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级芙蓉起，千年舍利藏。地形标海岳，人代阅隋唐。镜现三天象，珠含四日光。白毫空万里，处处有迷方。”
这是明代何景明写下的《咏天宁寺塔》，《帝京景物略》中引用。何景明是“前七子”之一，《明史》称他“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李梦阳并有国士风”。
天宁寺塔是北京城区现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在西二环天宁寺桥西南。《咏天宁寺塔》表达了明人的观点：塔建于隋代，内藏舍利。
天宁寺建于何时，学界有争议。1992年，文物部门修缮天宁寺塔，在塔顶发现《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石 碑，称：“天庆九年（1119年），奉圣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
有学者称，原塔为木塔，后被毁，辽代改成砖塔。传说隋文帝未称帝时，印度高僧送他一袋舍利，称帝后，他分送中原三十州，分别建塔秘藏，天宁寺原塔即其一。此说甚可疑，《续高僧传》称：“自开皇末，舍利到山，山恒倾摇……及安塔竟，山动自息。”而今天宁寺塔附近无山。
既然天宁寺塔并非隋代木塔的替代品，建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其背后藏着“辽以释废”（忽必烈语）的大文章。
建寺最初与信仰无关
辽是契丹人创造的王朝，契丹人本信萨满。
宋人王易在《燕北录》中记：“先望日四拜，又拜七祖殿，次拜木叶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属。”“契丹如见月食，各备酒馔相贺，戎主次日亦有宴会。见日食即望空唾之，仍背日望。”
《契丹国志》称：“冬至日，国人杀白羊、白马、白雁，各取其血和酒，国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所管。又被人传云：凡死人，悉属皆归此山。每岁五京进人、马、纸物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体现出强烈的崇拜自然观和万物有灵观。
契丹人出战前，必以青牛白马祭天，此俗对中原亦产生深远影响，《三国演义》中写，“桃园三结义”也用此礼。
据学者张国庆在《辽代佛教“涉政”现象探析》中钩沉，契丹初建佛寺，与信仰无关，而是“辽建国前后，契丹铁骑多次南下中原，每次战后，都俘掠大量中原汉人北归”。《辽史》载，唐天复二年（902年）秋，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神册六年（921年）十一月，契丹军队攻中原檀、顺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
这些被掠人口多来自北方佛教中心之一的燕京地区（今河北、北京部分地区），进入契丹腹地后，为了安顿他们，阿保机“始建开教寺”。
梁乾化三年（913年），阿保机“以兵讨两冶，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辽上京前身，今属内蒙古巴林左旗），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至于阿保机本人，似乎并不笃信佛教。
耶律德光是“戏精”
阿保机去世后，次子耶律德光继位，即辽太宗。
辽太宗精通佛学。学者张国庆钩沉，会同九年（946年）十二月，契丹灭后晋，次年正月，“耶律德光入京师（开封），春日闻杜鹃声，问李崧：‘此是何物？’崧曰：‘杜鹃。唐杜甫诗云：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许大世界，一个飞禽，任他拣选，要生处便生，不生处种也无，佛经中所谓观自在也。’”可见，耶律德光颇知《观自在菩萨经》，能随口化用。
耶律德光崇佛，一般是在演戏。
阿保机去世后，皇太子耶律倍本应称帝，但太后述律平强势干预，次子耶律德光上位，耶律倍抱怨“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而述律平真正看好的是阿保机的第三子耶律李胡，称“昔我与太祖（阿保机）爱汝异于诸子”，逼耶律德光将其立为皇太弟。
几方夹击，皇权不稳，耶律德光只好使出盘外招。
阿保机戎马一生，却没能占据幽州，耶律德光扶持石敬瑭，轻松攫取燕云十六州，他趁机编了一出“白日见神”，称“昼寝，梦一神人（观音菩萨）……神人语德光曰：石郎（石敬瑭）使人唤汝，汝须去”，从而将占据幽云十六州说成是天意，观音菩萨在护佑他。
