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马清水河》是一部“纸上还乡”的诚意之作。丰厚的知识储备与摇曳多姿的行文特点，让这本散文集兼具学术色彩和文学价值。
透过作者杨占武的书写，既能够看到厚重的寻根意识与人文情怀，也可以理解记忆的短暂与永恒。
水声会陪伴你一生
读书周刊：清水河在哪里？
杨占武：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交代的问题。在网上输入“清水河”一词，首先显示的是“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上游洋河的支流”，同时提示有20多个同名词条。把这20多个词条展开看了一下，发现还都是真实的河流。“清水河”也名列其中，并注明是“黄河宁夏段最大支流”，这是准确的。
更权威的介绍来自《中国河湖大典》：清水河，黄河右岸支流，发源于六盘山东麓，由南向北流经原州、西吉、海原、同心、中卫、中宁等地，在泉眼山注入黄河。
地处黄土高原，清水河有一些不同寻常的重要特点，如“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苦水分布广，含盐度高”以及流域“植被覆盖率低”等。
读书周刊：这样的介绍看上去严谨、客观，甚至有些“冷冰冰”。恐怕只有生活在清水河流域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它意味着什么。
杨占武：就个人感受而言，清水河的水是苦涩的，既不能饮用，又难以灌溉。更准确地说，清水河的支流——折死沟，这条泥汤横溢的间歇河的水声伴随着我的成长。它不仅水质苦涩，而且含沙量巨大。虽以河流为名，却与“潺潺流水”“浪花涟漪”或“鸟语花香”“低吟浅唱”等形容词无关。在降雨量相对集中的7月至9月，奔涌的泥浆排山倒海、呼啸而来，两岸冒起阵阵黄色尘烟。
美国当代自然文学作家兹温格说过一句话：“当一条河伴随着你成长时，或许它的水声会陪伴你一生。”她曾与友人一起泛舟，沿着美国西部最大的一条河——绿河漂流而下，穿越西部峡谷，横跨怀俄明、科罗拉多及犹他三个州，随后将亲身经历写成一本书——《奔腾的河流》。我自小生活的清水河流域，虽然与绿河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但给人带来的感触尤其是就深刻程度而言是一样的。
我写清水河，起因是这个流域里曾经的贫困，以及我自己对贫困干旱、生态恶劣等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寂寂无闻的清水河，若换个词语，则可能如雷贯耳——那就是行政地理意义上常说的“西海固”。它与甘肃河西、定西并称为“三西”。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开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先河；进入21世纪，它成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并于2020年正式告别绝对贫困。
“塞北江南”旧有名
读书周刊：水带来灾害，也提供资源。清水河流经的宁夏，其北部平原地带被誉为“塞北江南”，您在书中对此颇多着墨。
杨占武：“江南”本是一个地域概念，后逐渐演变为一种超乎地域的文化认同。在文化的意象里，“江南”特指物产丰裕、人文荟萃之地，道不尽的风物柔美、姹紫嫣红，说不完的富贵风流、珠光宝气。这样的诗性和浪漫，人人向往，以至于从西部到东部、从边陲到京畿，历史上出现了多达几十处的“江南”。
这里面，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声名最著的无疑是“塞北江南”。地以诗而显，诗因地而闻。说到“塞北江南”，韦蟾是被提及最多的诗人。他在《送卢潘尚书之灵武》中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却使六番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
读书周刊：“天府之国”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战国时期修建的都江堰。“塞北江南”背后，又闪现着哪些人和事？
杨占武：“塞北江南”的出现，一个基本因素是水利建设。两汉时期，宁夏平原的灌溉农业就取得了发展。到北魏时期，这里的灌溉农业进一步繁荣起来，“官课充足，民亦丰赡”。
经过上千年的浇灌、耕耘，宁夏古灌区作为“古代水利工程可持续利用的典范”，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里面，我们应该记住一个人——刁雍。据《魏书》记载，刁雍赴任宁夏平原，看到有旧的渠堰遗迹，但年代久远，可能是“上古所制”，早已无水，农夫散居各处，只有一些零星的耕作，稼穑艰难。于是，他着手开凿新渠，清淤疏滞连通旧渠，筑坝引水，渠道长度达120里。
宁夏平原灌区的灌溉制度由刁雍第一次记录，即“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这是一种轮灌的用水办法，既能够保证农作物对水分的要求，又有助于提高用水效率，最大限度地扩大灌溉面积。
