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更加看重朋友。可是，恰相悖反的是“白发故人稀”。这里有几种情况：由于滤除了现实功利性以及工作需要、社会交往方面的考虑，老境中交友选择性更强了，条件也更加严苛——只限于志同道合，相知相重。此其一；其二，许多知交挚友已撒手红尘，幽冥异路；其三，一些比较年轻的知心朋友供职于外地，而自己很少出游，总是无缘覩面。我和俞晓群先生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
晓群的人品、学问、器识、才气，素为我所敬重。相识相知30余年来，我们声应气求，心心相印，结为忘年挚友，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由于我们都嗜书成癖，又喜欢动笔，工作业务也联系紧密，昔年游处，相聚时多，“忽然不自知乐也”。但近十多年，他远赴京华、沪上，会面交谈的机会很少，思念无穷，深感怅憾。所幸从《辽宁日报》副刊上，有时能读到他的文章。“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诗，说的是“观书”，自然也包含文章。一篇在手，娱目快心，无异于故人的隔空对话，更像是庄子说的“跫然足音”，感到十分亲切。
前些天，忽然接到晓群先生电话，说辽海出版社拟将他近年新写的随笔结集出版，嘱我撰写数言，弁诸卷首。欣慰中，我顺口应承了，待到冷静下来，方知自己并非作序的理想人选。晓群与我的文友圈，许多是重合的；挥毫作序，仅沪、京两地即不下十位可以“优为之”，怎么会轮到年迈且又久别的老兵披挂上阵呢？但是，君子之交讲究“不负然诺之信”，既已承命，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了。
书籍是他的第二生命
晓群先生原本是学数理的，后来钻研哲学，进入人文领域，踏上了出版业的漫漫征程，年届不惑就成了目光广远、卓然有成的出版家，具有敏锐的编辑眼光，得通家气象。鉴于他优游于哲学数理、随笔写作、图书出版三界，沈昌文先生称之为“三栖达人”；赞许“他反对‘跟风’，强调独创”，“主持出版，更是发疯似的擘画种种，以谋繁荣中国文化”。晓群先生奉行“书香社会”的出版理念，主持策划了许多具有很高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丛书，如“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海豚书馆”等，从国外引进多种著名品牌图书，构成传统文化、近世文化、外国文化三大书系。得道多助。晓群出版事业的成功，得力于业内师友的鼎力支持。在他身边，有几个不同年龄段的由出版家、编辑家、藏书家、学者、报人组成的“专家群”“文化圈”，多为知名度很高的成功人士；特别是有机会就教于陈原、许力以、沈昌文、钟叔河、黄裳、张中行等老一辈的出版界、学术界的硕学名流。他们爱才惜才，口授心与，慧命相接，在增长学问、开阔视野、敬业乐群、培植担当意识、提高决策能力方面，都予晓群以直接的影响。多年来，晓群麾下也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才学出众、职场中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年俊秀。
与外部庞大的“师友圈”相对应，就内在蕴涵说，是晓群海样的阅读量。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有家学渊源，从小就好学上进，悉心向学，数十年如一日，刻苦自励。只要浏览他的十多部随笔著作，就不能不由衷地叹服其读写之勤、涉猎之广。如所周知，出版家与专业作家不同，肩负着“事功”的沉重担子，需要审时度势，精心擘画，广辟书源，编辑审读；按照沈公“传钵”，还要以大量时间同各界人士打交道，恳切、耐心地往复接谈，穿梭于友朋讌集、学术沙龙，几乎成为日课；特别是，身为编辑家兼作家，他不仅要充当接生的“稳婆”，而且要自己“生男育女”。实在难以想象，他是怎样忙里抽闲、挤出时间捧读书卷的。我曾长期拼力于“文政双栖”处境之中，在巧抓空隙、见缝插针方面亦颇自许，但较之晓群，却每每自愧弗如。
说到“生男育女”，就联系到晓群随笔及其文体风格——这是很有特点的。随笔集中，作家生动地记述了自己三四十年间在出版界所遇见的那些可敬的人、可亲的书、有趣的事，买书心得，读书记忆，闪烁着真知灼见，展示出书卷的所有可能。书籍成了他的智慧之源、力量之根，不啻第二生命。
