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时刻，应该打开一瓶红酒。”在太多人的脑海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红酒被认为是异域风情、享受、风度、品位、健康……的象征，却少有人意识到，它淡而寡味，并不适合所有人；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已将酒精列为一级致癌物，任何一杯酒都是有害的。
人类对红酒的喜爱，有被塑造的成分。以深得赞赏的澳大利亚红酒为例，上世纪时，英国酒评家曾毫不客气地评价道：“甜得令人恶心，尝起来味道辛辣，闻起来也很刺鼻。毫无疑问，它很受下层阶级的欢迎。”
红酒为何能封神？这本《红酒帝国：市场、殖民地与英帝国兴衰三百年》（詹妮弗·里根·列斐伏尔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揭开了内幕。
不产红酒的英国人，却将红酒带往全球
8000年前，红酒起源于格鲁吉亚，后传至古埃及和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它变成最重要的外销商品之一，并融入到神话中：发明红酒的是狄奥尼索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古希腊人用一套宗教秘仪来祭祀他。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就是带着家乡产的红酒，和从太阳神祭祀那里骗来的高酒精度红酒，踏上旅程的。
罗马人通过军事征服，将红酒带到英国。英国气候不适合种植葡萄，无法生产红酒。但在英国人看来，是罗马人带来了文明，红酒即其象征。英国一直从法国、德国进口红酒，初期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
18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消费革命”：中国的瓷器、茶叶，印度的棉布，威尼斯的水晶玻璃纷至沓来……在此刺激下，“工业革命”与“攫取殖民地”犹如双翼，带英国最早跨过近代化门槛。
英国先后占据马耳他、塞浦路斯、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英国移民每到一地，便开始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
最早在殖民地种植葡萄的是法国人——他们有传教士的庄园文化。在欧洲，修道院都有自己的小庄园，教士们参与葡萄种植，并将葡萄酒用于宗教仪式。他们生产出高品质的葡萄酒。可真正推动“殖民地葡萄酒”的却是英国人。当今世界主要葡萄酒产地（除欧洲外）都是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唯一例外是印度，它被设计为“殖民地葡萄酒”的倾销地——不能降关税照顾“殖民地红酒”时，它们可以去开辟印度这个新市场。
葡萄是特殊植物，不占耕地，还可以给农民带来额外收入。但种植葡萄需持续投入，一旦开始种植，就很难摆脱它；且葡萄酒销售渠道复杂，生产者面临极大风险，愿者不多。直到今天，以葡萄酒闻名的法国，葡萄园所占耕地面积也只有3%。
英国殖民者醉心于此，因为葡萄酒是一种意识形态商品，它代表着身份：拥有葡萄园的殖民者会觉得自己和当地的“土人”完全不同，能生产葡萄酒的殖民地意味着已完成“教化”，成功地让“野蛮地区”变成“文明地区”。
殖民者们的自作多情并没得到回报。英国本土的红酒大多来自欧洲，在英国消费者们看来，“殖民地红酒”品质低劣，难以入口。南非、澳大利亚的纬度低，日照充分，葡萄含糖分更多，导致酒精度高。此外，为长途贩运到英国而不变质，人们会在葡萄酒中加入烈酒，或在酿造中加糖，提高它的酒精度。
为推动“殖民地红酒”的销售，各殖民地与英国就关税问题多次交锋。享受比欧洲更低的关税，会大大促进销量，但相关政策不稳定。一轮轮波动，“殖民地红酒”竟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
对身体有害的红酒为何成了“药”
红酒被推广，初期竟是为了戒酒。早期欧洲人普遍嗜酒，带来种种社会问题，而红酒度数低，饮用方法斯文，不像烈酒那样易醉，也不像啤酒那样让人放松警惕。
红酒作为成瘾性饮料，不利于身体健康，但在相当时期，却被当成“养生饮料”。遇到疑难杂症，英国医生会将红酒写在处方上——红酒被认为能治疗贫血、精神不振、胃病、营养不良、睡眠差、活血化瘀、心血管疾病……
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误差，其实是帝国隐喻的内化。对英帝国来说，红酒是“健康的”，它强化了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力。能生产红酒的地区，意味着那里的人民积极、爱国、卫生、文明，是英帝国躯干上“健康的肌体”。
