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临展厅颇具粗野主义色彩的灰色穹顶下，展览“萨金特与时尚”的华丽绝艳与之形成鲜明对撞。即使深恐艺术之深奥而对美术馆望而却步的人，也定会在展厅里那些流溢的色彩、精美的华服和栩栩如生的面容前屏住呼吸。“时尚”，是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创作的内在构成，是他对肖像画之美的定义的直接显现，而绝非一种附加的浅薄表象。在他笔下，时尚不再易逝，而永远衬托着那些依然鲜活的面容，于画中熠熠生辉。
萨金特生于佛罗伦萨，父母是美国人。孩童时期，他曾在欧洲不同国家生活，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接受艺术训练，师从杜兰。作为一名成功的肖像画家，他在法国、英国与美国都享有盛誉，并于1897年成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正式成员。尽管被公认具有出众的技术，但萨金特常因浮华的绘画风格而招致对于其“只是绘画大师而非艺术家”的批评。而通过泰特的展览，我们得以重新发现时尚对于萨金特创作的重要性以及他在艺术史中的价值。
展览曾于去年底至今年初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展出；相比此次泰特的展览名称，波士顿美术馆的展名“萨金特：塑造时尚”或许更具玩味的空间。它提示我们，如果“一成不变”是离时尚最远的词语，那么萨金特也绝非当时时尚与流行的刻板记录者，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和绘画风格来创造时尚的艺术大师。他为他的模特决定上身的服饰、或服饰在画架前呈现的样子：他用别针对服饰进行垂坠、折叠等种种处理，以创造符合理想的形状和质感。即便那些身份显赫的委托人穿着昂贵的当季时装，萨金特依然会在画作中对其进行有意识地调整和修改。泰特展特意将不少画中人物当年穿着的服饰呈现于绘画原作旁，使得萨金特对于时尚的应用与改造在对比中呼之欲出，成为展览策展上的一大亮点。
引子部分的《沙逊夫人像》即为一例：一旁沙逊夫人的斗篷原物由黑色的塔夫绸笼罩，在静态中略显沉闷；而萨金特的画中，平时本很难被看到的鲜亮的粉色内衬构成了一道显著的斜线，与塔夫绸在剧院灯光下带有现代意味的反光和脖颈上的珍珠项链共同构成了画面中流溢的光彩，呼应着主角白皙的面部，具有一种似会随时变化或消逝的动态之美。这种实物和作品的区别，凸显了萨金特捕捉瞬间的能力和塑造时尚的眼光。
这件黑色歌剧斗篷进而指引着展览呈现19世纪晚期女性黑色礼服的流行和萨金特画作中对于黑色的格外钟爱；后者被认为启发自委拉斯开兹和弗兰斯·哈尔斯这两位17世纪的大师对黑色的绝妙运用，正可与英国国家美术馆年初落幕的哈尔斯大展（目前正于荷兰国立博物馆展出）中的作品相互参看。这既提醒着萨金特艺术特点与时尚趋势的密切联系，也展现着这位技艺精湛的画家是如何调和古典传统（尤其是肖像画传统）与一种现代风格之间的关系的。金色的画框、黄褐色的背景和画中女性各异的黑色礼服，构成这一部分奢靡华贵、彰显镀金时代风格的印象。
其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X夫人像》是萨金特最具知名度的作品之一，此次与泰特自身所藏的同主题未完习作并置展示，相当难得。画中女子是维吉妮·戈特罗，因美貌和风流而在巴黎的社交圈名噪一时，萨金特因而主动提出为其作画，并在创作过程中倾注大量精力。此画在1884年巴黎的沙龙中展出时却收获相当多负面评价；无论此画中的人物还是服饰，恐怕对今天的大多数观众来说都具有某种简洁而高贵的品质，但在19世纪的法国被认为粗俗、肉欲、耸动。大都会收藏的完作中右肩的宝石肩带原是滑落的，而这成为画作遭受抨击、被认为伤风败俗的要素之一（尽管紧身胸衣其实并不会因为肩带的存在与否而滑落）；萨金特后来将其修改抬高至肩膀上一个看起来更加稳固的位置，但我们依然能够在泰特收藏的习作中发现尚未加上的右肩带——这个细节上的对比体现了画家创作时对服饰细节的反复思忖，也说明时尚或者说道德标准的与世推移。
