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北京逗留期间，我参与了当地一些音乐团体的雅聚，多次访问古老道教名观白云观。白云观观主安世霖是一位杰出学者和优秀琴家……后来我利用这些素材写了《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中的《朝云观》。”这是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自传中写下的话。
提起高罗佩，必然会提到他的《大唐狄公案》，已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新版《大唐狄公案》电视剧刚播完，可惜风评不佳，豆瓣评分仅5.7分。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高罗佩的代表作，《朝云观》再度“触电”，它与老北京息息相关——朝云观的原型是白云观（小说中称它在四川汉源县附近龙门山顶），真凶孙天师的原型是安世霖。
高罗佩与安世霖往来于1946年6月，几个月后，即同年11月11日，安世霖便死于非命。该案影响巨大，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所谓“劣迹”，未必属实，高罗佩或误信传言。
作为外交官，高罗佩在中国长住3年多（1943年3月15日至1946年7月），主要在重庆，但他的夫人水世芳是北京人。1946年离开中国前，高罗佩携夫人到北京看望岳父水钧韶，这是高罗佩第四次来北京。高罗佩学古琴的两位老师叶诗梦、关仲航也都是北京人。
《狄公案》本非佳作
狄仁杰是唐代名臣，《旧唐书》中，仅“仪凤（676年至679年）中，为大理丞（负责各州案件复审，从六品上），周岁断滞狱万七千人，无冤诉者”，略见“神探”迹象。唐制，大理丞6人，同画押才有效，非狄仁杰独功。
唐人李濬在《松窗杂录》中称，狄仁杰曾想提拔堂姨卢氏之子，被严词拒绝：“相自贵尔，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
狄仁杰成“神探”，始于清代光绪时的公案小说《狄公案》（又称《武则天四大奇案》《狄梁公案》），作者已不可考。
清中期起，公案小说勃兴，因侠义小说屡遭毁禁，只好套上清官的名头，蒙混过关，如《包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
胡适批评《七侠五义》：“这书后面的大半部完全是创造的，丢开了包公的故事，专力去写那班侠义。”鲁迅也认为：“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然出于《水浒》。”
《狄公案》中，“四大随从”（洪亮、乔太、马荣、陶甘）中马荣、乔太本是劫行李的强盗，狄仁杰想：“我何不收服他们，将来代皇家出力，做了一番事业。”便“历劝了一番”，二人“十分感激”，从此相随。
破案时，狄仁杰严卡C位，“四大随从”远不如白展堂等精彩，故《狄公案》长期被视为劣作。机缘巧合，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将《狄公案》的前半部译成西文，后又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大唐狄公案》，狄仁杰得以名满全球，成“东方的福尔摩斯”。
赴日担任外交官
《论语》杂志1946年总第118期上，散文家徐蔚南在《记高罗佩》中称：“高氏（指高罗佩）是荷兰人，三岁时就跟着父亲到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群岛），他的父亲是陆军上将。十二岁时归国，后进大学……后来他娶了一位中央大学的中国女学生做妻子（实为西南联大长沙分校旁听生），他的中国学问不用说的一定比太太好，他的中国话，跟着太太在一起，当然一定也说得更流利无疑。”
其中多误。
据学者施晔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本文多处引用该书内容，不再标注），高罗佩生于1910年，5岁时，父亲再度被派到爪哇当军医，高罗佩6岁时到爪哇，直到14岁，父亲退役，全家回荷兰，这段经历让高罗佩一生热爱东方文化。15岁时，高罗佩身高已超2米。
21岁时，高罗佩入大学，同时学中文和日文，与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奈丽（时年38岁）同居。
23岁时，高罗佩获中日语言学学士学位（一般需4年），26岁时，东方语言学博士毕业，入荷兰外交部工作，被派到日本，任二等秘书。