入幽州后，耶律德光立刻将城中大悲阁的“白衣观音”像，挪到契丹腹地的木叶山（契丹先世的居住地，大致在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供奉，成耶律家族的“家神”和辽帝国的保护神，定时“国拜”。
耶律德光演得太像真的，周边的人不得不跟进。
尚武精神日渐消退
一次，耶律德光“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在他的倡导下，佛教在辽代的影响越来越大。
辽初诸帝还只是走过场。天禄三年（949年），建塔供奉舍利佛牙，辽世宗仅赐钱300贯；到辽兴宗，“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辽道宗当太子时，造佛像两具，便花白银千两，上位后，“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祝发”即断发，一天便让3000人出家。
为什么愈演愈烈？一方面，“澶渊之盟”后，长期和平，辽帝丧失进取精神；另一方面，发现信佛有助统治，“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可“坐致太平”。
当时“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辽史》称：“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宝坊华宇遍于燕蓟之间，其魁杰伟丽之观为天下甲。”
学者王德朋在《辽朝社会生活中的佛教因素补议》中钩沉，佛教已深入社会生活各侧面，辽代女性常“佛妆”，即“面涂深黄，谓之佛妆，红眉黑吻，正如异物”，或是冬季防寒，脸涂黄色栝楼汁，如佛头贴金，故有此称。
一些信众患病不找医生，埋头念经，据《张公恕妻陈氏墓志铭》，陈氏“及病，延清净居，日诵经，受菩提心戒，垂惙（音如绰，意为忧）趣识不昧，自寅至巳但念弥陀佛，身后家事一无所言”。
沉湎过深，尚武精神消退。元祐四年（1089年）出使辽国的苏辙说：“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音如圈，意为悔改）。此盖北界（辽）之巨蠹，而中朝（北宋）之利也。”
管不住又甩不掉
建天宁寺塔时，已危机四伏，建成仅5年多，辽代便灭亡了。紧要关头，为何不务正业？背后有难言之隐。
契丹本以游牧为主，社会结构简单，攫取燕云十六州后，“有效管理农耕人”成难题，操作中，过度依赖佛教邑社。学者王德朋在《辽代佛教邑社补议》中钩沉，魏晋后，邑社作为信众自组织，日益壮大，涌现出很多“千人邑”。
邑社管理松散，主事人公推而成，名目不一。有的仿地方官命名方式，称邑长、邑首；有的仿僧官命名方式，称都维那、维那。邑社多依自然村而成，与寺庙挂钩。燕京地区邑社尤多，一是信众多，二是经济发达，“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广陌皆有条理”。
邑社作为基层组织，有利政府管理，但邑社的组织能力弱，有的邑社有男有女，除宗教活动之外，很难组织起其他活动。成事虽不足，败事却有余。邑社中人信仰相同，有地缘、血缘等联系，一遇动荡，易生恶性事件。
据学者张国庆钩沉，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香河（今河北香河）县民李宜儿以左道惑众”，“伪称帝及立伪相，潜构千余人”，呈现出“千人邑”的可怕潜力。
辽帝需要邑社，却无法保证它为己所用，在建寺修塔等敏感问题上，不敢干预，各寺庙皆设专职经营人员，大肆敛财，侵吞政府税收，表面上却打出维护辽代的旗号。每开佛会，必先说一番标准废话，如：“为皇太后、皇帝、皇后万岁，亲王、公主千岁，文武班寮恒禄位，四塞宁净。”
貌似给皇家祈祷，其实是在添乱，辽帝却无可奈何。
天宁寺塔富含音乐美
亡国风险下，天宁寺塔最终建成。
学者李烽在《北京天宁寺塔的形制与装饰艺术研究》中钩沉，天宁寺塔是中国砖石塔从古拙时期（500年至900年）向繁丽时期（1000年至1300年）过渡阶段的代表作。此前佛塔多四边形，无台基，中空；此后多八角形，取“八方随佛”之意，有台基，装饰复杂。
梁思成先生盛赞天宁寺塔富含音乐美，因其构造暗合比例。中间层平面周长与塔高呈1比1.5；塔刹（从塔顶到塔尖的部分）、中间层、塔基加塔身的比例是1比2比1；塔高、一层塔身、塔基高度、门窗位置、屋檐高度、斗拱高度、刹座等，均以1.1米为模数。
天宁寺塔是实心建筑，或因塔座下有地宫，藏有佛舍利，明代徐善在《冷然志》中称：“塔实其中，无阶级可上，盖专以安佛舍利，非登览之地也。”
天宁寺塔身上的雕刻多且精美，可惜大部分已损毁。
