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泽坛的建筑多，以方坛和皇祇室最为重要
京兆公园即北京的地坛公园，地坛公园原名方泽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地坛》记载了建筑原由：当时朝中商议祭祀之事，礼臣夏言上奏说应当分祭天地，此乃古制。当时王汝梅、霍韬等强烈反对夏言的建议，皇帝很生气，严加斥责两人，再次强调自己的礼制说，于是就在安定门外建起了方泽坛。
为了建方泽坛，朝廷可谓大兴土木。皇帝要求用红黄玉来做祭天用的玉爵，户部到处寻觅，却找不到这样的玉材，只好拿了一些红玛瑙等石给皇帝看。皇帝说可以暂时代替使用，但最后还是要找到真的红黄玉。大臣向皇帝解释说，国内所有的玉石大多出自西域以及藩属国进贡，但都没有红黄两色，不过可以想办法到边疆等地高价寻访。
嘉靖皇帝对这件事很执着，至嘉靖十五年（1536），他命户部去通知吐鲁番入供，但当地也未能找到。原任回回馆通事撒文秀上奏说：“二玉产在阿丹，去吐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有时自鸣。请依宣德时下番事例，遣臣赍重货往购之，二玉将必可得。”（《明世宗实录》）皇帝命撒文秀前往边地访求。
为了丰富方泽坛内的景致，皇帝派人到浙江移栽了一些特殊品种的竹子。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方泽坛于嘉靖十年（1531）四月建成。对于其细节及配房，从《续文献通考·郊社五》记载来看，方泽坛的建筑虽多，但以方坛和皇祇室最为重要。皇祇室是供奉太祖朱元璋牌位的地方，每年到举办祭祀活动时，礼部等官员都会从皇祇室内请出太祖牌位，安放在方泽坛上，祭祀完毕后再奉回皇祇室。
嘉靖十三年（1534），皇帝下令将圜丘定名为天坛，方泽坛定名为地坛。此时夏言已升为礼部尚书，他说圜丘和方泽本是法象定名，最好不要轻易更名，但为了省事，平时可称为天坛、地坛，正式祭天的文书仍称圜丘和方泽坛。自此之后，直至今日，人们一直称方泽坛为地坛。
地坛一带地理随朝代更替而变化
地坛建成后，这一带成为皇家禁地，凡是对此地有所损坏者，都会被定罪。《大明会典·律例六》载：“凡大祀丘坛而毁损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壝门减二等。若弃毁大祀神御之物者，杖一百，徒三年。遗失及误毁者，各减三等。天地坛内，纵放牲畜作践，及私种藉田外余地，并夺取藉田禾把者，俱问罪。牲畜入官，犯人枷号一个月发落。”
满人入关占领北京后，依然到这里祭祀，《大清会典事例》载：“顺治元年奏准：圜丘九奏、方泽八奏、太庙六奏、社稷七奏，历代帝王、先师、太岁各六奏，均用平字为乐章佳名。”此处所指是祭祀时奏乐的规格，地坛仅次于天坛，为八奏，显然高于社稷坛的七奏和太庙的六奏。此处所说的以平字为乐章名，《大清祭典事例》中有如下解释：“郊庙乐章，累朝各取嘉名，以明一代之制。除汉魏曲名不可枚举外，梁用雅，北齐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宗庙用宁、郊社用成，前明用和。本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改用平字。”
清朝在地坛演奏的平字乐章既有音乐也有歌词，《清朝文献通考》载有多段康熙十六年定的歌词，分为中平之章、广平之章、咸平之章、寿平之章等八段，此后还有皇帝还宫导迎乐奏祐平之章，想来这是尾声。其中平之章的词为：“吉蠲兮，玉宇开；薰风兮，自南来。凤驭纷兮，后先；岳渎蔼兮，徘徊。肃展礼兮，报功；沛灵泽兮，九垓。”