高罗佩赴日时，过西伯利亚，还在哈尔滨待了一周。到日本后，奈丽提出分手，“此变故带给他沉重打击，被其视为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据学者江晓原的《高罗佩：一个“精神中国人”》：“当时日本为单身外交官安排了年轻的女管家——实际上兼有同居女友身份，高罗佩对这样的安排也欣然接受。”第一个管家是静子，“高罗佩在笔记本中……有风流韵事的日子，高罗佩还会做一个‘×’的记号”。不久换成入江文子。
来到北京学古琴
据江晓原钩沉：“起先高罗佩似乎对文子颇有好感，笔记本中说她‘是一个可爱的快乐女孩子’，但三个月后文子就被他辞退了，高罗佩在笔记本中记下的原因竟是‘凡是中国的东西她都蔑视’。”
1935年12月，高罗佩结识了日本女子冈谷桑代，同居7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吵嘴，甚至没有相互责备过”。“二战”后高罗佩再回日本，已有家室，冈谷桑代则生活困难，高罗佩多次接济她。
在日本当外交官期间，高罗佩曾三次来北京。
一次是1936年9月15日，拜访了古琴大师叶诗梦。叶诗梦本名佛尼音布，姓叶赫那拉，慈禧太后是他的族姑，父亲是晚清两广总督瑞麟。叶诗梦住在隆福寺，高罗佩在他家学了一个月琴。1939年，高罗佩用英文写成《琴道》，题献给叶诗梦，称他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和伟大的文人”。
一次是1937年4月他到北京，7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一次是1940年12月，向叶诗梦的弟子、古琴大师关仲航学琴。关仲航本名瓜尔佳氏·恩楫，据说高罗佩带了节拍器，测琴人的稳定度，关仲航连弹两次《平沙落雁》，速度分毫不差，让高罗佩大为惊奇。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荷兰与日本正式成了敌国，高罗佩等被软禁。高罗佩在日本的藏书达8000多本，连同收藏的书画、琴谱，一起寄到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日军攻打荷属东印度时，将其全部摧毁。
1942年7月，轴心国与盟国在海上交换外交官，匆匆离开日本时，高罗佩只被允许带一小皮箱，恰好装了一本《狄公案》。
侦探小说女王都喜欢
1947年至1948年，高罗佩任驻美大使馆的参赞，开始翻译《狄公案》，初期只为练英语，没想出版。1948年，高罗佩再度被派到日本，“当我发现书市上有大量的日本年轻作家写的关于芝加哥和纽约的三流侦探小说时，我决定发表我的《狄公案》的英译本，以向那些作家展示古代中国侦探小说中有非常多的好题材”。
高罗佩只译了《狄公案》前30回，甩掉后34回，理由是后面太差，缺乏悬念。中国读者看法可能相反，后半部刻画宫廷斗争，更复杂。
英译本引起轰动，高罗佩想：“中国公案小说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情节和刑事案例。因此我觉得，利用过去中国小说使用过的一些情节由自己来写一部中国风格的公案小说，将是一个有趣的尝试。”
与《狄公案》相比，《大唐狄公案》上了一个新台阶。
首先，高罗佩引入西方小说技巧来写人，高罗佩说：“狄仁杰这一类的中国法官都有着高贵的道德品质、知识力量，同时亦是优雅的文人，通晓各种艺术，一句话，一个近乎完美的人……很不幸，中国公案小说很少如我们的小说一样，对人物性格展开深入的分析。”
其次，去除了鬼判等迷信内容，情节更合理。《狄公案》中侦破不全靠人力，需神鬼助力，以凸显“天理昭昭”，高罗佩则只相信理性。
其三，中国传统小说重字句锤炼，而高罗佩的写作更生动，更有画面感。
《大唐狄公案》蹿红，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看了其中的《迷宫案》后，称赞道：“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整个书充满了少见的魅力和新鲜感。”
写狄仁杰如写自己
《大唐狄公案》写活了狄仁杰，高罗佩称：“他身高超过六英尺，特别瘦削，因此显得更高一些。除了我提及的他处于懒懒散散的状态之时，他目光锐利，鹰钩鼻子给人留下机敏，决断力强的印象。他的下巴端正凸出，显得意志坚定。”
一次高罗佩在微醺之际，喃喃地对朋友说：“狄公就是我。”他是依照自己来写狄仁杰的。
《大唐狄公案》总共写了130多万字，高罗佩说：“我在创作中保留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一些特点，如写个序言或者内容提要，让读者在读全书之前对主要情节有个大概了解。”
整体写作方法是：“首先必须在中国的资料来源中找到能用的阴谋故事，这本身就是某种侦探工作。找到合适的‘故事情节’之后，第二步就是创作人物和环境的背景。”
