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寒假，我第一次“回家过年”。从青岛乘坐火车到商丘，然后再转汽车回家。火车上人很多，不过我们早早通过学校订好车票，上车没有问题。下车的时候非常困难，几乎是被人挤在半空中，到了车门位置，奋力把握住方向，才成功落地。
那是我印象中最难的一次返乡之旅。转乘公共汽车后，100多公里的路竟然也花了十几个小时，到家已是晚上8点。更恐慌的是，我发现自己一口普通话，到商丘想改成河南话，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直到见了我妈，一开口自然说出了家乡话。
我还记得，那年我带了6本书回家，全都是从图书馆里借的。我妈很困惑：这些书你为什么在学校里不看？来回背着书，相当于多了一份很重的“行李”。她说得没错，6本书完好如初，我在家半个月，一页都没有读过。
火车上人太多，没法读书；和同行的老乡一起聊天打牌，也比读书更有趣。长途汽车上，看书会晕车。那么回到家中呢——每天都有开心的玩耍项目，见各种亲戚朋友，学习喝酒，以至于从来没有力气打开书读上几页。
同样的错误，我犯过很多次。实际上，本科4年和硕士3年，不管寒暑假，我只要回老家就会带上好几本书，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看。每次开学，都会很懊悔，然后到下一个假期，再次尝试，然后再次徒劳而返。在学校我算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但是回到家，就完全读不进去书，这件事曾长期让我感到困惑。
2023年春节前的一段时间，我非常担心父母的身体。有一天我和他们通完电话，几分钟后就感觉身体发冷，我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四五天后身体恢复，再次给父母打电话，他们竟然和我一样，也是通完电话后身体不适，但是也已经恢复过来。
这真是奇怪的“身体感应”。我意识到父母都70多岁了，未来能够见面的机会已经不多。我马上订好车票，就像读大学一样，在家“过一个寒假”。我在家里待了十几天，他们都感到奇怪而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
和20多年前一样，这次回家，我又带了几本书回去。我记得有罗新老师的《漫长的余生》，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静悄悄的革命》，还有一本王汎森老师的论文集。这些书没有什么内在关联，而是就在书架的显眼处，顺手带走比较方便。再说，大概率又和过去一样，根本不会看，它们只是“行李”。
事实证明，这次我读书状态很好。《漫长的余生》，我在从成都到郑州的高铁上就读完了。在家看书的时候，我甚至拿起了笔，非常认真。除了阅读，我还在家写作。在阳光下的院子里打开电脑，连上Wifi，就和在城市里一样工作。
过去无论如何都没想通的问题，现在豁然开朗了：不光是父母已经老了，我的年龄也大了，在村子里没有几个能说话的人了。小时候的玩伴，会在晚上招待喝酒，但是白天显得无比漫长。带着香烟到大门外，见到邻居们散一圈烟之后，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我的世界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我在外工作，具体做什么完全不明白。我打开公众号后台，写一篇文章发送出去，可以和全国各地的读者产生联结，乡亲们却不知道那些字是如何飘散在空中的。在外20多年，我最终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即便是父母，也在这个世界之外。
他们的世界我也日渐模糊。我已经能熟练切换普通话和家乡话，接到城市来电，马上转入普通话模式。走在小时候熟悉的田野，一草一木都感到陌生，这里像一个“景区”或者“异乡”。我和父亲晚饭后会一起沿着乡村道路散步半小时，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甚至不记得自己家的“田”在哪里。不光是表面，乡村“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是“种粮大户”大规模承包种植了。
我知道，我真正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变成一个“异乡人”了。面对陌生的世界，我总是能够顺利阅读，所以每次乘坐飞机，都是我阅读效率最高的时候。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渴求：突然又感觉到生活中充满了“问题”，等着自己去寻找答案。
桑塔格《论摄影》与我的故乡往事
韩浩月
在收拾回乡过春节的行李箱时，眼光从书架上巡视十几秒钟，决定把这本黑色书脊的《论摄影》随身携带。带这本书的原因是，几个月前读完的《桑塔格传》正摆在书架，桑塔格那张最为著名的肖像照印在封面上，正是这本传记使我重新燃起阅读她作品的愿望，而这本《论摄影》，恐怕已是我买到的第二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早已不知道藏到哪里去，找不到了。
