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一词，不知闯入过多少人的梦境，摇荡过多少人的心旌。从古老的《诗经》开始，一直到戴望舒的《雨巷》、郑愁予的《错误》、余光中笔下系列的江南写意，都为我们描摹了一部诗的江南史。江南几乎成了全体华人的精神原乡，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型母题，业已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牢牢地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刘士林教授团队积20余年研究之功，为我们献上了这部《我欲因之梦吴越：江南文化十二讲》。“它道破了江南文化归宿感的密码！”这是我在读完全书之后的直觉判断。
何处是江南？何时有江南？
何处是江南，这是“江南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江南”虽然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
刘士林从对“江南”不同时期的称谓（江东、江左、江表等）的厘定开始，到“以江东为主体空间的古典江南”，再到“八府一州为核心空间的明清江南”，一直到“以长三角为基本空间的当代江南”这一脉络清晰地回溯和梳理，算是为“江南文化研究”廓清了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确定好地理空间和方位，紧接着就是历史的源流问题。“江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是如何诞生、成长和壮大的？
“江南是蛮荒之地”“江南文化是北方中原文化南迁的结果”……从民间到学界，这些观点都曾经盛极一时。刘士林在肯定了江南文化源于良渚文化，但并没有马上认定那就是江南文化本身，而是首先给出了一个前提——必须得定型，定型之后才能称之为“文化”。而定型的标志，就是文化形态和精神品格的养成。
正是在这里，本书通过对比史前时代原始文化、汉代的伦理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实用理性文化，发现了江南文化的独特个性：诗性文化。这一江南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就是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的中原文化第一次大迁徙，也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觉醒期，这一时期正是古典的、诗性的江南文化形成期。
江南文化的独特个性是“诗性”
江东、江左、江表和江南，在措辞上明明是不一样的方位，但在内涵上指向了同一个中心。一地多名的背后，有着不同的情感态度和内涵意蕴，而这正好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件，使得那些名词不再只是一个空间方位的概念，而是获得了文化的内涵。
想说某朝偏安一隅，不图北上，不思进取，就叫它“江左”；想形容民心可用，豪气干云，就叫它“江东”；想“思退”“思归”“思隐”，就叫它“江南”；想以“中原文化为中心”自居，就叫它“江表”……
江南的一地多名，反映的恰是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视域中的江南，也正说明“江南”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只有获得了独特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的江南，江南才称得起江南。
仅仅“经济发达”不是江南独有的，同一时期的西南“天府之国”同样拥有雄厚的财富实力；仅仅“文化昌盛”也不是江南独有的，同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可能更有资格代表文化的高原。江南之所以是江南，它比“财富”和“文化”要多那么一点点的艺术和审美。
这样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以儒家为代表的齐鲁文化更关心的是人在吃饱穿暖之后“更应该向善”不同，它更关心的是人在吃饱穿暖之后“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乡关何处”，这才是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如果说北方的中原、齐鲁、燕赵，所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伦理-秩序”的文化范式，那么吴越、沪上、皖南所代表的则是一种“经济-审美-自由”的文化范式。这才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底色和精髓，特色和质地。
谁的江南？
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那么问题来了，谁才是江南文化的创造者、承担者？江南首先是谁的江南？
刘士林将目光锁定在了“遗民”“流人”“山人”“学人”这4个类别上。真正将“政治”与“审美”融会贯通、开辟新境的既不是以“脊梁铁硬”与“马革裹尸”自诩的北方烈士，也不是一直泡在“杏花春雨”与“小桥流水”中的江南才子，而是那些一直在现实与理想、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伦理与审美之间徘徊、奔走、选择、挣扎的诗人政治家。他们的生命历程始于“哀民生之多艰”的现实承担，中经“为江南文化所化”之阶段，而臻于“表里俱澄澈”的自由之境界。
有了人，也就有了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确切地说，除了江南的自然山水风物有着强大吸引力之外，更具有吸引力的是超越这种自然山水风物之上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态度、生活观念等。