黄河宁蒙段大规模的长途水运，也是在刁雍手上开启的。黄河出青铜峡进入银川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地势豁然开朗，河道平缓，流量稳定，适于开展航运。刁雍针对陆地运输和河运算了一笔账：如用牛车运输，每车载重二十石，因道多深沙，轻车往来尚且艰难，载重的牛车常常滞陷，且粮食在河西，要渡运到河东才可以装车，往返一次需一百多天，每年最多运输两次；如河运，造船两百艘，两艘合为一舫，一舫可载两千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魏太武帝称赞，这是一“大省民力”的做法。
一种出乎意料的惊喜
读书周刊：书中有好几处提到了“预旺”，这个地方为何值得了解？
杨占武：预旺处于宁夏南部的古驿道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于1936年到过这里。胡愈之在《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中曾勾勒这段历史：“首先他（斯诺）到了苏区当时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
斯诺记述，进入预旺后，给他一种出乎意料的惊喜：“与陕西、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条路——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古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兀鹰和秃鹰有时在头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在预旺，斯诺待了20多天。有人做过统计，《西行漫记》的文字有近1/3是在这里采写的。“真正的红军”以及预旺当时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地名，如“包头水”“吊堡子”，随着这部著作的出版传向了全世界。
斯诺在预旺城东门外，还受到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左权、邓小平、陈赓等红军高级将领的热烈欢迎。特别是那幅题为“抗战之声”的照片，被选为《西行漫记》的封面，成为“红星照耀中国”的标志性象征：“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
读书周刊：在清水河流域，还有一座山——六盘山，与红军有很深的渊源。
杨占武：关于红军长征时翻越六盘山的史料，党史部门、历史研究学者有过细致研究。这里，我想重点讲一个故事。
1935年10月7日拂晓，红军准备从青石嘴东北向汝河河谷进发，进入陕北。登上六盘山峰顶时，突然发现从南而来、约有两个连的敌军。红军趁着对方尚未警醒之际，迅速将其包围，一举俘虏骑兵100多人，缴获10多辆车、100多匹战马。基于这次缴获的战马，红军组建了一支骑兵侦察连。
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有一个象征意义：在改天换地的时代，一支弱小的力量如若获得六盘山地的战马，往往预示着一个良好的开端。
总是邂逅马的故事
读书周刊：“在清水河畔，总是邂逅马的故事”，除了红军与马的故事，这片土地上还有过哪些“牧马”故事？
杨占武：在清水河流域，历史上最好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平耕陡牧，以牧为主，间事农作。游牧与农耕，都是顺应自然的方式。我在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例，在此仅举三个：
一是司马迁的记载。他在《史记》中讲过一个富豪的故事：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献给戎王。戎王以10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包括牲畜，数量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
二是清水河流域的中心区域——原州，不仅是官办马场的核心区域，还是陇右马政的管理中心，是唐代的“牧马城”（养马基地）。约50年间，原州一地的牧马数量由3000余匹一举增长到70多万匹。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去灵州会见铁勒诸部时越过六盘山，特意视察了陇右监牧的牧马。安史之乱时，北上的太子李亨由于得到清水河流域官办马场的数万匹军马，“军势稍振”。可以说，这里的战马曾经是庇护唐王朝的“一片祥云”。
三是明代马政的衰落。大致来看，有管理混乱、牧军逃匿等因素，也有当时北方气候由暖转冷、植被变迁、土地沙化等自然环境趋于恶化的原因。到了清代，清水河流域的川谷川道、山间盆地乃至浅山缓坡的草场、林地不断被垦殖，黄土丘陵区开荒一直开到山顶上，森林资源被砍伐殆尽。
这种生态教训，不得不引发对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思考。生态建设要从一棵树、一根苗、一株草做起，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近年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清水河流域发生历史性巨变。如今，宁夏南部地区生态建设日见成效，林草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效能有大幅度提升。水阔山远的清水河，未来可期！