我年轻时曾是一名摄影作者，虽然全部的活动范围没有超过县域，但这并不妨碍我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它们中的大多数，发表在各级媒体上，每年，都会至少有一组图片以整版的形式被刊登出来。我那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经常脖子上挂着相机，在县城或村庄晃荡，用取景框去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人与事，拍完一个胶卷后，把它送到照相馆，等到样片洗印出来，选择自己喜欢的进行再次放大洗印，最后装进牛皮纸信封寄到报社去。
现在翻阅这本《论摄影》，仅仅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我发觉自己的视觉和心理，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透过照片看美国，昏暗地》这一章节里，看到迪安娜·阿布斯的摄影作品，这无异于自找一份折磨，“精彩和夺人心魄”“怪异且令人不舒适”，这是阿布斯作品的一体两面。当然，印刷在本书的其他摄影作品，大多数都具有这样强烈的冲击力和差异性，不断撞击着过往我对摄影的固有认知。当意识到这些图片的作者，都是用艺术家的眼光来审视他们所拍摄的世界时，我舒了一口气，那种无形的压迫感小了一些。
我用过一台价格一两百元的国产相机，在单反相机流行时，买过一台价格不菲的单反，如今它们一个被当成“文物”放在书架上成了装饰品，一个被密封在相机包里一年也难得取用一次，手机取代一切照相设施，成为大众记录生活的日用品。每次回乡，我都会用手机拍摄大量图片，最近一次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暑假在刚下过雨的街头，把手机镜头紧贴路面，拍下湿漉漉的柏油路和淡蓝色的天空，成片的效果，虚假得不像是我生活过多年的县城，但摄影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是拍摄者的幻想体现，是他们“占有”世界的一种方式。
如桑塔格所说，“相机像枪支和汽车，是幻想机器，用起来会上瘾”。如果想要真实，随手拍可能最真实，当拍摄者用高难度的肢体动作去寻找角度时，得到的图片就成了幻想的产物，它一方面使人不敢相信，一方面让人着迷于自己的“创造”。我在某年春节上祖坟经过田野时，拍摄下干枯树枝背后的夕阳，金黄色的光线铺在洁白的雪地上，整个画面都充满了暖意，但那个时刻寒风正顺着领口往脖子里面钻，我被冻得浑身颤抖。一个相机，就这样生生造出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感受。
“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桑塔格说。我拍摄老家的照片，一次次占满手机相册，不得不转移到硬盘中，我所收集的那个地方，或许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我对这个地方的拍摄，无论是用镜头，还是通过眼睛，那些影像在被装进硬盘的同时，也被印刷于自己的心灵地图上。那些图片，可以用来“砌墙”，逐渐地构成一座“城堡”，至于我为何需要这样的“城堡”，打算用它来做什么，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验证，使那个模糊的目的变得再清晰一些。
《论摄影》最早出版于1977年，和桑塔格的其他作品一样，充满简练的警句，冷静又锋利，适合在一个热闹的、快节奏的节日来阅读，可以起到一点去除浮躁的作用。这样的书，辅以一台随身携带、照相功能不错的手机，于是，便仿佛拥有了一种防卫“武器”，使用这种“武器”，可以随时与紧张的生活保持距离，让整个人得到一些安全感并放松下来。
闯荡江湖的旧梦里都有一艘夜航船
王钟的
我是江南人，小桥流水、河道纵横，是不变的故乡记忆。就像威尼斯一样，水系发达、通航便利的地方，往往蕴藏着商业的基因。小时候，时常看到生意人以船为家，船上满载瓷器，停靠到哪里，就把生意做到哪里。
今年春节假期，打算带上一本《夜航船》，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张岱。2023年，杭州举办亚运会，因为职业需要，重温了张岱的《西湖梦寻》。读过此书，自古繁华的钱塘仿佛历历在目。相比之下，《夜航船》的名声一开始并不响亮，这是因为很早人们就以为这本书已经散失了，直到张岱离世300年后，才在天一阁的藏书里发现了手抄本。据说，《夜航船》首印7000册很快全部卖光，成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的“领航之书”。
在《夜航船》的序言里，张岱讲了一个故事：有僧人与士子同宿夜航船上，因为士子高谈阔论，僧人敬畏不已，于是就蜷缩着腿脚睡觉，给士子腾出地方。不过，随后僧人发现士子言语间多有破绽，就问士子：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回答：是两个人。僧人又问：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斩钉截铁地回答：自然是一个人！听到这里僧人忍不住笑着说：“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顾名思义，夜航船是在夜间航行的客船。在没有良好照明设备的古代，夜航其实存在很大风险，除非要日夜兼程赶路，否则没有必要夜航。读完张岱的这个故事，可想而知，当时木船的船舱极其狭小，客人一多就会拥挤不堪。
