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纽约佳士得的首场AI艺术专场拍卖会，因版权争议深陷舆论旋涡。拍品中既有早期的计算机艺术作品，也有当下使用深度学习模型生成的图像。艺术家们指责，这场拍卖会是在鼓励和纵容AI公司对艺术创作的大规模剽窃，并以不道德方式与艺术家竞争。而且，这场拍卖会的参与者中，一家初创AI公司的CEO赫然在列，这无疑佐证了艺术家的控诉。
面对来势汹涌的反对意见，佳士得辩称这场拍卖会旨在宣扬“AI是增强而非替代人类创造力的工具”，认为其所选择的拍品都体现了艺术家对AI的掌控，而非AI对艺术家的“剥削”。而在此之前，无论微博上中国网络插画家群体对于AI绘图的讨伐，还是全美作家协会对OpenAI发起的集体诉讼，“人机之争”总是轰轰烈烈地上演，却鲜有令人满意的下文。人们反复争论将AI用于艺术创作是否构成“抄袭”、是否意在“替代”人类的创作等问题，最后只落得各执一词的结果。
争议背后的艺术理论缺位
与其说艺术创作者和AI技术的支持者在谈论“版权”这一法律问题，倒不如说是将“版权”一词用作了创造力、艺术家身份乃至艺术价值标准等的代名词。这在2018年首件AI绘画作品拍卖之时就已经有所呈现，只是以一种完全相反的面貌：彼时的批评者更多站在AI技术研究者的立场上，认为“创作”《埃德蒙·德·贝拉米肖像》的法国学生团体Obvious盗用了公开软件和数据集来牟利，而没有做出任何艺术或技术上的创造。
在旷日持久又鲜有结果的版权争议背后，一个不太被提及却或许更核心的问题是：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面对AI生成的那些“貌似艺术”的事物？这实际指出了一种面向AI、面向计算机技术介入下艺术实践实情的美学理论的缺位。
对此，目前主流的观点倾向于“分门别类”，谈论AI绘画、AI音乐，或在文学的范围内谈论AI诗歌、AI小说，并以绘画、音乐等的形式要求来看待AI的生成物。反对者从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性、情感性、创造性等角度提出疑问，而支持者则从生成物的形似外观、所能发挥的特定功能等角度予以回应。
然而，这种视角实际上陷入了“形态相似性”的陷阱，也就是仅因AI生成物具有类似的外观、声音或文本形式，就错误地认定它们可以与艺术作品相互比较。诸如AI是否会“替代”人类的论争，正是建立在这种未经仔细辨析的可比性之上——因为事先认定了AI能够产生“绘画”“小说”，所以有关AI“替代”人类的讨论才会不断产生。
作为艺术作品的可能性
以列入本场拍卖会艺术家名单的哈罗德·柯亨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自学编程前，柯亨就已是一名崭露头角的画家。而在接触计算机之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迭代自己设计的绘画机器人AARON，将自己各个时期对绘画的理解植入程序之中。柯亨的大多数作品都是通过与自己的机器人“合作”完成的。然而，是AARON，而非那些个别的画作，更加具体、持久甚至更加直接地体现了柯亨的艺术观念。正如柯亨的儿子在回忆文章中所言：“看到AARON的运行，就好像又看到了父亲在作画的身影。”当艺术的观念在机器人的运作中进行表达时，可以说，AARON本身就是柯亨一生创作的最为重要的作品。
上述事实提示我们，在为“版权”等制度所承认和规范化，为拍卖行、画廊等机构所制度化的既有艺术门类之外，能否重新想象一种面对AI介入下的艺术状况的方式？
面对AI乃至更宽泛的计算机技术介入下的艺术，仅从已有的艺术门类加以考虑是不够充分的，甚至可能错失真正有新意之处。计算机程序和AI模型这些技术造物有资格成为艺术作品新的存在方式，这在当代AI图像生成领域已初见端倪：爱好者们将自己喜爱的角色形象和绘画风格融合于AI模型之中，探究不同的模型训练方式，以取得最能体现个体审美偏好的模型。
呼唤新的伦理关系
当然，从个别的审美偏好，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乃至门类，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这绝不是说，AI艺术拍卖会正确认识到了这种未来艺术的可能性。然而，通过设想此种逻辑上可能的未来状态，或许可以为当下紧张的“人机之争”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