当然，清朝的祭祀已经与明朝有较大区别，最大的改变是皇祇室内供奉的牌位不同了。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载：“地坛在安定门外北郊。按《春明梦余录》，明嘉靖九年建方泽坛。本朝因之，重加缮治，乾隆十六年又修。每年夏至大祀地于方泽，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高宗纯皇帝、仁宗睿皇帝以配。”
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祭天地的隆重仪式已不复存，地坛一带渐渐荒芜起来，成为妓女集中之地。《北平风俗类征》所载《京都竹枝词》注中称：“妓之至贱者如金鱼池、青厂、四里园东、地坛夹道等处，皆曰跑窑子。”
民国时为发展国民德智体改建为京兆公园
民国十四年（1925），京兆尹薛笃弼将地坛改建为京兆公园，对于改建的原因，《京兆公园纪实》一文谈到缘起时称：“世界文明各国，入其都市，凡交通卫生市政种种设备，无不应有尽有；关于养成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之事，尤再三致意焉。而公园亦其一端也。”
想要发展国民的德智体，从国外的经验看，公园是一种教育方式，为此，他们想到了已经废弃的地坛：“安定门外地坛，在昔实为方泽，地势宽广，树木丛深，天然之公园也。爰请于内务部，辟作公园。”
对于筹备过程，《纪实》一文写道：“民国十四乙丑年春解梁薛公来尹京兆，因京兆素称首善之区，而文明设备机关，尚未发达，是故有京兆公园之设。惟此设置地点及经费，均为先决问题，适安定门外地坛旧址，近年废置，久经荒圮，爰请于内务部，将该地拨归京兆，辟为公园，并由财交两部及其他各机关捐助款项；一面委许君廷杰、王君树槐等为筹备主任，另由主任聘筹备员若干人助理，着手筹备。”
这里明确点到薛笃弼做北京市长时，看到地坛荒弃已久，于是向内务部请示拨给北京市管辖，同时组成筹备组来专门张罗此事。那时的地坛占地面积很大，若全面开工整修花费太大，于是他们分为四期进行开发：“惟是园地面宽广，其中建筑修理之处过多，约分四期进行。平垫马路，栽植柏墙，建筑公共体育场，为第一期；画地为图，布成世界园，为第二期；建筑共和亭，成立通俗图书馆，为第三期；添设各处亭台，开辟道路，装置电灯，涂粉墙壁，为第四期。时经三月之久，费款壹万六千余元之巨，煞费经营，始具规模。”
该计划的第三期中，已经打算在地坛内开设通俗图书馆。如果新起一座建筑花费太大，为此，地坛公园借用旧室作为通俗图书馆开办地。《纪实》一文谈到了用哪座建筑来做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即皇祇室之旧址。近年废置久经荒圮，薛公惜之，爰欲化无用为有用，乃兴工庀材，葺而新之，改设为图书馆。”
原本供奉帝王牌位的皇祇室变成了图书馆
皇祇室原本供奉着清代帝王的牌位，而今变成了图书馆，为了烘托氛围：“馆中四壁，满张通俗教育画、地图、节俭图、卫生图，使游人得知教育之有利益，卫生之宜讲求。旁设木阁，装庋通俗教育丛书，中设桌椅，为阅报处，再利用原有之石桌，为阅书处，游人可随便披阅，以增知识；馆外墙壁上有‘勤健治家，孝弟立身’八字，内面墙壁亦有‘为善最乐，读书便佳’八字。”
图书馆除了占用皇祇室外，他们还利用祭坛来做讲演场地：“因时有讲演，利用原有之坛址，在图书馆外面，改为露天讲演台。上有高竿，悬国旗，周围设听者座位，可容数百人，并备有留声机，任各界名流随时讲演，以灌输平民知识。”