1943年3月15日，高罗佩被派到中国重庆，任荷兰使馆的一秘，6月结识了水世芳。水世芳是北京人，父亲水钧韶在清朝、民国时曾任高官，据学者施晔考证，他的第二任妻子或是张之洞之女，但水世芳是另妻所生。传言高罗佩娶了张之洞孙女，纯属无稽之谈。
1946年初，荷兰调回高罗佩，接任者博恩博士回忆：“高罗佩忙于安排自己的告别。起初我没有意识到他的告别竟然将持续几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中国朋友给他送来卷轴画，内容是用很艺术的书法表达的祝福，高罗佩收下这些画之后，必须用适当的方式对此进行答复……直到我们起程去南京时，他仍然在重庆。”
1946年4月，高罗佩携家人到北京探望岳父，与白云观观主安世霖往来频繁。
翻拍太多惹人厌
安世霖是古琴高手，据学者汪精玲钩沉，高罗佩有一张《白云琴会图》照片，记录了他和安世霖的雅集，安世霖也曾去拜访高罗佩，在高罗佩的日记中，记有“（1946年）六月八日：（下午）两点到五点，安世霖和管平湖来弹古琴”。
5个月后，安世霖以擅改庙规、盗卖庙产、苛待道众、通奸民妇、宣淫名观、勾结日人等“罪名”，被火焚处死，或因权力斗争。安世霖出任观主时便一波三折，几次被主管部门驳回。他上位后，修改观规，加强了对挂单道人的管理。处死安世霖的16名道士中，为首3人不属于白云观，他们曾控告安世霖是汉奸，被法庭驳回。
火烧安世霖，依据的是“道门清规”，此前几无施行。经法院审理，为首2人被判无期徒刑，但复审时，改判5年。
不知谁误导了高罗佩，让他认定安世霖沉迷房中术，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1974年，美国人将《朝云观》拍成电影，主演狄仁杰的是凯·笛福。
《朝云观》中有较大逻辑漏洞：朝云观的正门上有太极图，狄仁杰问是什么含义，孙天师解释了一番，暗示他相信采阴补阳，太极图的小尾巴恰好指向魔窟……可狄仁杰怎会不知太极图何意？
高罗佩热爱中国文化，常在撰文中称“吾华”，小失误难免。《大唐狄公案》吸收不同文明的长处，让东西方读者均眼前一亮。但随着信息时代到来，不同文明之间的认识更深入也更丰富，曾经的“新奇感”正渐渐消退。翻拍再努力，也很难与旧作比肩。
《大唐狄公案》是通俗文学，翻拍太多，难免让观众生厌。
“这次在北京逗留期间，我参与了当地一些音乐团体的雅聚，多次访问古老道教名观白云观。白云观观主安世霖是一位杰出学者和优秀琴家……后来我利用这些素材写了《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中的《朝云观》。”这是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自传中写下的话。
提起高罗佩，必然会提到他的《大唐狄公案》，已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新版《大唐狄公案》电视剧刚播完，可惜风评不佳，豆瓣评分仅5.7分。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高罗佩的代表作，《朝云观》再度“触电”，它与老北京息息相关——朝云观的原型是白云观（小说中称它在四川汉源县附近龙门山顶），真凶孙天师的原型是安世霖。
高罗佩与安世霖往来于1946年6月，几个月后，即同年11月11日，安世霖便死于非命。该案影响巨大，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所谓“劣迹”，未必属实，高罗佩或误信传言。
作为外交官，高罗佩在中国长住3年多（1943年3月15日至1946年7月），主要在重庆，但他的夫人水世芳是北京人。1946年离开中国前，高罗佩携夫人到北京看望岳父水钧韶，这是高罗佩第四次来北京。高罗佩学古琴的两位老师叶诗梦、关仲航也都是北京人。
《狄公案》本非佳作
狄仁杰是唐代名臣，《旧唐书》中，仅“仪凤（676年至679年）中，为大理丞（负责各州案件复审，从六品上），周岁断滞狱万七千人，无冤诉者”，略见“神探”迹象。唐制，大理丞6人，同画押才有效，非狄仁杰独功。
唐人李濬在《松窗杂录》中称，狄仁杰曾想提拔堂姨卢氏之子，被严词拒绝：“相自贵尔，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
狄仁杰成“神探”，始于清代光绪时的公案小说《狄公案》（又称《武则天四大奇案》《狄梁公案》），作者已不可考。
清中期起，公案小说勃兴，因侠义小说屡遭毁禁，只好套上清官的名头，蒙混过关，如《包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
