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晚，74岁的胡德夫出现在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上，皮肤的黝黑与眉发的雪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粗大的手指，在黑白琴键上那么自由灵巧，一开口，胸腔里的辽阔，仿佛能容下高山、大海、土地和风。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他在台湾少数民族千年古谣《来甦》中，填进马致远的《秋思》，竟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旅人对故乡深厚的怀思在这字眼与旋律中打转，连气息和叹咏都一一契合。
50年前，胡德夫举办了台湾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50年后，他带着《匆匆50年》音乐会来大陆巡回演出。从大武山下“牛背上的小孩”，到台湾民歌运动的先驱，到为台湾少数民族权益奔走的斗士，胡德夫一路走一路唱，从未停歇。
他的歌里，总能听到对乡愁的咏叹，对人的悲悯，对时代的追问。
回到故乡
胡德夫出生于台湾台东县太麻里，身上流淌着卑南人和排湾人的血液。在大武山怀抱中，在太麻里溪谷中，有他和他的牛，还有满山的月桃花、飞舞的蝴蝶，以及在天上自由飞翔的母鹰和小鹰。
11岁那年，胡德夫考入淡江中学。在盲眼大哥的护送下，他打着赤脚从山谷走向城市。刚到淡水，他曾写明信片给父亲：“请把牛寄过来，这里有一大片青草地，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放牛。”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一片高尔夫球场。
22岁那年，胡德夫写下人生中的第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此后漫长的半个世纪，他写下许多关于故乡的歌，《太平洋的风》《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一幅画》。
几年前，“北漂”了50多年的游子胡德夫，回到故乡定居，回到太平洋边，大武山下。他有一首歌叫《最最遥远的路》，“你我需穿透每场虚幻的梦，最后走进自己的田，自己的门”。
周末周刊：离开几十年，重回故乡，那里变化大吗？
胡德夫：有一些变化，但环境还是那么美，对我来讲，那是台湾现在唯一的一片净地。这种生活方式当然也受到很多冲击，很多年轻人也离开了。我们回来，就来填补这一点空间。
周末周刊：在故乡的一天都如何度过？
胡德夫：你知道我离开故乡那么久，有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记忆当中的事情，都想再去重温。有时候会到各个部落去看看，去听听大家在说什么。看看他们质朴真诚的表情，听听他们从心里面发出的歌声。
现在我家里有6只狗、12只猫，都是捡来的流浪动物，我以前也流浪过，所以想要给它们一个家。所以责任很大，它们病了不能不管，打架的时候还要劝架。
平日我会一大早起床，遛遛狗，走到入海口，去看看日出。太阳出来，每天都像奇迹一样发生。然后，回到家，弹弹琴，写写歌。
我以前没有孙辈，但这几年，突然多了6个孙子孙女，最大的上一年级，最小的才一岁半，我会花时间去陪伴他们。
周末周刊：你会给他们唱歌吗？
胡德夫：会，我会给我的孙女唱我自己写的歌《脐带》：“我永远是您怀中的宝贝，视线里的焦点。”她喜欢听我唱歌，总是拉我到钢琴边，让我给她唱。就像我小时候，总是坐在祖父的膝头，听他唱歌。
周末周刊：孙子孙女出生之后，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改变？
胡德夫：我曾是一个没有家的观念的人，一直在流浪，他们给了我一个答案。我为什么回来？我回来陪伴谁？我最有限的生命有什么期盼？有他们，就有答案。
周末周刊：听说你在台东开了一家牛肉面店，太太在经营，她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胡德夫：我们已经把它变成餐厅了，我太太从初中就开始学烹饪，一直到研究所都在学。想让她可以学有所用，也可以研发一些新的菜肴。我太太最拿手的是煮山菜，就是来自我们当地的野菜。
周末周刊：你的歌总是在唱故乡，唱大武山，唱嘉兰，故乡为何能给你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胡德夫：故乡，就是你从小到大，滋养着你的地方。我小时候就希望能永远留在这片山谷，这里有我自己的天空，自己的菜地。11岁离开家去远方读书，妈妈流泪了，山谷好像也在叹息。
我记得我刚刚从山谷来到都市的时候，觉得城市好大啊，人海茫茫，找不到归属感。哥哥送我去淡江中学，我非常不适应，问了哥哥一句话：他们听得懂我说的话吗？
果然，因为带着很重的乡音，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常常跑到校园外的相思树林里，把相思树起成小学同学的名字，然后用排湾人的语言跟它们讲话，我自己回答。我问它：“你要去哪里？做什么？要不要跟我去放牛？”
城市跟山谷的差别很大，在茫茫人海之中，每天都会想家，想故乡的青山绿水，想起故乡，会躲到棉被里，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眼泪。所以会想起故乡的歌，它会带我飘回那里。