这座图书馆开办得很正式，因为他们还制定了《通俗图书馆规程》：
本馆为增进市民普通知识起见，特设通俗图书馆，俾市民随便阅览。
馆内专派工役一人，管理各种图书，阅览人欲阅何种图书，可向其取阅，但不得同时并取；阅览人将所取图书阅毕，须仍放原处，不得任意抛置；阅览人不得将图书随意携出，致他人不得取阅；阅览时间不得吸烟，及谈笑喧哗；阅览人不得随意吐痰；阅览时间：每日自早八时起，至下午四时止。
即使进行简单的改造，也需要不少费用，薛笃弼在给内务总长的呈函中附上改造京兆公园及开办通俗图书馆的费用明细，其前几条为：
一、收京汉铁路管理局杨局长慕时捐助京兆公园及通俗教育馆开办费，洋二千元；二、收财政部两次拨发京兆公园及通俗教育馆补助费，共洋一万八千元；三、收交通部助拨京兆公园及通俗教育馆开办费，洋一万二千元；四、收由张殿恺私藏军火一案捐助款内拨给京兆公园及通俗教育馆开办费，洋六千元。
这些加起来总共收到了三万八千大洋，仍然不够用，薛笃弼继续想办法。此后京汉铁路管理局杨慕时捐款一千二百大洋，财政部两次拨来补助款三千大洋，张殿恺捐助三千大洋，这些钱款指定用来建造通俗教育馆。该教育馆包括一些体育设施，同时也包括通俗图书馆。
建造通俗教育馆的费用都是薛笃弼私人拉来的捐助，《京兆公园司事给工务局的呈函》中写道：“民国十三年，薛公子良来长京兆，为保存古迹，振兴文化计，乃呈准前内务部，将该坛借归京兆。一面以私人名义募款一万三千余元，斩荆辟荒，创作公园。经营八月之久，始告厥成。内部之设置，如世界地图园、五族共和亭、公共体育场、知乐园、讲演台、图书馆、有秋亭、教稼亭，并古今中外伟人图说谠语格言，满目琳琅，莫不于教育文化有关，尤能发起人民爱国自强观念，各界人士交口称颂。”
社会动荡时，市民公园荒废，成为部队驻扎之地
京兆公园建成后，对民众发售门票，当时普通门票每张售价铜元6枚，每年所收门票费用不足以抵维护费用，好在当时的财政厅按月拨发费用，使该园得以正常开办。到了军阀占据时期，公园成为驻军之地，里面的一些固定资产被毁坏，拨放费用来源骤减：“迨前岁，近畿战起，直鲁军暨奉军往来竟以本园为驻屯之所。全部建设暨家具、文件悉被摧残。战事平定之后，尹署因库帑奇绌，不惟不能筹款修理，且将原定经费每月减为一百二十元，临时费则予删除。减费之后仍未能按时发放，平均计算每月只能领得三成左右，合洋不及四十元。而往来军队常川驻扎，两年以来，蹂躏殆尽，现在驻园者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后方医院。”
公园被部队占用后，因无人维修，包括皇祇室在内的建筑，均出现了破损，《北平市坛庙调查报告》在谈到地坛时的状况说：“地坛在安定门外。坛内打牲亭、神库及皇祇室三处皆为第二师干部教导队占用；打牲亭及皇祇室瓦顶已坏，木料糟朽。河北省第四农事试验场占用其余房舍及大部土地，专为种植美棉之用。坛内中部为本府创办之市民公园，外坛西南部为本府之育苗场所。坛为方形，坛北面之石沟岸塌陷，坛内外荒草蔓生。”
按照《旧都文物略》所载：“民国十三年，改为京兆公园。于外坛辟农事试验场，划归河北省府管理。公园划归北平市政府，改名市民公园。嗣后因时局不靖，公园日就颓废。原有世界园、草亭等，以常驻兵于内，不加爱护，公园仅存其名。廿二年，市府力图整顿，拟收回河北省有之农场，归市管辖，并拟加以扩充整理，点缀风物，以其造成完美之市民公园。卒以河北省府不允变更管辖，驻军迁移亦感棘手，以致迁延未办。现在所谓市民公园，仅存其名而已。”