这起事件促使萨金特后来移居英国，成为其创作生涯中的重大转折。他在伦敦切尔西泰德街的画室是惠斯勒曾经使用过的，他在这里创作的第一批作品包括使他在英国声名鹊起的《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这也是泰特馆藏中最受人喜爱的画作之一。展览通过其溯源萨金特在英国的创作经历，也呈现他如何采用外光主义的作画方式，以及他和印象派的紧密联系。萨金特对于画面中服饰之美的独特见解依然在给他带来麻烦，如在《罗伯特·哈里森夫人像》中，他选择在白色欧根纱礼服外罩上了一件极具戏剧效果的立领红色斗篷，被刻薄地评论为“仿佛将带着画中人物前往梅菲斯特的领地（指地狱）”。然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斗篷朝向观众那一边的边沿将画面大胆地均分为几乎均等的两半，女主人公交叠的双手、金色的细手镯、胸口处衣衫微微透露出的紫色、袖笼里隐约可见的肌肤以及斗篷领口处的宝石扣子，都为画面增添了精致、奢华又不乏戏剧性的元素，在今天几乎可被视作一张出色的时尚大刊封面。
这种纵向线条在另一幅《W·格雷厄姆·罗伯逊像》中亦可见端倪：主人公穿着的大衣惊人的修长和平直，萨金特完全无意让对象显出魁伟的男性气质，而一反传统地利用其略向内翻转的肢体和左手中纤长的手杖进一步拉长视觉比例，使这幅画的视觉重心完全落在面部、手部和手杖的碧玉杖头这三点亮色构成的三角上。华丽的用色和松散的笔触风格与大衣塑造的板正块面在画中得到了微妙的调和。萨金特曾对罗伯逊说：“这件大衣太入画了。你一定要穿上它。”可见他对于笔下人物服饰近乎偏执的把控，甚至服装才是激发他创作的源头，而绝非仅是附加在人物身上无关紧要的佩饰；他如此仔细地斟酌模特的衣服，因为其选择将决定绘画传达的信息，左右画面的艺术效果。
萨金特的职业生涯恰逢“高级定制”兴起，人们痴迷于昂贵奢靡的华服，而时尚与绘画之间的默契也愈发深入人心，人们甚至会反过来按照画作来指导自己的穿衣打扮，在购买礼服时考虑“它入画的话效果好吗”？一如今天的我们对“上相”和“出片”的考量。
时尚的很大一部分是夸张的、戏剧化的、反日常的。萨金特笔下一些模特，如英国演员艾伦·特里和西班牙舞蹈家卡门西塔，本身就是职业的表演者；从中也可窥见萨金特对音乐和表演艺术的热衷。
展览现场展出的服饰烘托着这两幅1890年左右创作的非委托作品，更增添了一种戏剧的效果：卡门西塔在画中摆出一个雕塑般的静态姿势，但裙摆上的金色刺绣结合萨金特的松散笔触，带来一种如在旋转的、波光粼粼的美感，而旋转正是卡门西塔舞蹈的精髓。这种闪光的美感在画中甚至比实物的裙子更加鲜活。而艾伦·特里以扮演莎士比亚剧的角色而闻名，萨金特在1888年观看了《麦克白》的首演，并立即决定把特里在肖像画中塑造成麦克白夫人的造型。画作洋溢着浓重的前拉斐尔派风格，萨金特将服装原本的绿色画得偏蓝，和特里赭红色的头发一起打造出一个更加浓郁、奇幻、夸张的色彩组合，为人物带去丰富的、史诗般的戏剧张力。由爱丽丝·科姆斯·卡尔设计的服装原件即陈列在画作旁，上面嵌有许多宝石甲虫，它们具金属质感的鞘翅使得其在印度的莫卧儿和斋普尔宫廷被作为服装上的刺绣，后受到英国人的狂热追捧，在许多贵族女性肖像的裙装上都可以发现其身影。它们是人类时尚发展史中最奇特的装饰物之一，但如今，我们只能通过萨金特的画作来遥想它被穿在舞台上时反射的炫目光彩。
与萨金特同时代的作家兼设计师伊迪丝·沃顿在她的小说《纯真年代》中提到，19世纪晚期的上流社交场景中，奢华的定制服装像“盔甲”一样赋予穿着者以社交上的优势。肖像画使这些形象被长久地凝固下来，但它们不仅仅是对委托人或被画者的单纯迎合和记录，也注入像萨金特这样的画家的时尚创见和艺术理想，两者间存在着一个充满沟通、争执和妥协的空间——正如席格语带讥讽地评价萨金特的作品为“画家想做的事情和委托人所能忍受的事情之间的妥协”。但即便是这片有限的区域，萨金特依然努力开创着自己的风格。靠着他画中的片羽吉光，我们得以窥见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人们看待和展现自己的方式，以及这位艺术家定义里“时尚”的多彩样貌。
作者：鲍文炜 上海博物馆青年学者 现于英国访学
