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2026年应是中国医药创新业态的重要转折点。”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年度医疗健康产业论坛上，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霖作出了这一预判。
宋瑞霖注意到，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出现“加快创新药产业发展”的表述，而到了2025年，政策进一步细化至“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创新药目录”。最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本届政府的第三年——生物医药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低空经济一同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
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40万亿元，继续保持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领先地位。而若以支柱产业通常需达到GDP占比5%的量化标准计算，生物医药产业的规模需达到7万亿元。
对比现实：2025年全国医保年度筹资额约3万亿元；2025年工信部预计规模以上医药工业营收仅为2.96万亿元。
“‘支柱产业’这一定位，标志着战略定位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宋瑞霖在演讲中强调，“即便将全部医保资金用于支付创新药，也仅仅只有3万亿，距离7万亿的目标还差一个‘赛诺菲’的体量。”
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中国医药产业目前面临着全球罕见的“单一支付方”困境。数据显示，全国所有医疗机构中，医保定点机构占比高达93%，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交易额占绝对主导。而在美国、欧洲等成熟市场，商业保险与政府医保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支付矩阵。
这种结构性失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虽然已成为全球临床试验和研发管线的大国，但在商业化环节却极度缺乏议价能力，面临市场回报周期过长的困境。
究竟该如何破局？
研发“巨人”与市场“矮子”
从研发指标来看，中国医药创新已经毫无疑问地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行业机构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前100家生命科学机构中，中美两国占比超50%，中国占比已从过去的4%提升至22%；在医学研究机构（医院）排名中，2015年中国仅有华西医院1家进入全球前100，至2024年中国占比已达15%，其中上海医疗机构贡献了9家；在临床试验数量上，中国已位居全球首位，丰富的受试者资源和ICH指导原则的全面落地，使得中国成为全球药企开展临床试验的首选地之一。
授权交易（BD）的表现更为亮眼。2023年中国BD交易总额近1400亿美元，这一规模甚至超过了当年中国电动汽车的全球销售额。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再次位列全球BD交易规模首位。
然而，研发端的繁盛与产业端的羸弱形成了刺眼的“剪刀差”。数据显示，全球药品企业市值前十名均为跨国公司，礼来凭借两款降糖针剂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而中国上市药企前十市值总和仅为礼来的28%，大致相当于诺和诺德一家公司的水平。
“我们已经是全球BD和R&D大国，但还不是产业强国。”宋瑞霖进一步指出，“核心问题在于企业盈利能力不足——尽管研发投入成效显著，但盈利水平未能匹配。”
这一困境的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表现是，香港18A规则下的生物科技企业，产品上市前股价稳定，产品上市后股价反而跌破发行价。资本市场用脚投票的逻辑很简单：药物获批只是技术层面的成功，能否在市场中获得合理回报，仍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这种模式的后果是，中国虽然诞生了数量可观的FIC（First-in-class）和BIC（Best-in-class）药物，但这些资产往往成为跨国药企的“猎物”。
这也有案例可见。2023年8月，恒瑞医药公告称，将创新药TSLP单抗SHR-1905注射液项目有偿许可给美国OneBio（后改名为Aiolos）公司。按协议约定，OneBio向恒瑞支付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2500万美元、研发及销售里程碑付款累计可达10.25亿美元。
到了2024年1月，葛兰素史克（GSK）宣布与Aiolos达成收购协议，获得该公司唯一管线代号为AIO-001的单抗。为此，GSK将支付10亿美元的预付款和4亿美元的成功监管里程碑付款。
面对10亿美元和2500万首付款的差异，有行业声音认为，恒瑞医药的优质资产被“中间商”赚了差价。
“这说明中国的早期研发资产价值被严重低估，我们缺乏将研发优势转化为本土商业化优势的通道。”宋瑞霖表示。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中国正在成为跨国药企的“研发外包基地”，而非“商业化主战场”。2024年美国前FDA局长Scott曾指出，FDA批准的IND分子中，超50%源自中国。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40年，中国研发的新药在FDA批准总量中的占比将达35%。