看来京兆公园后来改名为市民公园，后因社会动荡，市民公园荒废，成为部队驻扎之地。民国二十二年（1933），市政府想从部队那里收回此园，重新打造成市民公园，但那时的北京已经成为河北省下辖的一个市，相应安排需要得到省府的同意，同时想让驻军移走也非易事。
常逛书市，却不知有皇祇室
1957年4月，北京市政府对地坛进行了全面整修，将其改为地坛公园。
十几年前，这里开始举办地坛书市，每届书市长达十几天，于是这里成为爱书人的聚集之地，而我几乎每届书市都赶来凑热闹。书市的举办方式，是由各家出版社及图书公司在公园的空地内搭起大棚，为了避免影响古树，这些大棚搭得曲折蜿蜒，若想把每个摊位都转到，没有深厚的脚力根本无法做到。
书市吸引人的原因，在于那时没有发达的网购，信息也不通畅。一些出版社的库存书在压了很多年后都被翻出来摆到书市上。这些书往往较为专业冷僻，爱书人也不知道从哪里买到它们，书市给买卖双方都提供了机会。
我记得在某届书市上，在一个摊位上看到了叶昌炽《语石》汇校本，此书发行量极少，而我找了多年。当时摊位上摆着多本，于是颇为兴奋地选了一本品相上佳者，工作人员却告诉我说，这批书已经卖出去了，买主正在挑其他的书，所以没拿走。一样的书买多本，真是岂有此理。我跟工作人员说自己只买一本，工作人员正在为难间，我的身后响起了一句“是韦先生，可以卖一本”。回头一看，原来是爱书人胡同先生。他笑着说，这本书市场上多人在找，未承想这里有一摞，于是他就包圆了。
诸如此类的奇遇，在地坛书市还发生过许多，故这里成为爱书人的雅聚之地。今天想起来，应当是延续了当年京兆图书馆的书香。后来地坛书市停办数年，去年重启，是令人欣喜之事。
遗憾的是，那个时段我并不知道皇祇室是通俗图书馆的开办地，况且每次的注意力都盯着摊位上的书，我甚至连皇祇室都没去过。
脑海中想象到当年书架的排列方式
2022年4月9日，我曾特意打车前往该地。因为那里一向难以停车，我提前做了功课，知道皇祇室距南门不远。
地坛公园门票2元，这是我所知道的北京最便宜的公园。进入南门，迎面就是一堵红墙，从示意图中得知，其实这里就是皇祇室的院落，只是院门没有开在这个方向。我沿着逆时针转到了该院落的北门，此门正对着坛院，两者之间相隔不到五米，我打算拉远点距离尽量拍全门口，刚退到坛院门前，就听到旁边一个小屋子里面传出声音：“门票5元。”原来登上地坛要另外买票。我跟工作人员解释说等我拍完皇祇室再来买票。
也许是为了与祭坛相对，皇祇大殿跟其他的正殿坐落方式正好相反：坐南面北。该院落呈正方形，只是在南侧有一幢大殿。大殿的门虽然开着，但门口设有铁栅栏，上面挂着铭牌说，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殿堂暂停开放。无奈，只好在门前端着相机向里面的三面拍照。里面摆放着一些展品架，已经看不到图书，但我的脑海中却显现出了当年的情形，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当年书架的排列方式，这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转到院落的后方探看，没有看到其他建筑。院中摆放着皇祇室的介绍牌，上面谈到了这里曾经开办通俗图书馆之事。看到这句介绍颇感温暖。
而后走出院门，花5元钱进入坛院。按照记载，这里曾经是图书馆搞活动和讲演的地方。坛院有两层门，可以直登坛顶，但上面只摆放着一个仿古的大鼎，余外空无一物。地面上有成对的凹槽，不清楚当年的用途。
我从坛院北侧门走出，在这里看到一些欢乐的人群，但未能看到当年嘉靖皇帝从南方移来的特殊品种的竹子。想来竹子生命顽强，不知道它们隐藏到了哪个角落。我在公园兜了半圈，未能找到其他旧迹。
方泽坛的建筑多，以方坛和皇祇室最为重要
