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来说，连环画是年少时经常阅读的一种书籍，它通过多幅图画展现一个故事。
如果对连环画追根溯源，探究它究竟起源于何朝何代，今天也是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远古壁画上或者敦煌石窟里看到的有着连贯故事的图画，是“连环画”的最早雏形，但是从绘画理念和技法上看，这些图画与人们熟知的连环画相去甚远。
明清时期，一些戏曲、小说、诗歌刻本都有插图，有的小说一回就有一幅插图，如光绪十年（1884年）印的《聊斋》《千古奇观》《三国》《水浒》《红楼梦》，是这一类型最早的书籍。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石印连环画的第一部书，是朱芝轩绘制的《三国志》（由文益书局出版）。这部书大概有两百多幅的连环图画，用原来的回目作为说明。不过，这本书的连环性还是不够，也并不通俗。
1918年，上海“丹桂第一台”上演了连台曲目“诸葛亮招亲”、“七擒孟获”，朱芝轩约了刘伯良、李澍丞，根据舞台上的形象，制作连环图画。这就比过去的图看上去通俗，并具有连续性。
第一部加说明文字的连环画，是刘伯良的《薛仁贵征东》，这是根据小说画的，往后又发展到画民间故事。
当时人们对连环图画的称呼也不统一，北方叫“小人书”，两广叫“公仔书”，浙江叫“菩萨书”，汉口叫“牙牙书”（即孩子书的意思)，上海叫“图画书”。一直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一部《西游记》，定名叫做“连环图画”，大家才将“连环画”这一称谓统一叫起来。
连环画真正得到发展，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后。这时，不但从事画图的人多了，有的画家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画小人书的专业画家有几十人，领衔的是朱润斋、周云舫、沈曼云、赵宏本，他们号称连环画界的“四大名旦”。
当时的连环画有两种载体，除了单行本外，报纸的副刊也是主要载体，它们常刊登4至8幅的“四格漫画”，有时会连载好多年。除在原刊物发表“本传”外，还同时在另一刊物上画“别传”。当时最为读者喜爱的，有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
叶浅予创作的《王先生》，通过对王先生外貌服饰、行为举止等方面细致入微的刻画，展现出当时小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让读者在欢笑中感受到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艰辛。
《三毛流浪记》以当时社会生活为背景，讲述了在黑暗社会制度里，以“三毛”为代表的一批儿童的悲惨命运。漫画的刊行，引起广大读者共鸣。张乐平成了上海滩最受欢迎的连环画家之一。
对识字不多，而又没有钱进剧场影院看戏的劳动人民来说，读“小人书”能满足他们的文娱生活，更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因而受到大众特别是少年儿童的欢迎。茅盾先生曾在《连环图画小说》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景象：“上海的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谁花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租看摊上的小书二十本或三十本。”
由于少年儿童是它的主要读者，也由于它的开本恰恰适合装入口袋，所以“小人书”的叫法，要多于“连环画”，连环画多用于书面用语，“小人书”的叫法则多用于民间交流。
小人书的故事曲折连续性强，文字通俗易懂，所以特别能够吸引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也因此，旧小人书市场成为新旧文化争夺的阵地，很早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注。
早在国民政府时期，许多连环图画作者，就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绘制“工人斗争”、“反日故事”等招贴画及单页连环画，进行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加紧查禁和收缴旧连环画，另一方面，加强了对连环画行业的改造。
面对文化需要普及，人民急需精神食粮的新形势，作为通俗易懂的连环画，承担起歌颂新时代，赞美建设者的任务。这个时期，国家开始对连环画有计划和有规模地进行选题、编绘和出版。
在国家新政策的感召下，出版社向画家们敞开了大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就聚集了赵宏本、程十发、顾炳鑫、贺友直、钱笑呆、陈光镒、颜梅华等名家，而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则云集了徐燕孙、卜孝怀、墨浪、刘继卣、王叔晖、任率英、林锴等名家。
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连环画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连环画的稿费可不低。连环画大家贺友直对自己那个时期的收入毫不讳言：“我接出版社一本书的稿子，稿酬标准是13元一页，一个稿子就是1000多块，我通常两个月就完成了。”那个年代普通工人的收入只有几十元，相比较而言，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由于图文并茂的形式不管是孩童还是成人都能看懂接受，所以，连环画成了此时最初级的教育读本。
1951年，全国出版连环画册1840种，总印数为1945万册。至1957年，全国共出版连环画2200种，总印数达1.06亿册。一时间，新连环画被称作“解放书”。
