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1年，作家苏童捧出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好天气》。
在这部长达47万字的小说里，苏童再一次回到故乡，审视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苏州城南，城市和郊区的结合部，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从小成长生活的地方。在写小说的这11年里，他忍不住一次次地回望家乡那些成长的时光，那些一直不能忘记的人和事。
《好天气》先在《收获》杂志发表，后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图书单行本。在《收获》开篇，编辑为小说配图，用的是艺术家徐累的油画《此去经年》。黑白的画面，打开了苏童小说弥漫的回忆气味，上世纪70年代的气息扑面而来，小说的声音和气息缓慢、忧郁，故事的讲述者“我”登场亮相，第一人称的视角让小说有了尖锐的真实感。
出版图书时，编辑为封面挑选的图画是张晓刚的油画《有婴儿的风景》，一片苍茫的山川与河流之间，属于上世纪70年代遍布小镇道路和村头巷尾的高音喇叭，高高低低竖立着，一片黑白色的世界里，一个两三岁满身红光的小胖娃娃赤条条躺在大地上，好奇地张望他看到的全新世界。
这部小说原名《咸水塘史》，围绕咸水塘区域城郊结合部两边的发展变迁展开，写发生在南方这片土地上的爱恨悲欢。 咸水塘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一边是塘西村，世代以殡葬业为生，一边是塘东街道，属于城市。两边同样叫作“招娣”的两位母亲，因为一口“我祖母”定制却终未享用的棺材相识，又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分别生下了一个男孩和一对龙凤胎，由此展开两家宿命般恩怨纠结的故事……氤氲潮湿的江南市井日常画卷，贯通了生死、通灵、动物、人间与传说的不同世界，展现出二十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江南社会变迁，并由此写下一首“郊区的挽歌”。在这部小说里，苏童一直在反反复复书写的文学原乡，香椿树街，也再次出现。《好天气》故事发生地咸水塘两岸，距香椿树街的距离只有约800米。在这部小说里，苏童多处写到香椿树街：咸水塘厂区出现彩色天空时，到了香椿树街会发现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是真正的好天气。小说最后,咸水塘发展到90年代，城市更新、新城改造，工业区和农村变成了文化商业旅游区，五彩缤纷的天气也消失不见了。
“《好天气》有近于古典范式的美，结构均衡，线索清晰，用近似制图学的工整，铺就从有限通往无限穹宇的道路。它通向的并非稳定而坚固的永恒黑暗，因为怪奇世界，死中有生，可以趋近我们不曾触及的光。”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子说。
四五种天气不是美学是回忆
问：《好天气》写了11年，初稿100万字，反反复复修改、调整，现在的小说定稿是47万字，也是你所有长篇小说里最长的。为什么写了这么久？
苏童：感谢你一直关注这个长篇小说，很早就一直约我谈，但写这个小说的过程，我实在太累了，精疲力竭，无法言说。这个长篇小说开始动笔时，应该是2014年，我以为一年差不多可以写完。我以为会走365里路，结果坚持到最后，我发现我走了3650里还不止。我以前最长的小说25万字，为什么这个小说有那么大的体量？事实上，我一直在修改我的企图，把我写作的野心，稍微拍扁一点，压缩一点，用小一点的方式去实现。这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长跑，一直写到最后，不知不觉写了100万字，把我自己都吓着了，然后我对自己说，这个小说不要有100万字。然后我就一直删改，一直修改压缩，不停地调整，最后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文本。
问：你在小说里用“我”展开叙述，讲述故事，让小说有了很强的真实感。
苏童：我很早就说过了，《好天气》是我写给中国城市郊区的一首挽歌。 我是一个在苏州城南近郊长大的孩子。苏州是个老城，和全国很多老城一样，古城都是有城门的。我家就住在苏州祁门那一带，城门外面是一条很破烂的街。如果往城里走两三千米，就到了苏州最著名的拙政园，往西边走大概一千多米，就会看见北寺塔，如果往北走一千米，你就看见农村的稻田了，突然会闻到农民种地浇粪的味道。那个时候的城市郊区，没有什么整体规划和设计，居民区、工厂生产区和农村的田地是混杂在一起的。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街道、工厂、农田。这个小说是我个人真实生活经历最多的，因为我确实生活在工厂区，比如小时候我看到的黑天气，彩色的天气，白天气，别人以为是我想象的虚构的，其实都是我看到过的。
小时候我家对面是化工厂，隔着一条河是水泥厂，再过去五六百米的地方是炭黑厂，走得再稍远一点就是硫酸厂，我从小在苯酐的气味中长大。苯酐是做樟脑丸最重要的原料，非常刺激。姐姐们在白天气要把窗台上的白色水泥粉尘扫掉，在黑天气要把炭黑厂飘来的东西扫掉，那个最麻烦，是所有妇女最讨厌的东西，炭黑是有黏性的，刚洗好的床单晾在外面，炭黑一飘过来就要收掉。那条古老的街道，有着四五种天气，这不是美学，是回忆。
