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登陆国内院线的《独一无二》讲述了17岁女孩喻延（张婧仪 饰）与爸爸（陈明昊 饰）、妈妈（蒋勤勤 饰）、哥哥（辛云来 饰）生活在喻记鱼杂铺中。作为听障家庭中唯一的听人，喻延自幼游走在家人的无声世界与外面的有声世界之间，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不得不在追寻梦想与捍卫家人之间做出选择。
影片改编自法国电影《贝利叶一家》，但从精神脉络上看，它延续的仍然是《我不是药神》《海洋天堂》《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小小的我》等国内疾病题材电影的要旨——在肯定主人公与疾病顽强抗争的同时，鼓励每个人在积极行动中创造生活的意义，体会生活中的爱。
疾病题材影片何以兴起
如果将这些作品中的疾病视作对现代生活的隐喻，就不难理解此类题材何以在近年来的电影市场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现代人每天都能接触到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的事件，这种急剧增量的刺激让人感到心理和精神的紧张，而超越个人掌控能力的疾病，正是这种生活状态的生动“写照”。意外总是不期而至，让人感到无可奈何，又不得不去面对。
于是，疾病题材电影讲述的不仅是主人公与病魔的抗争，更附带浓厚的哲学叩问：在厄运或病魔来势汹汹、几乎无可抵挡的时候，现代人可能做出怎样的自然反应？我们能否像电影中的普通人那样勇敢，直面内心的求生欲望，燃起生活的希望之火？
从这个角度看，疾病题材电影无疑应该被肯定。无论是《滚蛋吧！肿瘤君》中漫画家熊顿和病友的相互鼓舞，《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韦一航在马小远的支持下重拾生活的信心，还是《我们一起摇太阳》中吕途和凌敏因为治病而相知相识的动人故事，《小小的我》中脑瘫患者刘春和努力寻求自己人生坐标的经历，归根结底都有鼓舞现代人提振精神、不畏艰难的用意。
《独一无二》中的主人公喻延虽没有身患重病，但她作为家中唯一的听人，自幼既被家人的爱缠绕，也被家人深度依赖，承担着一家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作用，家庭的特殊性让她在长大后面对了两难的选择。比起此前的疾病题材电影，本片不那么苦情，更突出温情，也更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内心感受和现实生活。电影结尾处，一家人挥动塑料袋送喻延去追梦的情节，是对本片主旨的画龙点睛——对于现代人而言，来自家人的爱与理解是最重要的“治愈力”。
存在着将生活“浪漫化”的风险
但是，成也“治愈”，败也“治愈”，当主创团队过度注重疾病题材电影的心理抚慰作用，就存在着将疾病，包括现实生活本身“浪漫化”的风险。普通观众当然可以从影片中的人物与疾病的抗争中获得乐观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与疾病相关的经济、社会等现实因素就应该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
平心而论，《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等电影不是没有对现实的刻画，比如普通家庭面临绝症时的窘迫经济状况，比如演员努力贴合某类病患的形象。但是，电影对现实主义的探索只停留在堆叠浮于表面的困难元素，却未能触碰更深层次的问题。现实中，疾病不仅可能拖垮一个家庭，还涉及医保范围、医疗资源、家庭照护、病患心理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棘手程度，绝不是一朵画在手背上的“小红花”就能够解决的。
再拿《独一无二》来说，虽然电影中也描写了喻延的父亲因为听不见而被其他病人误会，甚至被打的情节，但显然，听障家庭如何维持生计才是更核心的问题。片中喻延的父亲和叔叔因为对房产分配存在异议而打官司，如此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却因为爷爷的一段视频而被轻松化解。这种情节设定不仅缺乏说服力，也显示出主创团队对听障家庭实际生活状况的不甚了解。进而言之，一个听障家庭到底需要哪些保障？在与听人的交往中又会遇到哪些困难？这些问题在电影中都没有被深究，都让位给亲情、友情、爱情的美好。
现实主义不应让位于温情主义
这也是近年来疾病题材电影的通病，尤其是和此前的《海洋天堂》《我不是药神》相比，差距是明显的。《海洋天堂》虽然在视听风格上很文艺，但并没有简单化地为人物提供一个理想的出路，身患绝症的父亲牵挂着患有孤独症的儿子，他在四处求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单靠“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是很难为儿子提供终其一生的庇护的。
《我不是药神》对患病群体用药难问题的反映，甚至成功推动和促进了相关制度的完善，其现实意义无须多言。而影片更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一部诚实、坦率面对疾病的电影，未必就会带来观影人数的萎缩和市场的不良反应，广大观众终究是最“识货”的。就此而言，当下疾病题材电影从现实主义到温情主义的转向，或许是在艺术创作层面上的退步。
在《独一无二》的高潮戏中，一群辛辛苦苦为合唱排练许久的同学心甘情愿地把一场重要的演出变成了主人公的独唱，看似很燃，却完全失真，让电影沦为触发虚假情感的引线，这是创作者的懈怠与傲慢。
同样的，疾病题材电影中的疾病，也不应该成为渲染情感的道具。对现代人而言，治愈产生的抚慰作用自有其存在的价值，通过电影传递温情、鼓舞观众的初衷没有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疾病以及其背后的相关现实问题可以被转化为一场牵强附会的生命奇迹或一场浪漫主义的爱情神话。如果创作者只是单方面地冲着病患及其家人大喊“乐观”“坚强”“你可以勇敢去追梦”“你可以放心做自己”之类的口号，那么其作品就有沦为自我感动的危险。
