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明月照乾坤，茫茫大海并不深。日行千里身不动，两脚悬空赛神仙。”
这是老北京玉雕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刻画了传统玉匠们的工作状态——终日坐在“水凳”上操作，靠脚蹬提供动力（略似健身用的动感单车），带动砣具磨玉。一天下来，双腿运动多，却“身不动”“两脚悬空”，对裤裆的磨损较大，有“好女不嫁磨玉郎，日日夜夜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补了袜子补裤裆”之说。
治玉的主要工具是砣具（即“一轮明月”），种类甚多：铡砣开料，錾砣粗雕，钩砣刻线，轧砣、钉砣细雕，冲砣磨平，碗砣磨碗，膛砣磨内膛，弯砣掏膛，磨砣制珠，胶砣、木砣、皮砣和毡砣抛光……
老北京玉雕作为老北京美术“四大名旦”（另三为漆雕、牙雕和景泰蓝）之一，曾涌现出姚宗仁、邹景德、潘秉衡、刘德瀛、王树森、何荣等大师，文化积淀深厚，惜今人知之甚少。
近日，电视剧《宣武门》开播，讲述了老北京玉雕艺人李天顺保护国宝玉器的故事。查清后期造办处记录，玉器作未见李家；李天顺磨玉，竟直接在桌上操作；剧中对玉器行规矩的呈现较少；慈禧太后是在中止“百日维新”后，才知康有为、谭嗣同的“围园劫后”之谋，剧中搞错了时间顺序……
电视剧是艺术创作，不必纠缠细节。《宣武门》故事发生的背景，值得钩沉。
元朝玉匠聚居广安门
中国玉史悠久，河姆渡文化（距今5500—7000年）的玉璜、龙山文化（距今5500年）的玉龙、良渚文化（距今4300—5300年）的玉琮等即为明证。甲骨文中有“玉”字，周代设专门机构“掌玉瑞、玉器之藏”。
自元朝起，北京成全国政治中心和手工艺制造中心。中统二年（1261年），元朝在北京设金玉局，至元三年（1266年）改称总管府，其中“玛瑙玉局”负责治玉，另有“玉提举司”“玛瑙提举司”“瓘（音如冠，一种玉器）玉局”，亦掌治玉。
元重手工业，忽必烈在北方“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户”，灭南宋后，又“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编入匠籍（世代服务官府，不得脱籍），入宫作劳动，玉匠亦在其中。《元史》称：“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凡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往昔矣。”北京治玉水平陡升。
传说治玉祖师爷是丘处机，据说他“掐金如面、琢玉如泥”，西行见成吉思汗时，学会西域的相玉、琢玉技巧。《白云观玉器业公会善缘碑》（立于1932年）称：“（丘处机）慨念幽州地瘠民困，乃以点石成玉之法，教市人习治玉之术。”在老北京，会念《水凳歌诀》的道士，就会得到玉匠招待。据说丘处机先传治玉，后收道门弟子，故道士称玉匠为师兄。
元代玉匠住在哪？据元熊梦祥《析津志》载：“南城彰仪门外，去二里许，望南有人家百余户，俱碾玉，是名磨玉局。”彰仪门即今广安门，距宣武门不远（约2.2公里），当时最顶级的玉匠“俱西域国手”。
明朝“苏琢”更胜一筹
明朝时，宫廷玉作归御用监管理，御用监职责是“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诸玩器，皆造办之”。