现在的古装剧里，时常出现主角坐船闯荡江湖的镜头，船上不仅有“标间”“大床房”，还配备有餐厅、茶室、书房等休闲空间，不好说古代一定没有这样的豪华客轮，乾隆下江南的船大概就不差。但是，寻常人家出行，恐怕坐不上这样设施齐全的游船。更多人出门大概就要像张岱描写的那样，曲曲腿、弯弯腰了。
传统的夜航船当然是木质的，西学东渐以后，中国慢慢有了汽船，加上灯光等夜航设备的普及，夜航船又迎来一轮发展兴盛的高潮。尤其在江南水乡，公路、铁路都还不太发达的时候，夜航船成为难以取代的交通工具，用余秋雨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
鲁迅在《社戏》里，对夜航船有过这样一番描写：“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其实，很多外出打拼生活的江南人，对家乡的印象正是如此，有点清冷，有点朦胧，有点桨声灯影里的浪漫。
到我记事的年纪，夜航船就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消失了，当年宁波的客运码头也被改造成了美术馆。《繁花》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初，是属于夜航船最后的荣耀时刻。宝总的生意伙伴“小宁波”往返沪甬之间，很可能也要选择夜航轮船——火车固然更快，但对存在办事需求的人来说，夕发朝至的轮船不占用白天时间，自然也最为经济。
其实，《夜航船》并不是一本作者的游记，而是一本小型百科全书，里面记录的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一应俱全。书中记录的条目，短则一句话就是一篇文章，长的也不过三两段的篇幅。用现代网络一族的话概括，《夜航船》就是古人的“种草”笔记，张岱就是“热爱生活的段子手”。
就像余秋雨所言，《夜航船》让人们看到了有趣的“夜航船文化”。稍有文化的读书人，大概都不至于分不清“尧舜”是两个人，至于澹台灭明这个孔子的学生，不知道的人大概就多了。无论如何，千百年的细枝末节，仍然让人不惜争得面红耳赤，从这个意义上讲，“夜航船文化”确实映射着“中国文化的进程”。“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湖心亭看雪的张岱，也因此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偶像。
春节假期，舟车劳顿，想要静下心来完整地读完一本大部头，恐怕不太容易。但是，利用片段的时间，了解古代文化常识、风俗习惯，《夜航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话说回来，“天下学问，唯夜航船难对付”，消化这样的“快餐文化”并不容易，可能要花一生的时间咀嚼。
在杨本芬的文字里 我踏上了归乡之旅
沈杰群
我一直觉得，春节是“看”人的时刻。
无论过去一年你在工作、生活里与多少人产生交集，春节这个时间段“看人”，具有与众不同的意义。
从踏上那段回家的旅途开始，你一直会看见其他匆匆归乡的陌生人，你也要去见很久不见的亲人。对于漂泊在外的人而言，家乡终于从“远方”恢复为距离越来越近的温情之所，我们也总算从平日的节奏里抽离出来，把目光投向与自己的“出发之地”息息相关的面孔——不带任何修饰与遮掩，只想以最朴素的视角看看家乡，品读那些人生。
怀着这样的心境，今年春节回老家前夕，我特意在行李箱里放了一本杨本芬在83岁出版的书《豆子芝麻茶》。我觉得，无论是她写的人，还是我们透过纸页看这位作家本人，两种阅读切入口都能收获珍贵的体验。
对于很多人来说，“杨本芬”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现居江西南昌的杨本芬，17岁考入湘阴工业学校，后进入江西共大分校，未及毕业即下放农村。此后数十年为生计奔忙，相夫教子，后从某运输公司退休。
原本退休后的时光，是流逝于一条看似很寻常的路径上的：去南京帮女儿带孩子，做家务。谁能想到，花甲之年的杨本芬因为在女儿家书房偶然读到《江上的母亲》，读得落泪，萌生要写母亲故事的冲动。
于是，60岁的杨本芬开始在女儿家的厨房写作：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书写她的母亲，以及一家人的故事。
80岁，杨本芬出版处女作和代表作《秋园》，她写了母亲秋园坎坷的一生——凭一人之肩扛下生活所有重担，又始终保持善良的内核，温暖子女与亲友。此后，杨本芬陆续出版《浮木》《我本芬芳》等作品，2023年年底出版《豆子芝麻茶》。
“在厨房开始写作的女性”“用笔赶路”，让大众注意到这样一位特别的素人作家。而更为打动人的是杨本芬书写的故事本身，那些如土地般质朴的文字，蕴藏着真切而汹涌的情感，让和她一样的普通女性“被看见”。
杨本芬用自己的笔写人生，写女性这一生可能会经历的所有真实情感：坎坷、苦楚、困惑、温暖、勇气……通过这位老人，你会意识到，女性有多艰辛、多坚韧，而写作又多么有力、多么重要。
从《秋园》到《豆子芝麻茶》，她的每本书都是小小的，却格外有质感。这位女作家的写作，是回忆，是记录，更是一种发声。
在杨本芬出版《我本芬芳》那年，我曾有幸和她有过一次交流。她很有耐心，声音诚恳而温暖，颇有疗愈感。
我清楚记得杨本芬那朴素、动人的言语，比如她提到，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书房，坐在书房里看书是很享受的。
