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峇峇娘惹的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
展期：2025年5月18日-8月17日
地点：首都博物馆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峇峇（bā）娘惹的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中，展出了一组陈明远夫妇的肖像画、陈设和家具。这些展品像是在提醒观众关注南洋土生华人的存在和历史意义，重点在被画人的身份，而非画作的美学价值。
如果我们站在马来人的视角来看，“土生华人”是指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东南亚做生意的华人男性与马来或非华裔女性所生的后代。这条古代水上贸易之路，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他们后代中的男性被称作峇峇，女性被称为娘惹。需要注意的是峇峇娘惹群体与后来下南洋（为了讨生活或因战争等原因迁徙到东南亚的移民现象）的“新客华人”有所不同。峇峇娘惹群体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能力，被称为马来半岛经济黄金年代的推手。
此次展览涵盖了土生华人的社会角色、祭祖活动、婚礼习俗、服饰花色以及峇峇娘惹生活方式等内容。展览在结尾处提到三部具有参考价值的影视作品：六集历史人文纪录片《共生缘——峇峇娘惹情》、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马六甲》和电视连续剧《小娘惹》。参观完整个展览，展品似乎是在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尤其是开头提到的这两幅作为档案的肖像作品，让人不禁停下脚步思考：他们是谁？这个哲学和心理学上的经典问题，其答案深埋在自我认知、社会角色、心理特征等多个维度。
一幅肖像画带来的疑问
陈明远夫妇肖像画由两幅单人肖像组成，右边这幅具有视觉象征意义的肖像画是土生华人男性的代表。在新加坡国家遗产委员会网站上，这幅肖像画被命名为“祖先肖像”，而没有采用左边肖像命名的格式告知人物姓名。祖先肖像，一般是先人去世后才完成的、用于祭拜的标准像。
从此次展览介绍中，我们知道画面上的人物是陈明远（1851-1891）。他的衣裳具有典型的清朝服饰特点，头戴黑色西瓜皮圆帽，内穿蓝色暗花长袍，外罩无领黑色马褂，脚穿白袜和厚底敞口浅蓝色布鞋。从细节上看：帽顶有红色圆珠，马褂上有暗纹团花、对襟五扣襻、平端袖，长袍的袖口露在马褂袖口之外，鞋前用黑色线绣花卉图案等。他端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扶手椅上，右臂搭在方几上，右手握着一把没有打开的折叠扇，食指和左手的小拇指上各戴有浅色戒面的戒指。左臂落在扶手上，手自然下垂。陈明远的右边是一张黑色方几：上面摆有瓶花和盖碗，下面一层上有一套六册的书籍。从展览介绍上得知，扶手椅和方几均为黑檀嵌螺钿工艺制成。
亚洲文明博物馆出版的《伟大的土生华人》（2015）一书中指出，陈明远脸部的描绘，是根据一张相片完成的。这幅画作未署名，完成于1896年，也就是陈明远去世后的第五年。画家描绘脸部时，运用了明暗对比法对人物的脸庞进行渲染，赋予了肤色质感。人物嘴唇的颜色，让他看起来血气方刚。那件显得过度宽松、仿佛被撑起来的马褂，在增强了视觉印象的同时，更凸显了陈明远的气宇不凡。画中的服饰和摆设都非常讲究，例如陈戒指上的宝石，有着当时顶级钻石的特征；瓶花，在中文世界中代表高雅和自然；书籍则代表了腹有诗书的气质；尤其是手中的折扇，其开合之间的风云变幻也暗示着主人的运筹帷幄与潇洒自如。肖像画中的这些范式，体现着人物与高尚道德情操的紧密联系。
陈明远出生于越南，与养父陈金殿（1832-1882）于1865年共同创立了“陈金殿父子轮船公司”。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土生华人主要从事海上贸易、银行和洋行买办等行业，这些职业选择与当时社会背景相关。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个港口（也称三州府）合并成一个殖民地，最初交由英属印度管理，后来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大多数土生华人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其中很多人成为了英国殖民者与华人社区之间的“桥梁”。