明朝重和田玉，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凡玉入中国，贵重用者尽出于阗、葱岭。”学者王君秀考证，因无法有效管控和田玉产地，“宫廷治玉的玉料获得主要是靠朝贡和贸易两种管道”。《明史》载：景泰七年（1456年），撒马尔罕贡玉，“堪用者止二十四块，六十八斤，余五千九百余斤不适于用”。
当时苏州治玉水准最高，宋应星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自明代起，苏州以阊门为中心，在专诸巷和吊桥一带，出现200多家玉作，称“苏琢”，奉周宣王为祖师爷，建有周王庙。周宣王是西周第十 一 代 君 主，启“宣 王 中兴”。一次大旱，他舍玉圭祈雨，《诗经》中记为“圭璧既卒，宁莫我听”。
“苏琢”有名师陆子冈，或嘉靖、万历年间人。据《太仓府志》：“五十年前，有州人陆子刚（冈）者用刀雕刻，遂擅绝，今所遗玉簪，价一支值五六十金，子刚死，技亦不传。”陆子冈是首位在玉器上落私款的匠人，他所制玉牌闻名，即“子冈牌”。据说他有独门刻刀，名“昆吾”，从不示人。
明代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称：“（陆子冈之作）皆比常价两倍，其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传说万历皇帝招陆子冈入宫，命他制玉壶，他把名字偷刻在壶嘴中，后遭人告发，被诛。
明代玉雕被称为“粗大明”，粗犷、宽厚，细节常不足。
清宫玉作匠人难发挥
清代宫廷玉作归造办处，初期在故宫养心殿，至迟到乾隆十三年（1735年）时，圆明园、故宫均设“如意馆”，且苏州、扬州、江宁、淮关、长芦（后迁至天津）等八地设官玉局。无官派活计，匠人可自行生产，仍有官粮可领，即“停机养匠，以备传奉活计”。
据杨伯达先生《清代宫廷玉器》一文钩沉：苏州治玉胜在精巧，乾隆赞为“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称苏工“精练”，京工“草率”；扬州治玉以大取胜，整玉雕成的山水景观“玉山子”，多送扬州，代表作是《大禹治水图》，重达5吨。
宫作则人才不足，玉匠多来自南方。杨伯达先生从档案中，钩沉出杨玉、许国正、陈廷秀、都志通、姚宗仁、韩士良、邹学文、黄国柱、施仁心、陈宜嘉、王咸、鲍友信、顾规光、倪秉南、周云章、张家贤、朱彩、金振寰等南匠。宫作分南匠、北匠和八旗家内匠。
南匠“每月食钱粮银四两，每年春秋两季衣服银十五两”，旗人仅二两。南匠分传差南匠（临时招来，事毕可还乡）、供奉南匠（长期服务，退休后还乡）和抬旗南匠（隶内务府，永不归南）。显然，《宣武门》中李天顺的祖上应是抬旗南匠。
北匠中有和田人，乾隆不太欣赏他们：“和阗（今作田）虽有玉工，而不能精琢。”
宫作与苏州、扬州鼎足而三，技艺却稍逊，或因皇家管得太多。雍正说：“从前造办处所做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宫造式样，近来虽甚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宫造之式。”扼杀了发挥空间。
皇帝给匠人撑腰
《宣武门》中，李天顺敢跟宫廷卫兵叫板，甚至不惧崔太监，未必是夸张。清代皇家对玉匠较宽容。
雍正曾下旨：“如匠人有迟来、早散、懒惰、狡猾、肆行争斗、喧哗高声、不遵礼法，应当重责者，令该管人员告诉尔管理官，启我知道再行责处，不许该作柏唐阿（满语，意为执事人，无品级）等借公务以报私仇，擅自私责匠役。”管事的无权直接处分匠人。
乾隆也偏袒玉工，他最欣赏姚宗仁，撰文说：“宗仁虽玉工，常以艺事谘之，辄有近理之谈，夫圬（音如污，圬者即瓦匠）者、梓人（木匠、刻字工）虽贱役，其事有足称，其言有足警，不妨为立传。”姚宗仁是苏州人，也是抬旗南匠，在宫中服务了24年。