她提到写作时说：“反正我就是需要一个塑料袋子、几个本子，然后一支笔，随时随地写，还是怕忘掉很多事情。”
那次交流，杨本芬提到已完成第四部小说的书稿。一年半后就等到了新书的面世，不过我没有立刻阅读，因为总想等着一个“直觉更适合翻开这本书”的时刻。
根据介绍，在书写过母亲（《秋园》）、乡亲（《浮木》）、婚姻（《我本芬芳》）之后，杨本芬在《豆子芝麻茶》里将目光聚焦到秦老太、湘君、冬莲这3位女性的婚姻上，讲到了女性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困惑与痛楚、选择与担当、勇气与坚持。
此外，她回忆了与妈妈和哥哥一起经历的往事，以及两位至亲离世之际的锥心之痛。
杨本芬的书，其实算得上是一段“寻乡之旅”。正是生命里那些如豆子芝麻般的小事，构成了时间，组成了跌宕的情感。
在今年春节来临前，我莫名觉得可以在返乡路上，或是在深夜的老家房间里翻一翻《豆子芝麻茶》。这里有我熟悉的杨本芬，也有我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的她的思想。
余华曾经如是评价杨本芬的书：“有些人的一生，可能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技巧，但他也过得挺好；还有一些人的一生，用了很多很多的技巧，结果过得很糟糕。而杨本芬就是，像用一种没有技巧过了自己一生一样的，没有技巧的方式，写了关于自己的书。”
没有技巧的写作，感动着这片土地上的你我。社会拥有我们，而我们拥有自己的方式之一，就是书写和铭记自我的人生，去勇敢表达出来。
带着童年的书去冒险
白简简
作为一个一年出几十趟差的人，在路上是常态。常态就意味着不必刻意，就如同用早晚高峰乘坐地铁的时间来闭目养神，差旅途中亦是如此。但是，回家的旅程是特别的，尤其是过年回家，两个小时的飞机或者4个半小时的高铁，因为一个“回”字而有着郑重的仪式感——我会看一类特定的书——从小看到大的书。
从小看到大的书有两种，一种是特别长的系列，尽管早已完结，但看完尚需时日；一种是同一个作者的新作，几十年来，作者与我都兢兢业业。
不过，在漫长嘈杂的交通工具上，潜心研读诗词歌赋理论文献，我修为不够确实做不到，能让我忽略周遭环境看得进去的书，只有那些情节环环相扣类型的小说。冒险，去全世界冒险，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身不能至，以读书向往之。
小时候最吸引我的书，除了不同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世界未解之谜”……就当属各类冒险悬疑故事集了。比如，卫斯理系列从中学一直看到大学，甚至工作后的上下班地铁上——一个小时刚好够我看完一个故事。主人公的脚步永无止歇，一百多个故事没有结尾。2022年，卫斯理的作者倪匡去世，我才意识到这个系列永远不会再更新了，就像我消逝的童年与渐行渐远的家乡。
卫斯理的冒险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动辄靠外星人来回答一切未解疑团。而蔡骏和那么多他编造的故事，更喜欢从日常出发，由头可能是一则真实的新闻，主人公的身份可能是个年轻学生。这种代入感让我更加相信，指不定哪天我就解锁了平行时空的按钮。
向往外面世界的冒险，在我的童年文化生活中已经初露端倪。看动画片，不爱《樱桃小丸子》《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类的家庭题材，喜欢的是像《海尔兄弟》那样勇闯天涯；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正大综艺》，后来念新闻系也和羡慕主持人能全世界跑不无关系。
工作原因采访过蔡骏，我的开场白就是一句“我是看着你的书长大的”，一度让双方既暴露年龄又陷入沉默。这类和你一起成长的作家，主打一个“陪伴”。所以，当我发现他这些年改变风格，作品有了悬疑之外的意味，一时不知道是欣喜还是失落。比如，这次路上准备看的这本《一千万人的密室》，仍旧有着熟悉的反转，可在紧张刺激的故事之外，作者显然想要更大的文学空间。
作者都长大了，我还在留恋什么呢？精神内核相当稳定的苏东坡告诉我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物与我皆无尽。所以，可以换个角度。从求学与工作的城市回到童年生活的小镇，就像一趟从现实开往想象的列车。我发现，住的小区20多年没有变化，门口的护城河和河上的石桥，可能几百年没有变过。这种凝固了的时间，就和书中的故事一样，充满了稳定带来的魔幻感。
作家刘亮程说，家乡需要我们离开，到了远方，获得了认识她的能力，再把她重新捡拾起来，然后，成为故乡。从这个角度理解，我正在花18年时间，经历从家乡到故乡的冒险之旅。
18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节点，因为我从18岁离家北上，今年正好是第18年。从此，离家的故事会越来越长，而家乡与童年只定格在那18年。这种只知起点、不知终点的旅程，真正是一场超级大冒险。那些书上的冒险，曾经带着小时候的我步入大人光怪陆离的世界，又在我长大后，带我重回终究是大团圆结局的想象世界。
如果拍电影，这样一段人生经历可以搭配车窗外急速变换的城市与村庄、手中刷刷翻过的书页。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需要用这些具象的东西来提醒我，逝者如斯夫，不如早还家。