胡适批评《七侠五义》：“这书后面的大半部完全是创造的，丢开了包公的故事，专力去写那班侠义。”鲁迅也认为：“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然出于《水浒》。”
《狄公案》中，“四大随从”（洪亮、乔太、马荣、陶甘）中马荣、乔太本是劫行李的强盗，狄仁杰想：“我何不收服他们，将来代皇家出力，做了一番事业。”便“历劝了一番”，二人“十分感激”，从此相随。
破案时，狄仁杰严卡C位，“四大随从”远不如白展堂等精彩，故《狄公案》长期被视为劣作。机缘巧合，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将《狄公案》的前半部译成西文，后又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大唐狄公案》，狄仁杰得以名满全球，成“东方的福尔摩斯”。
赴日担任外交官
《论语》杂志1946年总第118期上，散文家徐蔚南在《记高罗佩》中称：“高氏（指高罗佩）是荷兰人，三岁时就跟着父亲到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群岛），他的父亲是陆军上将。十二岁时归国，后进大学……后来他娶了一位中央大学的中国女学生做妻子（实为西南联大长沙分校旁听生），他的中国学问不用说的一定比太太好，他的中国话，跟着太太在一起，当然一定也说得更流利无疑。”
其中多误。
据学者施晔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本文多处引用该书内容，不再标注），高罗佩生于1910年，5岁时，父亲再度被派到爪哇当军医，高罗佩6岁时到爪哇，直到14岁，父亲退役，全家回荷兰，这段经历让高罗佩一生热爱东方文化。15岁时，高罗佩身高已超2米。
21岁时，高罗佩入大学，同时学中文和日文，与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奈丽（时年38岁）同居。
23岁时，高罗佩获中日语言学学士学位（一般需4年），26岁时，东方语言学博士毕业，入荷兰外交部工作，被派到日本，任二等秘书。
高罗佩赴日时，过西伯利亚，还在哈尔滨待了一周。到日本后，奈丽提出分手，“此变故带给他沉重打击，被其视为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据学者江晓原的《高罗佩：一个“精神中国人”》：“当时日本为单身外交官安排了年轻的女管家——实际上兼有同居女友身份，高罗佩对这样的安排也欣然接受。”第一个管家是静子，“高罗佩在笔记本中……有风流韵事的日子，高罗佩还会做一个‘×’的记号”。不久换成入江文子。
来到北京学古琴
据江晓原钩沉：“起先高罗佩似乎对文子颇有好感，笔记本中说她‘是一个可爱的快乐女孩子’，但三个月后文子就被他辞退了，高罗佩在笔记本中记下的原因竟是‘凡是中国的东西她都蔑视’。”
1935年12月，高罗佩结识了日本女子冈谷桑代，同居7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吵嘴，甚至没有相互责备过”。“二战”后高罗佩再回日本，已有家室，冈谷桑代则生活困难，高罗佩多次接济她。
在日本当外交官期间，高罗佩曾三次来北京。
一次是1936年9月15日，拜访了古琴大师叶诗梦。叶诗梦本名佛尼音布，姓叶赫那拉，慈禧太后是他的族姑，父亲是晚清两广总督瑞麟。叶诗梦住在隆福寺，高罗佩在他家学了一个月琴。1939年，高罗佩用英文写成《琴道》，题献给叶诗梦，称他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和伟大的文人”。
一次是1937年4月他到北京，7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一次是1940年12月，向叶诗梦的弟子、古琴大师关仲航学琴。关仲航本名瓜尔佳氏·恩楫，据说高罗佩带了节拍器，测琴人的稳定度，关仲航连弹两次《平沙落雁》，速度分毫不差，让高罗佩大为惊奇。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荷兰与日本正式成了敌国，高罗佩等被软禁。高罗佩在日本的藏书达8000多本，连同收藏的书画、琴谱，一起寄到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日军攻打荷属东印度时，将其全部摧毁。
1942年7月，轴心国与盟国在海上交换外交官，匆匆离开日本时，高罗佩只被允许带一小皮箱，恰好装了一本《狄公案》。
侦探小说女王都喜欢
1947年至1948年，高罗佩任驻美大使馆的参赞，开始翻译《狄公案》，初期只为练英语，没想出版。1948年，高罗佩再度被派到日本，“当我发现书市上有大量的日本年轻作家写的关于芝加哥和纽约的三流侦探小说时，我决定发表我的《狄公案》的英译本，以向那些作家展示古代中国侦探小说中有非常多的好题材”。