真正的中国城市郊区，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貌？郊区工厂制造区和农村种植区，这一切都在对峙，一切都有分界，往往隔着一条路，一个池塘，这边是农业文明，那边是工业文明。城市和乡村各种东西，在这里交汇、冲突，矛盾与融合，都在这里发生。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基本上脑子里有一盘棋的棋形图，这个棋形就是中国郊区的形状，这是促使我想要完成这部作品的动力，这11年里，我天天都在想这盘棋，我要把棋子怎么动起来？变成我满意的形状？
我以“折腾”为我写作的主要目的
问：这部小说原名《咸水塘史》，为什么会改成《好天气》？
苏童：小说的名字为什么会有变化？最早的时候，小说叫作《咸水塘史》，但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给学生们上课时，提到这部小说，北方的同学们都很迷茫，他们不懂什么是“塘”的概念。我后来想来想去，小说里有很多种天气，不如就改名叫《好天气》。结果奇妙得很，“好天气”三个字一出口，学生们眼里顿时泛起明亮的光。甚至有同学当时就说：“不管天气怎样，我都随身携带一本《好天气》。”
问：这么长这么厚的长篇小说，对互联网时代习惯了碎片化阅读的读者，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苏童：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对于阅读的兴趣有很大的变化，和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会儿读小说，类似于听古典音乐，需要很长的时间，非常专注，读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书。现在大家都喜欢使用手机阅读，都是碎片化的时间，人在阅读上变得没有耐心了。读者会不会喜欢《好天气》，这个问题作家无法解决。对一个创作者来说，读者喜欢《好天气》当然我乐见其成的，读者不喜欢我也没办法。
问：你怎么看自己小说创作上的变和不变？
苏童：写作上我一直在求变，不只是现在，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我就以“折腾”为我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这个折腾是多方面的，在题材的选择上我折腾，在表现手法上我折腾。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寄托：所谓我的老家到底是哪里？我的小说里写的枫杨树，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在哪里？甚至在这个地方我都在折腾。
所以折腾是我写小说的天性，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变化，有多大的效果，不好说。一个作家一方面是求变，另外一方面，你变到天边，还是多少有你自己的惯性。我对自己的变是肯定的，但是变到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改天换地，也不知道。另外，如果说把语言比作乐器，过去我写的短篇小说，写的内容是中国故事，但用的乐器可能是西洋乐器，钢琴、小号、圆号……而这次，我大量使用了民族乐器，唢呐、二胡、笛子、箫，尤其是鬼魂奶奶在城北游荡，从坟地过来打扫她的棺材时，背后全是笛子、箫的声音……审美是一种固执，其实也是一种艺术上的坚持。
想象力不是一片蛮荒之地
问：随着年岁渐长，人会越来越理性，感性和想象力则会随着年龄渐长减弱。你会有这个问题吗？
苏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对于想象力的问题，卡尔维诺有一个表述，他说想象力必须要落在某个地方。卡尔维诺引用的是《神曲》里对想象力的一段描述，他说想象力是一个可以落下来的某一个地点。既然可以落，既然有地点，那么想象力不是一片蛮荒之地。年轻时，想象力更多强调蛮荒，但年龄增长之后，想象力更精准了。二十多岁的想象力和四五十岁的想象力是不同的，你不能说哪个更好。想象力本身是不讲理的，唯一可怕的是你让它讲理，想象力一旦讲理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可能是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到了现在这个年龄，一个作家通常对于想象力已经不再迷信，有了安身立命的东西，想象力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年轻时可能会有炫技的成分。
问：我看你近些年的精力，都放在了长篇小说创作上。
苏童：是的。我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写长篇小说上。我的写作速度很慢，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中反复，推翻的频率很高，有时候会倒过来倒过去，写不顺感觉不对的时候，苦不堪言；写顺了感觉对了，又乐在其中。但我其实也在坚持写短篇小说，每年我都会写几个，大部分发表在文学杂志上，也会出版短篇小说集。
