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宇宏开壮帝都，碧天突起玉浮图。夜深石鼎香烟净，万里风清明月孤。”
这首赞美白塔（即元代万安寺白塔，该寺在明代称妙应寺，俗称白塔寺，今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71号）的诗，出自明人杨四知。后两句写夜宿妙应寺感受，前两句写白塔壮观。
万安寺白塔始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年），8年后建成，距今近750年，塔高50.9米,占地810平方米,是北京现存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覆钵式塔，与元大都并称“金城玉塔”。
元世祖忽必烈独尊藏传佛教，他当藩王时，已拜八思巴为师，上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统领天下释教，定“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为国策。
忽必烈亲自选定塔址（原址是辽代永安寺遗址，建于寿昌二年，即1006年，后毁于战火，明代有人误以为白塔是辽代建筑），以“恒虑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为基，莫如起塔，冀神龙之扶护，资社稷之久长”，特别强调“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
据《元史》，元世祖时，每年佛事“仅百有二”，到元英宗大德七年（1303年），达五百余次。据学者王启龙钩沉，已是“凡大婚、出行，凡百兴作，无不受戒，亦无不作好事（即法会）。凡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均须番僧佛事祈祷。凡帝后驾崩，佛事斋僧既竣，乃奉祀御容于喇嘛寺，塑影堂为祀”，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白塔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一朝兴亡、成由节俭败由奢的见证。
忽必烈颇信法术
元朝宗教政策开放，主张兼收并蓄，圣旨称：“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即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大师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道士）根底观院，达失蛮（伊斯兰教徒）根底密昔吉（清真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地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赋税徭役），休交出者……我每（们）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
天主教方济各会士若望·蒙高维诺于1293年到元大都，忽必烈允其在京建三座教堂，收信徒6000余人，他称：“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有二迈耳半（迈耳或指英里，2.5迈耳约4公里），盖汗八里城（即北京，源自突厥语）大，莫与比拟也。”
忽必烈为何后来独尊藏传佛教？
从信仰看，藏传佛教重法术，与萨满相通。元人信萨满，“浑厚真淳之气，粹然古初”，学者李文泰在《喇嘛“斗法”考》中称：“成吉思汗每有征伐大事，会亲自登上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向长生天祈祷求助，如在出征花剌子模之前，他不吃不喝在山上进行了三天三夜的祈祷。”
忽必烈颇信法术，马可·波罗记，元大都的基督徒曾劝忽必烈改信，忽必烈却说：“汝辈欲我为基督教徒，特未解我心。此国之基督教徒蠢无所知，庸碌无用。至若偶像教徒（指藏传佛教的修炼者）则能为所欲为。我坐于席时，置于中庭之盏满盛酒浆者，不经人手接触，可以自来就我饮。天时不正之时，此辈可以使之正，所为灵异甚多，汝辈谅已知之……我若铸此大错，此辈不难将我处死。”
此外，从管理看，多教派并重曾造成混乱。
八思巴三岁扬名
谈到曾经的混乱，不能不提八思巴，他是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
据学者陈庆英的《帝师八思巴传》，1235年，八思巴生于西藏，本名罗追坚参，属萨迦款氏家族，伯父萨迦班智达是著名学者，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首领。
据《萨迦世系史》：“八思巴三岁时，能记诵莲花修法等，众人惊异，说：‘他果真是一位圣者！’由此名声远扬，故通称其名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童）。八岁时能记诵佛本生经。九岁时，当萨迦班智达举行预备法会时，八思巴说《喜金刚续第二品》，因其能在法会上说法，大众惊异，众学者也抛弃傲慢之心而听受。”