展览中出现的另一个人，生于马六甲的陈笃生（1798-1850）便是这样一位人物。他与英国商人合伙经营，遂成巨富，展览中的“中西相融的峇峇娘惹住宅建筑”，是西方对他们在文化和生活上影响的例证。
个人形象的人文烙印
《伟大的土生华人》一书写道，19世纪后期，新加坡的中国商人特别喜欢送给英国行政官员画有官员形象的肖像画。我认为这与英国人对收藏肖像画的热爱以及他们在肖像画技法上高超的水平有关。在伦敦，建于1856年的国家肖像馆是世界上最大的肖像艺术类机构。书中还提到19世纪由欧洲人经营的摄影工作室喜欢以精心绘制的田园场景为背景来拍摄全身照，而中国人的工作室却倾向于使用道具和家具，中国的样式和风格在东南亚广受欢迎。在中国人经营的工作室里，摄影师多来自中国的通商口岸城市，他们最初是细密画或玻璃画艺术家，既能拍照又能绘画。19世纪90年代，根据工作室肖像摄影作品而完成的肖像绘画在马来半岛风靡一时。
书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陈明远这幅肖像画的脸部是依据照片绘制好后，再纳入到预先画好的人体上，是一张“合作肖像画”。有学者指出，肖像画家通常只负责渲染一张或多张脸，而将图像的其余部分留给更知名、能力更全面的艺术家。这同样是业界流行的做法。按照民族志理论，个人形象的记录蕴含着该地区社群的人文烙印，包括清朝的服饰特点、18至19世纪的现代性以及祭祖的风俗习惯。
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不同，其区别之一在于土生华人的妻子通常不是华人。陈明远夫人这幅肖像画为我们呈现了当地人的经典形象。画中的她名叫Lim Imm Neo，身穿黑色长款可峇雅（印度尼西亚民族服装），其上装饰着由点组合而成的花形图案，上衣扣是一枚有链子的胸针，下装是有着细密几何图案的棕褐色“纱笼”，长度覆盖到脚面，脚穿一双单头绣花拖鞋，发饰是“丘丘克”发簪，左手握有手帕，小拇指上有浅色戒指，耳朵上戴着耳饰，戒指与耳饰看起来和陈明远的戒指材质相同。方几上的槟榔盒套装、绿植盆景、地上的带有装饰花纹的痰盂，这些细节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有钱人家的常见物品。
两幅肖像画的并置，清晰地展现了土生华人的形象特点。纪录片《共生缘》解说词里提到这样的内容：“从1830年到1930年，是峇峇娘惹最黄金的100年，三州府是他们兴盛的舞台。”这同样是这幅肖像画创作的时代与社会背景。
峇峇娘惹的中国心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开始（1840年）标志着清政府的衰落，而在清朝中晚期，生活在马来半岛的土生华人却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催生峇峇娘惹群体的形成。此次展览特别提到了林文庆（1896-1957）和宋旺相（1871-1941）对华夏大地现代化做出的贡献。
林文庆是厦门大学的第二任校长，他曾协助厦门大学创建者陈嘉庚成为橡胶大王。林文庆在苏格兰留学时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他却看不懂中文。当有人请求他将中国卷轴画上的文字翻译成英文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这促使他开始反思，看不懂中文的华人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自学中文，将《离骚》翻译成了英文，并于1914年完成了《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一书。宋旺相是新加坡著名律师，他于1923年以英文出版《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谈到峇峇娘惹群体的贡献，同样著名的还有生于槟榔屿的辜鸿铭（1856-1928）和伍连德（1879-1960），前者在张之洞幕府任职，后者在中国行医34年并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提名。纪录片用“心系母国”来形容这些峇峇娘惹群体的代表人物。
陈明远夫妇的肖像画，画的不仅仅是自我社会化的外部标志，更是一个群体记忆的载体。无需借助想象，我们就可以将“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这一概念直观呈现在今天的观众面前。张明敏1984年在央视春晚上演唱的这首《我的中国心》，是对文章开头“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吟唱，也是亘古不变的答案。