问：余华的一些作品也是写到了70年代到90年代。
苏童：70年代是我跟余华的一个共同的天堂，也是共同的梦魇。我跟他年龄相仿，也跟他生长环境差不多。我在苏州，他在海盐，苏州大概比海盐要大一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跟他有一个共同的生长背景，我们都是70年代的街头少年，我们成长经历大体相似。我第一次跟余华见面，是在北京朱伟家里，那时朱伟在《人民文学》当编辑，跟我们几个青年作家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我到他家去的时候，我说，哎，把余华找来玩玩儿。余华就来了。他一来，我当时就有种非常亲近的感觉，我们街头的一个少年来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共同的记忆，甚至关于那个时代和人物的这种情感也是相通的。但在写作上，我们有很大不同，但作为一个作家，当我写一个小说作品，我必须要写清楚荒诞年代当中人的貌似不荒诞的处境，这才是我所关注的。
我这块石头不滚动让它长青苔
问：写了这么多年，你在写作上有焦虑吗？很多作家的焦虑来自对社会现实的无从把握。
苏童：作家这种焦虑是真实的。每个作家心里都认为自己有一个版图，这个版图来自于哪里？这个版图跟文学有关，跟其他什么有关，是关乎记忆。我是有乡土的，因为有了这个版图，我觉得我是有依靠的。但一旦这个版图，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改变了，每个人都会有焦虑。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很快，速度越来越快，一切固有的都在消失，社会现实越来越复杂。至于为什么变化很快，没有诗意，没有理由，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于一个作家最神秘的伤害，是对于作家内心这张版图的伤害，它让你感觉到某种东西在消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其实不太主张一个作家，用非常文学化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我并不主张用一种非常知识分子的态度去看待事物，但另外一方面，它对于你自己的内心确实是有逼迫的，这种逼迫可能加快让你提前去看待这个社会，提前去挽留记忆。也许以前我到七十岁，我才开始回忆，我再修复这个版图。但现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时间到了，我写作就该启动修复过程，这个动作提前了。
问：今天你怎么看先锋？
苏童：我现在不在乎这个，我也不滚动，我这块石头就在那儿，我让它长青苔，我让它充分享受青苔之美，就是这样的感觉。所有人在跳的时候我坐下来，就是这么回事。不动有不动之美，一块石头就守在一棵树下面，甚至是长了青苔，我觉得很好，对那些滚动的石头来说，它们可能就慢慢找不着了，而我一直呆在这里。
不能扔掉的可能就是血液中的东西
问：现在是一个互联网人人发声的时代，文学作品发表以后，会引来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会带给你压力吗？
苏童：如果说文学是个江湖，闯江湖的时间久了，已经改变了我很多性格。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迟钝的人，我的反应往往要慢半拍，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人说了一个笑话，所有人都笑了，我认真地听，我一定要在所有人都笑过之后的两三秒钟才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我才会笑。所以我是个很慢的人。因为这种慢，避免了我很多脆弱、软弱的东西。比如说有人拐着弯骂我，我基本上听不懂，过了半天我才明白，哎，他不是在骂我吧。别人的评价，好的坏的都要接受。评论、点评、批评，当然是别人的自由，你不能跟别人较劲，你只能跟自己较劲啊。别人你不能改变，你只能改变自己。我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信条，不仅要从大师身边绕过去，还得从自己身边绕过去。
问：你享受这种快感吗？你可是你们这代作家里的第一个明星作家。
苏童：我倒真是没想过。朋友对我的评价，我自己觉得很靠谱，就是这么多年你的变化就是没变化。因为我性格当中，不是那种特别自高自大的人。从年轻时候开始，我一直认为所谓我的成名都来得早了点儿。26岁就写了《妻妾成群》，然后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大红大紫。然后很多导演都来找我，很年轻出了文集，我的书也很畅销，所有的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很茫然。其实，我写作最高的目标就是《收获》能发表我的小说。然后，我的心愿都实现了，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收获》，我很知足。写作上，我是不老实地写，人生还是要老老实实过。
问：同样，你少年时候的大名，也会给人生很大压力。