京兆公园即北京的地坛公园，地坛公园原名方泽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地坛》记载了建筑原由：当时朝中商议祭祀之事，礼臣夏言上奏说应当分祭天地，此乃古制。当时王汝梅、霍韬等强烈反对夏言的建议，皇帝很生气，严加斥责两人，再次强调自己的礼制说，于是就在安定门外建起了方泽坛。
为了建方泽坛，朝廷可谓大兴土木。皇帝要求用红黄玉来做祭天用的玉爵，户部到处寻觅，却找不到这样的玉材，只好拿了一些红玛瑙等石给皇帝看。皇帝说可以暂时代替使用，但最后还是要找到真的红黄玉。大臣向皇帝解释说，国内所有的玉石大多出自西域以及藩属国进贡，但都没有红黄两色，不过可以想办法到边疆等地高价寻访。
嘉靖皇帝对这件事很执着，至嘉靖十五年（1536），他命户部去通知吐鲁番入供，但当地也未能找到。原任回回馆通事撒文秀上奏说：“二玉产在阿丹，去吐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有时自鸣。请依宣德时下番事例，遣臣赍重货往购之，二玉将必可得。”（《明世宗实录》）皇帝命撒文秀前往边地访求。
为了丰富方泽坛内的景致，皇帝派人到浙江移栽了一些特殊品种的竹子。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方泽坛于嘉靖十年（1531）四月建成。对于其细节及配房，从《续文献通考·郊社五》记载来看，方泽坛的建筑虽多，但以方坛和皇祇室最为重要。皇祇室是供奉太祖朱元璋牌位的地方，每年到举办祭祀活动时，礼部等官员都会从皇祇室内请出太祖牌位，安放在方泽坛上，祭祀完毕后再奉回皇祇室。
嘉靖十三年（1534），皇帝下令将圜丘定名为天坛，方泽坛定名为地坛。此时夏言已升为礼部尚书，他说圜丘和方泽本是法象定名，最好不要轻易更名，但为了省事，平时可称为天坛、地坛，正式祭天的文书仍称圜丘和方泽坛。自此之后，直至今日，人们一直称方泽坛为地坛。
地坛一带地理随朝代更替而变化
地坛建成后，这一带成为皇家禁地，凡是对此地有所损坏者，都会被定罪。《大明会典·律例六》载：“凡大祀丘坛而毁损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壝门减二等。若弃毁大祀神御之物者，杖一百，徒三年。遗失及误毁者，各减三等。天地坛内，纵放牲畜作践，及私种藉田外余地，并夺取藉田禾把者，俱问罪。牲畜入官，犯人枷号一个月发落。”
满人入关占领北京后，依然到这里祭祀，《大清会典事例》载：“顺治元年奏准：圜丘九奏、方泽八奏、太庙六奏、社稷七奏，历代帝王、先师、太岁各六奏，均用平字为乐章佳名。”此处所指是祭祀时奏乐的规格，地坛仅次于天坛，为八奏，显然高于社稷坛的七奏和太庙的六奏。此处所说的以平字为乐章名，《大清祭典事例》中有如下解释：“郊庙乐章，累朝各取嘉名，以明一代之制。除汉魏曲名不可枚举外，梁用雅，北齐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宗庙用宁、郊社用成，前明用和。本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改用平字。”
清朝在地坛演奏的平字乐章既有音乐也有歌词，《清朝文献通考》载有多段康熙十六年定的歌词，分为中平之章、广平之章、咸平之章、寿平之章等八段，此后还有皇帝还宫导迎乐奏祐平之章，想来这是尾声。其中平之章的词为：“吉蠲兮，玉宇开；薰风兮，自南来。凤驭纷兮，后先；岳渎蔼兮，徘徊。肃展礼兮，报功；沛灵泽兮，九垓。”