读书周刊：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在农耕和游牧分界线两侧，还能打捞出其他历史“碎片”吗？
杨占武：书中收录的《青冈峡里韦州路》，初刊于202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韦州是今天宁夏同心县的一个镇，政治、经济、交通地位并不突出，却以“州”为名。历史上，它曾是兵家必争之要道。北部为毛乌素沙地的一部分，即著名的“河东沙区”；过此地，就到达灵州，即今天的宁夏平原。《新唐书》说古老的丝绸之路“萧关通灵威路”，“威”即指韦州，军事意义、商贸价值都很突出。用“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韦州长期是北方民族的重要安置地，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游牧的匈奴人、吐谷浑人、吐蕃人以及党项人，都视其为必争的膏腴之地。韦州也是距离沙漠最近处的一道“甜点”，是中原王朝在塞北最先伸出的触角之一。唐皇室“和亲”的第一位女子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国王诺曷钵后，因为吐谷浑在与吐蕃人的战争中失败，唐朝遂顺势决定辟地安乐州（韦州），安置其部众，并以诺曷钵为刺史。
此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大唐的恢宏文明、包容气质逐渐在韦州扎根，确保了文脉赓续、弦歌铮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语境下，这有着别样的重要意义。
共鸣是最高的奖赏
读书周刊：有评论说，《牧马清水河》具有“历史的厚度、哲学的深度和经济学的尺度”。您怎么看？
杨占武：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不敢保证，但至少我愿意这样去写作。书写故乡的关键在于“懂”和“悟”，成为故乡故土的知情者，或者说变成一个“文明内部的发言人”。纷至沓来的学术研究，仅仅将人群、村落视为“田野”，很难说不是在以学术的方式反复“赏玩贫穷”。我的书写是对故乡的一份记录，更多的是基于人本主义的祈盼和怜悯。
《一口水窖的容量》《寻草的释义和我的寻草生涯》《捞浪茅》等文章，表面上看是记述生活的。《一口水窖的容量》写“冬储层冰，夏收暴涨”，用以解决人畜饮水的水窖；《寻草的释义和我的寻草生涯》写畜草资源的匮乏以及寻找畜草的艰难；《捞浪茅》写收集洪水中漂浮的茅草、畜粪以解决燃料。大家当然会从中读出生活的困顿，但贯穿创作始终的主要是历史的追问以及经济学意义上的评判。
在《寻草的释义和我的寻草生涯》的结尾，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每每在大地上行走，甚至是在苏格兰北部高地和澳大利亚的人工草甸式草原上漫步，我都会留心辨认有没有我所熟悉的那些草。特别是，如果看见冰草、枝儿条、香茅、狗尾巴草、苦籽蔓这些最适宜的畜草，自己会迅速地产生执念甚至冲动：这样繁盛的草，装满一背篼岂不是太容易的吗？”
我曾与读者作过交流，一些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觉得这也是他们的“潜意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种共鸣。我希望自己书写的这些记忆，无论其形态和意蕴如何变化，人们可以从中读到自己的故事。共鸣，是读者对我最高的奖赏。
读书周刊：“纸上还乡”是不是也应尽量避免成为一种私人的感受或体验？
杨占武：“纸上还乡”不能变成“乡愁的乌托邦”。英国近代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就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起主动作用的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收录进《牧马清水河》的作品大多以风土为写作背景，也体现了这一逻辑。
文化，在风土上孕育。我推荐大家看看《村子：1963—1979》。这篇文章写了我在“村子”的生活，其中能看到粗粝的风土、人们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风土所塑造的人文精神。黄土地生存的秘密或者说节奏，是一种叫作“坚忍”或者“忍耐”的东西。
文学创作是由作家的私人事件酝酿而诞生的，但写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对生命作执着的意义追究，是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选择一种精神方向。如果只有私人的感受或体验，那写作的意义难免会大打折扣。写作只有与现实相遇、与世界邂逅，才显得弥足珍贵。如果不能观照现实、不能关切他人的生存，那它存在的意义就很可疑。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说过，只要是动人心魄又充满魔力的记忆，都只按自己的口味对事实“挑肥拣瘦”。它所酝酿的往事，既可能模糊不清，也可能历历在目；既可能包含方方面面，也可能只是孤立无援的一角；既可能有所特指，也可能象征其他。我希望自己书写的记忆，无论其形态和意蕴如何变化，人们都可以从中读到自己的故事。只有共鸣，才能回应“挑肥拣瘦”的质疑。