苏童：因为这种压力，我一方面比较警醒，也谈不上把压力变为动力。这个说法太不靠谱，但是压力让我选择了某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是写作姿态还是生活姿态，我觉得我是比较谨慎的，把自己藏得还是很好的。我想把自己的生活简单化，我从来不觉得作家的生活应该那么复杂，有几个作家的日常生活是那么像作家？更多好作家的生活都不像作家，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红过，也冷过，有几年基本上是很冷。因为名利那时候来得太早，我老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这么好。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所以也没做好准备。这样很被动地过了几年。所以后来，慢慢冷淡下来，这个时候我反而如鱼得水。
问：有的作家，会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现实很残酷，没有人能够一直保持高水准。所以，有时候不写，可能是最好的状态。而大胆地写，享受快乐，可能写砸了也没什么。
苏童：其实你刚才说的那种状态也想过。不写没什么损失，也可以过上一种比较好的生活。但是不写，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一种钝痛。你写一个差的东西，别人把你骂得狗血淋头的。但是一个人不写，三年五年，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会死。我一直相信能够扔得掉的东西就是本来可以扔掉的，不能扔掉的可能就是血液中的东西。
历时11年，作家苏童捧出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好天气》。
在这部长达47万字的小说里，苏童再一次回到故乡，审视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苏州城南，城市和郊区的结合部，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从小成长生活的地方。在写小说的这11年里，他忍不住一次次地回望家乡那些成长的时光，那些一直不能忘记的人和事。
《好天气》先在《收获》杂志发表，后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图书单行本。在《收获》开篇，编辑为小说配图，用的是艺术家徐累的油画《此去经年》。黑白的画面，打开了苏童小说弥漫的回忆气味，上世纪70年代的气息扑面而来，小说的声音和气息缓慢、忧郁，故事的讲述者“我”登场亮相，第一人称的视角让小说有了尖锐的真实感。
出版图书时，编辑为封面挑选的图画是张晓刚的油画《有婴儿的风景》，一片苍茫的山川与河流之间，属于上世纪70年代遍布小镇道路和村头巷尾的高音喇叭，高高低低竖立着，一片黑白色的世界里，一个两三岁满身红光的小胖娃娃赤条条躺在大地上，好奇地张望他看到的全新世界。
这部小说原名《咸水塘史》，围绕咸水塘区域城郊结合部两边的发展变迁展开，写发生在南方这片土地上的爱恨悲欢。 咸水塘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一边是塘西村，世代以殡葬业为生，一边是塘东街道，属于城市。两边同样叫作“招娣”的两位母亲，因为一口“我祖母”定制却终未享用的棺材相识，又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分别生下了一个男孩和一对龙凤胎，由此展开两家宿命般恩怨纠结的故事……氤氲潮湿的江南市井日常画卷，贯通了生死、通灵、动物、人间与传说的不同世界，展现出二十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江南社会变迁，并由此写下一首“郊区的挽歌”。在这部小说里，苏童一直在反反复复书写的文学原乡，香椿树街，也再次出现。《好天气》故事发生地咸水塘两岸，距香椿树街的距离只有约800米。在这部小说里，苏童多处写到香椿树街：咸水塘厂区出现彩色天空时，到了香椿树街会发现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是真正的好天气。小说最后,咸水塘发展到90年代，城市更新、新城改造，工业区和农村变成了文化商业旅游区，五彩缤纷的天气也消失不见了。
“《好天气》有近于古典范式的美，结构均衡，线索清晰，用近似制图学的工整，铺就从有限通往无限穹宇的道路。它通向的并非稳定而坚固的永恒黑暗，因为怪奇世界，死中有生，可以趋近我们不曾触及的光。”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子说。
四五种天气不是美学是回忆
问：《好天气》写了11年，初稿100万字，反反复复修改、调整，现在的小说定稿是47万字，也是你所有长篇小说里最长的。为什么写了这么久？
苏童：感谢你一直关注这个长篇小说，很早就一直约我谈，但写这个小说的过程，我实在太累了，精疲力竭，无法言说。这个长篇小说开始动笔时，应该是2014年，我以为一年差不多可以写完。我以为会走365里路，结果坚持到最后，我发现我走了3650里还不止。我以前最长的小说25万字，为什么这个小说有那么大的体量？事实上，我一直在修改我的企图，把我写作的野心，稍微拍扁一点，压缩一点，用小一点的方式去实现。这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长跑，一直写到最后，不知不觉写了100万字，把我自己都吓着了，然后我对自己说，这个小说不要有100万字。然后我就一直删改，一直修改压缩，不停地调整，最后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文本。