沈公真传的文风
晓群随笔风格，颇得沈公真传。它使我记起扬之水关于《读书》风格的概括：“不是美文，不是社论文体；不是矫揉造作装点出来的华丽，不是盛气凌人的教训口吻。是打破老八股、新八股，即程式化语言，而体现出来的纷纭的个性风格”，一言以蔽之，“就是好看”。《读书》、沈文、俞文，似乎存有潜在的传承关系。
具体而言，晓群的随笔，大都着眼于近现代书人书事，极少涉及传统经籍、典章故实；不讲纯文学，也没有大理论；多讲故事，少讲道理；多讲趣味，少谈学术；富于情感，摇曳多姿，娓娓有致，格调清新活泼；意之所至，信笔写来，不现斧凿痕迹；叙事中常常加进一些非情节因素，以调整节奏，丰富情趣。
书话在中华散文随笔中，是一枝耀眼的奇葩。晓群走唐弢《晦庵书话》、郑振铎《西谛书话》的路子，精于书话研究与撰写，有所谓“四忌”：“忌图书简介，忌书摘文抄，忌空洞无物，忌肆意八卦。”作为斫轮老手，沈公概括得更精彩了，点破了书话写作的真谛：“书人的心境，书外的故事，书里的风景，书中的情趣。”都是四句话，俗说雅说，反说正说，相映成趣。
书生与他的书房
说过了爱书人、读书人、编书人、写书人，下面就该讲述书房与书卷了。晓群的这部随笔集中，尽多关于书房的叙述，尤其显眼的是以“书房的晚景”为书名。从前，我曾总结过《古人读书十法》，其中一条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借用《诗经》名句，讲述古人读书善于把自己摆进去，强调主体意识。现在，就抓住“书房”这个话题试作猜想：主人坐拥书城，徜徉其间，会有些什么想法？
——“登斯楼也”，环堵琳琅，怡然自乐，尽得雅人深致。完全可以像北魏藏书家李谧那样说上一句：“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显现一种积极、昂奋的自得心态。
——当然，也可能想到，多年节衣缩食，穷搜尽索，百意营求，而今朝夕晤对，时时都会忆起每册图书背后的无尽沧桑，想到购书当时发生的令人动心动容的故事，想到书本上渗透着的点点心血。意念深沉，情同骨肉。
——还可能作进一步联想：当年，苏东坡离开杭州时，曾经发出“别后西湖付与谁”的慨叹。华夏传统固然有“诗书传家”之说；可是，学问与癖好是不会遗传的。何况，在商品大潮、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行时的冲击下，还有多少子弟痴憨如我辈者流，肯于孜孜苦读，埋首于黄卷青灯之下呢？苍凉中不无悲慨。
披览书稿，发现晓群是这样说的：“晚景之中，书生与书房，像是一出戏剧中的人物与道具，最初书架上的书，会成为剧中人的某种象征或实用之物；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与终结，人与书的距离渐行渐远，最终没有了必然的依附关系。就像戏剧落幕之后，曲终人散，舞台上道具的去向有无数种可能，既不可控也不可知，它们与剧中的人物，还会有多少牵连呢？想到这里，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心境苍凉；但接下来，笔锋一转，由己及人，生面别开：“时间久了，我逐渐养成一个癖好，乐于应邀到老先生的书房中去做客，在那里拜会、请教、交流，气氛轻松，有现场感，容易唤起老先生谈话的兴致，便于了解他们的学识、身世、个性。恁些年过去，我见过许多老先生的书房，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他们哪一出是喜剧，哪一出是悲剧，哪一出悲喜交集呢？”下面引出了数学家梁宗巨先生书房的故事。然后归结到《世界数学史简编》出版，奠定了梁先生在数学与数学史界的学术地位。
《书房的用处》一文，说起邀约作家苏叔扬先生撰写《中国读本》的始末，“如今苏先生逝去快三年了，此时望着书架上他的著作，想到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我眼中满满的热泪，止不住滚落下来”。最后，仍然在慰藉中结尾：“此书一出，立即引起轰动，陆续印刷一千多万册。”而《书房中的思念》则追忆了姜德明、黄永玉、吴兴文等几位书友。一般人想到的往往是水流花谢，“人琴俱亡”，而晓群的结论，却是书比人寿命长。
这里有两点，分外引人注目:一是旷怀达观，“哀而不伤”，不作兴去悲慨，“要愁哪得工夫”，精力放在做事上。其间既渗透着、彰显出海派文化的影响，也和作家尚在盛年不无关系。二是说来说去，人为根本。写书、编书、读书、话书，无往而非人。“书卷多情似故人”，良有以也。