按当时“殖民地红酒”生产商的标准说法，红酒是“一种健康、令人振奋的饮料，几乎每个农场都会生产这种饮料，并且这种习惯肯定会给当地人带来乐趣，提升当地人的生活质量”。为表明葡萄酒在社会工程中的积极作用，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一个人越清醒，家庭就越快乐。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清醒，他的葡萄园就不会得到妥善的管理，也不能及时收获。”
葡萄酒从“帝国饮品”“文明象征”，延伸出“忠于祖国”的含义，殖民地葡萄种植者们肉麻地表白：“实际上我们葡萄园的第一批果实，是为了向女王表达敬意和感激。”“这件事是如此令人宽慰，正在干活的劳动者更喜欢殖民地自制的葡萄酒，而不是任何其他饮料。”
为推动“殖民地红酒”销售，也是为了加强英国本土与殖民地的一体化，英国成立了“帝国营销委员会”。委员会推出的各种销售文案，是如今各种红酒神话的源头之一。红酒被打上“爱国”的标签，即：“你可以把爱国主义和经济结合起来，购买帝国葡萄酒时，你会感受到额外的满足感，因为你知道你的钱付给了自己的同胞。”
可从结果看，销售业绩不算理想。
其实，早期葡萄酒是带血的。大量奴隶被安排在葡萄园劳动，普通庄园平均需8名奴隶，葡萄园则需16名，葡萄园主是奴隶制的最大受益者和支持者。英国颁布《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后，葡萄园主们普遍采用“dop”“tot”方案，即年底发工资，一部分工资用产品的方式（即红酒）支付，从而限制种植者的购买力和自由行动的能力，使他们不得不与土地绑定在一起。
中产阶级崛起，让红酒走上神坛
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殖民地红酒”的地位，英国无法从欧陆进口红酒，只能用“殖民地红酒”替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公民被教导，他们正与法西斯主义斗争。战后，德军死亡集中营曝光，更使他们确信，他们一直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但或许，当时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不过是应该捍卫他们在酒馆中悠闲品啜红酒的生活方式——德国人对伦敦长达6个月的空袭，使这种方式成为幻想。
二战中，英国采取了严格的食品配给制度，却对红酒不加限制。英国政府认为，红酒是一种正当的兴奋剂，可以让英国人更富自我牺牲精神。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是醉醺醺的。
二战终于结束，因欧洲农业遭战争严重破坏，直到1954年，英国才取消了食物配给制度。让各殖民地失望的是，英国人又转向欧洲红酒，“殖民地红酒”迅速被抛弃。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况类似。
上世纪60年代，随着重工业衰落，英国出现了“社会阶级化”，即中产阶级数量增加，似乎人人都成了中产。区别中产和中产的唯一方式已成“是否拥有房产”，越来越多的人也可以尝试传说中的红酒了。他们不知道“高品质的红酒”是何滋味，多从价格低廉的“殖民地红酒”开始，并将其视为正宗。
传统饮客都有自己专门的供酒商，定期送货。红酒很少整瓶出售，而是散装发货，经销商灌瓶，因即使是同一产地，彼此的口味仍有很大差异，难以统一。中产阶级崛起后，小超市成了红酒销售的主渠道，标准化成了主流，口味日渐统一。人们只会根据标签来判断，不再根据相关知识和品味能力。
1961年，英国人均年消费红酒两瓶半；1970年，翻了一倍，达到5瓶；1980年，再翻了一倍，成了10瓶；到2008年，已达到惊人的27瓶。1976年，英国人消费红酒只占全部饮料的6%，到1989年，已是15%。喝掉如此多的红酒，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上世纪90年代起，澳大利亚等红酒产地通过技术革新，大大提升了质量。至此，“殖民地红酒”才真正甩掉品质恶劣的帽子。
红酒成了大英帝国价值观的传教士
本书作为一本视角独特的红酒史，不仅关注红酒自身的发展史，且深入钩沉了帝国与红酒之间的微妙关系——红酒本是小众饮品，却因其独特的属性（成瘾，种植过程对个体绑定度高，高度依赖销售），被帝国征用为价值观的传教士。