在英国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临展厅颇具粗野主义色彩的灰色穹顶下，展览“萨金特与时尚”的华丽绝艳与之形成鲜明对撞。即使深恐艺术之深奥而对美术馆望而却步的人，也定会在展厅里那些流溢的色彩、精美的华服和栩栩如生的面容前屏住呼吸。“时尚”，是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创作的内在构成，是他对肖像画之美的定义的直接显现，而绝非一种附加的浅薄表象。在他笔下，时尚不再易逝，而永远衬托着那些依然鲜活的面容，于画中熠熠生辉。
萨金特生于佛罗伦萨，父母是美国人。孩童时期，他曾在欧洲不同国家生活，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接受艺术训练，师从杜兰。作为一名成功的肖像画家，他在法国、英国与美国都享有盛誉，并于1897年成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正式成员。尽管被公认具有出众的技术，但萨金特常因浮华的绘画风格而招致对于其“只是绘画大师而非艺术家”的批评。而通过泰特的展览，我们得以重新发现时尚对于萨金特创作的重要性以及他在艺术史中的价值。
展览曾于去年底至今年初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展出；相比此次泰特的展览名称，波士顿美术馆的展名“萨金特：塑造时尚”或许更具玩味的空间。它提示我们，如果“一成不变”是离时尚最远的词语，那么萨金特也绝非当时时尚与流行的刻板记录者，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和绘画风格来创造时尚的艺术大师。他为他的模特决定上身的服饰、或服饰在画架前呈现的样子：他用别针对服饰进行垂坠、折叠等种种处理，以创造符合理想的形状和质感。即便那些身份显赫的委托人穿着昂贵的当季时装，萨金特依然会在画作中对其进行有意识地调整和修改。泰特展特意将不少画中人物当年穿着的服饰呈现于绘画原作旁，使得萨金特对于时尚的应用与改造在对比中呼之欲出，成为展览策展上的一大亮点。
引子部分的《沙逊夫人像》即为一例：一旁沙逊夫人的斗篷原物由黑色的塔夫绸笼罩，在静态中略显沉闷；而萨金特的画中，平时本很难被看到的鲜亮的粉色内衬构成了一道显著的斜线，与塔夫绸在剧院灯光下带有现代意味的反光和脖颈上的珍珠项链共同构成了画面中流溢的光彩，呼应着主角白皙的面部，具有一种似会随时变化或消逝的动态之美。这种实物和作品的区别，凸显了萨金特捕捉瞬间的能力和塑造时尚的眼光。
这件黑色歌剧斗篷进而指引着展览呈现19世纪晚期女性黑色礼服的流行和萨金特画作中对于黑色的格外钟爱；后者被认为启发自委拉斯开兹和弗兰斯·哈尔斯这两位17世纪的大师对黑色的绝妙运用，正可与英国国家美术馆年初落幕的哈尔斯大展（目前正于荷兰国立博物馆展出）中的作品相互参看。这既提醒着萨金特艺术特点与时尚趋势的密切联系，也展现着这位技艺精湛的画家是如何调和古典传统（尤其是肖像画传统）与一种现代风格之间的关系的。金色的画框、黄褐色的背景和画中女性各异的黑色礼服，构成这一部分奢靡华贵、彰显镀金时代风格的印象。
其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X夫人像》是萨金特最具知名度的作品之一，此次与泰特自身所藏的同主题未完习作并置展示，相当难得。画中女子是维吉妮·戈特罗，因美貌和风流而在巴黎的社交圈名噪一时，萨金特因而主动提出为其作画，并在创作过程中倾注大量精力。此画在1884年巴黎的沙龙中展出时却收获相当多负面评价；无论此画中的人物还是服饰，恐怕对今天的大多数观众来说都具有某种简洁而高贵的品质，但在19世纪的法国被认为粗俗、肉欲、耸动。大都会收藏的完作中右肩的宝石肩带原是滑落的，而这成为画作遭受抨击、被认为伤风败俗的要素之一（尽管紧身胸衣其实并不会因为肩带的存在与否而滑落）；萨金特后来将其修改抬高至肩膀上一个看起来更加稳固的位置，但我们依然能够在泰特收藏的习作中发现尚未加上的右肩带——这个细节上的对比体现了画家创作时对服饰细节的反复思忖，也说明时尚或者说道德标准的与世推移。