人到老年更加看重朋友。可是，恰相悖反的是“白发故人稀”。这里有几种情况：由于滤除了现实功利性以及工作需要、社会交往方面的考虑，老境中交友选择性更强了，条件也更加严苛——只限于志同道合，相知相重。此其一；其二，许多知交挚友已撒手红尘，幽冥异路；其三，一些比较年轻的知心朋友供职于外地，而自己很少出游，总是无缘覩面。我和俞晓群先生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
晓群的人品、学问、器识、才气，素为我所敬重。相识相知30余年来，我们声应气求，心心相印，结为忘年挚友，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由于我们都嗜书成癖，又喜欢动笔，工作业务也联系紧密，昔年游处，相聚时多，“忽然不自知乐也”。但近十多年，他远赴京华、沪上，会面交谈的机会很少，思念无穷，深感怅憾。所幸从《辽宁日报》副刊上，有时能读到他的文章。“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诗，说的是“观书”，自然也包含文章。一篇在手，娱目快心，无异于故人的隔空对话，更像是庄子说的“跫然足音”，感到十分亲切。
前些天，忽然接到晓群先生电话，说辽海出版社拟将他近年新写的随笔结集出版，嘱我撰写数言，弁诸卷首。欣慰中，我顺口应承了，待到冷静下来，方知自己并非作序的理想人选。晓群与我的文友圈，许多是重合的；挥毫作序，仅沪、京两地即不下十位可以“优为之”，怎么会轮到年迈且又久别的老兵披挂上阵呢？但是，君子之交讲究“不负然诺之信”，既已承命，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了。
书籍是他的第二生命
晓群先生原本是学数理的，后来钻研哲学，进入人文领域，踏上了出版业的漫漫征程，年届不惑就成了目光广远、卓然有成的出版家，具有敏锐的编辑眼光，得通家气象。鉴于他优游于哲学数理、随笔写作、图书出版三界，沈昌文先生称之为“三栖达人”；赞许“他反对‘跟风’，强调独创”，“主持出版，更是发疯似的擘画种种，以谋繁荣中国文化”。晓群先生奉行“书香社会”的出版理念，主持策划了许多具有很高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丛书，如“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海豚书馆”等，从国外引进多种著名品牌图书，构成传统文化、近世文化、外国文化三大书系。得道多助。晓群出版事业的成功，得力于业内师友的鼎力支持。在他身边，有几个不同年龄段的由出版家、编辑家、藏书家、学者、报人组成的“专家群”“文化圈”，多为知名度很高的成功人士；特别是有机会就教于陈原、许力以、沈昌文、钟叔河、黄裳、张中行等老一辈的出版界、学术界的硕学名流。他们爱才惜才，口授心与，慧命相接，在增长学问、开阔视野、敬业乐群、培植担当意识、提高决策能力方面，都予晓群以直接的影响。多年来，晓群麾下也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才学出众、职场中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年俊秀。
与外部庞大的“师友圈”相对应，就内在蕴涵说，是晓群海样的阅读量。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有家学渊源，从小就好学上进，悉心向学，数十年如一日，刻苦自励。只要浏览他的十多部随笔著作，就不能不由衷地叹服其读写之勤、涉猎之广。如所周知，出版家与专业作家不同，肩负着“事功”的沉重担子，需要审时度势，精心擘画，广辟书源，编辑审读；按照沈公“传钵”，还要以大量时间同各界人士打交道，恳切、耐心地往复接谈，穿梭于友朋讌集、学术沙龙，几乎成为日课；特别是，身为编辑家兼作家，他不仅要充当接生的“稳婆”，而且要自己“生男育女”。实在难以想象，他是怎样忙里抽闲、挤出时间捧读书卷的。我曾长期拼力于“文政双栖”处境之中，在巧抓空隙、见缝插针方面亦颇自许，但较之晓群，却每每自愧弗如。
说到“生男育女”，就联系到晓群随笔及其文体风格——这是很有特点的。随笔集中，作家生动地记述了自己三四十年间在出版界所遇见的那些可敬的人、可亲的书、有趣的事，买书心得，读书记忆，闪烁着真知灼见，展示出书卷的所有可能。书籍成了他的智慧之源、力量之根，不啻第二生命。
沈公真传的文风
