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类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记录，但绝大部分都是政治人物的血雨腥风、军事人物的金戈铁马，抑或精英阶层的思想理论。这也难怪梁启超在《新史学》里痛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历史记载都是“相斫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很长一段时间，中外历史学家都不愿意“眼光向下”，瞥一眼普通民众。
但是，没有普通人的日常活动、喜怒哀乐，我们就无法理解不同时代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国家的政策对个人的影响。正如年鉴学派巨擘布罗代尔所说，政治革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了解社会发展，便不能理解人类历史的变革。故而20世纪以来，社会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等理论接连出现，渴望发现普通人的声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所著《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以下简称《众生百态》）、澳门大学历史人文学院讲席教授王笛所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年）》（以下简称《街头文化》）以及非虚构作家袁凌所著《我的皮村兄妹》，可以说是描述古今“打工人”真实生活的代表作。
《众生百态》：清代档案里的“打工人”
常建华的《众生百态》，让我们看到了清代打工者的境遇。刑科题本是清代的司法文书，凡是涉及死刑的案件，在制度上必须要得到中央（尤其是皇帝）的核准，所以会在中央档案中留下相应的记录。刑科题本数量巨大，其中包含秋审、朝审、命案、盗案、监狱、缉捕等项内容，最早有15万件，后续因战乱兵燹，档案受潮无人看管、遭遇变卖等情况，还剩12万件。这批档案在时间段上涵盖了整个清代，但大部分是自乾隆元年以来的案件。由于数量巨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并未完成整理开放工作，目前仅开放了“土地债务类”和“婚姻奸情（家庭类）”两个专题，但已经多达几百万宗案件，中外学者就此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刑科题本里留下了犯罪者翔实的原始口供，保证了历史材料的真实性。
《众生百态》主要围绕剃头匠、木匠、铁匠、篾匠、豆腐铺与酒腐店经营者、挖煤者、茶山经营者、演戏优伶等行业展开，考察“打工者”们的人际关系、经济纠纷、生活矛盾等。
例如，清代的剃头匠年龄多在30岁以上，最大者近60岁，且几乎都在外地谋生，父母亡故者较多，属于孤独之人。清代的剃头服务，主要有为客人梳辫剃头、搅剃耳窍，剃头帮工每月工钱大约四五百文。铜盆剃刀是他们的谋生工具，故而在矛盾出现时，也经常会成为作案工具。
木匠、铁匠、篾匠是清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职业，他们需要租赁店铺经营，故而很多案件都是与房东发生纠纷，也有与雇主之间因工钱产生纠纷。与剃头匠相比，木匠喜欢将斧子别在腰里，铁匠接触用具更多，篾匠常备篾刀，都容易因激动而杀人。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清代时期，城市里的木匠行业即已有了行规，限制同行竞争，出现了本地保护政策，通过对外地木匠加倍征收行规银来减少竞争。这为我们了解清代城市的商业运行，提供了资料。
通读全书，我们会发现清代权力渗透的有限性。虽然有学者认为，清代主要依靠精英阶层和保甲制度进行社会控制，但是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流动“打工人”，他们几乎靠着传统观念进行社区自治和自我控制，法律和政府处在缺失的状态，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发生口角时，即求之于武力。
《街头文化》：对“打工人”生存空间的管理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明”观念的渗入，在精英阶层眼中，“打工人”变成了卑下、愚昧、空虚、不诚实的代表。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进行引导，政府则开始关心“打工人”的处境。
王笛的《街头文化》就以成都为例，通过城市公共空间来看近代大众生活的转型。一直以来，王笛都在从事对成都的研究，《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基层权力的社会运作。在这本《街头文化》中，王笛记录了近代中国精英阶层的改良者如何改造“打工人”生存的公共空间，让他们脱离愚昧走向“文明”。