周末周刊：1974年，你举办了台湾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唱了杨弦谱写的《乡愁四韵》，来自余光中的诗。余光中也曾是你在台大的老师，他如何影响了你？
胡德夫：因为唱《乡愁四韵》，我才真正读懂余光中老师心中的那份乡愁，是一个很大的乡愁，是几百万人的乡愁。我的许多老朋友有生之年无法回到大陆，回到故乡。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是心有不舍，感受到许多人生离死别、分隔两岸恒久的伤痛。
周末周刊：今天，很多年轻人都在异乡漂泊，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心灵的故乡？
胡德夫：城市大部分的样子都一样，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总有一种漂泊的感觉，总有一种乡愁。
要融入这里的生活，那就用脚步去丈量吧。一面走，一面唱歌，一方面是排遣乡愁，让自己不孤独；一方面是壮胆，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一探虚实。
不过，现在通讯很发达，如果有想念的人，就打电话，听听他们的声音，想听故乡的歌，在手机上也可以马上听到，我们可以和我们曾经拥有的、感念的事物很近。
自己的歌
22岁那年，胡德夫因身体旧疾从台大英文系辍学。传来父亲患上食管癌的消息，他每天打两份工换取医药费：白天在纺织厂当英语秘书，晚上在洛诗地（The Lost City）铁板烧当店长。
经朋友介绍，他又找到了第三份工作：每周一三五去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在那里，他认识了李双泽和杨弦。
胡德夫至今记得第一次见李双泽的场景。一个胖胖的、胸前挂着相机的男人，乒乒砰砰地走上哥伦比亚咖啡二楼的旋转楼梯，坐在舞台前第一排，对他说：胡德夫，听说你是卑南人，要不要唱首卑南民歌来听听？
苦思之后，胡德夫唱了卑南语的《美丽的稻穗》来回应他，没想到唱完之后，全场起立鼓掌，而这一切震撼着他。
属于胡德夫的音乐故事就此揭开序幕。他开始思考：什么是自己的歌？我们能不能唱自己对所处时代的感受？
周末周刊：受到朋友的鼓励之后，你都做了些什么？
胡德夫：我在想，下次上班要唱什么歌？我就打电话回家，告诉我姑妈，你赶快教我两首卑南人的歌，又打电话给阿妹，还有阿妹的同学，每人教我两首歌。这样，一个礼拜我就学会了六首歌，有唱阿里山的歌，有唱阿美人的歌。
后来，我们“三个臭皮匠”就经常在一起。他们都在写自己的歌，李双泽在写《我知道》，杨弦在写《乡愁四韵》。我连谱子都不会看，我写什么歌呢？
李双泽说：“你不是常常讲小时候放牛的事，那你就写写看。”我觉得他说得对，就开始写《牛背上的小孩》了。
周末周刊：当年台湾的民歌运动影响了大陆的一代年轻人，你怀念那个时代吗？那个时代为何会诞生那些歌？
胡德夫：我们当时被认为是“无病呻吟”的一代。我们不是学音乐的，但我们心里对音乐有强烈的渴慕，想要唱出那个时代的声音，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当时觉得，我们的土地很荒芜，虽然大家都在欣喜若狂地唱歌，但唱的很多歌都是英文的，没有自己的歌。
我们就决定，还是要提起自己的笔来，让文字变成书本，让曲调变成歌，变成咏叹和呐喊。我们要唱我们这群年轻人，如何看待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看世世代代的苦楚，看“筚路蓝缕”四个字的意义。我们那一代的人，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周末周刊：从几个年轻人的追问开始，如何掀起了一场民歌的浪潮？
胡德夫：其实我们不曾觉得，是我们打开民歌的门。最重要的，是发现原来我们都可以唱歌，我们的民歌可以影响到台湾流行歌曲的样式，影响到华人地区年轻的人们。
他们拿起笔去写自己眼睛看到的、生活经历的，以及对明天的期盼。最后，百花齐放的时代就来到，罗大佑也写，李宗盛也写，大家都在写歌。现在回头去看，是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溪流，汇成这样一个流域。
周末周刊：有十年的时间，你为台湾少数民族权益奔走呼号，不能唱歌，为何还是义无反顾？
胡德夫：以前我们唱鲍勃·迪伦的歌，他说你要别过几次头去，假装你没有看见？这句话很打动我。那十年没有唱歌，也处在人生低谷，但我没有停止创作。
如果没有去做那些事，我就不会写出《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太平洋的风》《最最遥远的路》这些歌。我慢慢相信，歌是有力量的，这也是我唱歌的原因。
周末周刊：《匆匆》这首歌激励人们珍惜光阴。但在今天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很多年轻人会感到很迷茫、疲惫、浮躁。我们如何在越来越快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从容？