在红酒身上，大英帝国寄寓了自由贸易、文明教化、爱国主义等内涵。它像病毒一样，将相关的文化基因植入到人们的脑海中，成为日常规训的一部分：对于饮酒者来说，他是自由和欢快的，他愿意接受世俗化的生活，而非严格的规训；对于葡萄种植者来说，他体会到与众不同的自豪，毕竟当地的“土人”无法从事如此复杂的生产；对于葡萄酒酿造者来说，他有了发挥技艺的空间，这来自欧洲传统的数千年积淀；对于葡萄酒销售者来说，他对大英帝国充满期待，那里是最大的市场……
一杯葡萄酒将不同的人们串联起来，美味只是借口，而身在其外的人们所看到的，却是它的仪式感。他们试图理解葡萄酒为何如此让英国人陶醉，通过反复尝试与自我说服，终于融入其中，并由此产生了身份意识——作为“土人”的我，和其他“土人”是不一样的，我已成世界主流的一部分。
文明总植根在表演之上，强势者创造表演方式，弱势者只能模仿。帝国用葡萄酒充当说客的价值在于，它的成本更低，且说服的过程并不免费，会源源不断给帝国贡献收益。
英国不生产葡萄酒，却通过概念的营造、传播，左右了全球葡萄酒市场的秩序。这也是一种能力，它能将任何产品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正如茶叶原产于中国，但今天全球接受的主流口味却非中国绿茶，而是英国红茶。如何用别人生产的产品，为自己牟利，并推动自己的价值观，深入绑架所有人，是帝国成功的关窍。
传授知识的历史书汗牛充栋，传递思想的历史书凤毛麟角。本书给人以醍醐灌顶的阅读快感。
“欢乐时刻，应该打开一瓶红酒。”在太多人的脑海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红酒被认为是异域风情、享受、风度、品位、健康……的象征，却少有人意识到，它淡而寡味，并不适合所有人；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已将酒精列为一级致癌物，任何一杯酒都是有害的。
人类对红酒的喜爱，有被塑造的成分。以深得赞赏的澳大利亚红酒为例，上世纪时，英国酒评家曾毫不客气地评价道：“甜得令人恶心，尝起来味道辛辣，闻起来也很刺鼻。毫无疑问，它很受下层阶级的欢迎。”
红酒为何能封神？这本《红酒帝国：市场、殖民地与英帝国兴衰三百年》（詹妮弗·里根·列斐伏尔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揭开了内幕。
不产红酒的英国人，却将红酒带往全球
8000年前，红酒起源于格鲁吉亚，后传至古埃及和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它变成最重要的外销商品之一，并融入到神话中：发明红酒的是狄奥尼索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古希腊人用一套宗教秘仪来祭祀他。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就是带着家乡产的红酒，和从太阳神祭祀那里骗来的高酒精度红酒，踏上旅程的。
罗马人通过军事征服，将红酒带到英国。英国气候不适合种植葡萄，无法生产红酒。但在英国人看来，是罗马人带来了文明，红酒即其象征。英国一直从法国、德国进口红酒，初期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
18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消费革命”：中国的瓷器、茶叶，印度的棉布，威尼斯的水晶玻璃纷至沓来……在此刺激下，“工业革命”与“攫取殖民地”犹如双翼，带英国最早跨过近代化门槛。
英国先后占据马耳他、塞浦路斯、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英国移民每到一地，便开始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
最早在殖民地种植葡萄的是法国人——他们有传教士的庄园文化。在欧洲，修道院都有自己的小庄园，教士们参与葡萄种植，并将葡萄酒用于宗教仪式。他们生产出高品质的葡萄酒。可真正推动“殖民地葡萄酒”的却是英国人。当今世界主要葡萄酒产地（除欧洲外）都是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唯一例外是印度，它被设计为“殖民地葡萄酒”的倾销地——不能降关税照顾“殖民地红酒”时，它们可以去开辟印度这个新市场。
葡萄是特殊植物，不占耕地，还可以给农民带来额外收入。但种植葡萄需持续投入，一旦开始种植，就很难摆脱它；且葡萄酒销售渠道复杂，生产者面临极大风险，愿者不多。直到今天，以葡萄酒闻名的法国，葡萄园所占耕地面积也只有3%。
英国殖民者醉心于此，因为葡萄酒是一种意识形态商品，它代表着身份：拥有葡萄园的殖民者会觉得自己和当地的“土人”完全不同，能生产葡萄酒的殖民地意味着已完成“教化”，成功地让“野蛮地区”变成“文明地区”。
殖民者们的自作多情并没得到回报。英国本土的红酒大多来自欧洲，在英国消费者们看来，“殖民地红酒”品质低劣，难以入口。南非、澳大利亚的纬度低，日照充分，葡萄含糖分更多，导致酒精度高。此外，为长途贩运到英国而不变质，人们会在葡萄酒中加入烈酒，或在酿造中加糖，提高它的酒精度。