问：你在小说里用“我”展开叙述，讲述故事，让小说有了很强的真实感。
苏童：我很早就说过了，《好天气》是我写给中国城市郊区的一首挽歌。 我是一个在苏州城南近郊长大的孩子。苏州是个老城，和全国很多老城一样，古城都是有城门的。我家就住在苏州祁门那一带，城门外面是一条很破烂的街。如果往城里走两三千米，就到了苏州最著名的拙政园，往西边走大概一千多米，就会看见北寺塔，如果往北走一千米，你就看见农村的稻田了，突然会闻到农民种地浇粪的味道。那个时候的城市郊区，没有什么整体规划和设计，居民区、工厂生产区和农村的田地是混杂在一起的。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街道、工厂、农田。这个小说是我个人真实生活经历最多的，因为我确实生活在工厂区，比如小时候我看到的黑天气，彩色的天气，白天气，别人以为是我想象的虚构的，其实都是我看到过的。
小时候我家对面是化工厂，隔着一条河是水泥厂，再过去五六百米的地方是炭黑厂，走得再稍远一点就是硫酸厂，我从小在苯酐的气味中长大。苯酐是做樟脑丸最重要的原料，非常刺激。姐姐们在白天气要把窗台上的白色水泥粉尘扫掉，在黑天气要把炭黑厂飘来的东西扫掉，那个最麻烦，是所有妇女最讨厌的东西，炭黑是有黏性的，刚洗好的床单晾在外面，炭黑一飘过来就要收掉。那条古老的街道，有着四五种天气，这不是美学，是回忆。
真正的中国城市郊区，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貌？郊区工厂制造区和农村种植区，这一切都在对峙，一切都有分界，往往隔着一条路，一个池塘，这边是农业文明，那边是工业文明。城市和乡村各种东西，在这里交汇、冲突，矛盾与融合，都在这里发生。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基本上脑子里有一盘棋的棋形图，这个棋形就是中国郊区的形状，这是促使我想要完成这部作品的动力，这11年里，我天天都在想这盘棋，我要把棋子怎么动起来？变成我满意的形状？
我以“折腾”为我写作的主要目的
问：这部小说原名《咸水塘史》，为什么会改成《好天气》？
苏童：小说的名字为什么会有变化？最早的时候，小说叫作《咸水塘史》，但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给学生们上课时，提到这部小说，北方的同学们都很迷茫，他们不懂什么是“塘”的概念。我后来想来想去，小说里有很多种天气，不如就改名叫《好天气》。结果奇妙得很，“好天气”三个字一出口，学生们眼里顿时泛起明亮的光。甚至有同学当时就说：“不管天气怎样，我都随身携带一本《好天气》。”
问：这么长这么厚的长篇小说，对互联网时代习惯了碎片化阅读的读者，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苏童：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对于阅读的兴趣有很大的变化，和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会儿读小说，类似于听古典音乐，需要很长的时间，非常专注，读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书。现在大家都喜欢使用手机阅读，都是碎片化的时间，人在阅读上变得没有耐心了。读者会不会喜欢《好天气》，这个问题作家无法解决。对一个创作者来说，读者喜欢《好天气》当然我乐见其成的，读者不喜欢我也没办法。
问：你怎么看自己小说创作上的变和不变？
苏童：写作上我一直在求变，不只是现在，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我就以“折腾”为我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这个折腾是多方面的，在题材的选择上我折腾，在表现手法上我折腾。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寄托：所谓我的老家到底是哪里？我的小说里写的枫杨树，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在哪里？甚至在这个地方我都在折腾。
所以折腾是我写小说的天性，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变化，有多大的效果，不好说。一个作家一方面是求变，另外一方面，你变到天边，还是多少有你自己的惯性。我对自己的变是肯定的，但是变到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改天换地，也不知道。另外，如果说把语言比作乐器，过去我写的短篇小说，写的内容是中国故事，但用的乐器可能是西洋乐器，钢琴、小号、圆号……而这次，我大量使用了民族乐器，唢呐、二胡、笛子、箫，尤其是鬼魂奶奶在城北游荡，从坟地过来打扫她的棺材时，背后全是笛子、箫的声音……审美是一种固执，其实也是一种艺术上的坚持。
想象力不是一片蛮荒之地
问：随着年岁渐长，人会越来越理性，感性和想象力则会随着年龄渐长减弱。你会有这个问题吗？