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好书，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鸡毛信》《铁道游击队》《红岩》《青年近卫军》《高尔基三部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武松打虎》《西厢记》《山乡巨变》《白毛女》等。
“文革”期间，连环画的创作进入低潮。这一时期的作品时代特征很强，大都是舞台人物形象的临摹。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连环画率先迎来发展的复苏期。《地球红飘带》的作者沈尧伊先生回忆说：“凡是那时参与画连环画的画家都是国家稿费制度恢复后的受益者。”
国画家、油画家、版画家们也都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来。正是这些画家的投入，对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丰富连环画的表现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陆续出现如《最后一课》《人到中年》《雪雁》《月牙儿》等高水平的作品。
这一时期，人民美术出版社相继做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连环画集，请戏剧大师曹禺作序，请著名美术史论家黄苗子题笺。浙江美术出版社组织编绘《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集，辽宁美术出版社的大型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前汉演义》，甚至连体育出版社都出版了《神拳》，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音乐家故事》。
《连环画报》见证了这一时期连环画的辉煌。
1981年，连环画大家贺友直率先打响第一炮，在《连环画报》的第1期推出了他的新作：《白光》。此后，不少名家在《连环画报》发表作品。此后，《连环画报》不断推陈出新，好作品呈群峰竞秀之势。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连环画报》的发行量曾创下单期128万的纪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出版社都建立或扩大了连环画出版业务，到1982年全年共出版连环画2100多种，八亿六千多万册，这是1949年以来最高的出版纪录。
在连环画异常繁荣的同时，危机紧随其后。这一时期，一个选题会有多家出版社重复制作，导致“跑马书”（人们对当时粗制滥造的连环画的称呼）泛滥，新华书店库房积压严重。1986年，连环画出版量下降到1.3亿册，1987年下降到7000万册，连环画突然便衰落下去了。
上世纪90年代后，尽管有沈尧伊的《地球红飘带》和汪国新的《长江三部曲》两部长篇连环画问世，依然难掩连环画整体向下滑的颓势。
此后，随着电视、互联网以及电子游戏等迅速普及，进一步挤压了连环画的生存空间。连环画逐渐从大众主流文化退居为小众收藏领域。如今，诸多专业美术出版社几乎不再创作连环画，仅对经典连环画进行再版。
对很多人来说，连环画是年少时经常阅读的一种书籍，它通过多幅图画展现一个故事。
如果对连环画追根溯源，探究它究竟起源于何朝何代，今天也是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远古壁画上或者敦煌石窟里看到的有着连贯故事的图画，是“连环画”的最早雏形，但是从绘画理念和技法上看，这些图画与人们熟知的连环画相去甚远。
明清时期，一些戏曲、小说、诗歌刻本都有插图，有的小说一回就有一幅插图，如光绪十年（1884年）印的《聊斋》《千古奇观》《三国》《水浒》《红楼梦》，是这一类型最早的书籍。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石印连环画的第一部书，是朱芝轩绘制的《三国志》（由文益书局出版）。这部书大概有两百多幅的连环图画，用原来的回目作为说明。不过，这本书的连环性还是不够，也并不通俗。
1918年，上海“丹桂第一台”上演了连台曲目“诸葛亮招亲”、“七擒孟获”，朱芝轩约了刘伯良、李澍丞，根据舞台上的形象，制作连环图画。这就比过去的图看上去通俗，并具有连续性。
第一部加说明文字的连环画，是刘伯良的《薛仁贵征东》，这是根据小说画的，往后又发展到画民间故事。
当时人们对连环图画的称呼也不统一，北方叫“小人书”，两广叫“公仔书”，浙江叫“菩萨书”，汉口叫“牙牙书”（即孩子书的意思)，上海叫“图画书”。一直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一部《西游记》，定名叫做“连环图画”，大家才将“连环画”这一称谓统一叫起来。
连环画真正得到发展，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后。这时，不但从事画图的人多了，有的画家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画小人书的专业画家有几十人，领衔的是朱润斋、周云舫、沈曼云、赵宏本，他们号称连环画界的“四大名旦”。
当时的连环画有两种载体，除了单行本外，报纸的副刊也是主要载体，它们常刊登4至8幅的“四格漫画”，有时会连载好多年。除在原刊物发表“本传”外，还同时在另一刊物上画“别传”。当时最为读者喜爱的，有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
叶浅予创作的《王先生》，通过对王先生外貌服饰、行为举止等方面细致入微的刻画，展现出当时小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让读者在欢笑中感受到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艰辛。
《三毛流浪记》以当时社会生活为背景，讲述了在黑暗社会制度里，以“三毛”为代表的一批儿童的悲惨命运。漫画的刊行，引起广大读者共鸣。张乐平成了上海滩最受欢迎的连环画家之一。
对识字不多，而又没有钱进剧场影院看戏的劳动人民来说，读“小人书”能满足他们的文娱生活，更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因而受到大众特别是少年儿童的欢迎。茅盾先生曾在《连环图画小说》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景象：“上海的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谁花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租看摊上的小书二十本或三十本。”