传统工匠均称“师傅”，唯玉匠称“先生”。传说乾隆曾得一块好玉，便定了题，要求按期完成，玉匠认为题与料不符，遂怠工。乾隆怒责，玉匠申辩说，按题制作，玉就毁了。乾隆大悟，此后不再定题，玉匠自行问料、自行设计，遂称“先生”。
清帝中，乾隆最喜玉，他在位时，和田每年贡玉4000斤，其实常超此数。乾隆禁止私人贩运，否则“照窃盗例计赃论罪”，目的是牟利。他将玉分成五等，一等宫中用，二等每斤银一两三钱，三等银一两，四等银八钱，五等银六钱。
然而，民间走私难止。乾隆下江南时，见“苏扬玉肆率多精璆（音如求，美玉）”“一望而知为和阗之产”，但禁不胜禁，只好装看不见，“知其为窃卖而不深禁也”。
嘉庆时国力衰退，虽贡玉数量未减，但已很少做大件了。
“青山居”崛起
1821年，道光皇帝登基第二年，停贡玉，杭州等地官玉局亦停办，至清亡未再恢复。慈禧太后时，宫廷玉作“回光返照”，据杨伯达先生钩沉，圆明园被毁后，只剩故宫北五所最西一所院落，工匠锐减，档案中仅记周文元、周昆岗两名玉匠，无李家。
慈禧太后喜玉，“主要是向织造、钞关索要”，光绪皇帝登基需35方印，交苏州织造去刻，3年后才将玉料呈览。
宫作衰落，民作崛起。
光绪初，崇文门外北羊市口有黄酒馆，号“青山居”，附近大栅栏有珠宝市，“红货行”（珠宝玉器行业）商人上午10点到此交易玉器，下午即散，朝鲜、日本、美国等国商人也来此。
此前玉器行多“内局”（不在门市交易），1922年，一名叫李敬轩的商人牵头，买下附近地面，改建成玉器市场，近1000平方米，200多摊位，回族商人居多。据李伟的《抗日战争中的回族》：“（旧京玉器行）从业人员2000多人，其中回民占70%以上。”
学者苏欣在《京都玉作》中认为，老北京玉器行“袖内拉手”的交易方式，可能就来自西北“掏麻雀”的习俗，此外，“牙齿当金使”，不立字据，全靠口头承诺，也是回民珠宝古玩商的规矩。“翡翠大王”铁宝亭就是回族商人，他已是百万富翁，每年农忙仍回乡务农，因他的父亲要求，既经商也要种地。
写老北京玉器行，也许称《崇文门》更合适，崇文门附近玉匠多，但也有不少生活在宣武门附近，比如牛街有“寿面刘”，擅做玉鼻烟壶，烟壶两耳称“寿面”，故有此称，他收徒弟18人，影响颇大。
太多故事还没讲
老北京玉器行文化积累深。
据学者苏欣钩沉，玉器行规矩森严，车间“三不许”：不许大声喧哗；不许随意窜车间，不许随意窜凳，不经允许严禁动别人的活；不许放音乐。
治玉大师李博生说，传统车间让人“觉得很神圣，很有殿堂的感觉”。同事间严防偷艺，做一半，暂时离开时，玉匠会在半成品上撒一把沙子，如被偷看，能迅速发现。
玉行“同行不串门”，别家“先生”到访，“了作的”（作坊主管）立刻带开。被允许进玉作坊的人，进门后要背手，表示不会偷料，参观时远离水凳。到店买玉器，掌柜送客到库头（仓库门口），会背过脸去，因门口会放一些小件玉器，供客人免费拿，但“只能送，不能偷”，偷窃者无法再混玉行。
“夹包的”（又称“包袱斋”）串玉坊收购，他们靠眼力吃饭，一位“夹包的”给李博生留下印象：“他一去世，所有做玉的人都觉得惋惜和遗憾，因为感觉没人欣赏自己的东西了，有真本事的人没了。”
民国时期，老北京玉行涌现出“四杰”，即“大大咧咧是何荣，惹不起的刘德瀛，王树森是小诸葛，臭要饭的潘秉衡”，技术出众，生活却艰难。以“四杰”之首潘秉衡为例，他曾在北京大学夜大学习一年，后复原了失传多年的“玉器薄胎金镶玉”技艺，名噪一时，可品珍坊倒闭时，不得不携子女沿路乞讨返乡（河北固安），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生活才有着落，安心研究技艺。
老北京玉器的故事数不胜数，《宣武门》开了个头，希望未来有心人能更深入去挖掘。
“一轮明月照乾坤，茫茫大海并不深。日行千里身不动，两脚悬空赛神仙。”