一方面，这种视角要求我们将AI研究者视为不自觉的艺术家，因为这些模型本可以用来表达他们对于已有的某些艺术表达形式的赞赏和理解。另一方面，这一视角也指出“人机之争”或围绕“版权”的争议，本质上是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媒介理论家列夫·马诺维奇将他们分别命名为“杜尚领地”和“图灵领地”。前者从艺术史的叙事寻求辩护，后者依靠技术的性能表现提供证明，二者在面对计算机技术介入下的艺术实践时长期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
可以说，艺术界在AI技术开发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恐怕是造成这一对立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人机之争”不是人与机器的对立，而是艺术家与AI研究者、使用者处于一种不恰当的伦理关系钳制之下：谁掌握AI模型的建构、训练和运用，谁就在关系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这一伦理关系和大型企业对于先进AI模型的垄断相辅相成，放大了“版权”背后的艺术困境。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AI模型的开源和轻量化为瓦解这种不恰当的伦理关系提供了可能。通过让模型成为可运用的技术“公共物”，乃至人人可以参与建构的“作品”，建筑在技术壁垒之上的不平等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技术界与艺术界之间建立平等的、“两厢情愿”的伦理关系，本身也是发展基于AI模型的新艺术形式所必须跨过的门槛。毕竟，在所谓的“杜尚领地”和“图灵领地”之上，还有“人类”的“类存在”这一绝对总体，所有的创造皆出乎其内。关键在于人们需要自觉认识到，AI生成物依赖人的存在而获得意义，因而每一次生成、每一种模型并非孤立的事件和独占的“资产”，而是对共同“类存在”的揭示和分有。在那样的状况下，AI模型可以成为两个集体共同创造的作品，表达着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状况”。
近日，纽约佳士得的首场AI艺术专场拍卖会，因版权争议深陷舆论旋涡。拍品中既有早期的计算机艺术作品，也有当下使用深度学习模型生成的图像。艺术家们指责，这场拍卖会是在鼓励和纵容AI公司对艺术创作的大规模剽窃，并以不道德方式与艺术家竞争。而且，这场拍卖会的参与者中，一家初创AI公司的CEO赫然在列，这无疑佐证了艺术家的控诉。
面对来势汹涌的反对意见，佳士得辩称这场拍卖会旨在宣扬“AI是增强而非替代人类创造力的工具”，认为其所选择的拍品都体现了艺术家对AI的掌控，而非AI对艺术家的“剥削”。而在此之前，无论微博上中国网络插画家群体对于AI绘图的讨伐，还是全美作家协会对OpenAI发起的集体诉讼，“人机之争”总是轰轰烈烈地上演，却鲜有令人满意的下文。人们反复争论将AI用于艺术创作是否构成“抄袭”、是否意在“替代”人类的创作等问题，最后只落得各执一词的结果。
争议背后的艺术理论缺位
与其说艺术创作者和AI技术的支持者在谈论“版权”这一法律问题，倒不如说是将“版权”一词用作了创造力、艺术家身份乃至艺术价值标准等的代名词。这在2018年首件AI绘画作品拍卖之时就已经有所呈现，只是以一种完全相反的面貌：彼时的批评者更多站在AI技术研究者的立场上，认为“创作”《埃德蒙·德·贝拉米肖像》的法国学生团体Obvious盗用了公开软件和数据集来牟利，而没有做出任何艺术或技术上的创造。
在旷日持久又鲜有结果的版权争议背后，一个不太被提及却或许更核心的问题是：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面对AI生成的那些“貌似艺术”的事物？这实际指出了一种面向AI、面向计算机技术介入下艺术实践实情的美学理论的缺位。
对此，目前主流的观点倾向于“分门别类”，谈论AI绘画、AI音乐，或在文学的范围内谈论AI诗歌、AI小说，并以绘画、音乐等的形式要求来看待AI的生成物。反对者从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性、情感性、创造性等角度提出疑问，而支持者则从生成物的形似外观、所能发挥的特定功能等角度予以回应。
然而，这种视角实际上陷入了“形态相似性”的陷阱，也就是仅因AI生成物具有类似的外观、声音或文本形式，就错误地认定它们可以与艺术作品相互比较。诸如AI是否会“替代”人类的论争，正是建立在这种未经仔细辨析的可比性之上——因为事先认定了AI能够产生“绘画”“小说”，所以有关AI“替代”人类的讨论才会不断产生。