展览：峇峇娘惹的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
展期：2025年5月18日-8月17日
地点：首都博物馆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峇峇（bā）娘惹的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中，展出了一组陈明远夫妇的肖像画、陈设和家具。这些展品像是在提醒观众关注南洋土生华人的存在和历史意义，重点在被画人的身份，而非画作的美学价值。
如果我们站在马来人的视角来看，“土生华人”是指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东南亚做生意的华人男性与马来或非华裔女性所生的后代。这条古代水上贸易之路，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他们后代中的男性被称作峇峇，女性被称为娘惹。需要注意的是峇峇娘惹群体与后来下南洋（为了讨生活或因战争等原因迁徙到东南亚的移民现象）的“新客华人”有所不同。峇峇娘惹群体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能力，被称为马来半岛经济黄金年代的推手。
此次展览涵盖了土生华人的社会角色、祭祖活动、婚礼习俗、服饰花色以及峇峇娘惹生活方式等内容。展览在结尾处提到三部具有参考价值的影视作品：六集历史人文纪录片《共生缘——峇峇娘惹情》、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马六甲》和电视连续剧《小娘惹》。参观完整个展览，展品似乎是在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尤其是开头提到的这两幅作为档案的肖像作品，让人不禁停下脚步思考：他们是谁？这个哲学和心理学上的经典问题，其答案深埋在自我认知、社会角色、心理特征等多个维度。
一幅肖像画带来的疑问
陈明远夫妇肖像画由两幅单人肖像组成，右边这幅具有视觉象征意义的肖像画是土生华人男性的代表。在新加坡国家遗产委员会网站上，这幅肖像画被命名为“祖先肖像”，而没有采用左边肖像命名的格式告知人物姓名。祖先肖像，一般是先人去世后才完成的、用于祭拜的标准像。
从此次展览介绍中，我们知道画面上的人物是陈明远（1851-1891）。他的衣裳具有典型的清朝服饰特点，头戴黑色西瓜皮圆帽，内穿蓝色暗花长袍，外罩无领黑色马褂，脚穿白袜和厚底敞口浅蓝色布鞋。从细节上看：帽顶有红色圆珠，马褂上有暗纹团花、对襟五扣襻、平端袖，长袍的袖口露在马褂袖口之外，鞋前用黑色线绣花卉图案等。他端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扶手椅上，右臂搭在方几上，右手握着一把没有打开的折叠扇，食指和左手的小拇指上各戴有浅色戒面的戒指。左臂落在扶手上，手自然下垂。陈明远的右边是一张黑色方几：上面摆有瓶花和盖碗，下面一层上有一套六册的书籍。从展览介绍上得知，扶手椅和方几均为黑檀嵌螺钿工艺制成。
亚洲文明博物馆出版的《伟大的土生华人》（2015）一书中指出，陈明远脸部的描绘，是根据一张相片完成的。这幅画作未署名，完成于1896年，也就是陈明远去世后的第五年。画家描绘脸部时，运用了明暗对比法对人物的脸庞进行渲染，赋予了肤色质感。人物嘴唇的颜色，让他看起来血气方刚。那件显得过度宽松、仿佛被撑起来的马褂，在增强了视觉印象的同时，更凸显了陈明远的气宇不凡。画中的服饰和摆设都非常讲究，例如陈戒指上的宝石，有着当时顶级钻石的特征；瓶花，在中文世界中代表高雅和自然；书籍则代表了腹有诗书的气质；尤其是手中的折扇，其开合之间的风云变幻也暗示着主人的运筹帷幄与潇洒自如。肖像画中的这些范式，体现着人物与高尚道德情操的紧密联系。
陈明远出生于越南，与养父陈金殿（1832-1882）于1865年共同创立了“陈金殿父子轮船公司”。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土生华人主要从事海上贸易、银行和洋行买办等行业，这些职业选择与当时社会背景相关。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个港口（也称三州府）合并成一个殖民地，最初交由英属印度管理，后来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大多数土生华人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其中很多人成为了英国殖民者与华人社区之间的“桥梁”。
展览中出现的另一个人，生于马六甲的陈笃生（1798-1850）便是这样一位人物。他与英国商人合伙经营，遂成巨富，展览中的“中西相融的峇峇娘惹住宅建筑”，是西方对他们在文化和生活上影响的例证。