比如须弥座下层有48个浮雕狮子，仅12个完好；8个金刚力士，头部均丢失。须弥座上层40个佛像浮雕，头部全无；8个金刚力士，头部亦损毁。塔基最上层的仰莲座，本是铁制，据《冷然志》记：“上为扶栏，栏四周架铁灯三层，凡三百六十盏，每月八日注油燃之。”清代重修时，改成石制。
塔的中间层是优美的13层密檐，寓意为佛言人生有十三难，修过13层塔，即经受过其考验，达到了成佛的境地。密檐之间，每层有24个小佛龛，共计288个，每龛内置一小铜佛，明人所铸，其中12尊已遗失。
据学者李烽钩沉，在天宁寺塔上，原有3400余枚铜铃，清代时“声闻数里”，如今只剩104枚。
朝代兴亡的教科书
值得注意的是，天宁寺塔身雕塑的主题属华严宗，却显密结合，二者硬性拼接。
密宗在辽代很流行，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指出：“萨满教原为辽人固有之宗教，真言宗加持祈祷又类似之，故密教为契丹人所喜。当时俗人对于密教，与萨满教殆同一信仰之。”体现出辽代文化的硬伤——重实用，轻信仰，惟求“短平快”。
学者张国庆发现，“契丹辽地的民众普遍信奉所谓的‘拔苦灭罪’和‘因果报应’说”，相信陀罗尼（民间指长咒）法力无限，“遇之则七逆重罪，咸得消亡；持之则三涂恶业，尽皆除灭”。
在辽代石刻资料中，常见“回报式”祈祷，如开泰二年（1013年）的《白川州陀罗尼经幢记》，称：“奉为神赞天辅皇帝、齐天彰德皇后万岁，亲王公主千秋，文武百僚恒居禄位。风调雨顺，海晏河清，一切有情，同霑利乐。”体现出急于兑现的浮躁心态。
著名学者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指出，萨满等文化不利于社会转型，因其不相信形而上，总想用咒语等“黑招”实现目标，彼此很难形成充分信任的关系。受此影响，可能抑制商业组织、社会组织等的发展。
辽初民风朴实，《辽史》称：“每行军，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未遇大敌，不乘战马……馈饷自赉，散而复聚。善战，能寒。此兵之所以强也。”张国刚发现，辽代后期，西夏童蒙读物《新集碎金置掌文》中，竟称“契丹步履缓”，毫无勇武之气。
天宁寺塔已屹立900多年，作为急功近利必败亡的见证，我们有义务保护好它，成为后人的教科书。
“七级芙蓉起，千年舍利藏。地形标海岳，人代阅隋唐。镜现三天象，珠含四日光。白毫空万里，处处有迷方。”
这是明代何景明写下的《咏天宁寺塔》，《帝京景物略》中引用。何景明是“前七子”之一，《明史》称他“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李梦阳并有国士风”。
天宁寺塔是北京城区现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在西二环天宁寺桥西南。《咏天宁寺塔》表达了明人的观点：塔建于隋代，内藏舍利。
天宁寺建于何时，学界有争议。1992年，文物部门修缮天宁寺塔，在塔顶发现《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石 碑，称：“天庆九年（1119年），奉圣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
有学者称，原塔为木塔，后被毁，辽代改成砖塔。传说隋文帝未称帝时，印度高僧送他一袋舍利，称帝后，他分送中原三十州，分别建塔秘藏，天宁寺原塔即其一。此说甚可疑，《续高僧传》称：“自开皇末，舍利到山，山恒倾摇……及安塔竟，山动自息。”而今天宁寺塔附近无山。
既然天宁寺塔并非隋代木塔的替代品，建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其背后藏着“辽以释废”（忽必烈语）的大文章。
建寺最初与信仰无关
辽是契丹人创造的王朝，契丹人本信萨满。
宋人王易在《燕北录》中记：“先望日四拜，又拜七祖殿，次拜木叶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属。”“契丹如见月食，各备酒馔相贺，戎主次日亦有宴会。见日食即望空唾之，仍背日望。”
《契丹国志》称：“冬至日，国人杀白羊、白马、白雁，各取其血和酒，国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所管。又被人传云：凡死人，悉属皆归此山。每岁五京进人、马、纸物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体现出强烈的崇拜自然观和万物有灵观。
契丹人出战前，必以青牛白马祭天，此俗对中原亦产生深远影响，《三国演义》中写，“桃园三结义”也用此礼。
