缺乏逻辑“自私”的人。
漫长而艰难的照护，让家庭深陷崩塌，“我无法敞开怀抱接纳我那被‘困在时间’里、正在变成孩子的父亲”。写作成为她的光。“我开始记录他每天的情况，搜罗打捞那些正在消失的记忆碎片。父亲睡着时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刻，我就一边写一边眼泪狂流，觉得日子没法过了。而写作给了我一点点出口和宣泄的机会。”
两本书的黑白封面裹着亮黄色函套，仿若是要冲破一种“禁忌”。“小说的虚构已无法承担我的焦躁，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要打破对病痛衰老的恐惧很难，但对我个人而言真的是一种治愈与救赎。”薛舒告诉记者，非虚构写作可能更加考验作者的价值观与生活理念，“你不可以躲避在角色背后，你只能用自己的亲历经验来告诉别人。作者的视角和眼光决定了你呈现给别人的精神世界。”
在终点站与死亡朝夕相处
从《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到《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视角从父亲个体、家庭内部，转移到临终医院场景里的老年病人和护工群体。在生命的终点站、一个人最后的光阴里，如何与死亡这件事朝夕相处？书中，生的活力与死的阴霾穿插，爱的治愈力与疾病的破坏力交织，一点点揭开有关生命的醇厚底色。
在“临终医院”里，并不是每天都在呼天抢地、肝肠寸断的离别中，虽然死神随时围绕着那些老人，但活着的每一天，哪怕是最后一天，也要吃喝拉撒，要清洁身躯，要打点滴吸氧气，或和亲人面面相觑，笑一笑，或相对无言……
“不会也不可能一口气看完，因为它特别消耗感情和体力”“看两页要缓缓，刷会微短剧调整下心情”……评论家李敬泽与张莉不约而同谈到：“有些东西，有些事情，我们不愿意面对，但它终究会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最好在有些事情没来之前就有所准备。”李敬泽形容，现代文明中“有时没有衰老的位置，没有死亡的位置，这些都变成了隐私。我们自己不爱它，也不愿意窥探别人的事儿”。但最终，需要学习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将那些暗黑的经验化作基本的情感生命学习。
在张莉看来，写作者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把衰老的狼狈写出来。“真正的衰老是非常不堪的，很大程度上，我们重新面对伤口，它让我们意识到，如何和疾病共生。”
令薛舒欣慰的是，有读者从书里读到“旺盛的生命力”，看到“一种宽阔和释放”。“这和我的处理方式有关，我倾向用一种更加明朗的方式来表达，这是我的性格底色。好像都是写日常生活，但你站在哪个位置写很重要。”她说，本来以一颗悲苦的心待在临终病院，却看到那里很多护工阿姨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地在生活，“你会感觉到一种积极向上的东西，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看出来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样的”。
从《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到《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视角从父亲个体、家庭内部，转移到临终医院场景里的老年病人和护工群体。书中，生的活力与死的阴霾穿插，爱的治愈力与疾病的破坏力交织，一点点揭开有关生命的醇厚底色。
“两本书出了之后，我没送给任何亲戚，更不敢给我妈看。家里人好像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前不久，作家薛舒“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出版，记录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病并住进临终病房的日子。这套非虚构新作不仅写出了一个家庭面对病痛变故的体验与思考，更将目光投向广阔社会图景，呈现当下老龄化社会的真实侧影。
“我不能逃避，尽管我们害怕。这可能是送给即将老去的人们和未来一定会老的我们自己，以及现在还年轻着的你的礼物。我尽量没有让自己停留在某种个人情感的陷阱，情感是我写作这两本书的原动力，但不是唯一或最终的目的。我更愿意传达的是某种生命气象。”薛舒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坦言，多次新书分享会现场，不少年轻面孔聊起看完书后“更珍惜当下了”：“尚未老去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了老，这时你对自己的青春，以及正在拥有的生命的过程，会产生更踏实的热爱，也慢慢练习如何告别。”
打捞正在消失的记忆碎片
2012年春天，70岁父亲忘性越来越大，忘了回家的路，把妻子儿女当成陌路，直至失智、失能，最后住进医院。“除了陪伴和照顾，我还能做什么？”薛舒形容，这趟写作就像“自曝家丑”。“把家里的事情拿出来示众，会有一种羞耻感，但我相信爸爸是一个开明的人，他不会怪我，也不会认为我是在丢他的脸，这是给我的最大底气。”
书中记录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的生活，从出现早期症状到发病，再到智能的全面衰退。“那样一个父亲，突然变成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是很难接受的。当时我觉得小说都写不了，因为他一发病，我妈妈就把我叫过去，然后半夜三更也要开车去父母家……”薛舒发现父亲各种不对劲，原本开朗乐观、热爱唱歌、幽默风趣的人经常莫名其妙发脾气，忘东忘西，还爱挑刺；从家里的发言人、责任人、一家之主，渐渐变成缺乏逻辑“自私”的人。
漫长而艰难的照护，让家庭深陷崩塌，“我无法敞开怀抱接纳我那被‘困在时间’里、正在变成孩子的父亲”。写作成为她的光。“我开始记录他每天的情况，搜罗打捞那些正在消失的记忆碎片。父亲睡着时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刻，我就一边写一边眼泪狂流，觉得日子没法过了。而写作给了我一点点出口和宣泄的机会。”
两本书的黑白封面裹着亮黄色函套，仿若是要冲破一种“禁忌”。“小说的虚构已无法承担我的焦躁，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要打破对病痛衰老的恐惧很难，但对我个人而言真的是一种治愈与救赎。”薛舒告诉记者，非虚构写作可能更加考验作者的价值观与生活理念，“你不可以躲避在角色背后，你只能用自己的亲历经验来告诉别人。作者的视角和眼光决定了你呈现给别人的精神世界。”
在终点站与死亡朝夕相处
从《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到《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视角从父亲个体、家庭内部，转移到临终医院场景里的老年病人和护工群体。在生命的终点站、一个人最后的光阴里，如何与死亡这件事朝夕相处？书中，生的活力与死的阴霾穿插，爱的治愈力与疾病的破坏力交织，一点点揭开有关生命的醇厚底色。
在“临终医院”里，并不是每天都在呼天抢地、肝肠寸断的离别中，虽然死神随时围绕着那些老人，但活着的每一天，哪怕是最后一天，也要吃喝拉撒，要清洁身躯，要打点滴吸氧气，或和亲人面面相觑，笑一笑，或相对无言……
“不会也不可能一口气看完，因为它特别消耗感情和体力”“看两页要缓缓，刷会微短剧调整下心情”……评论家李敬泽与张莉不约而同谈到：“有些东西，有些事情，我们不愿意面对，但它终究会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最好在有些事情没来之前就有所准备。”李敬泽形容，现代文明中“有时没有衰老的位置，没有死亡的位置，这些都变成了隐私。我们自己不爱它，也不愿意窥探别人的事儿”。但最终，需要学习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将那些暗黑的经验化作基本的情感生命学习。
在张莉看来，写作者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把衰老的狼狈写出来。“真正的衰老是非常不堪的，很大程度上，我们重新面对伤口，它让我们意识到，如何和疾病共生。”
令薛舒欣慰的是，有读者从书里读到“旺盛的生命力”，看到“一种宽阔和释放”。“这和我的处理方式有关，我倾向用一种更加明朗的方式来表达，这是我的性格底色。好像都是写日常生活，但你站在哪个位置写很重要。”她说，本来以一颗悲苦的心待在临终病院，却看到那里很多护工阿姨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地在生活，“你会感觉到一种积极向上的东西，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看出来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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