这是老北京玉雕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刻画了传统玉匠们的工作状态——终日坐在“水凳”上操作，靠脚蹬提供动力（略似健身用的动感单车），带动砣具磨玉。一天下来，双腿运动多，却“身不动”“两脚悬空”，对裤裆的磨损较大，有“好女不嫁磨玉郎，日日夜夜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补了袜子补裤裆”之说。
治玉的主要工具是砣具（即“一轮明月”），种类甚多：铡砣开料，錾砣粗雕，钩砣刻线，轧砣、钉砣细雕，冲砣磨平，碗砣磨碗，膛砣磨内膛，弯砣掏膛，磨砣制珠，胶砣、木砣、皮砣和毡砣抛光……
老北京玉雕作为老北京美术“四大名旦”（另三为漆雕、牙雕和景泰蓝）之一，曾涌现出姚宗仁、邹景德、潘秉衡、刘德瀛、王树森、何荣等大师，文化积淀深厚，惜今人知之甚少。
近日，电视剧《宣武门》开播，讲述了老北京玉雕艺人李天顺保护国宝玉器的故事。查清后期造办处记录，玉器作未见李家；李天顺磨玉，竟直接在桌上操作；剧中对玉器行规矩的呈现较少；慈禧太后是在中止“百日维新”后，才知康有为、谭嗣同的“围园劫后”之谋，剧中搞错了时间顺序……
电视剧是艺术创作，不必纠缠细节。《宣武门》故事发生的背景，值得钩沉。
元朝玉匠聚居广安门
中国玉史悠久，河姆渡文化（距今5500—7000年）的玉璜、龙山文化（距今5500年）的玉龙、良渚文化（距今4300—5300年）的玉琮等即为明证。甲骨文中有“玉”字，周代设专门机构“掌玉瑞、玉器之藏”。
自元朝起，北京成全国政治中心和手工艺制造中心。中统二年（1261年），元朝在北京设金玉局，至元三年（1266年）改称总管府，其中“玛瑙玉局”负责治玉，另有“玉提举司”“玛瑙提举司”“瓘（音如冠，一种玉器）玉局”，亦掌治玉。
元重手工业，忽必烈在北方“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户”，灭南宋后，又“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编入匠籍（世代服务官府，不得脱籍），入宫作劳动，玉匠亦在其中。《元史》称：“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凡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往昔矣。”北京治玉水平陡升。
传说治玉祖师爷是丘处机，据说他“掐金如面、琢玉如泥”，西行见成吉思汗时，学会西域的相玉、琢玉技巧。《白云观玉器业公会善缘碑》（立于1932年）称：“（丘处机）慨念幽州地瘠民困，乃以点石成玉之法，教市人习治玉之术。”在老北京，会念《水凳歌诀》的道士，就会得到玉匠招待。据说丘处机先传治玉，后收道门弟子，故道士称玉匠为师兄。
元代玉匠住在哪？据元熊梦祥《析津志》载：“南城彰仪门外，去二里许，望南有人家百余户，俱碾玉，是名磨玉局。”彰仪门即今广安门，距宣武门不远（约2.2公里），当时最顶级的玉匠“俱西域国手”。
明朝“苏琢”更胜一筹
明朝时，宫廷玉作归御用监管理，御用监职责是“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诸玩器，皆造办之”。
明朝重和田玉，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凡玉入中国，贵重用者尽出于阗、葱岭。”学者王君秀考证，因无法有效管控和田玉产地，“宫廷治玉的玉料获得主要是靠朝贡和贸易两种管道”。《明史》载：景泰七年（1456年），撒马尔罕贡玉，“堪用者止二十四块，六十八斤，余五千九百余斤不适于用”。