作为艺术作品的可能性
以列入本场拍卖会艺术家名单的哈罗德·柯亨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自学编程前，柯亨就已是一名崭露头角的画家。而在接触计算机之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迭代自己设计的绘画机器人AARON，将自己各个时期对绘画的理解植入程序之中。柯亨的大多数作品都是通过与自己的机器人“合作”完成的。然而，是AARON，而非那些个别的画作，更加具体、持久甚至更加直接地体现了柯亨的艺术观念。正如柯亨的儿子在回忆文章中所言：“看到AARON的运行，就好像又看到了父亲在作画的身影。”当艺术的观念在机器人的运作中进行表达时，可以说，AARON本身就是柯亨一生创作的最为重要的作品。
上述事实提示我们，在为“版权”等制度所承认和规范化，为拍卖行、画廊等机构所制度化的既有艺术门类之外，能否重新想象一种面对AI介入下的艺术状况的方式？
面对AI乃至更宽泛的计算机技术介入下的艺术，仅从已有的艺术门类加以考虑是不够充分的，甚至可能错失真正有新意之处。计算机程序和AI模型这些技术造物有资格成为艺术作品新的存在方式，这在当代AI图像生成领域已初见端倪：爱好者们将自己喜爱的角色形象和绘画风格融合于AI模型之中，探究不同的模型训练方式，以取得最能体现个体审美偏好的模型。
呼唤新的伦理关系
当然，从个别的审美偏好，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乃至门类，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这绝不是说，AI艺术拍卖会正确认识到了这种未来艺术的可能性。然而，通过设想此种逻辑上可能的未来状态，或许可以为当下紧张的“人机之争”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
一方面，这种视角要求我们将AI研究者视为不自觉的艺术家，因为这些模型本可以用来表达他们对于已有的某些艺术表达形式的赞赏和理解。另一方面，这一视角也指出“人机之争”或围绕“版权”的争议，本质上是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媒介理论家列夫·马诺维奇将他们分别命名为“杜尚领地”和“图灵领地”。前者从艺术史的叙事寻求辩护，后者依靠技术的性能表现提供证明，二者在面对计算机技术介入下的艺术实践时长期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
可以说，艺术界在AI技术开发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恐怕是造成这一对立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人机之争”不是人与机器的对立，而是艺术家与AI研究者、使用者处于一种不恰当的伦理关系钳制之下：谁掌握AI模型的建构、训练和运用，谁就在关系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这一伦理关系和大型企业对于先进AI模型的垄断相辅相成，放大了“版权”背后的艺术困境。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AI模型的开源和轻量化为瓦解这种不恰当的伦理关系提供了可能。通过让模型成为可运用的技术“公共物”，乃至人人可以参与建构的“作品”，建筑在技术壁垒之上的不平等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技术界与艺术界之间建立平等的、“两厢情愿”的伦理关系，本身也是发展基于AI模型的新艺术形式所必须跨过的门槛。毕竟，在所谓的“杜尚领地”和“图灵领地”之上，还有“人类”的“类存在”这一绝对总体，所有的创造皆出乎其内。关键在于人们需要自觉认识到，AI生成物依赖人的存在而获得意义，因而每一次生成、每一种模型并非孤立的事件和独占的“资产”，而是对共同“类存在”的揭示和分有。在那样的状况下，AI模型可以成为两个集体共同创造的作品，表达着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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