个人形象的人文烙印
《伟大的土生华人》一书写道，19世纪后期，新加坡的中国商人特别喜欢送给英国行政官员画有官员形象的肖像画。我认为这与英国人对收藏肖像画的热爱以及他们在肖像画技法上高超的水平有关。在伦敦，建于1856年的国家肖像馆是世界上最大的肖像艺术类机构。书中还提到19世纪由欧洲人经营的摄影工作室喜欢以精心绘制的田园场景为背景来拍摄全身照，而中国人的工作室却倾向于使用道具和家具，中国的样式和风格在东南亚广受欢迎。在中国人经营的工作室里，摄影师多来自中国的通商口岸城市，他们最初是细密画或玻璃画艺术家，既能拍照又能绘画。19世纪90年代，根据工作室肖像摄影作品而完成的肖像绘画在马来半岛风靡一时。
书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陈明远这幅肖像画的脸部是依据照片绘制好后，再纳入到预先画好的人体上，是一张“合作肖像画”。有学者指出，肖像画家通常只负责渲染一张或多张脸，而将图像的其余部分留给更知名、能力更全面的艺术家。这同样是业界流行的做法。按照民族志理论，个人形象的记录蕴含着该地区社群的人文烙印，包括清朝的服饰特点、18至19世纪的现代性以及祭祖的风俗习惯。
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不同，其区别之一在于土生华人的妻子通常不是华人。陈明远夫人这幅肖像画为我们呈现了当地人的经典形象。画中的她名叫Lim Imm Neo，身穿黑色长款可峇雅（印度尼西亚民族服装），其上装饰着由点组合而成的花形图案，上衣扣是一枚有链子的胸针，下装是有着细密几何图案的棕褐色“纱笼”，长度覆盖到脚面，脚穿一双单头绣花拖鞋，发饰是“丘丘克”发簪，左手握有手帕，小拇指上有浅色戒指，耳朵上戴着耳饰，戒指与耳饰看起来和陈明远的戒指材质相同。方几上的槟榔盒套装、绿植盆景、地上的带有装饰花纹的痰盂，这些细节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有钱人家的常见物品。
两幅肖像画的并置，清晰地展现了土生华人的形象特点。纪录片《共生缘》解说词里提到这样的内容：“从1830年到1930年，是峇峇娘惹最黄金的100年，三州府是他们兴盛的舞台。”这同样是这幅肖像画创作的时代与社会背景。
峇峇娘惹的中国心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开始（1840年）标志着清政府的衰落，而在清朝中晚期，生活在马来半岛的土生华人却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催生峇峇娘惹群体的形成。此次展览特别提到了林文庆（1896-1957）和宋旺相（1871-1941）对华夏大地现代化做出的贡献。
林文庆是厦门大学的第二任校长，他曾协助厦门大学创建者陈嘉庚成为橡胶大王。林文庆在苏格兰留学时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他却看不懂中文。当有人请求他将中国卷轴画上的文字翻译成英文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这促使他开始反思，看不懂中文的华人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自学中文，将《离骚》翻译成了英文，并于1914年完成了《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一书。宋旺相是新加坡著名律师，他于1923年以英文出版《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谈到峇峇娘惹群体的贡献，同样著名的还有生于槟榔屿的辜鸿铭（1856-1928）和伍连德（1879-1960），前者在张之洞幕府任职，后者在中国行医34年并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提名。纪录片用“心系母国”来形容这些峇峇娘惹群体的代表人物。
陈明远夫妇的肖像画，画的不仅仅是自我社会化的外部标志，更是一个群体记忆的载体。无需借助想象，我们就可以将“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这一概念直观呈现在今天的观众面前。张明敏1984年在央视春晚上演唱的这首《我的中国心》，是对文章开头“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吟唱，也是亘古不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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