《牧马清水河》是一部“纸上还乡”的诚意之作。丰厚的知识储备与摇曳多姿的行文特点，让这本散文集兼具学术色彩和文学价值。
透过作者杨占武的书写，既能够看到厚重的寻根意识与人文情怀，也可以理解记忆的短暂与永恒。
水声会陪伴你一生
读书周刊：清水河在哪里？
杨占武：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交代的问题。在网上输入“清水河”一词，首先显示的是“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上游洋河的支流”，同时提示有20多个同名词条。把这20多个词条展开看了一下，发现还都是真实的河流。“清水河”也名列其中，并注明是“黄河宁夏段最大支流”，这是准确的。
更权威的介绍来自《中国河湖大典》：清水河，黄河右岸支流，发源于六盘山东麓，由南向北流经原州、西吉、海原、同心、中卫、中宁等地，在泉眼山注入黄河。
地处黄土高原，清水河有一些不同寻常的重要特点，如“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苦水分布广，含盐度高”以及流域“植被覆盖率低”等。
读书周刊：这样的介绍看上去严谨、客观，甚至有些“冷冰冰”。恐怕只有生活在清水河流域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它意味着什么。
杨占武：就个人感受而言，清水河的水是苦涩的，既不能饮用，又难以灌溉。更准确地说，清水河的支流——折死沟，这条泥汤横溢的间歇河的水声伴随着我的成长。它不仅水质苦涩，而且含沙量巨大。虽以河流为名，却与“潺潺流水”“浪花涟漪”或“鸟语花香”“低吟浅唱”等形容词无关。在降雨量相对集中的7月至9月，奔涌的泥浆排山倒海、呼啸而来，两岸冒起阵阵黄色尘烟。
美国当代自然文学作家兹温格说过一句话：“当一条河伴随着你成长时，或许它的水声会陪伴你一生。”她曾与友人一起泛舟，沿着美国西部最大的一条河——绿河漂流而下，穿越西部峡谷，横跨怀俄明、科罗拉多及犹他三个州，随后将亲身经历写成一本书——《奔腾的河流》。我自小生活的清水河流域，虽然与绿河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但给人带来的感触尤其是就深刻程度而言是一样的。
我写清水河，起因是这个流域里曾经的贫困，以及我自己对贫困干旱、生态恶劣等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寂寂无闻的清水河，若换个词语，则可能如雷贯耳——那就是行政地理意义上常说的“西海固”。它与甘肃河西、定西并称为“三西”。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开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先河；进入21世纪，它成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并于2020年正式告别绝对贫困。
“塞北江南”旧有名
读书周刊：水带来灾害，也提供资源。清水河流经的宁夏，其北部平原地带被誉为“塞北江南”，您在书中对此颇多着墨。
杨占武：“江南”本是一个地域概念，后逐渐演变为一种超乎地域的文化认同。在文化的意象里，“江南”特指物产丰裕、人文荟萃之地，道不尽的风物柔美、姹紫嫣红，说不完的富贵风流、珠光宝气。这样的诗性和浪漫，人人向往，以至于从西部到东部、从边陲到京畿，历史上出现了多达几十处的“江南”。
这里面，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声名最著的无疑是“塞北江南”。地以诗而显，诗因地而闻。说到“塞北江南”，韦蟾是被提及最多的诗人。他在《送卢潘尚书之灵武》中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却使六番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
读书周刊：“天府之国”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战国时期修建的都江堰。“塞北江南”背后，又闪现着哪些人和事？
杨占武：“塞北江南”的出现，一个基本因素是水利建设。两汉时期，宁夏平原的灌溉农业就取得了发展。到北魏时期，这里的灌溉农业进一步繁荣起来，“官课充足，民亦丰赡”。
经过上千年的浇灌、耕耘，宁夏古灌区作为“古代水利工程可持续利用的典范”，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里面，我们应该记住一个人——刁雍。据《魏书》记载，刁雍赴任宁夏平原，看到有旧的渠堰遗迹，但年代久远，可能是“上古所制”，早已无水，农夫散居各处，只有一些零星的耕作，稼穑艰难。于是，他着手开凿新渠，清淤疏滞连通旧渠，筑坝引水，渠道长度达120里。
宁夏平原灌区的灌溉制度由刁雍第一次记录，即“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这是一种轮灌的用水办法，既能够保证农作物对水分的要求，又有助于提高用水效率，最大限度地扩大灌溉面积。
黄河宁蒙段大规模的长途水运，也是在刁雍手上开启的。黄河出青铜峡进入银川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地势豁然开朗，河道平缓，流量稳定，适于开展航运。刁雍针对陆地运输和河运算了一笔账：如用牛车运输，每车载重二十石，因道多深沙，轻车往来尚且艰难，载重的牛车常常滞陷，且粮食在河西，要渡运到河东才可以装车，往返一次需一百多天，每年最多运输两次；如河运，造船两百艘，两艘合为一舫，一舫可载两千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魏太武帝称赞，这是一“大省民力”的做法。