蒙古灭西夏后，窝阔台将大部分地区赐给二儿子阔端，阔端手下进军青藏，“精通教法”的萨迦班智达作为代表，到凉州（今属甘肃武威）与阔端会盟。1244年，发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斯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是捍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文献。
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弟弟恰那多吉（1239年—1267年）陪萨迦班智达北上，恰那多吉后娶阔端之女墨卡顿公主，受封“白兰王”。
1251年，蒙哥继位，拖雷系主导政局，窝阔台系被压制。因阔端、萨迦班智达先后去世，本由阔端统领、萨迦班智达执行的体系一分为四，由拖雷系的四位王子统领，即学者董莉英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发展与衰亡》中所说：“由蒙哥汗管理止贡派；忽必烈管理蔡巴噶举派；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垅噶举派。四位王子分别管辖各个万户。”纷争不断。
与忽必烈结盟
17岁时，八思巴“学完了法主（指萨迦班智达）所传授的一切教法……于是将自己的法螺及化缘钵传给他”。1253年夏，忽必烈率军至六盘山（今属宁夏固原），准备转道藏区攻云南，招八思巴问询。
据学者魏曙光钩沉，宋金对峙百年，边界地区已“严重军事化”，汉人地主招集部曲，据险自守。据拉施特《史集》：“忽必烈遂行，命探进兵南家思（即南宋）诸道路。南家思诸国王知之，乃于诸道路所经之处，绝除粮食。”因蒙哥派牙老瓦赤等人管控财务，忽必烈难施展。
忽必烈想征云南，夺取粮草，让八思巴沿途征粮，被拒：“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忽必烈不快，八思巴请辞：“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忽必烈赌气说：“可以回去。”
忽必烈的王妃察必立刻出来说：“这样的僧人实为稀有……请不要让这些僧人回吐蕃。”《元史》称察必“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当时兴有力焉”，是忽必烈夺权的重要帮手。据学者刘青松、刘瑾钩沉，四怯薛官（元朝的禁卫军）曾奏请忽必烈，毁京城周围庄稼牧马，忽必烈同意，察必立刻责问汉人谋士刘秉忠：“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忽必烈默然，撤销了决定。
在察必请求下，八思巴同意为二人施密法灌顶仪式，按规定，八思巴须在上座，忽必烈不愿意，又是察必提出折衷意见：“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坐上首，皇子、驸马、官员、百姓聚会时。恐不能震摄，由皇帝坐上首。”
经察必斡旋，八思巴与忽必烈结盟。
“斗法”战胜噶玛拔希
很可能是在八思巴的指点下，忽必烈大军顺利夺取云南，却未能得到粮草。据魏曙光钩沉，此次出征还要靠赛典赤（拖雷家臣，对云南开发做出巨大贡献）暗中资助，不久，蒙哥借口忽必烈患病，解除了他的兵权。
忽必烈进军云南半路，八思巴返回凉州，不久又入汉地，追随忽必烈，参与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举行的忽里勒台大会（即诸王大会）上被推为大汗，回京后即任命八思巴为国师。
据学者李文泰钩沉，八思巴当国师，一因在“斗法”中战胜噶玛拔希，二因跟对了忽必烈。
据《西藏王臣记》，噶玛拔希表演了水遁（即入水不见）、空中飞行、足践坚石留下足印等，忽必烈称“确是占了上风”，但八思巴让取剑来，自剁下胳膊和腿，成五段，加持成五方五佛等，忽必烈及众臣“看到有砍切肢体时流出的鲜血，产生畏惧，大声祈请上师收法”。噶玛拔希落败后，投奔蒙哥。
八思巴可能采取魔术技巧，忽必烈信以为真，据马可·波罗记：“大汗在其都城大宫之内，坐于席前。席高八肘，位于廷中。其饮盏相距至少有十步之远……此辈巫师巫术之精，大汗欲饮酒时，致能作术使饮盏自就汗前，不用人力。此事常见之，见之者不只万人。”
因相信法术，忽必烈几次主持佛道争论，竟“令张天师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试之于火，皆求哀请命。自称伪妄，不敢试验”。遂下令：“世人将孔老与佛称为三圣，斯言妄矣……自今以后，三教图像不得与佛齐列。”
推荐阿尼哥修白塔
八思巴任国师后，贡献甚多。
首先是建藏区统一行政体制，严守察必当年约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其余大小事项因上师心慈，难却别人之情，不能镇国，故大师不必过问。”
其次是创八思巴字。蒙古早期无文字，《黑鞑事略》称：“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字书，自可立国。”成吉思汗擒太阳汗塔塔统阿后，让他传授用古维吾尔字记蒙语的技巧，当时蒙古也用汉语与金国往来，八思巴则用藏文字母和梵文字母，创蒙古字，可“译写一切文字”，后因元朝灭亡而渐废。