晓群随笔风格，颇得沈公真传。它使我记起扬之水关于《读书》风格的概括：“不是美文，不是社论文体；不是矫揉造作装点出来的华丽，不是盛气凌人的教训口吻。是打破老八股、新八股，即程式化语言，而体现出来的纷纭的个性风格”，一言以蔽之，“就是好看”。《读书》、沈文、俞文，似乎存有潜在的传承关系。
具体而言，晓群的随笔，大都着眼于近现代书人书事，极少涉及传统经籍、典章故实；不讲纯文学，也没有大理论；多讲故事，少讲道理；多讲趣味，少谈学术；富于情感，摇曳多姿，娓娓有致，格调清新活泼；意之所至，信笔写来，不现斧凿痕迹；叙事中常常加进一些非情节因素，以调整节奏，丰富情趣。
书话在中华散文随笔中，是一枝耀眼的奇葩。晓群走唐弢《晦庵书话》、郑振铎《西谛书话》的路子，精于书话研究与撰写，有所谓“四忌”：“忌图书简介，忌书摘文抄，忌空洞无物，忌肆意八卦。”作为斫轮老手，沈公概括得更精彩了，点破了书话写作的真谛：“书人的心境，书外的故事，书里的风景，书中的情趣。”都是四句话，俗说雅说，反说正说，相映成趣。
书生与他的书房
说过了爱书人、读书人、编书人、写书人，下面就该讲述书房与书卷了。晓群的这部随笔集中，尽多关于书房的叙述，尤其显眼的是以“书房的晚景”为书名。从前，我曾总结过《古人读书十法》，其中一条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借用《诗经》名句，讲述古人读书善于把自己摆进去，强调主体意识。现在，就抓住“书房”这个话题试作猜想：主人坐拥书城，徜徉其间，会有些什么想法？
——“登斯楼也”，环堵琳琅，怡然自乐，尽得雅人深致。完全可以像北魏藏书家李谧那样说上一句：“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显现一种积极、昂奋的自得心态。
——当然，也可能想到，多年节衣缩食，穷搜尽索，百意营求，而今朝夕晤对，时时都会忆起每册图书背后的无尽沧桑，想到购书当时发生的令人动心动容的故事，想到书本上渗透着的点点心血。意念深沉，情同骨肉。
——还可能作进一步联想：当年，苏东坡离开杭州时，曾经发出“别后西湖付与谁”的慨叹。华夏传统固然有“诗书传家”之说；可是，学问与癖好是不会遗传的。何况，在商品大潮、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行时的冲击下，还有多少子弟痴憨如我辈者流，肯于孜孜苦读，埋首于黄卷青灯之下呢？苍凉中不无悲慨。
披览书稿，发现晓群是这样说的：“晚景之中，书生与书房，像是一出戏剧中的人物与道具，最初书架上的书，会成为剧中人的某种象征或实用之物；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与终结，人与书的距离渐行渐远，最终没有了必然的依附关系。就像戏剧落幕之后，曲终人散，舞台上道具的去向有无数种可能，既不可控也不可知，它们与剧中的人物，还会有多少牵连呢？想到这里，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心境苍凉；但接下来，笔锋一转，由己及人，生面别开：“时间久了，我逐渐养成一个癖好，乐于应邀到老先生的书房中去做客，在那里拜会、请教、交流，气氛轻松，有现场感，容易唤起老先生谈话的兴致，便于了解他们的学识、身世、个性。恁些年过去，我见过许多老先生的书房，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他们哪一出是喜剧，哪一出是悲剧，哪一出悲喜交集呢？”下面引出了数学家梁宗巨先生书房的故事。然后归结到《世界数学史简编》出版，奠定了梁先生在数学与数学史界的学术地位。
《书房的用处》一文，说起邀约作家苏叔扬先生撰写《中国读本》的始末，“如今苏先生逝去快三年了，此时望着书架上他的著作，想到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我眼中满满的热泪，止不住滚落下来”。最后，仍然在慰藉中结尾：“此书一出，立即引起轰动，陆续印刷一千多万册。”而《书房中的思念》则追忆了姜德明、黄永玉、吴兴文等几位书友。一般人想到的往往是水流花谢，“人琴俱亡”，而晓群的结论，却是书比人寿命长。
这里有两点，分外引人注目:一是旷怀达观，“哀而不伤”，不作兴去悲慨，“要愁哪得工夫”，精力放在做事上。其间既渗透着、彰显出海派文化的影响，也和作家尚在盛年不无关系。二是说来说去，人为根本。写书、编书、读书、话书，无往而非人。“书卷多情似故人”，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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