江南人的生活方式是基于“审美主义”之上的“穷且益坚，不坠享乐之志”。刘士林为这一生活方式找到了一些极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李渔、张岱、沈复。这3个人物都是中国文化史上顶顶有趣的人物，无论穷达，都没有忘记追寻生活的诗意。
这让我们想起美学发展到今天所引出的一个大命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者叫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回想一下，其实早在张岱、沈复和李渔的时代，人家就过上了这种生活。
以李渔而论，其生活不只是诗意，人家还总结出了一种生活的美学；再以沈复的《浮生六记》而论，夫妻都被公婆赶出了家门，却丝毫没有减缺生活的审美；张岱就自不必说了，一部《桃庵梦忆》就是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好注脚。他们真真是把生活过成了诗的一族，江南因为有了他们才成其为江南。
人生在世，不仅要活在真实中，更要活在文明中、活在幸福中。异域风光固然充满强大的诱惑，但“连根拔起”的漂泊感、“水土不服”的陌生感，以及远离故土的孤独寂寞感，还有不同文化所带来的疏离感等，同样可以使人身心俱疲。那么，有没有一个地方既可以消弭这些困境、又可以完全满足我们对生活的奢望呢？
如果有，那一定是“江南小镇”。原因无他，就在于江南文化本身特有的诗性：既超越庸常生活叙事、又超越家国宏大叙事的诗性精神。一切的学术研究，最终都必须作用于人生，江南文化研究也应作如是观。
一别江南岁月多，我这个曾经的“过客”渴望成为“归人”。
作者：田崇雪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百家讲坛主讲人
“江南”一词，不知闯入过多少人的梦境，摇荡过多少人的心旌。从古老的《诗经》开始，一直到戴望舒的《雨巷》、郑愁予的《错误》、余光中笔下系列的江南写意，都为我们描摹了一部诗的江南史。江南几乎成了全体华人的精神原乡，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型母题，业已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牢牢地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刘士林教授团队积20余年研究之功，为我们献上了这部《我欲因之梦吴越：江南文化十二讲》。“它道破了江南文化归宿感的密码！”这是我在读完全书之后的直觉判断。
何处是江南？何时有江南？
何处是江南，这是“江南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江南”虽然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
刘士林从对“江南”不同时期的称谓（江东、江左、江表等）的厘定开始，到“以江东为主体空间的古典江南”，再到“八府一州为核心空间的明清江南”，一直到“以长三角为基本空间的当代江南”这一脉络清晰地回溯和梳理，算是为“江南文化研究”廓清了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确定好地理空间和方位，紧接着就是历史的源流问题。“江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是如何诞生、成长和壮大的？
“江南是蛮荒之地”“江南文化是北方中原文化南迁的结果”……从民间到学界，这些观点都曾经盛极一时。刘士林在肯定了江南文化源于良渚文化，但并没有马上认定那就是江南文化本身，而是首先给出了一个前提——必须得定型，定型之后才能称之为“文化”。而定型的标志，就是文化形态和精神品格的养成。
正是在这里，本书通过对比史前时代原始文化、汉代的伦理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实用理性文化，发现了江南文化的独特个性：诗性文化。这一江南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就是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的中原文化第一次大迁徙，也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觉醒期，这一时期正是古典的、诗性的江南文化形成期。
江南文化的独特个性是“诗性”
江东、江左、江表和江南，在措辞上明明是不一样的方位，但在内涵上指向了同一个中心。一地多名的背后，有着不同的情感态度和内涵意蕴，而这正好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件，使得那些名词不再只是一个空间方位的概念，而是获得了文化的内涵。
想说某朝偏安一隅，不图北上，不思进取，就叫它“江左”；想形容民心可用，豪气干云，就叫它“江东”；想“思退”“思归”“思隐”，就叫它“江南”；想以“中原文化为中心”自居，就叫它“江表”……
江南的一地多名，反映的恰是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视域中的江南，也正说明“江南”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只有获得了独特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的江南，江南才称得起江南。
仅仅“经济发达”不是江南独有的，同一时期的西南“天府之国”同样拥有雄厚的财富实力；仅仅“文化昌盛”也不是江南独有的，同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可能更有资格代表文化的高原。江南之所以是江南，它比“财富”和“文化”要多那么一点点的艺术和审美。