一种出乎意料的惊喜
读书周刊：书中有好几处提到了“预旺”，这个地方为何值得了解？
杨占武：预旺处于宁夏南部的古驿道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于1936年到过这里。胡愈之在《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中曾勾勒这段历史：“首先他（斯诺）到了苏区当时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
斯诺记述，进入预旺后，给他一种出乎意料的惊喜：“与陕西、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条路——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古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兀鹰和秃鹰有时在头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在预旺，斯诺待了20多天。有人做过统计，《西行漫记》的文字有近1/3是在这里采写的。“真正的红军”以及预旺当时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地名，如“包头水”“吊堡子”，随着这部著作的出版传向了全世界。
斯诺在预旺城东门外，还受到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左权、邓小平、陈赓等红军高级将领的热烈欢迎。特别是那幅题为“抗战之声”的照片，被选为《西行漫记》的封面，成为“红星照耀中国”的标志性象征：“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
读书周刊：在清水河流域，还有一座山——六盘山，与红军有很深的渊源。
杨占武：关于红军长征时翻越六盘山的史料，党史部门、历史研究学者有过细致研究。这里，我想重点讲一个故事。
1935年10月7日拂晓，红军准备从青石嘴东北向汝河河谷进发，进入陕北。登上六盘山峰顶时，突然发现从南而来、约有两个连的敌军。红军趁着对方尚未警醒之际，迅速将其包围，一举俘虏骑兵100多人，缴获10多辆车、100多匹战马。基于这次缴获的战马，红军组建了一支骑兵侦察连。
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有一个象征意义：在改天换地的时代，一支弱小的力量如若获得六盘山地的战马，往往预示着一个良好的开端。
总是邂逅马的故事
读书周刊：“在清水河畔，总是邂逅马的故事”，除了红军与马的故事，这片土地上还有过哪些“牧马”故事？
杨占武：在清水河流域，历史上最好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平耕陡牧，以牧为主，间事农作。游牧与农耕，都是顺应自然的方式。我在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例，在此仅举三个：
一是司马迁的记载。他在《史记》中讲过一个富豪的故事：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献给戎王。戎王以10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包括牲畜，数量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
二是清水河流域的中心区域——原州，不仅是官办马场的核心区域，还是陇右马政的管理中心，是唐代的“牧马城”（养马基地）。约50年间，原州一地的牧马数量由3000余匹一举增长到70多万匹。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去灵州会见铁勒诸部时越过六盘山，特意视察了陇右监牧的牧马。安史之乱时，北上的太子李亨由于得到清水河流域官办马场的数万匹军马，“军势稍振”。可以说，这里的战马曾经是庇护唐王朝的“一片祥云”。
三是明代马政的衰落。大致来看，有管理混乱、牧军逃匿等因素，也有当时北方气候由暖转冷、植被变迁、土地沙化等自然环境趋于恶化的原因。到了清代，清水河流域的川谷川道、山间盆地乃至浅山缓坡的草场、林地不断被垦殖，黄土丘陵区开荒一直开到山顶上，森林资源被砍伐殆尽。
这种生态教训，不得不引发对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思考。生态建设要从一棵树、一根苗、一株草做起，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近年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清水河流域发生历史性巨变。如今，宁夏南部地区生态建设日见成效，林草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效能有大幅度提升。水阔山远的清水河，未来可期！
读书周刊：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在农耕和游牧分界线两侧，还能打捞出其他历史“碎片”吗？