近日登陆国内院线的《独一无二》讲述了17岁女孩喻延（张婧仪 饰）与爸爸（陈明昊 饰）、妈妈（蒋勤勤 饰）、哥哥（辛云来 饰）生活在喻记鱼杂铺中。作为听障家庭中唯一的听人，喻延自幼游走在家人的无声世界与外面的有声世界之间，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不得不在追寻梦想与捍卫家人之间做出选择。
影片改编自法国电影《贝利叶一家》，但从精神脉络上看，它延续的仍然是《我不是药神》《海洋天堂》《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小小的我》等国内疾病题材电影的要旨——在肯定主人公与疾病顽强抗争的同时，鼓励每个人在积极行动中创造生活的意义，体会生活中的爱。
疾病题材影片何以兴起
如果将这些作品中的疾病视作对现代生活的隐喻，就不难理解此类题材何以在近年来的电影市场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现代人每天都能接触到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的事件，这种急剧增量的刺激让人感到心理和精神的紧张，而超越个人掌控能力的疾病，正是这种生活状态的生动“写照”。意外总是不期而至，让人感到无可奈何，又不得不去面对。
于是，疾病题材电影讲述的不仅是主人公与病魔的抗争，更附带浓厚的哲学叩问：在厄运或病魔来势汹汹、几乎无可抵挡的时候，现代人可能做出怎样的自然反应？我们能否像电影中的普通人那样勇敢，直面内心的求生欲望，燃起生活的希望之火？
从这个角度看，疾病题材电影无疑应该被肯定。无论是《滚蛋吧！肿瘤君》中漫画家熊顿和病友的相互鼓舞，《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韦一航在马小远的支持下重拾生活的信心，还是《我们一起摇太阳》中吕途和凌敏因为治病而相知相识的动人故事，《小小的我》中脑瘫患者刘春和努力寻求自己人生坐标的经历，归根结底都有鼓舞现代人提振精神、不畏艰难的用意。
《独一无二》中的主人公喻延虽没有身患重病，但她作为家中唯一的听人，自幼既被家人的爱缠绕，也被家人深度依赖，承担着一家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作用，家庭的特殊性让她在长大后面对了两难的选择。比起此前的疾病题材电影，本片不那么苦情，更突出温情，也更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内心感受和现实生活。电影结尾处，一家人挥动塑料袋送喻延去追梦的情节，是对本片主旨的画龙点睛——对于现代人而言，来自家人的爱与理解是最重要的“治愈力”。
存在着将生活“浪漫化”的风险
但是，成也“治愈”，败也“治愈”，当主创团队过度注重疾病题材电影的心理抚慰作用，就存在着将疾病，包括现实生活本身“浪漫化”的风险。普通观众当然可以从影片中的人物与疾病的抗争中获得乐观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与疾病相关的经济、社会等现实因素就应该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
平心而论，《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等电影不是没有对现实的刻画，比如普通家庭面临绝症时的窘迫经济状况，比如演员努力贴合某类病患的形象。但是，电影对现实主义的探索只停留在堆叠浮于表面的困难元素，却未能触碰更深层次的问题。现实中，疾病不仅可能拖垮一个家庭，还涉及医保范围、医疗资源、家庭照护、病患心理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棘手程度，绝不是一朵画在手背上的“小红花”就能够解决的。
再拿《独一无二》来说，虽然电影中也描写了喻延的父亲因为听不见而被其他病人误会，甚至被打的情节，但显然，听障家庭如何维持生计才是更核心的问题。片中喻延的父亲和叔叔因为对房产分配存在异议而打官司，如此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却因为爷爷的一段视频而被轻松化解。这种情节设定不仅缺乏说服力，也显示出主创团队对听障家庭实际生活状况的不甚了解。进而言之，一个听障家庭到底需要哪些保障？在与听人的交往中又会遇到哪些困难？这些问题在电影中都没有被深究，都让位给亲情、友情、爱情的美好。
现实主义不应让位于温情主义
这也是近年来疾病题材电影的通病，尤其是和此前的《海洋天堂》《我不是药神》相比，差距是明显的。《海洋天堂》虽然在视听风格上很文艺，但并没有简单化地为人物提供一个理想的出路，身患绝症的父亲牵挂着患有孤独症的儿子，他在四处求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单靠“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是很难为儿子提供终其一生的庇护的。
《我不是药神》对患病群体用药难问题的反映，甚至成功推动和促进了相关制度的完善，其现实意义无须多言。而影片更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一部诚实、坦率面对疾病的电影，未必就会带来观影人数的萎缩和市场的不良反应，广大观众终究是最“识货”的。就此而言，当下疾病题材电影从现实主义到温情主义的转向，或许是在艺术创作层面上的退步。
在《独一无二》的高潮戏中，一群辛辛苦苦为合唱排练许久的同学心甘情愿地把一场重要的演出变成了主人公的独唱，看似很燃，却完全失真，让电影沦为触发虚假情感的引线，这是创作者的懈怠与傲慢。
同样的，疾病题材电影中的疾病，也不应该成为渲染情感的道具。对现代人而言，治愈产生的抚慰作用自有其存在的价值，通过电影传递温情、鼓舞观众的初衷没有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疾病以及其背后的相关现实问题可以被转化为一场牵强附会的生命奇迹或一场浪漫主义的爱情神话。如果创作者只是单方面地冲着病患及其家人大喊“乐观”“坚强”“你可以勇敢去追梦”“你可以放心做自己”之类的口号，那么其作品就有沦为自我感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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