当时苏州治玉水准最高，宋应星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自明代起，苏州以阊门为中心，在专诸巷和吊桥一带，出现200多家玉作，称“苏琢”，奉周宣王为祖师爷，建有周王庙。周宣王是西周第十 一 代 君 主，启“宣 王 中兴”。一次大旱，他舍玉圭祈雨，《诗经》中记为“圭璧既卒，宁莫我听”。
“苏琢”有名师陆子冈，或嘉靖、万历年间人。据《太仓府志》：“五十年前，有州人陆子刚（冈）者用刀雕刻，遂擅绝，今所遗玉簪，价一支值五六十金，子刚死，技亦不传。”陆子冈是首位在玉器上落私款的匠人，他所制玉牌闻名，即“子冈牌”。据说他有独门刻刀，名“昆吾”，从不示人。
明代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称：“（陆子冈之作）皆比常价两倍，其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传说万历皇帝招陆子冈入宫，命他制玉壶，他把名字偷刻在壶嘴中，后遭人告发，被诛。
明代玉雕被称为“粗大明”，粗犷、宽厚，细节常不足。
清宫玉作匠人难发挥
清代宫廷玉作归造办处，初期在故宫养心殿，至迟到乾隆十三年（1735年）时，圆明园、故宫均设“如意馆”，且苏州、扬州、江宁、淮关、长芦（后迁至天津）等八地设官玉局。无官派活计，匠人可自行生产，仍有官粮可领，即“停机养匠，以备传奉活计”。
据杨伯达先生《清代宫廷玉器》一文钩沉：苏州治玉胜在精巧，乾隆赞为“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称苏工“精练”，京工“草率”；扬州治玉以大取胜，整玉雕成的山水景观“玉山子”，多送扬州，代表作是《大禹治水图》，重达5吨。
宫作则人才不足，玉匠多来自南方。杨伯达先生从档案中，钩沉出杨玉、许国正、陈廷秀、都志通、姚宗仁、韩士良、邹学文、黄国柱、施仁心、陈宜嘉、王咸、鲍友信、顾规光、倪秉南、周云章、张家贤、朱彩、金振寰等南匠。宫作分南匠、北匠和八旗家内匠。
南匠“每月食钱粮银四两，每年春秋两季衣服银十五两”，旗人仅二两。南匠分传差南匠（临时招来，事毕可还乡）、供奉南匠（长期服务，退休后还乡）和抬旗南匠（隶内务府，永不归南）。显然，《宣武门》中李天顺的祖上应是抬旗南匠。
北匠中有和田人，乾隆不太欣赏他们：“和阗（今作田）虽有玉工，而不能精琢。”
宫作与苏州、扬州鼎足而三，技艺却稍逊，或因皇家管得太多。雍正说：“从前造办处所做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宫造式样，近来虽甚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宫造之式。”扼杀了发挥空间。
皇帝给匠人撑腰
《宣武门》中，李天顺敢跟宫廷卫兵叫板，甚至不惧崔太监，未必是夸张。清代皇家对玉匠较宽容。
雍正曾下旨：“如匠人有迟来、早散、懒惰、狡猾、肆行争斗、喧哗高声、不遵礼法，应当重责者，令该管人员告诉尔管理官，启我知道再行责处，不许该作柏唐阿（满语，意为执事人，无品级）等借公务以报私仇，擅自私责匠役。”管事的无权直接处分匠人。
乾隆也偏袒玉工，他最欣赏姚宗仁，撰文说：“宗仁虽玉工，常以艺事谘之，辄有近理之谈，夫圬（音如污，圬者即瓦匠）者、梓人（木匠、刻字工）虽贱役，其事有足称，其言有足警，不妨为立传。”姚宗仁是苏州人，也是抬旗南匠，在宫中服务了24年。
传统工匠均称“师傅”，唯玉匠称“先生”。传说乾隆曾得一块好玉，便定了题，要求按期完成，玉匠认为题与料不符，遂怠工。乾隆怒责，玉匠申辩说，按题制作，玉就毁了。乾隆大悟，此后不再定题，玉匠自行问料、自行设计，遂称“先生”。