胡德夫：我想跟年轻人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高低、得失、输赢，要懂得有取有舍。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你可以不必知道，你可以不要，但要懂得知足，不要勉强自己去得到什么，或者从别人身上拿掉什么变成自己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好的载体，去展现自己的才华。
当我们感到迷茫的时候，不妨去听一听比我们弱小的人的声音，去了解和关注他们的生活。你会在其中学习到悲悯，会一边走一边去给予，而不是去索取。
周末周刊：当年的唱片业比较发达，好的歌出来了大家都会听到，可是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很容易被掩盖。你对年轻音乐人有什么建议？
胡德夫：现在的确比以前更吃力。我希望年轻的音乐人可以利用好手边的载体，选择你最想要表现的东西去表现。其实名气就像是一种浊气，反而是有些不求名的人，创作出的作品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不要管歌曲出来之后，别的人说什么，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那种纯净的想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谱写它。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一代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加勇壮，有很多的材料可以去创作，有更广阔的天地去探索。
一座大桥
1989年，胡德夫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跟他一起来的有一位同族的教授，听说自己的表哥还活着，要去北京看他。教授一下飞机就赶到北京饭店与表哥碰面，三个人唱起《美丽的稻穗》，抱成一团流泪。
自2006年以来，胡德夫多次来大陆演出，和许多大陆音乐人成为朋友。他去过北京、上海、云南、甘肃、四川、广东等地。今年央视春晚，胡德夫参演了《我的家乡我的歌》，唱了一首台湾少数民族歌曲《美哉今夜》，还参演了山东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
他记得，李双泽生前说，要写首《一座大桥》，寓意两岸人民在桥上穿行往来，沟通问好。在胡德夫看来，最好的歌就是一座桥，每个人都该做大桥的桥墩、栏索和螺丝钉。
周末周刊：距离上次来上海开音乐会，已经过去五年了。上海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胡德夫：这次来住在东湖路，旁边都是梧桐树，弄堂里有一些小餐厅，一楼二楼三楼都好吃，一个小店就两三桌，都是老妈妈在那里煮饭。上海是一个新旧混合的城市，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都跑到这边来，我也很喜欢这座城市。
周末周刊：现在听你唱歌，感觉和年轻时的声音天差地别。鲍勃·迪伦和科恩也是，原来一个人的声音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一首歌的演绎也可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让我很惊讶。
胡德夫：我记得2011年鲍勃·迪伦来台北，我跟朋友们一起去听，他唱《Blowing in the wind》，跟唱片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声音会发生变化，唱歌的人也在发生变化，对同一首歌的理解也在改变。因为年纪大了，经历的东西多了，你对事物的感叹会发生变化。我觉得，许多歌不只在诞生的时代有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在新的时代产生新的意义。
比如琼尼·米歇尔的《Both Sides Now》，她唱了人生的一体两面，唱出人生走在这个世界上的迷惘跟迷失。唱了很多年后，年迈的民歌手皮特·西格回应了她，像一个老人家告诉孩子。他说，女儿啊女儿，你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我们的生活上下颠倒，总是找不到爱，但最后的最后，我们都会迎接太阳。
周末周刊：你也会给自己曾经的歌加入新的内容，让一首歌不断演变吗？
胡德夫：会，《牛背上的小孩》就是。以前，是从孩子的视角去唱，后来我加入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于是就有了告老还乡的感觉。
还有台湾的千年古谣《来甦》，加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后，词与曲如此契合，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产物，太妙了。
周末周刊：你喜欢贺知章、马致远的诗词，也喜欢泰戈尔、余光中的诗歌。你翻译过泰戈尔的《飞鸟集》。你对诗歌的喜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胡德夫：最早是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卑南有语言但没有文字，在我开始学习国语、英语的过程中，才发现了文字的美，然后爱上了诗歌。因为诗歌可以用最凝练的文字去表达最缠绵、最宽广的东西，那么小而有力，太惊人了。