为推动“殖民地红酒”的销售，各殖民地与英国就关税问题多次交锋。享受比欧洲更低的关税，会大大促进销量，但相关政策不稳定。一轮轮波动，“殖民地红酒”竟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
对身体有害的红酒为何成了“药”
红酒被推广，初期竟是为了戒酒。早期欧洲人普遍嗜酒，带来种种社会问题，而红酒度数低，饮用方法斯文，不像烈酒那样易醉，也不像啤酒那样让人放松警惕。
红酒作为成瘾性饮料，不利于身体健康，但在相当时期，却被当成“养生饮料”。遇到疑难杂症，英国医生会将红酒写在处方上——红酒被认为能治疗贫血、精神不振、胃病、营养不良、睡眠差、活血化瘀、心血管疾病……
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误差，其实是帝国隐喻的内化。对英帝国来说，红酒是“健康的”，它强化了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力。能生产红酒的地区，意味着那里的人民积极、爱国、卫生、文明，是英帝国躯干上“健康的肌体”。
按当时“殖民地红酒”生产商的标准说法，红酒是“一种健康、令人振奋的饮料，几乎每个农场都会生产这种饮料，并且这种习惯肯定会给当地人带来乐趣，提升当地人的生活质量”。为表明葡萄酒在社会工程中的积极作用，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一个人越清醒，家庭就越快乐。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清醒，他的葡萄园就不会得到妥善的管理，也不能及时收获。”
葡萄酒从“帝国饮品”“文明象征”，延伸出“忠于祖国”的含义，殖民地葡萄种植者们肉麻地表白：“实际上我们葡萄园的第一批果实，是为了向女王表达敬意和感激。”“这件事是如此令人宽慰，正在干活的劳动者更喜欢殖民地自制的葡萄酒，而不是任何其他饮料。”
为推动“殖民地红酒”销售，也是为了加强英国本土与殖民地的一体化，英国成立了“帝国营销委员会”。委员会推出的各种销售文案，是如今各种红酒神话的源头之一。红酒被打上“爱国”的标签，即：“你可以把爱国主义和经济结合起来，购买帝国葡萄酒时，你会感受到额外的满足感，因为你知道你的钱付给了自己的同胞。”
可从结果看，销售业绩不算理想。
其实，早期葡萄酒是带血的。大量奴隶被安排在葡萄园劳动，普通庄园平均需8名奴隶，葡萄园则需16名，葡萄园主是奴隶制的最大受益者和支持者。英国颁布《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后，葡萄园主们普遍采用“dop”“tot”方案，即年底发工资，一部分工资用产品的方式（即红酒）支付，从而限制种植者的购买力和自由行动的能力，使他们不得不与土地绑定在一起。
中产阶级崛起，让红酒走上神坛
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殖民地红酒”的地位，英国无法从欧陆进口红酒，只能用“殖民地红酒”替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公民被教导，他们正与法西斯主义斗争。战后，德军死亡集中营曝光，更使他们确信，他们一直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但或许，当时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不过是应该捍卫他们在酒馆中悠闲品啜红酒的生活方式——德国人对伦敦长达6个月的空袭，使这种方式成为幻想。
二战中，英国采取了严格的食品配给制度，却对红酒不加限制。英国政府认为，红酒是一种正当的兴奋剂，可以让英国人更富自我牺牲精神。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是醉醺醺的。
二战终于结束，因欧洲农业遭战争严重破坏，直到1954年，英国才取消了食物配给制度。让各殖民地失望的是，英国人又转向欧洲红酒，“殖民地红酒”迅速被抛弃。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况类似。
上世纪60年代，随着重工业衰落，英国出现了“社会阶级化”，即中产阶级数量增加，似乎人人都成了中产。区别中产和中产的唯一方式已成“是否拥有房产”，越来越多的人也可以尝试传说中的红酒了。他们不知道“高品质的红酒”是何滋味，多从价格低廉的“殖民地红酒”开始，并将其视为正宗。
传统饮客都有自己专门的供酒商，定期送货。红酒很少整瓶出售，而是散装发货，经销商灌瓶，因即使是同一产地，彼此的口味仍有很大差异，难以统一。中产阶级崛起后，小超市成了红酒销售的主渠道，标准化成了主流，口味日渐统一。人们只会根据标签来判断，不再根据相关知识和品味能力。