这样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以儒家为代表的齐鲁文化更关心的是人在吃饱穿暖之后“更应该向善”不同，它更关心的是人在吃饱穿暖之后“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乡关何处”，这才是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如果说北方的中原、齐鲁、燕赵，所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伦理-秩序”的文化范式，那么吴越、沪上、皖南所代表的则是一种“经济-审美-自由”的文化范式。这才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底色和精髓，特色和质地。
谁的江南？
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那么问题来了，谁才是江南文化的创造者、承担者？江南首先是谁的江南？
刘士林将目光锁定在了“遗民”“流人”“山人”“学人”这4个类别上。真正将“政治”与“审美”融会贯通、开辟新境的既不是以“脊梁铁硬”与“马革裹尸”自诩的北方烈士，也不是一直泡在“杏花春雨”与“小桥流水”中的江南才子，而是那些一直在现实与理想、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伦理与审美之间徘徊、奔走、选择、挣扎的诗人政治家。他们的生命历程始于“哀民生之多艰”的现实承担，中经“为江南文化所化”之阶段，而臻于“表里俱澄澈”的自由之境界。
有了人，也就有了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确切地说，除了江南的自然山水风物有着强大吸引力之外，更具有吸引力的是超越这种自然山水风物之上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态度、生活观念等。
江南人的生活方式是基于“审美主义”之上的“穷且益坚，不坠享乐之志”。刘士林为这一生活方式找到了一些极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李渔、张岱、沈复。这3个人物都是中国文化史上顶顶有趣的人物，无论穷达，都没有忘记追寻生活的诗意。
这让我们想起美学发展到今天所引出的一个大命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者叫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回想一下，其实早在张岱、沈复和李渔的时代，人家就过上了这种生活。
以李渔而论，其生活不只是诗意，人家还总结出了一种生活的美学；再以沈复的《浮生六记》而论，夫妻都被公婆赶出了家门，却丝毫没有减缺生活的审美；张岱就自不必说了，一部《桃庵梦忆》就是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好注脚。他们真真是把生活过成了诗的一族，江南因为有了他们才成其为江南。
人生在世，不仅要活在真实中，更要活在文明中、活在幸福中。异域风光固然充满强大的诱惑，但“连根拔起”的漂泊感、“水土不服”的陌生感，以及远离故土的孤独寂寞感，还有不同文化所带来的疏离感等，同样可以使人身心俱疲。那么，有没有一个地方既可以消弭这些困境、又可以完全满足我们对生活的奢望呢？
如果有，那一定是“江南小镇”。原因无他，就在于江南文化本身特有的诗性：既超越庸常生活叙事、又超越家国宏大叙事的诗性精神。一切的学术研究，最终都必须作用于人生，江南文化研究也应作如是观。
一别江南岁月多，我这个曾经的“过客”渴望成为“归人”。
作者：田崇雪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百家讲坛主讲人
近日，同程旅行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智能出行、数字科技、乡村振兴等领域进行全面合作，共同推动朝阳区数字经济重点领域创新应用，带动朝阳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根据协议，同程旅行将在朝 近日，喜临门（603008.SH）发布2023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78亿元，同比增长10.71%，归母净利润为4.29亿元，同比增长80.54%，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53亿元，同比增长48.95%，资产负债率为55.77%，同 4月28日，万豪旅享家旗下备受瞩目的源宿酒店品牌在大湾区良港阳江海陵岛正式开业。新酒店位于海陵岛十里银滩之滨中南部，以绿色生态为核心理念，为宾客带来平衡活力的旅居体验。酒店拥有128间现代风格客房及套房，设计灵感源 4月30日，文旅部发布消息，2024年一季度，国内出游人次14.19亿，比上年同期增加2.03亿，同比增长16.7%。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0.77亿，同比增长14.1%;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3.42亿，同比增长25.7%。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1 5月6日，从重庆市文化旅游委获悉，“五一”假期间，纳入统计的全市过夜游客接待量为160.14万人次，同比增长11.3%。纳入重点监测的旅游景区接待游客684.9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增长7.2%。 中心城区范围内，洪崖洞民俗风貌区接 近日，在万豪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万豪全球总裁柯诺安表示下月将推出新的全球品牌。他强调新的品牌将是一个“转换友好的全球品牌”，旨在满足日益增长的中档酒店市场需求，同时与希尔顿酒店集团于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Spar 。本文链接：江南文化为什么让“过客”渴望成为“归人”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568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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