当然，清朝的祭祀已经与明朝有较大区别，最大的改变是皇祇室内供奉的牌位不同了。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载：“地坛在安定门外北郊。按《春明梦余录》，明嘉靖九年建方泽坛。本朝因之，重加缮治，乾隆十六年又修。每年夏至大祀地于方泽，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高宗纯皇帝、仁宗睿皇帝以配。”
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祭天地的隆重仪式已不复存，地坛一带渐渐荒芜起来，成为妓女集中之地。《北平风俗类征》所载《京都竹枝词》注中称：“妓之至贱者如金鱼池、青厂、四里园东、地坛夹道等处，皆曰跑窑子。”
民国时为发展国民德智体改建为京兆公园
民国十四年（1925），京兆尹薛笃弼将地坛改建为京兆公园，对于改建的原因，《京兆公园纪实》一文谈到缘起时称：“世界文明各国，入其都市，凡交通卫生市政种种设备，无不应有尽有；关于养成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之事，尤再三致意焉。而公园亦其一端也。”
想要发展国民的德智体，从国外的经验看，公园是一种教育方式，为此，他们想到了已经废弃的地坛：“安定门外地坛，在昔实为方泽，地势宽广，树木丛深，天然之公园也。爰请于内务部，辟作公园。”
对于筹备过程，《纪实》一文写道：“民国十四乙丑年春解梁薛公来尹京兆，因京兆素称首善之区，而文明设备机关，尚未发达，是故有京兆公园之设。惟此设置地点及经费，均为先决问题，适安定门外地坛旧址，近年废置，久经荒圮，爰请于内务部，将该地拨归京兆，辟为公园，并由财交两部及其他各机关捐助款项；一面委许君廷杰、王君树槐等为筹备主任，另由主任聘筹备员若干人助理，着手筹备。”
这里明确点到薛笃弼做北京市长时，看到地坛荒弃已久，于是向内务部请示拨给北京市管辖，同时组成筹备组来专门张罗此事。那时的地坛占地面积很大，若全面开工整修花费太大，于是他们分为四期进行开发：“惟是园地面宽广，其中建筑修理之处过多，约分四期进行。平垫马路，栽植柏墙，建筑公共体育场，为第一期；画地为图，布成世界园，为第二期；建筑共和亭，成立通俗图书馆，为第三期；添设各处亭台，开辟道路，装置电灯，涂粉墙壁，为第四期。时经三月之久，费款壹万六千余元之巨，煞费经营，始具规模。”
该计划的第三期中，已经打算在地坛内开设通俗图书馆。如果新起一座建筑花费太大，为此，地坛公园借用旧室作为通俗图书馆开办地。《纪实》一文谈到了用哪座建筑来做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即皇祇室之旧址。近年废置久经荒圮，薛公惜之，爰欲化无用为有用，乃兴工庀材，葺而新之，改设为图书馆。”
原本供奉帝王牌位的皇祇室变成了图书馆
皇祇室原本供奉着清代帝王的牌位，而今变成了图书馆，为了烘托氛围：“馆中四壁，满张通俗教育画、地图、节俭图、卫生图，使游人得知教育之有利益，卫生之宜讲求。旁设木阁，装庋通俗教育丛书，中设桌椅，为阅报处，再利用原有之石桌，为阅书处，游人可随便披阅，以增知识；馆外墙壁上有‘勤健治家，孝弟立身’八字，内面墙壁亦有‘为善最乐，读书便佳’八字。”
图书馆除了占用皇祇室外，他们还利用祭坛来做讲演场地：“因时有讲演，利用原有之坛址，在图书馆外面，改为露天讲演台。上有高竿，悬国旗，周围设听者座位，可容数百人，并备有留声机，任各界名流随时讲演，以灌输平民知识。”
这座图书馆开办得很正式，因为他们还制定了《通俗图书馆规程》：
本馆为增进市民普通知识起见，特设通俗图书馆，俾市民随便阅览。