其三是推荐阿尼哥修白塔。
阿尼哥是尼泊尔人，《元史》称他“幼敏悟，异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阿尼哥到西藏建黄金塔，塔成后，八思巴收他为徒，带到元大都。忽必烈让阿尼哥修宋室留下的针灸铜人，竟成功，皇家工匠们惊叹：“天巧，非人所及也。”此后“凡两京（大都、上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
阿尼哥共建“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万安寺白塔是代表作，忽必烈下诏让他还俗，派人到尼泊尔给他找妻子，共10妻，有14子女，逝后按尼泊尔风俗，火化后葬在当时的宛平县香山冈子原，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
阿尼哥的弟子中，有名塑手刘元（又称刘銮），北京刘兰塑胡同原大庆观中神像即刘元所塑。
佛事花销越来越大
公元1280年，八思巴圆寂，元世祖赐尊号，竟多达38字。
八思巴参与了灭宋战争等，既出谋划策、推荐人才，又做过具体工作。《拔思发行状》称：“时则天兵飞渡长江，竟成一统，虽主圣臣贤所致，亦师阴相之力也。”
遗憾的是，元初尚“以儒术饰治”，后则“名目之多，前所未有”，仅《元史》列出名称的即30多种，皇帝登基前，要“先受佛戒九次”。
据学者王启龙的《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天历二年（1329年），“佛事岁费，以今较旧增多金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这只是“增多”部分，加上原数，至少是此数的两倍。大德二年（1298年）国家稳定时，岁入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如此算来，每年佛事花销超岁入十分之一。这还没算修佛寺、养信徒等费用。
元初，在八思巴帮助下，健全驿站制度。可后来僧人“往往以赴京为辞，任意来往”，甚至长途贩运经商，“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
各寺庙还暗中经商，“上都、大都在先钦奉圣旨拨赐与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出办钱物”，本文开篇诗，即杨四知的住店记录，可见明朝仍如此。正如王启龙所说：“到了顺帝时期，经济衰颓，国本丧基，国之将亡！”
巍巍白塔留下的教训，值得重视。
“梵宇宏开壮帝都，碧天突起玉浮图。夜深石鼎香烟净，万里风清明月孤。”
这首赞美白塔（即元代万安寺白塔，该寺在明代称妙应寺，俗称白塔寺，今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71号）的诗，出自明人杨四知。后两句写夜宿妙应寺感受，前两句写白塔壮观。
万安寺白塔始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年），8年后建成，距今近750年，塔高50.9米,占地810平方米,是北京现存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覆钵式塔，与元大都并称“金城玉塔”。
元世祖忽必烈独尊藏传佛教，他当藩王时，已拜八思巴为师，上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统领天下释教，定“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为国策。
忽必烈亲自选定塔址（原址是辽代永安寺遗址，建于寿昌二年，即1006年，后毁于战火，明代有人误以为白塔是辽代建筑），以“恒虑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为基，莫如起塔，冀神龙之扶护，资社稷之久长”，特别强调“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
据《元史》，元世祖时，每年佛事“仅百有二”，到元英宗大德七年（1303年），达五百余次。据学者王启龙钩沉，已是“凡大婚、出行，凡百兴作，无不受戒，亦无不作好事（即法会）。凡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均须番僧佛事祈祷。凡帝后驾崩，佛事斋僧既竣，乃奉祀御容于喇嘛寺，塑影堂为祀”，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白塔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一朝兴亡、成由节俭败由奢的见证。
忽必烈颇信法术
元朝宗教政策开放，主张兼收并蓄，圣旨称：“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即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大师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道士）根底观院，达失蛮（伊斯兰教徒）根底密昔吉（清真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地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赋税徭役），休交出者……我每（们）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