比如，针对普通人拜佛烧香、过年贴门神等迷信行为，精英阶层在报纸上叩问商民为何一年比一年穷，原因是他们坐在屋里什么都不干，专敬鬼神；当他们看到许多店铺因价格问题产生纠纷，店主态度恶劣，就专门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商业经营之道。1909年，四川劝业道甚至发布公告，明令要求店主不能回绝顾客开价，要端茶上烟。在成都，对茶馆的管理是最典型的案例。在此以前，茶馆主要是“聊天”和“讲理”的地方，是民众自我评判是非之地，人们有了口角就会相约到茶铺来争吵，由中间人分辨是非曲直。如果双方都不愿意认输，甚至会上演全武行，扔茶碗，丢板凳，等到见了血，才会报官。近代警察制度出现之后，明令取缔“吃讲茶”，“聊天”则被精英阶层看成是“散布谣言”“制造事端”。
我们不否认，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国家和精英阶层对“打工人”生存空间的管理过于一厢情愿。但反过来我们也能看到，当民众无法表达自我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丧失了与精英阶层和管理者协商、博弈的机会。
《我的皮村兄妹》：“打工人”尝试自己说话
不论是清代刑科题本的记录，还是王笛对成都民众生活的研究，其所依据的历史记载都是精英所写。王笛在一篇采访中曾说，普通民众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态度，但是也需要通过研究“历史的微声”去发现“隐藏的文书”，即对精英留下的文本进行探微式研究，从只言片语中寻找普通民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准则。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碎片化的材料无法进行更多的下探研究。
198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皮瓦克发表《庶民能说话吗》一文，在中西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斯皮瓦克认为，庶民是无法自我表达的，因为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已经被消费主义的观念渗透，庶民在其中丧失了自身，很难形成统一意识。此外，学者们在裁剪资料上，使用的是有助于自身研究的内容，其目的是反映国家和社会变革，其背后也是精英意识的体现。的确，在史料中留下记载的底层民众，很多人是以犯罪者的身份出现的，被记载的也多是一些极端经历。而记录者的眼光也会造成一些民众历史形象的失真，如近代成都的茶馆里，显然大多数人是在正常聊天，但外国观察者留下的史料里，记述的多是茶馆民众打架事例，意在说明中国人的愚昧。
当然，底层民众在历史中缺少声音，还有一个原因，即古代普通人识字率低，留下的文本较少，即使有些人留下了记录，如自述、日记等，也不被重视，没有出版的机会。当下，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普通人逐渐有了机会和路径进行表达。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便让我们看到了这一趋势的出现。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是很多打工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建立了工友之家，有图书室、博物馆和文学艺术小组，它成为了全国工友心中的梦想地标。皮村此前春节时还曾举办“打工人春晚”，网络点击破万。工友之家门口的两行标语颇能反映普通人对自身诉求的表达：“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与其他描写打工群体的作品不同，袁凌花费了七年时间，与13位打工人深入交往，同吃同住同劳动，记录了他们的人生和遭遇。这些打工人都参与了文学小组，心底埋藏着文学梦，有表达自我的诉求。
月嫂史鱼琴身患癌症，还有一个长期患病无法工作的老公，她在养病期间写作小说，真实记录自己的过往。她告诫自己：“赶快写，哪怕死了，写出来就没有遗憾了。”
同心二手商店店员小海，因为所住地方的公厕无人清理，苍蝇横飞，他写下了《尹各庄的苍蝇沦陷了》。虽然他辗转各地打工，报酬微薄，但是对生活充满信心，喜欢读海子，听汪峰的歌曲。他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写下“晚风吹过窗台/梦想依旧澎湃”。
现在皮村已经走出了范雨素、陈年喜这样的知名“打工人”，他们出版的《我是范雨素》和《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等作品为世人所知。皮村的很多打工人受到他们影响，也开始阅读，写作，思考自己的命运。
当然，“打工人”的“说话”，也存在着种种困境，比如他们只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诗歌和文章在写作技巧上还有差距。但我们能看到，如今的普通人已经在努力言说自己。千百年来，无数底层普通人来到世界，又匆匆离开，如同流星划过不留下半点痕迹。现在，他们正在努力自己说话，让世界知道他们的困境和情感经历。