1997年寒假，我第一次“回家过年”。从青岛乘坐火车到商丘，然后再转汽车回家。火车上人很多，不过我们早早通过学校订好车票，上车没有问题。下车的时候非常困难，几乎是被人挤在半空中，到了车门位置，奋力把握住方向，才成功落地。
那是我印象中最难的一次返乡之旅。转乘公共汽车后，100多公里的路竟然也花了十几个小时，到家已是晚上8点。更恐慌的是，我发现自己一口普通话，到商丘想改成河南话，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直到见了我妈，一开口自然说出了家乡话。
我还记得，那年我带了6本书回家，全都是从图书馆里借的。我妈很困惑：这些书你为什么在学校里不看？来回背着书，相当于多了一份很重的“行李”。她说得没错，6本书完好如初，我在家半个月，一页都没有读过。
火车上人太多，没法读书；和同行的老乡一起聊天打牌，也比读书更有趣。长途汽车上，看书会晕车。那么回到家中呢——每天都有开心的玩耍项目，见各种亲戚朋友，学习喝酒，以至于从来没有力气打开书读上几页。
同样的错误，我犯过很多次。实际上，本科4年和硕士3年，不管寒暑假，我只要回老家就会带上好几本书，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看。每次开学，都会很懊悔，然后到下一个假期，再次尝试，然后再次徒劳而返。在学校我算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但是回到家，就完全读不进去书，这件事曾长期让我感到困惑。
2023年春节前的一段时间，我非常担心父母的身体。有一天我和他们通完电话，几分钟后就感觉身体发冷，我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四五天后身体恢复，再次给父母打电话，他们竟然和我一样，也是通完电话后身体不适，但是也已经恢复过来。
这真是奇怪的“身体感应”。我意识到父母都70多岁了，未来能够见面的机会已经不多。我马上订好车票，就像读大学一样，在家“过一个寒假”。我在家里待了十几天，他们都感到奇怪而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
和20多年前一样，这次回家，我又带了几本书回去。我记得有罗新老师的《漫长的余生》，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静悄悄的革命》，还有一本王汎森老师的论文集。这些书没有什么内在关联，而是就在书架的显眼处，顺手带走比较方便。再说，大概率又和过去一样，根本不会看，它们只是“行李”。
事实证明，这次我读书状态很好。《漫长的余生》，我在从成都到郑州的高铁上就读完了。在家看书的时候，我甚至拿起了笔，非常认真。除了阅读，我还在家写作。在阳光下的院子里打开电脑，连上Wifi，就和在城市里一样工作。
过去无论如何都没想通的问题，现在豁然开朗了：不光是父母已经老了，我的年龄也大了，在村子里没有几个能说话的人了。小时候的玩伴，会在晚上招待喝酒，但是白天显得无比漫长。带着香烟到大门外，见到邻居们散一圈烟之后，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我的世界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我在外工作，具体做什么完全不明白。我打开公众号后台，写一篇文章发送出去，可以和全国各地的读者产生联结，乡亲们却不知道那些字是如何飘散在空中的。在外20多年，我最终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即便是父母，也在这个世界之外。
他们的世界我也日渐模糊。我已经能熟练切换普通话和家乡话，接到城市来电，马上转入普通话模式。走在小时候熟悉的田野，一草一木都感到陌生，这里像一个“景区”或者“异乡”。我和父亲晚饭后会一起沿着乡村道路散步半小时，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甚至不记得自己家的“田”在哪里。不光是表面，乡村“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是“种粮大户”大规模承包种植了。
我知道，我真正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变成一个“异乡人”了。面对陌生的世界，我总是能够顺利阅读，所以每次乘坐飞机，都是我阅读效率最高的时候。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渴求：突然又感觉到生活中充满了“问题”，等着自己去寻找答案。
桑塔格《论摄影》与我的故乡往事
韩浩月
在收拾回乡过春节的行李箱时，眼光从书架上巡视十几秒钟，决定把这本黑色书脊的《论摄影》随身携带。带这本书的原因是，几个月前读完的《桑塔格传》正摆在书架，桑塔格那张最为著名的肖像照印在封面上，正是这本传记使我重新燃起阅读她作品的愿望，而这本《论摄影》，恐怕已是我买到的第二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早已不知道藏到哪里去，找不到了。