馆内专派工役一人，管理各种图书，阅览人欲阅何种图书，可向其取阅，但不得同时并取；阅览人将所取图书阅毕，须仍放原处，不得任意抛置；阅览人不得将图书随意携出，致他人不得取阅；阅览时间不得吸烟，及谈笑喧哗；阅览人不得随意吐痰；阅览时间：每日自早八时起，至下午四时止。
即使进行简单的改造，也需要不少费用，薛笃弼在给内务总长的呈函中附上改造京兆公园及开办通俗图书馆的费用明细，其前几条为：
一、收京汉铁路管理局杨局长慕时捐助京兆公园及通俗教育馆开办费，洋二千元；二、收财政部两次拨发京兆公园及通俗教育馆补助费，共洋一万八千元；三、收交通部助拨京兆公园及通俗教育馆开办费，洋一万二千元；四、收由张殿恺私藏军火一案捐助款内拨给京兆公园及通俗教育馆开办费，洋六千元。
这些加起来总共收到了三万八千大洋，仍然不够用，薛笃弼继续想办法。此后京汉铁路管理局杨慕时捐款一千二百大洋，财政部两次拨来补助款三千大洋，张殿恺捐助三千大洋，这些钱款指定用来建造通俗教育馆。该教育馆包括一些体育设施，同时也包括通俗图书馆。
建造通俗教育馆的费用都是薛笃弼私人拉来的捐助，《京兆公园司事给工务局的呈函》中写道：“民国十三年，薛公子良来长京兆，为保存古迹，振兴文化计，乃呈准前内务部，将该坛借归京兆。一面以私人名义募款一万三千余元，斩荆辟荒，创作公园。经营八月之久，始告厥成。内部之设置，如世界地图园、五族共和亭、公共体育场、知乐园、讲演台、图书馆、有秋亭、教稼亭，并古今中外伟人图说谠语格言，满目琳琅，莫不于教育文化有关，尤能发起人民爱国自强观念，各界人士交口称颂。”
社会动荡时，市民公园荒废，成为部队驻扎之地
京兆公园建成后，对民众发售门票，当时普通门票每张售价铜元6枚，每年所收门票费用不足以抵维护费用，好在当时的财政厅按月拨发费用，使该园得以正常开办。到了军阀占据时期，公园成为驻军之地，里面的一些固定资产被毁坏，拨放费用来源骤减：“迨前岁，近畿战起，直鲁军暨奉军往来竟以本园为驻屯之所。全部建设暨家具、文件悉被摧残。战事平定之后，尹署因库帑奇绌，不惟不能筹款修理，且将原定经费每月减为一百二十元，临时费则予删除。减费之后仍未能按时发放，平均计算每月只能领得三成左右，合洋不及四十元。而往来军队常川驻扎，两年以来，蹂躏殆尽，现在驻园者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后方医院。”
公园被部队占用后，因无人维修，包括皇祇室在内的建筑，均出现了破损，《北平市坛庙调查报告》在谈到地坛时的状况说：“地坛在安定门外。坛内打牲亭、神库及皇祇室三处皆为第二师干部教导队占用；打牲亭及皇祇室瓦顶已坏，木料糟朽。河北省第四农事试验场占用其余房舍及大部土地，专为种植美棉之用。坛内中部为本府创办之市民公园，外坛西南部为本府之育苗场所。坛为方形，坛北面之石沟岸塌陷，坛内外荒草蔓生。”
按照《旧都文物略》所载：“民国十三年，改为京兆公园。于外坛辟农事试验场，划归河北省府管理。公园划归北平市政府，改名市民公园。嗣后因时局不靖，公园日就颓废。原有世界园、草亭等，以常驻兵于内，不加爱护，公园仅存其名。廿二年，市府力图整顿，拟收回河北省有之农场，归市管辖，并拟加以扩充整理，点缀风物，以其造成完美之市民公园。卒以河北省府不允变更管辖，驻军迁移亦感棘手，以致迁延未办。现在所谓市民公园，仅存其名而已。”
看来京兆公园后来改名为市民公园，后因社会动荡，市民公园荒废，成为部队驻扎之地。民国二十二年（1933），市政府想从部队那里收回此园，重新打造成市民公园，但那时的北京已经成为河北省下辖的一个市，相应安排需要得到省府的同意，同时想让驻军移走也非易事。
常逛书市，却不知有皇祇室