苏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对于想象力的问题，卡尔维诺有一个表述，他说想象力必须要落在某个地方。卡尔维诺引用的是《神曲》里对想象力的一段描述，他说想象力是一个可以落下来的某一个地点。既然可以落，既然有地点，那么想象力不是一片蛮荒之地。年轻时，想象力更多强调蛮荒，但年龄增长之后，想象力更精准了。二十多岁的想象力和四五十岁的想象力是不同的，你不能说哪个更好。想象力本身是不讲理的，唯一可怕的是你让它讲理，想象力一旦讲理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可能是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到了现在这个年龄，一个作家通常对于想象力已经不再迷信，有了安身立命的东西，想象力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年轻时可能会有炫技的成分。
问：我看你近些年的精力，都放在了长篇小说创作上。
苏童：是的。我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写长篇小说上。我的写作速度很慢，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中反复，推翻的频率很高，有时候会倒过来倒过去，写不顺感觉不对的时候，苦不堪言；写顺了感觉对了，又乐在其中。但我其实也在坚持写短篇小说，每年我都会写几个，大部分发表在文学杂志上，也会出版短篇小说集。
问：余华的一些作品也是写到了70年代到90年代。
苏童：70年代是我跟余华的一个共同的天堂，也是共同的梦魇。我跟他年龄相仿，也跟他生长环境差不多。我在苏州，他在海盐，苏州大概比海盐要大一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跟他有一个共同的生长背景，我们都是70年代的街头少年，我们成长经历大体相似。我第一次跟余华见面，是在北京朱伟家里，那时朱伟在《人民文学》当编辑，跟我们几个青年作家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我到他家去的时候，我说，哎，把余华找来玩玩儿。余华就来了。他一来，我当时就有种非常亲近的感觉，我们街头的一个少年来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共同的记忆，甚至关于那个时代和人物的这种情感也是相通的。但在写作上，我们有很大不同，但作为一个作家，当我写一个小说作品，我必须要写清楚荒诞年代当中人的貌似不荒诞的处境，这才是我所关注的。
我这块石头不滚动让它长青苔
问：写了这么多年，你在写作上有焦虑吗？很多作家的焦虑来自对社会现实的无从把握。
苏童：作家这种焦虑是真实的。每个作家心里都认为自己有一个版图，这个版图来自于哪里？这个版图跟文学有关，跟其他什么有关，是关乎记忆。我是有乡土的，因为有了这个版图，我觉得我是有依靠的。但一旦这个版图，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改变了，每个人都会有焦虑。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很快，速度越来越快，一切固有的都在消失，社会现实越来越复杂。至于为什么变化很快，没有诗意，没有理由，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于一个作家最神秘的伤害，是对于作家内心这张版图的伤害，它让你感觉到某种东西在消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其实不太主张一个作家，用非常文学化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我并不主张用一种非常知识分子的态度去看待事物，但另外一方面，它对于你自己的内心确实是有逼迫的，这种逼迫可能加快让你提前去看待这个社会，提前去挽留记忆。也许以前我到七十岁，我才开始回忆，我再修复这个版图。但现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时间到了，我写作就该启动修复过程，这个动作提前了。
问：今天你怎么看先锋？
苏童：我现在不在乎这个，我也不滚动，我这块石头就在那儿，我让它长青苔，我让它充分享受青苔之美，就是这样的感觉。所有人在跳的时候我坐下来，就是这么回事。不动有不动之美，一块石头就守在一棵树下面，甚至是长了青苔，我觉得很好，对那些滚动的石头来说，它们可能就慢慢找不着了，而我一直呆在这里。
不能扔掉的可能就是血液中的东西
问：现在是一个互联网人人发声的时代，文学作品发表以后，会引来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会带给你压力吗？
苏童：如果说文学是个江湖，闯江湖的时间久了，已经改变了我很多性格。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迟钝的人，我的反应往往要慢半拍，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人说了一个笑话，所有人都笑了，我认真地听，我一定要在所有人都笑过之后的两三秒钟才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我才会笑。所以我是个很慢的人。因为这种慢，避免了我很多脆弱、软弱的东西。比如说有人拐着弯骂我，我基本上听不懂，过了半天我才明白，哎，他不是在骂我吧。别人的评价，好的坏的都要接受。评论、点评、批评，当然是别人的自由，你不能跟别人较劲，你只能跟自己较劲啊。别人你不能改变，你只能改变自己。我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信条，不仅要从大师身边绕过去，还得从自己身边绕过去。