我年轻时曾是一名摄影作者，虽然全部的活动范围没有超过县域，但这并不妨碍我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它们中的大多数，发表在各级媒体上，每年，都会至少有一组图片以整版的形式被刊登出来。我那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经常脖子上挂着相机，在县城或村庄晃荡，用取景框去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人与事，拍完一个胶卷后，把它送到照相馆，等到样片洗印出来，选择自己喜欢的进行再次放大洗印，最后装进牛皮纸信封寄到报社去。
现在翻阅这本《论摄影》，仅仅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我发觉自己的视觉和心理，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透过照片看美国，昏暗地》这一章节里，看到迪安娜·阿布斯的摄影作品，这无异于自找一份折磨，“精彩和夺人心魄”“怪异且令人不舒适”，这是阿布斯作品的一体两面。当然，印刷在本书的其他摄影作品，大多数都具有这样强烈的冲击力和差异性，不断撞击着过往我对摄影的固有认知。当意识到这些图片的作者，都是用艺术家的眼光来审视他们所拍摄的世界时，我舒了一口气，那种无形的压迫感小了一些。
我用过一台价格一两百元的国产相机，在单反相机流行时，买过一台价格不菲的单反，如今它们一个被当成“文物”放在书架上成了装饰品，一个被密封在相机包里一年也难得取用一次，手机取代一切照相设施，成为大众记录生活的日用品。每次回乡，我都会用手机拍摄大量图片，最近一次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暑假在刚下过雨的街头，把手机镜头紧贴路面，拍下湿漉漉的柏油路和淡蓝色的天空，成片的效果，虚假得不像是我生活过多年的县城，但摄影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是拍摄者的幻想体现，是他们“占有”世界的一种方式。
如桑塔格所说，“相机像枪支和汽车，是幻想机器，用起来会上瘾”。如果想要真实，随手拍可能最真实，当拍摄者用高难度的肢体动作去寻找角度时，得到的图片就成了幻想的产物，它一方面使人不敢相信，一方面让人着迷于自己的“创造”。我在某年春节上祖坟经过田野时，拍摄下干枯树枝背后的夕阳，金黄色的光线铺在洁白的雪地上，整个画面都充满了暖意，但那个时刻寒风正顺着领口往脖子里面钻，我被冻得浑身颤抖。一个相机，就这样生生造出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感受。
“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桑塔格说。我拍摄老家的照片，一次次占满手机相册，不得不转移到硬盘中，我所收集的那个地方，或许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我对这个地方的拍摄，无论是用镜头，还是通过眼睛，那些影像在被装进硬盘的同时，也被印刷于自己的心灵地图上。那些图片，可以用来“砌墙”，逐渐地构成一座“城堡”，至于我为何需要这样的“城堡”，打算用它来做什么，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验证，使那个模糊的目的变得再清晰一些。
《论摄影》最早出版于1977年，和桑塔格的其他作品一样，充满简练的警句，冷静又锋利，适合在一个热闹的、快节奏的节日来阅读，可以起到一点去除浮躁的作用。这样的书，辅以一台随身携带、照相功能不错的手机，于是，便仿佛拥有了一种防卫“武器”，使用这种“武器”，可以随时与紧张的生活保持距离，让整个人得到一些安全感并放松下来。
闯荡江湖的旧梦里都有一艘夜航船
王钟的
我是江南人，小桥流水、河道纵横，是不变的故乡记忆。就像威尼斯一样，水系发达、通航便利的地方，往往蕴藏着商业的基因。小时候，时常看到生意人以船为家，船上满载瓷器，停靠到哪里，就把生意做到哪里。
今年春节假期，打算带上一本《夜航船》，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张岱。2023年，杭州举办亚运会，因为职业需要，重温了张岱的《西湖梦寻》。读过此书，自古繁华的钱塘仿佛历历在目。相比之下，《夜航船》的名声一开始并不响亮，这是因为很早人们就以为这本书已经散失了，直到张岱离世300年后，才在天一阁的藏书里发现了手抄本。据说，《夜航船》首印7000册很快全部卖光，成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的“领航之书”。
在《夜航船》的序言里，张岱讲了一个故事：有僧人与士子同宿夜航船上，因为士子高谈阔论，僧人敬畏不已，于是就蜷缩着腿脚睡觉，给士子腾出地方。不过，随后僧人发现士子言语间多有破绽，就问士子：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回答：是两个人。僧人又问：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斩钉截铁地回答：自然是一个人！听到这里僧人忍不住笑着说：“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顾名思义，夜航船是在夜间航行的客船。在没有良好照明设备的古代，夜航其实存在很大风险，除非要日夜兼程赶路，否则没有必要夜航。读完张岱的这个故事，可想而知，当时木船的船舱极其狭小，客人一多就会拥挤不堪。
现在的古装剧里，时常出现主角坐船闯荡江湖的镜头，船上不仅有“标间”“大床房”，还配备有餐厅、茶室、书房等休闲空间，不好说古代一定没有这样的豪华客轮，乾隆下江南的船大概就不差。但是，寻常人家出行，恐怕坐不上这样设施齐全的游船。更多人出门大概就要像张岱描写的那样，曲曲腿、弯弯腰了。