周末周刊：当你写歌词的时候，怎么去找到最凝练的语言，自己的语言？
胡德夫：我脑子里经常会自己跑出一些文字来，我就写下来，一点一点去修改，找到更简单但精确的字眼，慢慢就有了一首歌词。虽然现在70多岁了，但我还在探索新的语言。
周末周刊：你有许多歌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记忆。一首歌可以流传下去，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胡德夫：越写越会这样觉得，悦耳的歌很多，但经常会问自己，有意义的歌在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诚，不要添加许多虚妄的东西在里面。只有从心里发出的歌声，才会打动人。
周末周刊：你会写到什么时候，唱到什么时候？
胡德夫：我的音乐不是坐在书桌前写出来的，是一面走一面想一面唱出来的。我觉得到现在，我才走了一半。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去，很多精彩的人还没碰到，很多的歌还没有写出来，很多的声音还没有发出来。我还想尽力写，尽力唱。
周末周刊：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歌？
胡德夫：今天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时代。台湾和大陆，人民和人民之间，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我希望音乐可以是一个桥梁，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两岸人民可以在桥上穿行往来，沟通问好，互相拥抱，而我愿做桥上的一颗钉子。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多柔软的歌，去重温同胞手足的感情，我们曾经那么近，没有隔阂，我们也可以一起憧憬更好的未来。
胡德夫
台湾音乐人，台湾民歌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2005年4月，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匆匆》发表，次年，歌曲《太平洋的风》获2006年金曲奖最佳词人奖、最佳年度歌曲。2014年底，第三张专辑《芬芳的山谷》发表，次年在华语金曲奖音乐盛典获最佳国语专辑和最佳民谣艺人两项大奖。著有随笔《我们都是赶路人》《时光洄游》。
5月17日晚，74岁的胡德夫出现在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上，皮肤的黝黑与眉发的雪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粗大的手指，在黑白琴键上那么自由灵巧，一开口，胸腔里的辽阔，仿佛能容下高山、大海、土地和风。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他在台湾少数民族千年古谣《来甦》中，填进马致远的《秋思》，竟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旅人对故乡深厚的怀思在这字眼与旋律中打转，连气息和叹咏都一一契合。
50年前，胡德夫举办了台湾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50年后，他带着《匆匆50年》音乐会来大陆巡回演出。从大武山下“牛背上的小孩”，到台湾民歌运动的先驱，到为台湾少数民族权益奔走的斗士，胡德夫一路走一路唱，从未停歇。
他的歌里，总能听到对乡愁的咏叹，对人的悲悯，对时代的追问。
回到故乡
胡德夫出生于台湾台东县太麻里，身上流淌着卑南人和排湾人的血液。在大武山怀抱中，在太麻里溪谷中，有他和他的牛，还有满山的月桃花、飞舞的蝴蝶，以及在天上自由飞翔的母鹰和小鹰。
11岁那年，胡德夫考入淡江中学。在盲眼大哥的护送下，他打着赤脚从山谷走向城市。刚到淡水，他曾写明信片给父亲：“请把牛寄过来，这里有一大片青草地，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放牛。”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一片高尔夫球场。
22岁那年，胡德夫写下人生中的第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此后漫长的半个世纪，他写下许多关于故乡的歌，《太平洋的风》《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一幅画》。
几年前，“北漂”了50多年的游子胡德夫，回到故乡定居，回到太平洋边，大武山下。他有一首歌叫《最最遥远的路》，“你我需穿透每场虚幻的梦，最后走进自己的田，自己的门”。
周末周刊：离开几十年，重回故乡，那里变化大吗？
胡德夫：有一些变化，但环境还是那么美，对我来讲，那是台湾现在唯一的一片净地。这种生活方式当然也受到很多冲击，很多年轻人也离开了。我们回来，就来填补这一点空间。
周末周刊：在故乡的一天都如何度过？