高罗佩只译了《狄公案》前30回，甩掉后34回，理由是后面太差，缺乏悬念。中国读者看法可能相反，后半部刻画宫廷斗争，更复杂。
英译本引起轰动，高罗佩想：“中国公案小说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情节和刑事案例。因此我觉得，利用过去中国小说使用过的一些情节由自己来写一部中国风格的公案小说，将是一个有趣的尝试。”
与《狄公案》相比，《大唐狄公案》上了一个新台阶。
首先，高罗佩引入西方小说技巧来写人，高罗佩说：“狄仁杰这一类的中国法官都有着高贵的道德品质、知识力量，同时亦是优雅的文人，通晓各种艺术，一句话，一个近乎完美的人……很不幸，中国公案小说很少如我们的小说一样，对人物性格展开深入的分析。”
其次，去除了鬼判等迷信内容，情节更合理。《狄公案》中侦破不全靠人力，需神鬼助力，以凸显“天理昭昭”，高罗佩则只相信理性。
其三，中国传统小说重字句锤炼，而高罗佩的写作更生动，更有画面感。
《大唐狄公案》蹿红，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看了其中的《迷宫案》后，称赞道：“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整个书充满了少见的魅力和新鲜感。”
写狄仁杰如写自己
《大唐狄公案》写活了狄仁杰，高罗佩称：“他身高超过六英尺，特别瘦削，因此显得更高一些。除了我提及的他处于懒懒散散的状态之时，他目光锐利，鹰钩鼻子给人留下机敏，决断力强的印象。他的下巴端正凸出，显得意志坚定。”
一次高罗佩在微醺之际，喃喃地对朋友说：“狄公就是我。”他是依照自己来写狄仁杰的。
《大唐狄公案》总共写了130多万字，高罗佩说：“我在创作中保留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一些特点，如写个序言或者内容提要，让读者在读全书之前对主要情节有个大概了解。”
整体写作方法是：“首先必须在中国的资料来源中找到能用的阴谋故事，这本身就是某种侦探工作。找到合适的‘故事情节’之后，第二步就是创作人物和环境的背景。”
1943年3月15日，高罗佩被派到中国重庆，任荷兰使馆的一秘，6月结识了水世芳。水世芳是北京人，父亲水钧韶在清朝、民国时曾任高官，据学者施晔考证，他的第二任妻子或是张之洞之女，但水世芳是另妻所生。传言高罗佩娶了张之洞孙女，纯属无稽之谈。
1946年初，荷兰调回高罗佩，接任者博恩博士回忆：“高罗佩忙于安排自己的告别。起初我没有意识到他的告别竟然将持续几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中国朋友给他送来卷轴画，内容是用很艺术的书法表达的祝福，高罗佩收下这些画之后，必须用适当的方式对此进行答复……直到我们起程去南京时，他仍然在重庆。”
1946年4月，高罗佩携家人到北京探望岳父，与白云观观主安世霖往来频繁。
翻拍太多惹人厌
安世霖是古琴高手，据学者汪精玲钩沉，高罗佩有一张《白云琴会图》照片，记录了他和安世霖的雅集，安世霖也曾去拜访高罗佩，在高罗佩的日记中，记有“（1946年）六月八日：（下午）两点到五点，安世霖和管平湖来弹古琴”。
5个月后，安世霖以擅改庙规、盗卖庙产、苛待道众、通奸民妇、宣淫名观、勾结日人等“罪名”，被火焚处死，或因权力斗争。安世霖出任观主时便一波三折，几次被主管部门驳回。他上位后，修改观规，加强了对挂单道人的管理。处死安世霖的16名道士中，为首3人不属于白云观，他们曾控告安世霖是汉奸，被法庭驳回。
火烧安世霖，依据的是“道门清规”，此前几无施行。经法院审理，为首2人被判无期徒刑，但复审时，改判5年。
不知谁误导了高罗佩，让他认定安世霖沉迷房中术，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1974年，美国人将《朝云观》拍成电影，主演狄仁杰的是凯·笛福。
《朝云观》中有较大逻辑漏洞：朝云观的正门上有太极图，狄仁杰问是什么含义，孙天师解释了一番，暗示他相信采阴补阳，太极图的小尾巴恰好指向魔窟……可狄仁杰怎会不知太极图何意？
高罗佩热爱中国文化，常在撰文中称“吾华”，小失误难免。《大唐狄公案》吸收不同文明的长处，让东西方读者均眼前一亮。但随着信息时代到来，不同文明之间的认识更深入也更丰富，曾经的“新奇感”正渐渐消退。翻拍再努力，也很难与旧作比肩。
《大唐狄公案》是通俗文学，翻拍太多，难免让观众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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