天主教方济各会士若望·蒙高维诺于1293年到元大都，忽必烈允其在京建三座教堂，收信徒6000余人，他称：“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有二迈耳半（迈耳或指英里，2.5迈耳约4公里），盖汗八里城（即北京，源自突厥语）大，莫与比拟也。”
忽必烈为何后来独尊藏传佛教？
从信仰看，藏传佛教重法术，与萨满相通。元人信萨满，“浑厚真淳之气，粹然古初”，学者李文泰在《喇嘛“斗法”考》中称：“成吉思汗每有征伐大事，会亲自登上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向长生天祈祷求助，如在出征花剌子模之前，他不吃不喝在山上进行了三天三夜的祈祷。”
忽必烈颇信法术，马可·波罗记，元大都的基督徒曾劝忽必烈改信，忽必烈却说：“汝辈欲我为基督教徒，特未解我心。此国之基督教徒蠢无所知，庸碌无用。至若偶像教徒（指藏传佛教的修炼者）则能为所欲为。我坐于席时，置于中庭之盏满盛酒浆者，不经人手接触，可以自来就我饮。天时不正之时，此辈可以使之正，所为灵异甚多，汝辈谅已知之……我若铸此大错，此辈不难将我处死。”
此外，从管理看，多教派并重曾造成混乱。
八思巴三岁扬名
谈到曾经的混乱，不能不提八思巴，他是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
据学者陈庆英的《帝师八思巴传》，1235年，八思巴生于西藏，本名罗追坚参，属萨迦款氏家族，伯父萨迦班智达是著名学者，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首领。
据《萨迦世系史》：“八思巴三岁时，能记诵莲花修法等，众人惊异，说：‘他果真是一位圣者！’由此名声远扬，故通称其名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童）。八岁时能记诵佛本生经。九岁时，当萨迦班智达举行预备法会时，八思巴说《喜金刚续第二品》，因其能在法会上说法，大众惊异，众学者也抛弃傲慢之心而听受。”
蒙古灭西夏后，窝阔台将大部分地区赐给二儿子阔端，阔端手下进军青藏，“精通教法”的萨迦班智达作为代表，到凉州（今属甘肃武威）与阔端会盟。1244年，发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斯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是捍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文献。
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弟弟恰那多吉（1239年—1267年）陪萨迦班智达北上，恰那多吉后娶阔端之女墨卡顿公主，受封“白兰王”。
1251年，蒙哥继位，拖雷系主导政局，窝阔台系被压制。因阔端、萨迦班智达先后去世，本由阔端统领、萨迦班智达执行的体系一分为四，由拖雷系的四位王子统领，即学者董莉英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发展与衰亡》中所说：“由蒙哥汗管理止贡派；忽必烈管理蔡巴噶举派；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垅噶举派。四位王子分别管辖各个万户。”纷争不断。
与忽必烈结盟
17岁时，八思巴“学完了法主（指萨迦班智达）所传授的一切教法……于是将自己的法螺及化缘钵传给他”。1253年夏，忽必烈率军至六盘山（今属宁夏固原），准备转道藏区攻云南，招八思巴问询。
据学者魏曙光钩沉，宋金对峙百年，边界地区已“严重军事化”，汉人地主招集部曲，据险自守。据拉施特《史集》：“忽必烈遂行，命探进兵南家思（即南宋）诸道路。南家思诸国王知之，乃于诸道路所经之处，绝除粮食。”因蒙哥派牙老瓦赤等人管控财务，忽必烈难施展。
忽必烈想征云南，夺取粮草，让八思巴沿途征粮，被拒：“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忽必烈不快，八思巴请辞：“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忽必烈赌气说：“可以回去。”
忽必烈的王妃察必立刻出来说：“这样的僧人实为稀有……请不要让这些僧人回吐蕃。”《元史》称察必“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当时兴有力焉”，是忽必烈夺权的重要帮手。据学者刘青松、刘瑾钩沉，四怯薛官（元朝的禁卫军）曾奏请忽必烈，毁京城周围庄稼牧马，忽必烈同意，察必立刻责问汉人谋士刘秉忠：“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忽必烈默然，撤销了决定。