“当中国成为研发管线的核心提供者，但商业化利润却被海外资本攫取时，支柱产业的定位就难以落地。”也有券商分析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转折点上的冷思考
面对这一结构性困局，亟待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宋瑞霖给出的解决方案并非简单的“加大医保投入”，而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制度框架：“四方协同”，即医疗、医保、商保、医药四大主体协同发力。
这一提法的背景是，传统的“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医药）已经无法适应创新药产业化的需求。商业健康保险，被视为撬动7万亿产业规模的唯一杠杆。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必要性在于，既然生物医药产业已被定位为支柱产业，就必须打破医保单一支付的垄断。”宋瑞霖表示。
他提出了几项具体的制度构想：首先，建立自费药市场。 在医院设立自费药房或自费药病房，将原本院外销售的双通道创新药引入院内，仅在支付方式上与医保药品区分。这不仅能保障患者用药安全，也能为医院提供合理的技术服务收入。
其次，赋予商保管理权。 商保覆盖的药物范围、服务细节及技术应用，应由商保机构制定管理方案，遵循“谁支付、谁管理”原则。宋瑞霖特别强调，“不能出现既不承担成本，又要干预决策的情况”。
再者，建立创新药技术服务费机制。 每款创新药对医生而言均属全新知识领域，需要专业培训、专项仓储及设备支持。在药品零加成政策下，医院缺乏提供这些服务的动力。因此，应给予合理的技术服务费用，建立规范的用药体系。
此外，通过税收优惠扩大商保存量。 鼓励更多群体参保，并打破商保产品的地域限制。“以上海为例，仅面向本地居民的商保产品注定难以持续。”宋瑞霖表示。
“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完善国内市场环境、做大做强国内循环、提升市场容量，是中国医药创新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宋瑞霖表示，中国与欧美在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核心不在于谁的技术更先进，而在于谁能为创新提供更可持续的支付生态。
他提醒行业，不要误读“支柱产业”的定位。“这意味着产业逻辑必须从‘现有技术供给’转向‘实际需求导向’。以前是‘我们有什么药，患者吃什么药’；未来是‘患者需要什么药，产业就得研发生产什么药，并且要能让产业赚钱’。”
而对于商业保险机构，宋瑞霖强调，商保公司不应仅作为支付工具，需要强化监管职能，加强处方管理。同时，若能吸引国际患者来华就医，不仅是商保行业的成功，更是中国医疗体系竞争力的体现。
从2015年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到2017年加入ICH，再到如今“支柱产业”的定位，政策顶层设计已经为创新药铺就了高速公路。
“2026年，我们正站在从研发大国到产业强国的十字路口。选择哪条路，不仅取决于政策的决心，更取决于整个产业生态——包括商保机构、医院、药企甚至患者——能否形成新的共识和行动框架。”宋瑞霖说道。
颈椎骨质增生是颈椎退行性病变的一种，由于长期慢性磨损或者不良姿势，造成颈椎边缘的骨质被破坏，表现为骨质增生，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当增生的骨质压迫神经或者椎动脉，患者会产生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甚至视 出现轻微咳嗽十余天，但今天有感冒症状的情况时，可能是由于病情好转、病情加重等原因导致。建议患者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针对性治疗。一、原因1.病情好转：如果在患病期间积极遵医嘱使用药物治疗 通常情况下，患者出现结膜炎和腹泻的症状，并不一定是肺炎引起的。如果担心是肺炎，则需要及时就医进行检查。1、原因：结膜炎通常是由于细菌感染或病毒感染等原因导致的一种炎症反应，在临床上会出现眼睛发红、分 飞蚊症是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通常表现为眼前出现黑影或云雾状物。如果发现自己的飞蚊症状近期有所变化，如变得更大、更明显或者数量增多等，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1.眼睛疲劳：长时间使用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可能会 咳嗽快一个月了是否需要输液治疗，要根据引起的原因进行综合考虑。如果是由支气管炎引起的，一般不需要输液治疗；如果是由于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导致的，则可能需要输液治疗。1.支气管炎：支气管炎是指发生在支气管 鼻中隔偏曲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两侧鼻腔之间的软骨或硬组织向一侧倾斜，造成鼻内空间不均匀。这种情况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症状和并发症，如头痛、鼻塞等。虽然鼻中隔偏曲可能会影响鼻子的外观，但并不是所有患者 。本文链接：中国医药创新走到“十字路口”，如何跨越“支付鸿沟”？http://www.sushuapos.com/show-9-787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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