1961年，英国人均年消费红酒两瓶半；1970年，翻了一倍，达到5瓶；1980年，再翻了一倍，成了10瓶；到2008年，已达到惊人的27瓶。1976年，英国人消费红酒只占全部饮料的6%，到1989年，已是15%。喝掉如此多的红酒，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上世纪90年代起，澳大利亚等红酒产地通过技术革新，大大提升了质量。至此，“殖民地红酒”才真正甩掉品质恶劣的帽子。
红酒成了大英帝国价值观的传教士
本书作为一本视角独特的红酒史，不仅关注红酒自身的发展史，且深入钩沉了帝国与红酒之间的微妙关系——红酒本是小众饮品，却因其独特的属性（成瘾，种植过程对个体绑定度高，高度依赖销售），被帝国征用为价值观的传教士。
在红酒身上，大英帝国寄寓了自由贸易、文明教化、爱国主义等内涵。它像病毒一样，将相关的文化基因植入到人们的脑海中，成为日常规训的一部分：对于饮酒者来说，他是自由和欢快的，他愿意接受世俗化的生活，而非严格的规训；对于葡萄种植者来说，他体会到与众不同的自豪，毕竟当地的“土人”无法从事如此复杂的生产；对于葡萄酒酿造者来说，他有了发挥技艺的空间，这来自欧洲传统的数千年积淀；对于葡萄酒销售者来说，他对大英帝国充满期待，那里是最大的市场……
一杯葡萄酒将不同的人们串联起来，美味只是借口，而身在其外的人们所看到的，却是它的仪式感。他们试图理解葡萄酒为何如此让英国人陶醉，通过反复尝试与自我说服，终于融入其中，并由此产生了身份意识——作为“土人”的我，和其他“土人”是不一样的，我已成世界主流的一部分。
文明总植根在表演之上，强势者创造表演方式，弱势者只能模仿。帝国用葡萄酒充当说客的价值在于，它的成本更低，且说服的过程并不免费，会源源不断给帝国贡献收益。
英国不生产葡萄酒，却通过概念的营造、传播，左右了全球葡萄酒市场的秩序。这也是一种能力，它能将任何产品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正如茶叶原产于中国，但今天全球接受的主流口味却非中国绿茶，而是英国红茶。如何用别人生产的产品，为自己牟利，并推动自己的价值观，深入绑架所有人，是帝国成功的关窍。
传授知识的历史书汗牛充栋，传递思想的历史书凤毛麟角。本书给人以醍醐灌顶的阅读快感。
“五一”假期是一扇窗口，折射中国假日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挖掘假日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是提升消费质量、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一招”，优化消费环境又是提振假日经济的关键所在。消费关乎民生，以消费放心提振消费信心。 4月28日，凯悦酒店集团宣布其于2023年收购的奢华旅游平台Mr & Mrs Smith正式加入凯悦天地，会员从今天起可预订其全球700多家精品及豪华酒店和别墅，并享有赚取和兑换积分的机会。无论是奢华营地、精选养生度假村，还是豪华宫 江西省永修县，古称艾地，地处江西北部、鄱阳湖西岸。在永修县梅棠镇，一处修旧如旧的古民居，走出过一个传奇家族。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样式雷”是对清代雷氏建筑世家的誉称。自清康熙年间 中国上海，2024年4月29日 - 希尔顿集团旗下高端精选服务品牌希尔顿花园酒店在华业务发展签约记录屡破新高，于 2024年前三个月达成30个项目签约，品牌将进驻到12个全新目的地，包括鄂尔多斯、泰州、湛江、承德等地，进一步 5月6日下午，华阳山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小河湾现代生态园举行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小河湾现代生态园规划设计团队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园区规划建设情况和未来发展方向。华阳山风景区管委会负责 5月8日，据阿里资产拍卖网显示，泰州市海陵区凤凰东路66号土地、建筑物及附属物、机器设备等将于5月29日进行公开拍卖，该资产为泰州市美丽华大酒店。据拍卖公告显示，该酒店土地面积8462.9㎡、证载建筑面积17393.09㎡，评估价 。本文链接：你喝的每一口红酒，都是大英帝国装的蒜http://www.sushuapos.com/show-6-632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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