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文件刚发出，明天(周六)的值班就取消了，真是太开心了。”近日，在与《法治日报》记者交谈时，广东某小学教师朱燕的声音难掩喜悦——她所在的学校今后节假日都不会再安排任课教师值班。
这份喜悦源于教育部10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从严格规范发文审核、清单管理督查检查、优化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严控借调借用教师、精简数据填报、完善课后服务保障、健全监测核查等方面提出8条措施。
“《通知》对你们有影响吗?”记者就此询问了全国各地十余名中小学教师，除朱燕所在学校响应迅速外，截至发稿，多数学校未予回应。
在公众的固有认知中，中小学教师常与“坐拥寒暑假”等标签绑定。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大量教师正被繁杂的非学科任务缠身，教学主业反而日渐边缘化。“很多人以为老师只要上好课就行，殊不知，上课竟是老师每天要做的事情中最轻松的。”一名教师的感慨，道出了众多同行的心声。
老师也要“做作业”
校园公众号运营，已成为不少教师的“固定作业”。河南某小学教师韩笑向记者坦言，每天完成教学任务下班后，她还要在网络上自学公众号文章制作和运营知识。“领导对推文要求很高，不仅要配发视频，还要做版式设计、字体配色。我两三天就要写出一篇，如果完成得不好还会被批评。即便是周末，我也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
更让教师们困扰的是，公众号运营已演变为一场校际间的“内卷竞赛”。韩笑进一步透露：“公众号本是记录学校重要活动的平台，现在成为校际间比拼的工具。我们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公众号小组’，组员均为年轻教师。不仅要报道校内大小活动，活动前还要撰写方案;公众号上不时要推出‘校园文化’‘校园精神’等主题内容。”在她看来，这些内容大多流于形式，缺乏实际价值。
这种“形式化创作”还进一步蔓延至校园文化建设中。“有些学校成立时间不长，尚未形成独特的校园文化本属正常，但领导往往要求我们想办法‘创造’出来。每个班级都要有契合校园精神的文化墙、拟定班级口号，甚至要设计吉祥物，还要将校园文化融入日常教学，开发精品课程、撰写月度报告。”韩笑吐槽道，一系列要求让教师疲于应付。
教学主业被弱化
相较于非学科任务的“强势”，教师教学主业的地位正被逐渐弱化。山东某小学即将退休的教师王薇对此感触颇深：“现在的工作量，是我几十年前想不到的。以前老师的核心任务是授课，现在几乎快成副业了。”
王薇告诉记者：“一方面，教案、师德笔记、培优补差记录等均需手写，还有各类培训、公开课、赛课接踵而至，老师并未因技术进步而减轻负担;另一方面，学校要求推进AI赋能课堂，为此我们要学习如何‘让古人开口说话’‘实现古今握手’。”更让她心力交瘁的是家校沟通的压力：“如今家长动辄向教育局投诉，甚至深夜打电话询问孩子在校是否受委屈。若未及时回应或回应不当，就可能面临投诉。”
班主任的负担尤为沉重。王薇透露，班主任每学期要组织学生填写心理状况表格，再根据结果撰写心理健康教案、开展培训并撰写心得。同时，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必须签订“安全责任书”。“学生一旦发生任何意外都需承担责任。一套流程下来，该关注心理健康的也包括教师。”
碎片化的休息时间也被挤压。天津某小学教师张倩表示：“每天中午，老师要负责照看孩子吃饭、睡午觉，下午不是上课，就是在办公室继续完成其他工作。”
湖北某小学教师高舒告诉记者：“和老师有关的通知多数都是临时发布，有时一看落款甚至是半个月前的内容。”她举例说，一次，学校在周五快下班时，才通知下周二要举行公开课比赛，“年级还要求必须取得名次，说‘越紧急越能看出能力’，整个周末只能加班来准备”。
频繁改革加重负担
层出不穷的教学模式改革，本意是提升教学质量，却在执行过程中异化为加重师生负担的“额外枷锁”。
“项目式课堂、问题导向课堂、探究式课堂、沉浸式课堂、分层教学、合作学习、混合式课堂、大单元教学、翻转探究课堂、AI赋能课堂……”天津某小学教师张伟细数道，十几年教学生涯间，他一直在经历着各种新兴教学模式的更迭。
“上一个模式还没掌握，下一个就紧跟而来，这种高频率更迭让教师难以消化吸收。”张伟直言，“每次出新理论，我们都要从头学，甚至要跨界掌握全新技能，比如AI赋能就要精通多种工具，标准比初学者还高。有时一年推出两项‘新东西’，每次都要交课题、撰写论文，最后大多是准备一节公开课应付检查，很难融入真正的日常教学。”
安徽某中学语文老师于菲则担忧，这种“唯新教学模式论”会偏离教学本质。“现在不少课程成了图片和多媒体的灌输，比如通过AI工具让‘古人’讲话，反而会让学生越来越缺乏耐心品味文字魅力，心态日渐浮躁。”
“似乎任何部门都能给老师布置任务，要求老师协助，老师就是免费劳动力。”采访中，多名教师表达了这样的无奈。
这些跨界任务涵盖多个领域：当地举行马拉松赛事，早上6点教师就要到岗担任志愿者;寒暑假要参与教研、值班，还要去街道参与清洁工作;放学后要去路口执勤维护交通。此外，安全教育、禁毒、反诈等活动进校园，也要老师全程参与。“写方案、拍素材、发公众号，周而复始，根本停不下来。”一名受访教师如是说。
面对这些额外任务，教师们几乎没有拒绝的余地。于菲坦言：“如果想评职称、不想被批评、不想丢工作，除了配合，教师们别无选择。”