在察必请求下，八思巴同意为二人施密法灌顶仪式，按规定，八思巴须在上座，忽必烈不愿意，又是察必提出折衷意见：“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坐上首，皇子、驸马、官员、百姓聚会时。恐不能震摄，由皇帝坐上首。”
经察必斡旋，八思巴与忽必烈结盟。
“斗法”战胜噶玛拔希
很可能是在八思巴的指点下，忽必烈大军顺利夺取云南，却未能得到粮草。据魏曙光钩沉，此次出征还要靠赛典赤（拖雷家臣，对云南开发做出巨大贡献）暗中资助，不久，蒙哥借口忽必烈患病，解除了他的兵权。
忽必烈进军云南半路，八思巴返回凉州，不久又入汉地，追随忽必烈，参与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举行的忽里勒台大会（即诸王大会）上被推为大汗，回京后即任命八思巴为国师。
据学者李文泰钩沉，八思巴当国师，一因在“斗法”中战胜噶玛拔希，二因跟对了忽必烈。
据《西藏王臣记》，噶玛拔希表演了水遁（即入水不见）、空中飞行、足践坚石留下足印等，忽必烈称“确是占了上风”，但八思巴让取剑来，自剁下胳膊和腿，成五段，加持成五方五佛等，忽必烈及众臣“看到有砍切肢体时流出的鲜血，产生畏惧，大声祈请上师收法”。噶玛拔希落败后，投奔蒙哥。
八思巴可能采取魔术技巧，忽必烈信以为真，据马可·波罗记：“大汗在其都城大宫之内，坐于席前。席高八肘，位于廷中。其饮盏相距至少有十步之远……此辈巫师巫术之精，大汗欲饮酒时，致能作术使饮盏自就汗前，不用人力。此事常见之，见之者不只万人。”
因相信法术，忽必烈几次主持佛道争论，竟“令张天师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试之于火，皆求哀请命。自称伪妄，不敢试验”。遂下令：“世人将孔老与佛称为三圣，斯言妄矣……自今以后，三教图像不得与佛齐列。”
推荐阿尼哥修白塔
八思巴任国师后，贡献甚多。
首先是建藏区统一行政体制，严守察必当年约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其余大小事项因上师心慈，难却别人之情，不能镇国，故大师不必过问。”
其次是创八思巴字。蒙古早期无文字，《黑鞑事略》称：“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字书，自可立国。”成吉思汗擒太阳汗塔塔统阿后，让他传授用古维吾尔字记蒙语的技巧，当时蒙古也用汉语与金国往来，八思巴则用藏文字母和梵文字母，创蒙古字，可“译写一切文字”，后因元朝灭亡而渐废。
其三是推荐阿尼哥修白塔。
阿尼哥是尼泊尔人，《元史》称他“幼敏悟，异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阿尼哥到西藏建黄金塔，塔成后，八思巴收他为徒，带到元大都。忽必烈让阿尼哥修宋室留下的针灸铜人，竟成功，皇家工匠们惊叹：“天巧，非人所及也。”此后“凡两京（大都、上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
阿尼哥共建“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万安寺白塔是代表作，忽必烈下诏让他还俗，派人到尼泊尔给他找妻子，共10妻，有14子女，逝后按尼泊尔风俗，火化后葬在当时的宛平县香山冈子原，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
阿尼哥的弟子中，有名塑手刘元（又称刘銮），北京刘兰塑胡同原大庆观中神像即刘元所塑。
佛事花销越来越大
公元1280年，八思巴圆寂，元世祖赐尊号，竟多达38字。
八思巴参与了灭宋战争等，既出谋划策、推荐人才，又做过具体工作。《拔思发行状》称：“时则天兵飞渡长江，竟成一统，虽主圣臣贤所致，亦师阴相之力也。”
遗憾的是，元初尚“以儒术饰治”，后则“名目之多，前所未有”，仅《元史》列出名称的即30多种，皇帝登基前，要“先受佛戒九次”。
据学者王启龙的《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天历二年（1329年），“佛事岁费，以今较旧增多金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这只是“增多”部分，加上原数，至少是此数的两倍。大德二年（1298年）国家稳定时，岁入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如此算来，每年佛事花销超岁入十分之一。这还没算修佛寺、养信徒等费用。
元初，在八思巴帮助下，健全驿站制度。可后来僧人“往往以赴京为辞，任意来往”，甚至长途贩运经商，“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
各寺庙还暗中经商，“上都、大都在先钦奉圣旨拨赐与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出办钱物”，本文开篇诗，即杨四知的住店记录，可见明朝仍如此。正如王启龙所说：“到了顺帝时期，经济衰颓，国本丧基，国之将亡！”
巍巍白塔留下的教训，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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