胡德夫：你知道我离开故乡那么久，有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记忆当中的事情，都想再去重温。有时候会到各个部落去看看，去听听大家在说什么。看看他们质朴真诚的表情，听听他们从心里面发出的歌声。
现在我家里有6只狗、12只猫，都是捡来的流浪动物，我以前也流浪过，所以想要给它们一个家。所以责任很大，它们病了不能不管，打架的时候还要劝架。
平日我会一大早起床，遛遛狗，走到入海口，去看看日出。太阳出来，每天都像奇迹一样发生。然后，回到家，弹弹琴，写写歌。
我以前没有孙辈，但这几年，突然多了6个孙子孙女，最大的上一年级，最小的才一岁半，我会花时间去陪伴他们。
周末周刊：你会给他们唱歌吗？
胡德夫：会，我会给我的孙女唱我自己写的歌《脐带》：“我永远是您怀中的宝贝，视线里的焦点。”她喜欢听我唱歌，总是拉我到钢琴边，让我给她唱。就像我小时候，总是坐在祖父的膝头，听他唱歌。
周末周刊：孙子孙女出生之后，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改变？
胡德夫：我曾是一个没有家的观念的人，一直在流浪，他们给了我一个答案。我为什么回来？我回来陪伴谁？我最有限的生命有什么期盼？有他们，就有答案。
周末周刊：听说你在台东开了一家牛肉面店，太太在经营，她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胡德夫：我们已经把它变成餐厅了，我太太从初中就开始学烹饪，一直到研究所都在学。想让她可以学有所用，也可以研发一些新的菜肴。我太太最拿手的是煮山菜，就是来自我们当地的野菜。
周末周刊：你的歌总是在唱故乡，唱大武山，唱嘉兰，故乡为何能给你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胡德夫：故乡，就是你从小到大，滋养着你的地方。我小时候就希望能永远留在这片山谷，这里有我自己的天空，自己的菜地。11岁离开家去远方读书，妈妈流泪了，山谷好像也在叹息。
我记得我刚刚从山谷来到都市的时候，觉得城市好大啊，人海茫茫，找不到归属感。哥哥送我去淡江中学，我非常不适应，问了哥哥一句话：他们听得懂我说的话吗？
果然，因为带着很重的乡音，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常常跑到校园外的相思树林里，把相思树起成小学同学的名字，然后用排湾人的语言跟它们讲话，我自己回答。我问它：“你要去哪里？做什么？要不要跟我去放牛？”
城市跟山谷的差别很大，在茫茫人海之中，每天都会想家，想故乡的青山绿水，想起故乡，会躲到棉被里，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眼泪。所以会想起故乡的歌，它会带我飘回那里。
周末周刊：1974年，你举办了台湾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唱了杨弦谱写的《乡愁四韵》，来自余光中的诗。余光中也曾是你在台大的老师，他如何影响了你？
胡德夫：因为唱《乡愁四韵》，我才真正读懂余光中老师心中的那份乡愁，是一个很大的乡愁，是几百万人的乡愁。我的许多老朋友有生之年无法回到大陆，回到故乡。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是心有不舍，感受到许多人生离死别、分隔两岸恒久的伤痛。
周末周刊：今天，很多年轻人都在异乡漂泊，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心灵的故乡？
胡德夫：城市大部分的样子都一样，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总有一种漂泊的感觉，总有一种乡愁。
要融入这里的生活，那就用脚步去丈量吧。一面走，一面唱歌，一方面是排遣乡愁，让自己不孤独；一方面是壮胆，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一探虚实。
不过，现在通讯很发达，如果有想念的人，就打电话，听听他们的声音，想听故乡的歌，在手机上也可以马上听到，我们可以和我们曾经拥有的、感念的事物很近。
自己的歌
22岁那年，胡德夫因身体旧疾从台大英文系辍学。传来父亲患上食管癌的消息，他每天打两份工换取医药费：白天在纺织厂当英语秘书，晚上在洛诗地（The Lost City）铁板烧当店长。
经朋友介绍，他又找到了第三份工作：每周一三五去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在那里，他认识了李双泽和杨弦。
胡德夫至今记得第一次见李双泽的场景。一个胖胖的、胸前挂着相机的男人，乒乒砰砰地走上哥伦比亚咖啡二楼的旋转楼梯，坐在舞台前第一排，对他说：胡德夫，听说你是卑南人，要不要唱首卑南民歌来听听？
苦思之后，胡德夫唱了卑南语的《美丽的稻穗》来回应他，没想到唱完之后，全场起立鼓掌，而这一切震撼着他。
属于胡德夫的音乐故事就此揭开序幕。他开始思考：什么是自己的歌？我们能不能唱自己对所处时代的感受？
周末周刊：受到朋友的鼓励之后，你都做了些什么？
胡德夫：我在想，下次上班要唱什么歌？我就打电话回家，告诉我姑妈，你赶快教我两首卑南人的歌，又打电话给阿妹，还有阿妹的同学，每人教我两首歌。这样，一个礼拜我就学会了六首歌，有唱阿里山的歌，有唱阿美人的歌。
后来，我们“三个臭皮匠”就经常在一起。他们都在写自己的歌，李双泽在写《我知道》，杨弦在写《乡愁四韵》。我连谱子都不会看，我写什么歌呢？
李双泽说：“你不是常常讲小时候放牛的事，那你就写写看。”我觉得他说得对，就开始写《牛背上的小孩》了。