传统的夜航船当然是木质的，西学东渐以后，中国慢慢有了汽船，加上灯光等夜航设备的普及，夜航船又迎来一轮发展兴盛的高潮。尤其在江南水乡，公路、铁路都还不太发达的时候，夜航船成为难以取代的交通工具，用余秋雨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
鲁迅在《社戏》里，对夜航船有过这样一番描写：“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其实，很多外出打拼生活的江南人，对家乡的印象正是如此，有点清冷，有点朦胧，有点桨声灯影里的浪漫。
到我记事的年纪，夜航船就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消失了，当年宁波的客运码头也被改造成了美术馆。《繁花》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初，是属于夜航船最后的荣耀时刻。宝总的生意伙伴“小宁波”往返沪甬之间，很可能也要选择夜航轮船——火车固然更快，但对存在办事需求的人来说，夕发朝至的轮船不占用白天时间，自然也最为经济。
其实，《夜航船》并不是一本作者的游记，而是一本小型百科全书，里面记录的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一应俱全。书中记录的条目，短则一句话就是一篇文章，长的也不过三两段的篇幅。用现代网络一族的话概括，《夜航船》就是古人的“种草”笔记，张岱就是“热爱生活的段子手”。
就像余秋雨所言，《夜航船》让人们看到了有趣的“夜航船文化”。稍有文化的读书人，大概都不至于分不清“尧舜”是两个人，至于澹台灭明这个孔子的学生，不知道的人大概就多了。无论如何，千百年的细枝末节，仍然让人不惜争得面红耳赤，从这个意义上讲，“夜航船文化”确实映射着“中国文化的进程”。“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湖心亭看雪的张岱，也因此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偶像。
春节假期，舟车劳顿，想要静下心来完整地读完一本大部头，恐怕不太容易。但是，利用片段的时间，了解古代文化常识、风俗习惯，《夜航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话说回来，“天下学问，唯夜航船难对付”，消化这样的“快餐文化”并不容易，可能要花一生的时间咀嚼。
在杨本芬的文字里 我踏上了归乡之旅
沈杰群
我一直觉得，春节是“看”人的时刻。
无论过去一年你在工作、生活里与多少人产生交集，春节这个时间段“看人”，具有与众不同的意义。
从踏上那段回家的旅途开始，你一直会看见其他匆匆归乡的陌生人，你也要去见很久不见的亲人。对于漂泊在外的人而言，家乡终于从“远方”恢复为距离越来越近的温情之所，我们也总算从平日的节奏里抽离出来，把目光投向与自己的“出发之地”息息相关的面孔——不带任何修饰与遮掩，只想以最朴素的视角看看家乡，品读那些人生。
怀着这样的心境，今年春节回老家前夕，我特意在行李箱里放了一本杨本芬在83岁出版的书《豆子芝麻茶》。我觉得，无论是她写的人，还是我们透过纸页看这位作家本人，两种阅读切入口都能收获珍贵的体验。
对于很多人来说，“杨本芬”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现居江西南昌的杨本芬，17岁考入湘阴工业学校，后进入江西共大分校，未及毕业即下放农村。此后数十年为生计奔忙，相夫教子，后从某运输公司退休。
原本退休后的时光，是流逝于一条看似很寻常的路径上的：去南京帮女儿带孩子，做家务。谁能想到，花甲之年的杨本芬因为在女儿家书房偶然读到《江上的母亲》，读得落泪，萌生要写母亲故事的冲动。
于是，60岁的杨本芬开始在女儿家的厨房写作：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书写她的母亲，以及一家人的故事。
80岁，杨本芬出版处女作和代表作《秋园》，她写了母亲秋园坎坷的一生——凭一人之肩扛下生活所有重担，又始终保持善良的内核，温暖子女与亲友。此后，杨本芬陆续出版《浮木》《我本芬芳》等作品，2023年年底出版《豆子芝麻茶》。
“在厨房开始写作的女性”“用笔赶路”，让大众注意到这样一位特别的素人作家。而更为打动人的是杨本芬书写的故事本身，那些如土地般质朴的文字，蕴藏着真切而汹涌的情感，让和她一样的普通女性“被看见”。
杨本芬用自己的笔写人生，写女性这一生可能会经历的所有真实情感：坎坷、苦楚、困惑、温暖、勇气……通过这位老人，你会意识到，女性有多艰辛、多坚韧，而写作又多么有力、多么重要。
从《秋园》到《豆子芝麻茶》，她的每本书都是小小的，却格外有质感。这位女作家的写作，是回忆，是记录，更是一种发声。
在杨本芬出版《我本芬芳》那年，我曾有幸和她有过一次交流。她很有耐心，声音诚恳而温暖，颇有疗愈感。
我清楚记得杨本芬那朴素、动人的言语，比如她提到，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书房，坐在书房里看书是很享受的。
她提到写作时说：“反正我就是需要一个塑料袋子、几个本子，然后一支笔，随时随地写，还是怕忘掉很多事情。”
那次交流，杨本芬提到已完成第四部小说的书稿。一年半后就等到了新书的面世，不过我没有立刻阅读，因为总想等着一个“直觉更适合翻开这本书”的时刻。