从古至今，人类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记录，但绝大部分都是政治人物的血雨腥风、军事人物的金戈铁马，抑或精英阶层的思想理论。这也难怪梁启超在《新史学》里痛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历史记载都是“相斫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很长一段时间，中外历史学家都不愿意“眼光向下”，瞥一眼普通民众。
但是，没有普通人的日常活动、喜怒哀乐，我们就无法理解不同时代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国家的政策对个人的影响。正如年鉴学派巨擘布罗代尔所说，政治革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了解社会发展，便不能理解人类历史的变革。故而20世纪以来，社会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等理论接连出现，渴望发现普通人的声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所著《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以下简称《众生百态》）、澳门大学历史人文学院讲席教授王笛所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年）》（以下简称《街头文化》）以及非虚构作家袁凌所著《我的皮村兄妹》，可以说是描述古今“打工人”真实生活的代表作。
《众生百态》：清代档案里的“打工人”
常建华的《众生百态》，让我们看到了清代打工者的境遇。刑科题本是清代的司法文书，凡是涉及死刑的案件，在制度上必须要得到中央（尤其是皇帝）的核准，所以会在中央档案中留下相应的记录。刑科题本数量巨大，其中包含秋审、朝审、命案、盗案、监狱、缉捕等项内容，最早有15万件，后续因战乱兵燹，档案受潮无人看管、遭遇变卖等情况，还剩12万件。这批档案在时间段上涵盖了整个清代，但大部分是自乾隆元年以来的案件。由于数量巨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并未完成整理开放工作，目前仅开放了“土地债务类”和“婚姻奸情（家庭类）”两个专题，但已经多达几百万宗案件，中外学者就此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刑科题本里留下了犯罪者翔实的原始口供，保证了历史材料的真实性。
《众生百态》主要围绕剃头匠、木匠、铁匠、篾匠、豆腐铺与酒腐店经营者、挖煤者、茶山经营者、演戏优伶等行业展开，考察“打工者”们的人际关系、经济纠纷、生活矛盾等。
例如，清代的剃头匠年龄多在30岁以上，最大者近60岁，且几乎都在外地谋生，父母亡故者较多，属于孤独之人。清代的剃头服务，主要有为客人梳辫剃头、搅剃耳窍，剃头帮工每月工钱大约四五百文。铜盆剃刀是他们的谋生工具，故而在矛盾出现时，也经常会成为作案工具。
木匠、铁匠、篾匠是清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职业，他们需要租赁店铺经营，故而很多案件都是与房东发生纠纷，也有与雇主之间因工钱产生纠纷。与剃头匠相比，木匠喜欢将斧子别在腰里，铁匠接触用具更多，篾匠常备篾刀，都容易因激动而杀人。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清代时期，城市里的木匠行业即已有了行规，限制同行竞争，出现了本地保护政策，通过对外地木匠加倍征收行规银来减少竞争。这为我们了解清代城市的商业运行，提供了资料。
通读全书，我们会发现清代权力渗透的有限性。虽然有学者认为，清代主要依靠精英阶层和保甲制度进行社会控制，但是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流动“打工人”，他们几乎靠着传统观念进行社区自治和自我控制，法律和政府处在缺失的状态，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发生口角时，即求之于武力。
《街头文化》：对“打工人”生存空间的管理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明”观念的渗入，在精英阶层眼中，“打工人”变成了卑下、愚昧、空虚、不诚实的代表。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进行引导，政府则开始关心“打工人”的处境。
王笛的《街头文化》就以成都为例，通过城市公共空间来看近代大众生活的转型。一直以来，王笛都在从事对成都的研究，《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基层权力的社会运作。在这本《街头文化》中，王笛记录了近代中国精英阶层的改良者如何改造“打工人”生存的公共空间，让他们脱离愚昧走向“文明”。
比如，针对普通人拜佛烧香、过年贴门神等迷信行为，精英阶层在报纸上叩问商民为何一年比一年穷，原因是他们坐在屋里什么都不干，专敬鬼神；当他们看到许多店铺因价格问题产生纠纷，店主态度恶劣，就专门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商业经营之道。1909年，四川劝业道甚至发布公告，明令要求店主不能回绝顾客开价，要端茶上烟。在成都，对茶馆的管理是最典型的案例。在此以前，茶馆主要是“聊天”和“讲理”的地方，是民众自我评判是非之地，人们有了口角就会相约到茶铺来争吵，由中间人分辨是非曲直。如果双方都不愿意认输，甚至会上演全武行，扔茶碗，丢板凳，等到见了血，才会报官。近代警察制度出现之后，明令取缔“吃讲茶”，“聊天”则被精英阶层看成是“散布谣言”“制造事端”。