杨占武：书中收录的《青冈峡里韦州路》，初刊于202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韦州是今天宁夏同心县的一个镇，政治、经济、交通地位并不突出，却以“州”为名。历史上，它曾是兵家必争之要道。北部为毛乌素沙地的一部分，即著名的“河东沙区”；过此地，就到达灵州，即今天的宁夏平原。《新唐书》说古老的丝绸之路“萧关通灵威路”，“威”即指韦州，军事意义、商贸价值都很突出。用“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韦州长期是北方民族的重要安置地，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游牧的匈奴人、吐谷浑人、吐蕃人以及党项人，都视其为必争的膏腴之地。韦州也是距离沙漠最近处的一道“甜点”，是中原王朝在塞北最先伸出的触角之一。唐皇室“和亲”的第一位女子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国王诺曷钵后，因为吐谷浑在与吐蕃人的战争中失败，唐朝遂顺势决定辟地安乐州（韦州），安置其部众，并以诺曷钵为刺史。
此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大唐的恢宏文明、包容气质逐渐在韦州扎根，确保了文脉赓续、弦歌铮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语境下，这有着别样的重要意义。
共鸣是最高的奖赏
读书周刊：有评论说，《牧马清水河》具有“历史的厚度、哲学的深度和经济学的尺度”。您怎么看？
杨占武：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不敢保证，但至少我愿意这样去写作。书写故乡的关键在于“懂”和“悟”，成为故乡故土的知情者，或者说变成一个“文明内部的发言人”。纷至沓来的学术研究，仅仅将人群、村落视为“田野”，很难说不是在以学术的方式反复“赏玩贫穷”。我的书写是对故乡的一份记录，更多的是基于人本主义的祈盼和怜悯。
《一口水窖的容量》《寻草的释义和我的寻草生涯》《捞浪茅》等文章，表面上看是记述生活的。《一口水窖的容量》写“冬储层冰，夏收暴涨”，用以解决人畜饮水的水窖；《寻草的释义和我的寻草生涯》写畜草资源的匮乏以及寻找畜草的艰难；《捞浪茅》写收集洪水中漂浮的茅草、畜粪以解决燃料。大家当然会从中读出生活的困顿，但贯穿创作始终的主要是历史的追问以及经济学意义上的评判。
在《寻草的释义和我的寻草生涯》的结尾，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每每在大地上行走，甚至是在苏格兰北部高地和澳大利亚的人工草甸式草原上漫步，我都会留心辨认有没有我所熟悉的那些草。特别是，如果看见冰草、枝儿条、香茅、狗尾巴草、苦籽蔓这些最适宜的畜草，自己会迅速地产生执念甚至冲动：这样繁盛的草，装满一背篼岂不是太容易的吗？”
我曾与读者作过交流，一些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觉得这也是他们的“潜意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种共鸣。我希望自己书写的这些记忆，无论其形态和意蕴如何变化，人们可以从中读到自己的故事。共鸣，是读者对我最高的奖赏。
读书周刊：“纸上还乡”是不是也应尽量避免成为一种私人的感受或体验？
杨占武：“纸上还乡”不能变成“乡愁的乌托邦”。英国近代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就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起主动作用的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收录进《牧马清水河》的作品大多以风土为写作背景，也体现了这一逻辑。
文化，在风土上孕育。我推荐大家看看《村子：1963—1979》。这篇文章写了我在“村子”的生活，其中能看到粗粝的风土、人们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风土所塑造的人文精神。黄土地生存的秘密或者说节奏，是一种叫作“坚忍”或者“忍耐”的东西。
文学创作是由作家的私人事件酝酿而诞生的，但写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对生命作执着的意义追究，是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选择一种精神方向。如果只有私人的感受或体验，那写作的意义难免会大打折扣。写作只有与现实相遇、与世界邂逅，才显得弥足珍贵。如果不能观照现实、不能关切他人的生存，那它存在的意义就很可疑。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说过，只要是动人心魄又充满魔力的记忆，都只按自己的口味对事实“挑肥拣瘦”。它所酝酿的往事，既可能模糊不清，也可能历历在目；既可能包含方方面面，也可能只是孤立无援的一角；既可能有所特指，也可能象征其他。我希望自己书写的记忆，无论其形态和意蕴如何变化，人们都可以从中读到自己的故事。只有共鸣，才能回应“挑肥拣瘦”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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