根据介绍，在书写过母亲（《秋园》）、乡亲（《浮木》）、婚姻（《我本芬芳》）之后，杨本芬在《豆子芝麻茶》里将目光聚焦到秦老太、湘君、冬莲这3位女性的婚姻上，讲到了女性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困惑与痛楚、选择与担当、勇气与坚持。
此外，她回忆了与妈妈和哥哥一起经历的往事，以及两位至亲离世之际的锥心之痛。
杨本芬的书，其实算得上是一段“寻乡之旅”。正是生命里那些如豆子芝麻般的小事，构成了时间，组成了跌宕的情感。
在今年春节来临前，我莫名觉得可以在返乡路上，或是在深夜的老家房间里翻一翻《豆子芝麻茶》。这里有我熟悉的杨本芬，也有我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的她的思想。
余华曾经如是评价杨本芬的书：“有些人的一生，可能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技巧，但他也过得挺好；还有一些人的一生，用了很多很多的技巧，结果过得很糟糕。而杨本芬就是，像用一种没有技巧过了自己一生一样的，没有技巧的方式，写了关于自己的书。”
没有技巧的写作，感动着这片土地上的你我。社会拥有我们，而我们拥有自己的方式之一，就是书写和铭记自我的人生，去勇敢表达出来。
带着童年的书去冒险
白简简
作为一个一年出几十趟差的人，在路上是常态。常态就意味着不必刻意，就如同用早晚高峰乘坐地铁的时间来闭目养神，差旅途中亦是如此。但是，回家的旅程是特别的，尤其是过年回家，两个小时的飞机或者4个半小时的高铁，因为一个“回”字而有着郑重的仪式感——我会看一类特定的书——从小看到大的书。
从小看到大的书有两种，一种是特别长的系列，尽管早已完结，但看完尚需时日；一种是同一个作者的新作，几十年来，作者与我都兢兢业业。
不过，在漫长嘈杂的交通工具上，潜心研读诗词歌赋理论文献，我修为不够确实做不到，能让我忽略周遭环境看得进去的书，只有那些情节环环相扣类型的小说。冒险，去全世界冒险，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身不能至，以读书向往之。
小时候最吸引我的书，除了不同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世界未解之谜”……就当属各类冒险悬疑故事集了。比如，卫斯理系列从中学一直看到大学，甚至工作后的上下班地铁上——一个小时刚好够我看完一个故事。主人公的脚步永无止歇，一百多个故事没有结尾。2022年，卫斯理的作者倪匡去世，我才意识到这个系列永远不会再更新了，就像我消逝的童年与渐行渐远的家乡。
卫斯理的冒险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动辄靠外星人来回答一切未解疑团。而蔡骏和那么多他编造的故事，更喜欢从日常出发，由头可能是一则真实的新闻，主人公的身份可能是个年轻学生。这种代入感让我更加相信，指不定哪天我就解锁了平行时空的按钮。
向往外面世界的冒险，在我的童年文化生活中已经初露端倪。看动画片，不爱《樱桃小丸子》《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类的家庭题材，喜欢的是像《海尔兄弟》那样勇闯天涯；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正大综艺》，后来念新闻系也和羡慕主持人能全世界跑不无关系。
工作原因采访过蔡骏，我的开场白就是一句“我是看着你的书长大的”，一度让双方既暴露年龄又陷入沉默。这类和你一起成长的作家，主打一个“陪伴”。所以，当我发现他这些年改变风格，作品有了悬疑之外的意味，一时不知道是欣喜还是失落。比如，这次路上准备看的这本《一千万人的密室》，仍旧有着熟悉的反转，可在紧张刺激的故事之外，作者显然想要更大的文学空间。
作者都长大了，我还在留恋什么呢？精神内核相当稳定的苏东坡告诉我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物与我皆无尽。所以，可以换个角度。从求学与工作的城市回到童年生活的小镇，就像一趟从现实开往想象的列车。我发现，住的小区20多年没有变化，门口的护城河和河上的石桥，可能几百年没有变过。这种凝固了的时间，就和书中的故事一样，充满了稳定带来的魔幻感。
作家刘亮程说，家乡需要我们离开，到了远方，获得了认识她的能力，再把她重新捡拾起来，然后，成为故乡。从这个角度理解，我正在花18年时间，经历从家乡到故乡的冒险之旅。
18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节点，因为我从18岁离家北上，今年正好是第18年。从此，离家的故事会越来越长，而家乡与童年只定格在那18年。这种只知起点、不知终点的旅程，真正是一场超级大冒险。那些书上的冒险，曾经带着小时候的我步入大人光怪陆离的世界，又在我长大后，带我重回终究是大团圆结局的想象世界。
如果拍电影，这样一段人生经历可以搭配车窗外急速变换的城市与村庄、手中刷刷翻过的书页。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需要用这些具象的东西来提醒我，逝者如斯夫，不如早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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