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须插满头归

发布时间: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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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晕染开片片新绿、东风飞洒起阵阵香雪。鲜花娇柔，似乎佩戴在女性头上才是顺理成章的事。如今，古装剧中有男性簪花的画面，网络平台有货郎簪花叫卖的短视频，人们都以为是艺术的虚构。七尺男儿，也会佩戴娇艳的鲜花作为头饰吗？

其实，男子簪花在唐宋时期稀松平常。唐人重阳登高，折一枝山茱萸插在头上；宋代文豪苏轼去寺庙游玩，头上簪着硕大的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稍晚的陆游则在头上簪满细碎的梅花，在晴朗的春日漫步乡村，“归见诸公问老子，为言满帽插梅花”。可见，人无论男女都戴花披红。

那么，古代男人为什么普遍簪花，此项习俗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

簪花迎春成风尚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崇尚自然，采择花枝簪在发髻、帽檐是最朴素的情感表达。两汉就有采花插于发鬓的习俗，魏晋南北朝逐渐流行。入唐后，簪花普及开来，上自皇室贵胄下至升斗小民，几乎人人都在头上簪花。鲜花易逝，头饰常新，“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所簪花朵以茱萸、石榴、蔷薇、牡丹、芍药、芙蓉、菊花、茉莉、梅花、棠梨、杏花等鲜花为主。

唐朝是重阳节定型成熟时期，人们认为茱萸可以辟邪、菊花可以延寿，因此假此二物消重阳之厄。茱萸气味馥郁浓烈，插在头上可以祛病驱邪，不过重阳节时早就过了茱萸的花期，人们簪插的其实是星星点点的黄色茱萸果，因此严格而言，遍插茱萸，并不能算簪花。同时，唐人也在重阳节簪菊花。杜牧“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司空图“登高可羡少年场，白菊东边鬓似霜”，郑谷“强插黄花三两枝，还图一醉浸愁眉”等诗句都表明唐代男子喜欢簪黄白色的菊花。

大唐皇帝常在宴饮、雅集、朝会等场合向大臣赐花，臣下引以为荣。如唐中宗在立春时赐近臣戴彩花，众人之中，武平一所作应制诗最佳。唐中宗认为武平一虽年少，但“文甚警新，悦红蕊之先开，讶黄莺之未啭，循环吟咀，赏叹兼怀”，于是加赐彩花一枝，以彰其美。武平一便在幞头上左右各戴一枝嘉卉。崔日用心生嫉妒，乘着醉意，竟然来夺武平一的赐花。唐中宗看到，问武平一：“日用何为夺卿花？”武平一答：“读书万卷，从日用满口虚张；赐花一枝，学平一终身不获。”唐中宗哈哈大笑，向武平一赐酒一杯，传为一时美谈。

转眼到了宋代，簪花风俗大盛。每年春花绽放，大地变得绚丽多彩，宋人将自己装扮得俊俏靓丽，在头饰中插入五颜六色的花朵。簪花俨然成了迎春的仪式。宋代还将簪花定为王朝礼制，人们簪什么花、簪几朵花、谁先簪谁后簪,都有明确的规定。伴随着君臣簪花仪式，春天也在汴梁的朝廷登堂入室。杨万里有诗云：“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具体礼仪可参照《宋史·礼志》记载的朝堂上巳、重阳赐宴仪：“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阙位立，谢花再拜讫，复升就坐。”除了重大日子，寻常朝会时百官也会簪花觐见，皇帝自己同样簪花。君臣头顶一片片鲜花，仿佛将花海搬上了朝堂，可在令人迷离沉醉的春日芳香中，商议的却是钱谷、杀伐的军国大事，实在有点违和。

上行下效，地方府州县也在立春这一天举办迎春仪和鞭春仪，官员们都盛装簪花出席，行礼如仪。《邵氏见闻录》记载了北宋的春天男女贫贱皆簪花的盛况：

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仕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

《赏心乐事》载“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曾巩诗“花开日日插花归，酒盏歌喉处处随”，写的也是宋人春日簪花的情形。人们所簪花朵比唐代品种更加丰富，首选菊花、荠花、牡丹、芍药、蔷薇、梅花、紫薇等时令鲜花。《梦粱录》记载“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这些卖花人辛劳奔波，保障鲜花四季不断，“四时有扑带朵花，亦有卖成窠时花、插瓶把花、柏桂、罗汉叶。春扑带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扑金灯花、茉莉、葵花、榴花、栀子花。秋则扑茉莉、兰花、木樨、秋茶花。冬则扑木春花、梅花、瑞香、兰花、水仙花、腊梅花。”

宋人簪花最流行的品种，一个是洛阳牡丹，另一个就是扬州芍药。洛阳牡丹从大唐一直盛行到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芍药则后来居上，“维扬（扬州）芍药甲天下”。当时，扬州太守官署后园中有一株芍药花，红色花瓣上有着一圈金色的蕊，因此得名“金腰带”。曾在扬州任职的韩琦、王珪、王安石、吕公著（一说陈升之）四人在头簪“金腰带”所开的四朵芍药花后，先后官至宰辅高位。“四相簪花”便成了中国簪花史上的著名典故，对宋代以降的士人有莫大的感召力，是文人书画创作的常见题材。