据学者张国庆在《辽代佛教“涉政”现象探析》中钩沉，契丹初建佛寺，与信仰无关，而是“辽建国前后，契丹铁骑多次南下中原，每次战后，都俘掠大量中原汉人北归”。《辽史》载，唐天复二年（902年）秋，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神册六年（921年）十一月，契丹军队攻中原檀、顺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
这些被掠人口多来自北方佛教中心之一的燕京地区（今河北、北京部分地区），进入契丹腹地后，为了安顿他们，阿保机“始建开教寺”。
梁乾化三年（913年），阿保机“以兵讨两冶，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辽上京前身，今属内蒙古巴林左旗），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至于阿保机本人，似乎并不笃信佛教。
耶律德光是“戏精”
阿保机去世后，次子耶律德光继位，即辽太宗。
辽太宗精通佛学。学者张国庆钩沉，会同九年（946年）十二月，契丹灭后晋，次年正月，“耶律德光入京师（开封），春日闻杜鹃声，问李崧：‘此是何物？’崧曰：‘杜鹃。唐杜甫诗云：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许大世界，一个飞禽，任他拣选，要生处便生，不生处种也无，佛经中所谓观自在也。’”可见，耶律德光颇知《观自在菩萨经》，能随口化用。
耶律德光崇佛，一般是在演戏。
阿保机去世后，皇太子耶律倍本应称帝，但太后述律平强势干预，次子耶律德光上位，耶律倍抱怨“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而述律平真正看好的是阿保机的第三子耶律李胡，称“昔我与太祖（阿保机）爱汝异于诸子”，逼耶律德光将其立为皇太弟。
几方夹击，皇权不稳，耶律德光只好使出盘外招。
阿保机戎马一生，却没能占据幽州，耶律德光扶持石敬瑭，轻松攫取燕云十六州，他趁机编了一出“白日见神”，称“昼寝，梦一神人（观音菩萨）……神人语德光曰：石郎（石敬瑭）使人唤汝，汝须去”，从而将占据幽云十六州说成是天意，观音菩萨在护佑他。
入幽州后，耶律德光立刻将城中大悲阁的“白衣观音”像，挪到契丹腹地的木叶山（契丹先世的居住地，大致在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供奉，成耶律家族的“家神”和辽帝国的保护神，定时“国拜”。
耶律德光演得太像真的，周边的人不得不跟进。
尚武精神日渐消退
一次，耶律德光“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在他的倡导下，佛教在辽代的影响越来越大。
辽初诸帝还只是走过场。天禄三年（949年），建塔供奉舍利佛牙，辽世宗仅赐钱300贯；到辽兴宗，“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辽道宗当太子时，造佛像两具，便花白银千两，上位后，“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祝发”即断发，一天便让3000人出家。
为什么愈演愈烈？一方面，“澶渊之盟”后，长期和平，辽帝丧失进取精神；另一方面，发现信佛有助统治，“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可“坐致太平”。
当时“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辽史》称：“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宝坊华宇遍于燕蓟之间，其魁杰伟丽之观为天下甲。”
学者王德朋在《辽朝社会生活中的佛教因素补议》中钩沉，佛教已深入社会生活各侧面，辽代女性常“佛妆”，即“面涂深黄，谓之佛妆，红眉黑吻，正如异物”，或是冬季防寒，脸涂黄色栝楼汁，如佛头贴金，故有此称。
一些信众患病不找医生，埋头念经，据《张公恕妻陈氏墓志铭》，陈氏“及病，延清净居，日诵经，受菩提心戒，垂惙（音如绰，意为忧）趣识不昧，自寅至巳但念弥陀佛，身后家事一无所言”。
沉湎过深，尚武精神消退。元祐四年（1089年）出使辽国的苏辙说：“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音如圈，意为悔改）。此盖北界（辽）之巨蠹，而中朝（北宋）之利也。”
管不住又甩不掉
建天宁寺塔时，已危机四伏，建成仅5年多，辽代便灭亡了。紧要关头，为何不务正业？背后有难言之隐。