周末周刊：当年台湾的民歌运动影响了大陆的一代年轻人，你怀念那个时代吗？那个时代为何会诞生那些歌？
胡德夫：我们当时被认为是“无病呻吟”的一代。我们不是学音乐的，但我们心里对音乐有强烈的渴慕，想要唱出那个时代的声音，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当时觉得，我们的土地很荒芜，虽然大家都在欣喜若狂地唱歌，但唱的很多歌都是英文的，没有自己的歌。
我们就决定，还是要提起自己的笔来，让文字变成书本，让曲调变成歌，变成咏叹和呐喊。我们要唱我们这群年轻人，如何看待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看世世代代的苦楚，看“筚路蓝缕”四个字的意义。我们那一代的人，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周末周刊：从几个年轻人的追问开始，如何掀起了一场民歌的浪潮？
胡德夫：其实我们不曾觉得，是我们打开民歌的门。最重要的，是发现原来我们都可以唱歌，我们的民歌可以影响到台湾流行歌曲的样式，影响到华人地区年轻的人们。
他们拿起笔去写自己眼睛看到的、生活经历的，以及对明天的期盼。最后，百花齐放的时代就来到，罗大佑也写，李宗盛也写，大家都在写歌。现在回头去看，是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溪流，汇成这样一个流域。
周末周刊：有十年的时间，你为台湾少数民族权益奔走呼号，不能唱歌，为何还是义无反顾？
胡德夫：以前我们唱鲍勃·迪伦的歌，他说你要别过几次头去，假装你没有看见？这句话很打动我。那十年没有唱歌，也处在人生低谷，但我没有停止创作。
如果没有去做那些事，我就不会写出《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太平洋的风》《最最遥远的路》这些歌。我慢慢相信，歌是有力量的，这也是我唱歌的原因。
周末周刊：《匆匆》这首歌激励人们珍惜光阴。但在今天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很多年轻人会感到很迷茫、疲惫、浮躁。我们如何在越来越快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从容？
胡德夫：我想跟年轻人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高低、得失、输赢，要懂得有取有舍。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你可以不必知道，你可以不要，但要懂得知足，不要勉强自己去得到什么，或者从别人身上拿掉什么变成自己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好的载体，去展现自己的才华。
当我们感到迷茫的时候，不妨去听一听比我们弱小的人的声音，去了解和关注他们的生活。你会在其中学习到悲悯，会一边走一边去给予，而不是去索取。
周末周刊：当年的唱片业比较发达，好的歌出来了大家都会听到，可是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很容易被掩盖。你对年轻音乐人有什么建议？
胡德夫：现在的确比以前更吃力。我希望年轻的音乐人可以利用好手边的载体，选择你最想要表现的东西去表现。其实名气就像是一种浊气，反而是有些不求名的人，创作出的作品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不要管歌曲出来之后，别的人说什么，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那种纯净的想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谱写它。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一代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加勇壮，有很多的材料可以去创作，有更广阔的天地去探索。
一座大桥
1989年，胡德夫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跟他一起来的有一位同族的教授，听说自己的表哥还活着，要去北京看他。教授一下飞机就赶到北京饭店与表哥碰面，三个人唱起《美丽的稻穗》，抱成一团流泪。
自2006年以来，胡德夫多次来大陆演出，和许多大陆音乐人成为朋友。他去过北京、上海、云南、甘肃、四川、广东等地。今年央视春晚，胡德夫参演了《我的家乡我的歌》，唱了一首台湾少数民族歌曲《美哉今夜》，还参演了山东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
他记得，李双泽生前说，要写首《一座大桥》，寓意两岸人民在桥上穿行往来，沟通问好。在胡德夫看来，最好的歌就是一座桥，每个人都该做大桥的桥墩、栏索和螺丝钉。
周末周刊：距离上次来上海开音乐会，已经过去五年了。上海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胡德夫：这次来住在东湖路，旁边都是梧桐树，弄堂里有一些小餐厅，一楼二楼三楼都好吃，一个小店就两三桌，都是老妈妈在那里煮饭。上海是一个新旧混合的城市，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都跑到这边来，我也很喜欢这座城市。