这股天下“无人不簪花”的风潮，进入元代以后骤然降温。男性退出了簪花者行列，开始刻意与艳丽的鲜花保持距离。簪花习俗只保留在一定的社会阶层和特定节庆期间，比如《北京岁华记》记明代北京人元旦簪花：“小儿女剪乌金纸作蝴蝶戴之，名曰闹嚷嚷。节日间、新婚时，妇女簪花，有绒花、珠花、绢花种种，簪于纂上、鬓角上，偶尔亦有满头簪花的。少女则于端午节时簪艾、簪石榴花。”同时代的《余氏辨林》也说：“今京师凡孟春之月，儿女多剪彩为花，或草虫之类插首，曰‘闹嚷嚷’。”宋代那种全民簪花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了。

男子簪花有兴衰

鲜花或许是上天赐予人类取之不竭的装饰。花草象征美好，凝结着日月的精华、沾染着泥土的芳香的同时，也带来了春天的气息。一年之计在于春，春风里洋溢着希望、传递着奋进的气息，当把春天戴在头上的时候，人们也把美好与希望强化在了心底，情不自禁地筹划起生计、学业和家事。古人把春花簪到头上，希望美好的生活、锦绣的前程能同样降临自身。

簪花习俗之所以在宋代勃兴，是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折射。唐宋之际是中古社会的重要转折点，寒门庶族崛起，世俗的审美取代了贵族式的审美，在唐代迅速发展，于宋代成为主流。宋人信奉“万物皆有可观，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花一草，都可以寄寓思绪、表达情感。而中国人在之前几千年与草木相处中所积淀的文化内涵，为簪花习俗的盛行提供了深度支撑。屈原爱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白居易自称“紫薇郎”，周敦颐歌颂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先人们赋予各种花卉丰富的人文含义，将许多花草人格化，灌注特定的品德、情操，形成了中国式的浪漫花语。

人世间民俗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男子簪花的普遍化，更是在北宋社会宽松、包容的土壤中实现的。男子簪花既是个性的张扬，又符合社会整体氛围，在宋代司空见惯。黄庭坚《题刀镊民传后》记载陈留市有刀镊工，“无室家，惟一女七岁。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醉饱，醉则簪花、吹长笛，肩女而归”，活得无忧无虑；陆游《赠道流》记录了会稽街市上的一个卖药道人，“醉帽簪花舞，渔舟听雨眠”，日子逍遥快活；张耒《明道杂志》则记录了陈州一名叫做王江的道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语言不常，有中理处”。宋朝化身一个真正的“花花世界”，花团锦簇，草木多姿，人人戴花、招摇过市。《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

每年孟冬，驾出三日，烧香太一殿，谢礼华，赐花，自执政以下，依官品赐花。幕士、行门、快行，花最细且盛。禁卫直至搠巷，官兵都带花，比之寻常观瞻，幕次倍增。乾天门道中，直南一望，便是铺锦乾坤。吴山坊口，北望全如花世界。

恐怕没有哪个时代能像宋朝爱好簪花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

簪花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有人喜欢簪花，自然有人抗拒簪花。北宋名臣司马光就不喜欢簪花，他在《训俭示康》中写道：“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及至新科及第，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也，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宋代思想观念的另一条主线是理学的崛起，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内向，讲求“存天理灭人欲”，导致社会观念趋向保守。南宋以后，个性张扬日益受到摒弃，借簪花寄情言志、张扬个性的男子迅速减少，男子簪花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事实上，明清时就连妇女也少有戴花的了。

外露高调的簪花行为少了，中国人对鲜花的喜爱、对美好与希望的坚持却没有消减，而是消融在其他习俗中。唐宋簪花盛行之际，新的行当——花农出现了。当时洛阳种牡丹、扬州种芍药、成都种海棠……直至今日，鲜花还是上述城市的闪亮名片。

有种花的花农，自然有卖花的花市。南宋《舆地纪胜》记载扬州“开明桥之间，春月有花市焉”，居民围着卖花担，买得一枝春欲放。传为北宋苏汉臣所绘的《货郎图》显示，卖花男子幞头侧就簪着一枝花。离扬州不远的杭州，同样盛产牡丹，吉祥寺牡丹驰名天下。苏轼任职杭州期间，曾在吉祥寺绽放的牡丹丛中举办雅集。出席的53人都头戴牡丹花，“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

爱花之人，也有属于自己的节日。浪漫的“花朝节”便是在上述风俗中脱颖而出的节日，诞生于唐宋、流行到民国初年。人们设计了十二月花神，并在二月中旬百花生日这一天祭祀花神、赏红簪花、游春扑蝶、挑菜种花、晒福游园等，盛况空前。

宋代以降，簪花风气淡去，花朝节则发展壮大，成为与中秋节并肩的两大节日，合称“花朝月夕”。中国人在这一天依然簪花，照样无拘无束，坚守向善和追求美好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