我们不否认，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国家和精英阶层对“打工人”生存空间的管理过于一厢情愿。但反过来我们也能看到，当民众无法表达自我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丧失了与精英阶层和管理者协商、博弈的机会。
《我的皮村兄妹》：“打工人”尝试自己说话
不论是清代刑科题本的记录，还是王笛对成都民众生活的研究，其所依据的历史记载都是精英所写。王笛在一篇采访中曾说，普通民众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态度，但是也需要通过研究“历史的微声”去发现“隐藏的文书”，即对精英留下的文本进行探微式研究，从只言片语中寻找普通民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准则。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碎片化的材料无法进行更多的下探研究。
198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皮瓦克发表《庶民能说话吗》一文，在中西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斯皮瓦克认为，庶民是无法自我表达的，因为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已经被消费主义的观念渗透，庶民在其中丧失了自身，很难形成统一意识。此外，学者们在裁剪资料上，使用的是有助于自身研究的内容，其目的是反映国家和社会变革，其背后也是精英意识的体现。的确，在史料中留下记载的底层民众，很多人是以犯罪者的身份出现的，被记载的也多是一些极端经历。而记录者的眼光也会造成一些民众历史形象的失真，如近代成都的茶馆里，显然大多数人是在正常聊天，但外国观察者留下的史料里，记述的多是茶馆民众打架事例，意在说明中国人的愚昧。
当然，底层民众在历史中缺少声音，还有一个原因，即古代普通人识字率低，留下的文本较少，即使有些人留下了记录，如自述、日记等，也不被重视，没有出版的机会。当下，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普通人逐渐有了机会和路径进行表达。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便让我们看到了这一趋势的出现。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是很多打工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建立了工友之家，有图书室、博物馆和文学艺术小组，它成为了全国工友心中的梦想地标。皮村此前春节时还曾举办“打工人春晚”，网络点击破万。工友之家门口的两行标语颇能反映普通人对自身诉求的表达：“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与其他描写打工群体的作品不同，袁凌花费了七年时间，与13位打工人深入交往，同吃同住同劳动，记录了他们的人生和遭遇。这些打工人都参与了文学小组，心底埋藏着文学梦，有表达自我的诉求。
月嫂史鱼琴身患癌症，还有一个长期患病无法工作的老公，她在养病期间写作小说，真实记录自己的过往。她告诫自己：“赶快写，哪怕死了，写出来就没有遗憾了。”
同心二手商店店员小海，因为所住地方的公厕无人清理，苍蝇横飞，他写下了《尹各庄的苍蝇沦陷了》。虽然他辗转各地打工，报酬微薄，但是对生活充满信心，喜欢读海子，听汪峰的歌曲。他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写下“晚风吹过窗台/梦想依旧澎湃”。
现在皮村已经走出了范雨素、陈年喜这样的知名“打工人”，他们出版的《我是范雨素》和《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等作品为世人所知。皮村的很多打工人受到他们影响，也开始阅读，写作，思考自己的命运。
当然，“打工人”的“说话”，也存在着种种困境，比如他们只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诗歌和文章在写作技巧上还有差距。但我们能看到，如今的普通人已经在努力言说自己。千百年来，无数底层普通人来到世界，又匆匆离开，如同流星划过不留下半点痕迹。现在，他们正在努力自己说话，让世界知道他们的困境和情感经历。
本文链接：在历史中寻觅普通“打工人”的声音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12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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