这起事件促使萨金特后来移居英国，成为其创作生涯中的重大转折。他在伦敦切尔西泰德街的画室是惠斯勒曾经使用过的，他在这里创作的第一批作品包括使他在英国声名鹊起的《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这也是泰特馆藏中最受人喜爱的画作之一。展览通过其溯源萨金特在英国的创作经历，也呈现他如何采用外光主义的作画方式，以及他和印象派的紧密联系。萨金特对于画面中服饰之美的独特见解依然在给他带来麻烦，如在《罗伯特·哈里森夫人像》中，他选择在白色欧根纱礼服外罩上了一件极具戏剧效果的立领红色斗篷，被刻薄地评论为“仿佛将带着画中人物前往梅菲斯特的领地（指地狱）”。然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斗篷朝向观众那一边的边沿将画面大胆地均分为几乎均等的两半，女主人公交叠的双手、金色的细手镯、胸口处衣衫微微透露出的紫色、袖笼里隐约可见的肌肤以及斗篷领口处的宝石扣子，都为画面增添了精致、奢华又不乏戏剧性的元素，在今天几乎可被视作一张出色的时尚大刊封面。
这种纵向线条在另一幅《W·格雷厄姆·罗伯逊像》中亦可见端倪：主人公穿着的大衣惊人的修长和平直，萨金特完全无意让对象显出魁伟的男性气质，而一反传统地利用其略向内翻转的肢体和左手中纤长的手杖进一步拉长视觉比例，使这幅画的视觉重心完全落在面部、手部和手杖的碧玉杖头这三点亮色构成的三角上。华丽的用色和松散的笔触风格与大衣塑造的板正块面在画中得到了微妙的调和。萨金特曾对罗伯逊说：“这件大衣太入画了。你一定要穿上它。”可见他对于笔下人物服饰近乎偏执的把控，甚至服装才是激发他创作的源头，而绝非仅是附加在人物身上无关紧要的佩饰；他如此仔细地斟酌模特的衣服，因为其选择将决定绘画传达的信息，左右画面的艺术效果。
萨金特的职业生涯恰逢“高级定制”兴起，人们痴迷于昂贵奢靡的华服，而时尚与绘画之间的默契也愈发深入人心，人们甚至会反过来按照画作来指导自己的穿衣打扮，在购买礼服时考虑“它入画的话效果好吗”？一如今天的我们对“上相”和“出片”的考量。
时尚的很大一部分是夸张的、戏剧化的、反日常的。萨金特笔下一些模特，如英国演员艾伦·特里和西班牙舞蹈家卡门西塔，本身就是职业的表演者；从中也可窥见萨金特对音乐和表演艺术的热衷。
展览现场展出的服饰烘托着这两幅1890年左右创作的非委托作品，更增添了一种戏剧的效果：卡门西塔在画中摆出一个雕塑般的静态姿势，但裙摆上的金色刺绣结合萨金特的松散笔触，带来一种如在旋转的、波光粼粼的美感，而旋转正是卡门西塔舞蹈的精髓。这种闪光的美感在画中甚至比实物的裙子更加鲜活。而艾伦·特里以扮演莎士比亚剧的角色而闻名，萨金特在1888年观看了《麦克白》的首演，并立即决定把特里在肖像画中塑造成麦克白夫人的造型。画作洋溢着浓重的前拉斐尔派风格，萨金特将服装原本的绿色画得偏蓝，和特里赭红色的头发一起打造出一个更加浓郁、奇幻、夸张的色彩组合，为人物带去丰富的、史诗般的戏剧张力。由爱丽丝·科姆斯·卡尔设计的服装原件即陈列在画作旁，上面嵌有许多宝石甲虫，它们具金属质感的鞘翅使得其在印度的莫卧儿和斋普尔宫廷被作为服装上的刺绣，后受到英国人的狂热追捧，在许多贵族女性肖像的裙装上都可以发现其身影。它们是人类时尚发展史中最奇特的装饰物之一，但如今，我们只能通过萨金特的画作来遥想它被穿在舞台上时反射的炫目光彩。
与萨金特同时代的作家兼设计师伊迪丝·沃顿在她的小说《纯真年代》中提到，19世纪晚期的上流社交场景中，奢华的定制服装像“盔甲”一样赋予穿着者以社交上的优势。肖像画使这些形象被长久地凝固下来，但它们不仅仅是对委托人或被画者的单纯迎合和记录，也注入像萨金特这样的画家的时尚创见和艺术理想，两者间存在着一个充满沟通、争执和妥协的空间——正如席格语带讥讽地评价萨金特的作品为“画家想做的事情和委托人所能忍受的事情之间的妥协”。但即便是这片有限的区域，萨金特依然努力开创着自己的风格。靠着他画中的片羽吉光，我们得以窥见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人们看待和展现自己的方式，以及这位艺术家定义里“时尚”的多彩样貌。
作者：鲍文炜 上海博物馆青年学者 现于英国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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