周末周刊：现在听你唱歌，感觉和年轻时的声音天差地别。鲍勃·迪伦和科恩也是，原来一个人的声音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一首歌的演绎也可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让我很惊讶。
胡德夫：我记得2011年鲍勃·迪伦来台北，我跟朋友们一起去听，他唱《Blowing in the wind》，跟唱片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声音会发生变化，唱歌的人也在发生变化，对同一首歌的理解也在改变。因为年纪大了，经历的东西多了，你对事物的感叹会发生变化。我觉得，许多歌不只在诞生的时代有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在新的时代产生新的意义。
比如琼尼·米歇尔的《Both Sides Now》，她唱了人生的一体两面，唱出人生走在这个世界上的迷惘跟迷失。唱了很多年后，年迈的民歌手皮特·西格回应了她，像一个老人家告诉孩子。他说，女儿啊女儿，你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我们的生活上下颠倒，总是找不到爱，但最后的最后，我们都会迎接太阳。
周末周刊：你也会给自己曾经的歌加入新的内容，让一首歌不断演变吗？
胡德夫：会，《牛背上的小孩》就是。以前，是从孩子的视角去唱，后来我加入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于是就有了告老还乡的感觉。
还有台湾的千年古谣《来甦》，加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后，词与曲如此契合，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产物，太妙了。
周末周刊：你喜欢贺知章、马致远的诗词，也喜欢泰戈尔、余光中的诗歌。你翻译过泰戈尔的《飞鸟集》。你对诗歌的喜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胡德夫：最早是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卑南有语言但没有文字，在我开始学习国语、英语的过程中，才发现了文字的美，然后爱上了诗歌。因为诗歌可以用最凝练的文字去表达最缠绵、最宽广的东西，那么小而有力，太惊人了。
周末周刊：当你写歌词的时候，怎么去找到最凝练的语言，自己的语言？
胡德夫：我脑子里经常会自己跑出一些文字来，我就写下来，一点一点去修改，找到更简单但精确的字眼，慢慢就有了一首歌词。虽然现在70多岁了，但我还在探索新的语言。
周末周刊：你有许多歌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记忆。一首歌可以流传下去，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胡德夫：越写越会这样觉得，悦耳的歌很多，但经常会问自己，有意义的歌在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诚，不要添加许多虚妄的东西在里面。只有从心里发出的歌声，才会打动人。
周末周刊：你会写到什么时候，唱到什么时候？
胡德夫：我的音乐不是坐在书桌前写出来的，是一面走一面想一面唱出来的。我觉得到现在，我才走了一半。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去，很多精彩的人还没碰到，很多的歌还没有写出来，很多的声音还没有发出来。我还想尽力写，尽力唱。
周末周刊：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歌？
胡德夫：今天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时代。台湾和大陆，人民和人民之间，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我希望音乐可以是一个桥梁，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两岸人民可以在桥上穿行往来，沟通问好，互相拥抱，而我愿做桥上的一颗钉子。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多柔软的歌，去重温同胞手足的感情，我们曾经那么近，没有隔阂，我们也可以一起憧憬更好的未来。
胡德夫
台湾音乐人，台湾民歌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2005年4月，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匆匆》发表，次年，歌曲《太平洋的风》获2006年金曲奖最佳词人奖、最佳年度歌曲。2014年底，第三张专辑《芬芳的山谷》发表，次年在华语金曲奖音乐盛典获最佳国语专辑和最佳民谣艺人两项大奖。著有随笔《我们都是赶路人》《时光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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