1957年4月，北京市政府对地坛进行了全面整修，将其改为地坛公园。
十几年前，这里开始举办地坛书市，每届书市长达十几天，于是这里成为爱书人的聚集之地，而我几乎每届书市都赶来凑热闹。书市的举办方式，是由各家出版社及图书公司在公园的空地内搭起大棚，为了避免影响古树，这些大棚搭得曲折蜿蜒，若想把每个摊位都转到，没有深厚的脚力根本无法做到。
书市吸引人的原因，在于那时没有发达的网购，信息也不通畅。一些出版社的库存书在压了很多年后都被翻出来摆到书市上。这些书往往较为专业冷僻，爱书人也不知道从哪里买到它们，书市给买卖双方都提供了机会。
我记得在某届书市上，在一个摊位上看到了叶昌炽《语石》汇校本，此书发行量极少，而我找了多年。当时摊位上摆着多本，于是颇为兴奋地选了一本品相上佳者，工作人员却告诉我说，这批书已经卖出去了，买主正在挑其他的书，所以没拿走。一样的书买多本，真是岂有此理。我跟工作人员说自己只买一本，工作人员正在为难间，我的身后响起了一句“是韦先生，可以卖一本”。回头一看，原来是爱书人胡同先生。他笑着说，这本书市场上多人在找，未承想这里有一摞，于是他就包圆了。
诸如此类的奇遇，在地坛书市还发生过许多，故这里成为爱书人的雅聚之地。今天想起来，应当是延续了当年京兆图书馆的书香。后来地坛书市停办数年，去年重启，是令人欣喜之事。
遗憾的是，那个时段我并不知道皇祇室是通俗图书馆的开办地，况且每次的注意力都盯着摊位上的书，我甚至连皇祇室都没去过。
脑海中想象到当年书架的排列方式
2022年4月9日，我曾特意打车前往该地。因为那里一向难以停车，我提前做了功课，知道皇祇室距南门不远。
地坛公园门票2元，这是我所知道的北京最便宜的公园。进入南门，迎面就是一堵红墙，从示意图中得知，其实这里就是皇祇室的院落，只是院门没有开在这个方向。我沿着逆时针转到了该院落的北门，此门正对着坛院，两者之间相隔不到五米，我打算拉远点距离尽量拍全门口，刚退到坛院门前，就听到旁边一个小屋子里面传出声音：“门票5元。”原来登上地坛要另外买票。我跟工作人员解释说等我拍完皇祇室再来买票。
也许是为了与祭坛相对，皇祇大殿跟其他的正殿坐落方式正好相反：坐南面北。该院落呈正方形，只是在南侧有一幢大殿。大殿的门虽然开着，但门口设有铁栅栏，上面挂着铭牌说，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殿堂暂停开放。无奈，只好在门前端着相机向里面的三面拍照。里面摆放着一些展品架，已经看不到图书，但我的脑海中却显现出了当年的情形，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当年书架的排列方式，这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转到院落的后方探看，没有看到其他建筑。院中摆放着皇祇室的介绍牌，上面谈到了这里曾经开办通俗图书馆之事。看到这句介绍颇感温暖。
而后走出院门，花5元钱进入坛院。按照记载，这里曾经是图书馆搞活动和讲演的地方。坛院有两层门，可以直登坛顶，但上面只摆放着一个仿古的大鼎，余外空无一物。地面上有成对的凹槽，不清楚当年的用途。
我从坛院北侧门走出，在这里看到一些欢乐的人群，但未能看到当年嘉靖皇帝从南方移来的特殊品种的竹子。想来竹子生命顽强，不知道它们隐藏到了哪个角落。我在公园兜了半圈，未能找到其他旧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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