清帝中，乾隆最喜玉，他在位时，和田每年贡玉4000斤，其实常超此数。乾隆禁止私人贩运，否则“照窃盗例计赃论罪”，目的是牟利。他将玉分成五等，一等宫中用，二等每斤银一两三钱，三等银一两，四等银八钱，五等银六钱。
然而，民间走私难止。乾隆下江南时，见“苏扬玉肆率多精璆（音如求，美玉）”“一望而知为和阗之产”，但禁不胜禁，只好装看不见，“知其为窃卖而不深禁也”。
嘉庆时国力衰退，虽贡玉数量未减，但已很少做大件了。
“青山居”崛起
1821年，道光皇帝登基第二年，停贡玉，杭州等地官玉局亦停办，至清亡未再恢复。慈禧太后时，宫廷玉作“回光返照”，据杨伯达先生钩沉，圆明园被毁后，只剩故宫北五所最西一所院落，工匠锐减，档案中仅记周文元、周昆岗两名玉匠，无李家。
慈禧太后喜玉，“主要是向织造、钞关索要”，光绪皇帝登基需35方印，交苏州织造去刻，3年后才将玉料呈览。
宫作衰落，民作崛起。
光绪初，崇文门外北羊市口有黄酒馆，号“青山居”，附近大栅栏有珠宝市，“红货行”（珠宝玉器行业）商人上午10点到此交易玉器，下午即散，朝鲜、日本、美国等国商人也来此。
此前玉器行多“内局”（不在门市交易），1922年，一名叫李敬轩的商人牵头，买下附近地面，改建成玉器市场，近1000平方米，200多摊位，回族商人居多。据李伟的《抗日战争中的回族》：“（旧京玉器行）从业人员2000多人，其中回民占70%以上。”
学者苏欣在《京都玉作》中认为，老北京玉器行“袖内拉手”的交易方式，可能就来自西北“掏麻雀”的习俗，此外，“牙齿当金使”，不立字据，全靠口头承诺，也是回民珠宝古玩商的规矩。“翡翠大王”铁宝亭就是回族商人，他已是百万富翁，每年农忙仍回乡务农，因他的父亲要求，既经商也要种地。
写老北京玉器行，也许称《崇文门》更合适，崇文门附近玉匠多，但也有不少生活在宣武门附近，比如牛街有“寿面刘”，擅做玉鼻烟壶，烟壶两耳称“寿面”，故有此称，他收徒弟18人，影响颇大。
太多故事还没讲
老北京玉器行文化积累深。
据学者苏欣钩沉，玉器行规矩森严，车间“三不许”：不许大声喧哗；不许随意窜车间，不许随意窜凳，不经允许严禁动别人的活；不许放音乐。
治玉大师李博生说，传统车间让人“觉得很神圣，很有殿堂的感觉”。同事间严防偷艺，做一半，暂时离开时，玉匠会在半成品上撒一把沙子，如被偷看，能迅速发现。
玉行“同行不串门”，别家“先生”到访，“了作的”（作坊主管）立刻带开。被允许进玉作坊的人，进门后要背手，表示不会偷料，参观时远离水凳。到店买玉器，掌柜送客到库头（仓库门口），会背过脸去，因门口会放一些小件玉器，供客人免费拿，但“只能送，不能偷”，偷窃者无法再混玉行。
“夹包的”（又称“包袱斋”）串玉坊收购，他们靠眼力吃饭，一位“夹包的”给李博生留下印象：“他一去世，所有做玉的人都觉得惋惜和遗憾，因为感觉没人欣赏自己的东西了，有真本事的人没了。”
民国时期，老北京玉行涌现出“四杰”，即“大大咧咧是何荣，惹不起的刘德瀛，王树森是小诸葛，臭要饭的潘秉衡”，技术出众，生活却艰难。以“四杰”之首潘秉衡为例，他曾在北京大学夜大学习一年，后复原了失传多年的“玉器薄胎金镶玉”技艺，名噪一时，可品珍坊倒闭时，不得不携子女沿路乞讨返乡（河北固安），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生活才有着落，安心研究技艺。
老北京玉器的故事数不胜数，《宣武门》开了个头，希望未来有心人能更深入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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