契丹本以游牧为主，社会结构简单，攫取燕云十六州后，“有效管理农耕人”成难题，操作中，过度依赖佛教邑社。学者王德朋在《辽代佛教邑社补议》中钩沉，魏晋后，邑社作为信众自组织，日益壮大，涌现出很多“千人邑”。
邑社管理松散，主事人公推而成，名目不一。有的仿地方官命名方式，称邑长、邑首；有的仿僧官命名方式，称都维那、维那。邑社多依自然村而成，与寺庙挂钩。燕京地区邑社尤多，一是信众多，二是经济发达，“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广陌皆有条理”。
邑社作为基层组织，有利政府管理，但邑社的组织能力弱，有的邑社有男有女，除宗教活动之外，很难组织起其他活动。成事虽不足，败事却有余。邑社中人信仰相同，有地缘、血缘等联系，一遇动荡，易生恶性事件。
据学者张国庆钩沉，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香河（今河北香河）县民李宜儿以左道惑众”，“伪称帝及立伪相，潜构千余人”，呈现出“千人邑”的可怕潜力。
辽帝需要邑社，却无法保证它为己所用，在建寺修塔等敏感问题上，不敢干预，各寺庙皆设专职经营人员，大肆敛财，侵吞政府税收，表面上却打出维护辽代的旗号。每开佛会，必先说一番标准废话，如：“为皇太后、皇帝、皇后万岁，亲王、公主千岁，文武班寮恒禄位，四塞宁净。”
貌似给皇家祈祷，其实是在添乱，辽帝却无可奈何。
天宁寺塔富含音乐美
亡国风险下，天宁寺塔最终建成。
学者李烽在《北京天宁寺塔的形制与装饰艺术研究》中钩沉，天宁寺塔是中国砖石塔从古拙时期（500年至900年）向繁丽时期（1000年至1300年）过渡阶段的代表作。此前佛塔多四边形，无台基，中空；此后多八角形，取“八方随佛”之意，有台基，装饰复杂。
梁思成先生盛赞天宁寺塔富含音乐美，因其构造暗合比例。中间层平面周长与塔高呈1比1.5；塔刹（从塔顶到塔尖的部分）、中间层、塔基加塔身的比例是1比2比1；塔高、一层塔身、塔基高度、门窗位置、屋檐高度、斗拱高度、刹座等，均以1.1米为模数。
天宁寺塔是实心建筑，或因塔座下有地宫，藏有佛舍利，明代徐善在《冷然志》中称：“塔实其中，无阶级可上，盖专以安佛舍利，非登览之地也。”
天宁寺塔身上的雕刻多且精美，可惜大部分已损毁。
比如须弥座下层有48个浮雕狮子，仅12个完好；8个金刚力士，头部均丢失。须弥座上层40个佛像浮雕，头部全无；8个金刚力士，头部亦损毁。塔基最上层的仰莲座，本是铁制，据《冷然志》记：“上为扶栏，栏四周架铁灯三层，凡三百六十盏，每月八日注油燃之。”清代重修时，改成石制。
塔的中间层是优美的13层密檐，寓意为佛言人生有十三难，修过13层塔，即经受过其考验，达到了成佛的境地。密檐之间，每层有24个小佛龛，共计288个，每龛内置一小铜佛，明人所铸，其中12尊已遗失。
据学者李烽钩沉，在天宁寺塔上，原有3400余枚铜铃，清代时“声闻数里”，如今只剩104枚。
朝代兴亡的教科书
值得注意的是，天宁寺塔身雕塑的主题属华严宗，却显密结合，二者硬性拼接。
密宗在辽代很流行，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指出：“萨满教原为辽人固有之宗教，真言宗加持祈祷又类似之，故密教为契丹人所喜。当时俗人对于密教，与萨满教殆同一信仰之。”体现出辽代文化的硬伤——重实用，轻信仰，惟求“短平快”。
学者张国庆发现，“契丹辽地的民众普遍信奉所谓的‘拔苦灭罪’和‘因果报应’说”，相信陀罗尼（民间指长咒）法力无限，“遇之则七逆重罪，咸得消亡；持之则三涂恶业，尽皆除灭”。
在辽代石刻资料中，常见“回报式”祈祷，如开泰二年（1013年）的《白川州陀罗尼经幢记》，称：“奉为神赞天辅皇帝、齐天彰德皇后万岁，亲王公主千秋，文武百僚恒居禄位。风调雨顺，海晏河清，一切有情，同霑利乐。”体现出急于兑现的浮躁心态。
著名学者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指出，萨满等文化不利于社会转型，因其不相信形而上，总想用咒语等“黑招”实现目标，彼此很难形成充分信任的关系。受此影响，可能抑制商业组织、社会组织等的发展。
辽初民风朴实，《辽史》称：“每行军，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未遇大敌，不乘战马……馈饷自赉，散而复聚。善战，能寒。此兵之所以强也。”张国刚发现，辽代后期，西夏童蒙读物《新集碎金置掌文》中，竟称“契丹步履缓”，毫无勇武之气。
天宁寺塔已屹立900多年，作为急功近利必败亡的见证，我们有义务保护好它，成为后人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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