由于少年儿童是它的主要读者，也由于它的开本恰恰适合装入口袋，所以“小人书”的叫法，要多于“连环画”，连环画多用于书面用语，“小人书”的叫法则多用于民间交流。
小人书的故事曲折连续性强，文字通俗易懂，所以特别能够吸引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也因此，旧小人书市场成为新旧文化争夺的阵地，很早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注。
早在国民政府时期，许多连环图画作者，就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绘制“工人斗争”、“反日故事”等招贴画及单页连环画，进行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加紧查禁和收缴旧连环画，另一方面，加强了对连环画行业的改造。
面对文化需要普及，人民急需精神食粮的新形势，作为通俗易懂的连环画，承担起歌颂新时代，赞美建设者的任务。这个时期，国家开始对连环画有计划和有规模地进行选题、编绘和出版。
在国家新政策的感召下，出版社向画家们敞开了大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就聚集了赵宏本、程十发、顾炳鑫、贺友直、钱笑呆、陈光镒、颜梅华等名家，而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则云集了徐燕孙、卜孝怀、墨浪、刘继卣、王叔晖、任率英、林锴等名家。
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连环画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连环画的稿费可不低。连环画大家贺友直对自己那个时期的收入毫不讳言：“我接出版社一本书的稿子，稿酬标准是13元一页，一个稿子就是1000多块，我通常两个月就完成了。”那个年代普通工人的收入只有几十元，相比较而言，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由于图文并茂的形式不管是孩童还是成人都能看懂接受，所以，连环画成了此时最初级的教育读本。
1951年，全国出版连环画册1840种，总印数为1945万册。至1957年，全国共出版连环画2200种，总印数达1.06亿册。一时间，新连环画被称作“解放书”。
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好书，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鸡毛信》《铁道游击队》《红岩》《青年近卫军》《高尔基三部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武松打虎》《西厢记》《山乡巨变》《白毛女》等。
“文革”期间，连环画的创作进入低潮。这一时期的作品时代特征很强，大都是舞台人物形象的临摹。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连环画率先迎来发展的复苏期。《地球红飘带》的作者沈尧伊先生回忆说：“凡是那时参与画连环画的画家都是国家稿费制度恢复后的受益者。”
国画家、油画家、版画家们也都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来。正是这些画家的投入，对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丰富连环画的表现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陆续出现如《最后一课》《人到中年》《雪雁》《月牙儿》等高水平的作品。
这一时期，人民美术出版社相继做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连环画集，请戏剧大师曹禺作序，请著名美术史论家黄苗子题笺。浙江美术出版社组织编绘《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集，辽宁美术出版社的大型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前汉演义》，甚至连体育出版社都出版了《神拳》，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音乐家故事》。
《连环画报》见证了这一时期连环画的辉煌。
1981年，连环画大家贺友直率先打响第一炮，在《连环画报》的第1期推出了他的新作：《白光》。此后，不少名家在《连环画报》发表作品。此后，《连环画报》不断推陈出新，好作品呈群峰竞秀之势。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连环画报》的发行量曾创下单期128万的纪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出版社都建立或扩大了连环画出版业务，到1982年全年共出版连环画2100多种，八亿六千多万册，这是1949年以来最高的出版纪录。
在连环画异常繁荣的同时，危机紧随其后。这一时期，一个选题会有多家出版社重复制作，导致“跑马书”（人们对当时粗制滥造的连环画的称呼）泛滥，新华书店库房积压严重。1986年，连环画出版量下降到1.3亿册，1987年下降到7000万册，连环画突然便衰落下去了。
上世纪90年代后，尽管有沈尧伊的《地球红飘带》和汪国新的《长江三部曲》两部长篇连环画问世，依然难掩连环画整体向下滑的颓势。
此后，随着电视、互联网以及电子游戏等迅速普及，进一步挤压了连环画的生存空间。连环画逐渐从大众主流文化退居为小众收藏领域。如今，诸多专业美术出版社几乎不再创作连环画，仅对经典连环画进行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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