(文中受访教师均为化名)
以“制度之治”助力教师回归本职工作
□ 蒋言
教师法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为了让教师更好地履行教育教学的职责，教育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然而，本为提升教育教学能力的机制却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部分地方、学校的执行措施偏离了教育教学的核心目标，异化成教师难以承受的负担。为此，教育部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彰显了国家为中小学教师“减负”的决心。政策要从文本走向现实，制度保障不可或缺。在纠偏的基础上实现长久稳定的“制度之治”，这是让教师回归本职工作的必由之路。
教师“减负”的首要前提是明确何为“负”。形式主义痕迹明显的手写教案、重复填表、强制性志愿活动等要求与教育教学的职责关联甚少，是教师显性之“负”;“表演式”公开课、教研活动、培训等看似服务于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却已然形式大于内容，是教师隐性之“负”。对此，应以事务清单等方式区分教师事务中显性之“负”与隐性之“负”，对显性之“负”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清理取消;对隐性之“负”坚持返璞归真，优化整合去除表演性元素，秉持适度、高效的原则，回归研讨和学习的本质，从而实现分类治理，精准减负。
教师“减负”的落地离不开问责制度的支撑。没有问责，教师“减负”的措施就只是软性要求，而非刚性约束。首先需要明确问责情形，除《通知》中明令禁止的情形外，“原则上不得”等表述也应进一步细化例外情形，并设置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防止其异化为规避“减负”的通道。其次，要提升问责方式的针对性，强化问责效果，除了约谈通报，还应将教师“减负”问责与评优奖励、资源分配等挂钩，并纳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其领导班子履职尽责的考核。最后，要坚持常态化监测、督导、巡查与问题投诉相结合，尤其要以“互联网+督查”等方式畅通投诉渠道，落实投诉人信息保密要求，及时反馈投诉结果，充分发挥教师和其他社会主体的监督作用。
从长远看，要真正让教师“减负”，安心回归教育教学的本职工作，单纯依靠教师“减负”的制度设计难以完成。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的加重，本质上是不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和不完善的学校治理结构所产生的系统性偏差。只要教师评价机制中催生形式主义的指标依然存在，学校治理中的岗位职责与事务继续“错位”，教师“减负”的效果都难以长久持续。因此，教师“减负”要“治本”，尚需教师评价与学校治理的系统性制度改革。
就教师评价机制而言，一是要突出教育教学和师德评价，淡化社会志愿活动、参加会议等非教育教学评价;二是要破除“教师全能”的观念，除了作为底线要求的师德等评价项外，将教育教学相关评价项之间“和”的关系改为“或”的关系，在人才培养、自我提升等方面赋予教师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三是改革评价方式，避免“唯数量论”，减少不必要的量化评价，并以阶梯式的赋值评价代替“一刀切”式的数量合格性评价，让教师的每一分努力都能在评价中有所体现;四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教师自主更新、主管部门审核、多部门共享的教师数据库，通过系统自动生成、教师确认的方式形成评价信息，避免重复性填表。
就学校治理而言，内部治理的完善与外部治理的联动是制度改革的两个重要方向。一方面，学校要以教育教学和管理的需求为导向，合理设置、及时调整岗位及其职责。在人员编制受限的情况下，可考虑以购买社会服务或设置合同聘用制、劳务派遣制行政助理的方式应对，前者主要适用于宣传、后勤等教育教学辅助事务，后者主要适用于资料整理、材料撰写等常规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教师与学校在非教育教学负担方面紧密相连，教师“减负”绝不能简单地将非教育教学负担转嫁给学校，这就需要学校外部治理的配合，尤其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在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数据填报等方面减轻学校的不合理负担，免除学校的后顾之忧，让学校成为教师“减负”的积极实践者。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市法学会教育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来源：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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