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提出了农药危害的警告，而2月5日发表于《科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如今，农药对野生动植物造成的伤害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
图片来源：Pixabay论文作者、德国凯泽斯劳滕-兰道工业大学的Ralf Schulz表示：“几乎所有国家都呈现农药施用毒性增加的趋势。”
任何一种农药的潜在危害取决于其施用量和毒性大小，而毒性在不同物种间差异显著。为评估农药的总体危害， Schulz团队开发了“施用毒性”这一指标。
研究人员首先统计了2013至2019年间201个国家使用的625种农药的用量，其中既包括有机农业中使用的农药，也涵盖普通使用的品种。随后，他们综合多国监管机构数据，计算每种农药对八大生物类群的毒性，包括水生植物、水生无脊椎动物、鱼类、陆生节肢动物、传粉者、土壤生物、陆生脊椎动物和陆生植物。由此，研究团队得出了各国或各类生物群体的总施用毒性值。
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2013至2019年间八大生物类群中有6类的总施用毒性上升。例如，传粉者施用毒性上升13%、鱼类上升27%，昆虫、甲壳类和蜘蛛等陆生节肢动物上升43%。
Schulz说：“这并不意味着毒性必然转化为对这些生物的实际毒害作用，但至少能反映出当前使用的农药对传粉者、鱼类等生物体的毒性程度。”
许多其他研究也表明，河流等各种环境中的农药浓度高于监管机构批准这些农药时预估的可能值。Schulz强调，风险评估往往严重低估了风险暴露程度。
农药总施用毒性的增加源于两方面：一是使用量增加，二是毒性更强的农药替代了原有农药，而这种变化主要源于害虫抗性的进化。Schulz说：“在我看来，只要使用化学农药，抗性就会持续增强。”
Schulz特别指出，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问题尤为突出，它们对鱼类和水生无脊椎动物危害甚大，尽管理论上该类农药应低剂量使用。新烟碱类农药同样存在很大隐患，对传粉昆虫危害尤甚。
对于各界呼吁禁用的除草剂草甘膦，Schulz表示，虽然其毒性不高，但因使用量大，仍会增加总施用毒性。禁用草甘膦可能适得其反：若改用毒性更强的除草剂，实际施用毒性反而会上升。同时，广泛减少农药使用可能引发意外后果。若导致农场生产力下降，则要开垦更多农田，而土地清理过程将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
在2022年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各国承诺到2030年将农药“总体风险”至少降低一半。Schulz指出，“风险”的具体定义始终未明确，但他认为“总施用毒性”可作为衡量标准之一。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Roel Vermeulen指出，该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任何农药使用量的评估都难以绝对完美。“即便存在不确定性，该研究揭示的趋势也令人担忧。”他表示，“当前全球正背离而非趋近联合国目标，这对生态系统乃至人类健康而言，都是坏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表明，少数高毒性农药造成了大部分的总体风险，这意味着存在明确的干预目标，采取行动将带来巨大成效。”Vermeulen强调。他认为，农业转型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变革。“消费者必须愿意改变饮食习惯，减少食物浪费，并支付反映真实生产环境成本的合理价格。”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ea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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