问：你享受这种快感吗？你可是你们这代作家里的第一个明星作家。
苏童：我倒真是没想过。朋友对我的评价，我自己觉得很靠谱，就是这么多年你的变化就是没变化。因为我性格当中，不是那种特别自高自大的人。从年轻时候开始，我一直认为所谓我的成名都来得早了点儿。26岁就写了《妻妾成群》，然后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大红大紫。然后很多导演都来找我，很年轻出了文集，我的书也很畅销，所有的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很茫然。其实，我写作最高的目标就是《收获》能发表我的小说。然后，我的心愿都实现了，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收获》，我很知足。写作上，我是不老实地写，人生还是要老老实实过。
问：同样，你少年时候的大名，也会给人生很大压力。
苏童：因为这种压力，我一方面比较警醒，也谈不上把压力变为动力。这个说法太不靠谱，但是压力让我选择了某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是写作姿态还是生活姿态，我觉得我是比较谨慎的，把自己藏得还是很好的。我想把自己的生活简单化，我从来不觉得作家的生活应该那么复杂，有几个作家的日常生活是那么像作家？更多好作家的生活都不像作家，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红过，也冷过，有几年基本上是很冷。因为名利那时候来得太早，我老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这么好。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所以也没做好准备。这样很被动地过了几年。所以后来，慢慢冷淡下来，这个时候我反而如鱼得水。
问：有的作家，会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现实很残酷，没有人能够一直保持高水准。所以，有时候不写，可能是最好的状态。而大胆地写，享受快乐，可能写砸了也没什么。
苏童：其实你刚才说的那种状态也想过。不写没什么损失，也可以过上一种比较好的生活。但是不写，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一种钝痛。你写一个差的东西，别人把你骂得狗血淋头的。但是一个人不写，三年五年，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会死。我一直相信能够扔得掉的东西就是本来可以扔掉的，不能扔掉的可能就是血液中的东西。
近日，支付宝发布出境游消费新趋势：可持续出游成为出境游的新方式。国内游客除了想要更多的目的地优惠、更好的汇率、更地道的攻略，还希望去远方旅行时继续实践可持续低碳行为，比如通过多用移动支付、多乘公共交通等方 4月28日，北京市商务局宣布，“五一”假期为满足国内外游客和在京市民消费需求，将联合文旅、体育等相关部门和各区举办千余项促消费活动。活动旨在推出新供给，打造新消费场景，升级体验，以政企联合方式共同激发消费潜力。 锦江酒店(600754.SH)发布2024年一季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06亿元，同比增加6.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亿元，同比增加34.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231.94万元，同比减少31.19 4月25日，为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梅葆玖先生诞辰90周年，“相遇梅兰芳—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中、附小四百余位师生 《金翅鱼之歌》是一部在生态保护的底色下，讲述一个北漂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信念，而历经曲折与现实对抗的小说。作者用了“伪纪实”的方法来构思小说，并且虚构了金翅鱼这一濒临灭绝的生物，为贯 5月8日，据上海发布消息，上海耀雪冰雪世界、世博文化公园和长滩音乐厅项目计划今年开放。 据悉，耀雪冰雪世界项目位于临港新片区，作为全球体量最大的室内滑雪娱乐场，目标是打造一站式“全球顶级都市冰雪度假胜地”; 。本文链接：苏童：不仅要从大师身边绕过去，还得从自己身边绕过去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55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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