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德加德·吕文施泰因出生于科隆的犹太人家庭，属于大市民阶级。1931年，她与同为犹太人的埃尔文·瓦尔特·帕尔姆（E rw in W a lte r Pa lm，又译欧文·瓦尔特·帕姆）相识于海德堡。彼时的她是个心系天下的女大学生，先后师从卡尔·曼海姆和雅斯贝尔斯，而他是个热衷古代文化和艺术的才子。惺惺相惜的两个年轻人爱得炽烈。次年，他说想去心驰神往的意大利留学，她义无反顾地跟随。没想到仅一年后，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留学成了流亡。尽管如此，这对恋人还是在意大利居住了六年，她不仅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也成为了他的妻子。然而那柠檬花绽放的地方最终并未幸免于时代的疯狂：墨索里尼颁布种族法后，这两位在当地已颇受人尊敬的“国家敌人”被驱逐出境，踏上了真正的流亡路途。
栖风宿雨地辗转多国之后，两人终于在加勒比海上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停下脚步。这并非他们的选择，只是北边的美国、墨西哥，南边的阿根廷、巴西，都没准予他们签证，唯有这个由独裁者特鲁希略（Ra fae l Tru jillo）统治的岛国，接纳了这对潦倒的犹太夫妇。
1940年开始，她的时间以另一种速度流逝。
“鸟”：在空中布置房间
她是只轻盈的小鸟。
她是只迁徙的候鸟，飞越苦难，依旧迁往“信任”。
对战后的德国来说，她是一只和平鸽。
女性好像总是不知不觉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受虐者，起初不过是自愿的牺牲和奉献。多敏和丈夫一样拥有博士头衔，一样才华横溢，却或是为了生计奔走于各个德语培训班，或是伏案将丈夫的论文翻译成西班牙文和英文。丈夫很快就在异乡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和创作领地，她则如同勤勤恳恳的秘书，拍照记录他的田野调查、埋头整理他的每一份研究。
她越来越活成了海岛上的孤岛。她曾以为只要有丈夫的爱，流亡中的一切苦痛都可以承受。这种信念很快就坍塌了。两人的婚姻越来越岌岌可危，丈夫沉醉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拉丁美洲各地开展几乎没有经济回报的巡回讲座，享受着他“清贫的自由”。
1951年，她收到母亲突然去世的噩耗。他不但没有停下远行的脚步，甚至没有在信中给予她半句安慰。事实上，他早已恋上了一个富裕的古巴寡妇，正在计划离开妻子。
她崩溃了。准备自杀前，她拿起笔开始写诗。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但自私的丈夫坚决反对。无法孕育孩子，不代表无法孕育生命：词与词连接，句与句叠加，好似骨与骨，肉与肉。假如拥有孩子，或许多少能抚平她的伤痕，然而创造诗句，却既庇护了自己，也安慰了别人。诗行构成了呼吸的空间，她在白纸上写下一词一句，也重新一呼一吸。
从此，写作就成了不被生活击倒的新生命。失去故乡，失去母亲，失去孩子，失去爱情，但她赢得了诗言。1959年，年过半百的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只有一朵玫瑰支撑》，出版社甚至不得不让她篡改年龄，不然谁又有兴趣读一个五十岁女人的处女作呢？
我在空中布置一个房间，
在杂技师和群鸟中间：
我的床铺安在感觉的秋千
像风中鸟巢
在最远的梢尖。
我买下一条羊毛毯
它拥有最柔顺的羊毛
月光下的羊群
像闪亮的云朵，飘移在
坚实的大地上。
我闭上眼，把自己裹入，
可亲动物的毛皮
我想感受羊蹄下的细沙
倾听夜里的马厩
门闩插上的声响。
但我却躺在羽毛中，
颤悠在高高的虚空。
我头晕目眩，难以入眠。
我的手想要抓住什么，却只找到
一朵玫瑰作为支撑。
——《只有一朵玫瑰支撑》
土地是坚实的，她却只能如云般飘动，如鸟般迁徙。谁不曾希望找到可以永远扎根的家？然而土地似乎与犹太人的命运背道而驰，她只能在空中建造房子，把床铺安在秋千上。谁不想听到门闩扣上的声音，裹着温暖的毛被沉入梦乡？但悬在虚空中的她头晕目眩，难以入眠。谁不曾在痛苦中疾呼渴求强大的依靠？她却只找到一朵玫瑰作为支撑。
这朵玫瑰当然已不是他的爱情。她的玫瑰是她自己栽种的。生活中的一切都难以忍受，但手里还握着笔，笔里还淌着墨，描述难以忍受之事本身就是希望，笔杆与晕染在纸上的墨构成了一朵玫瑰，虽难称救赎，却足以支撑。
“树”：从她的身体长出
鸟儿自然喜欢树。
她鸟儿般的双眼总在搜寻着树。
最终，从她的身体里长出大树。
童年时家中花园里种着的杏树，在她的诗中成了永立不倒的臂弯。她的父亲是律师，母亲热爱艺术，经常在家中举办歌唱沙龙。父母的极端宠爱（甚至近乎溺爱），让小希尔德像个“杏仁核”般躺在安全舒适的“杏仁”里。这或许也塑造了她阴晴不定的性格，与她交往甚密的朋友都承认，她绝对谈不上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帕尔姆是她离开童年杏树后寻找到的大树。她曾天真地设想，迁徙的小鸟也可在此筑巢。流亡的确将两人的命运彻底捆绑在了一起，但这究竟是祝福，还是诅咒？
丈夫是个“学术狂人”，上天也眷顾了他的学术生涯：来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后，他就在首都旧城区的古建筑中发现了安达卢西亚式庭院古迹，并通过相关研究迅速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成为圣多明各大学的首位德国教授。后来这片旧殖民城申请到世界文化遗产，他的研究功不可没，直到今天，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有以“帕尔姆”命名的街道和基金会。战争结束后，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让他成为最早一批申请到奖学金的犹太学者，先是通过古根海姆奖学金前往纽约，后又通过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回到德国，最终以罕见的“海外成功犹太学者”身份重返海德堡大学。
奥德修斯的漫长归途终于迎来句点，绕地球大半圈之后，两人终于重回相识相恋的小城。她曾经坚信，只要有他，无休止的航行终有尽头。航行的确结束了，只是物是人非。虽然他们在别人眼中是一对梦幻学术伴侣，但对两人来说，这景象不过是往日的残痕。
曾经，她全力支持丈夫的学术，可当她需要支持时，却发现这棵树其实只在乎自己枝繁叶茂，甚至想抖落这只早早筑巢的小鸟。曾经，“写诗”的领地一直被丈夫独占：他不仅是历史学家，还自诩为天生的诗人。他喜欢和妻子一起读诗、译诗、讨论诗，却很难接受家里出现一个与自己竞争的女诗人。
但这次她不能再压抑自己，不能永远做他的“学术女仆”和“诗歌伴侣”。即使女性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依旧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下，但如今她的身体迫切需要长出自己的树。在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下，她以新的名字重生。她曾是希尔德加德·吕文施泰因，婚后成了希尔德·帕尔姆（Hilde Palm），现在她是希尔德·多敏（Hilde Dom in）：“多敏”（Dom in）来自曾经的流亡地“多米尼加”（Dom inicana）。她随丈夫在这个陌生的岛屿流亡了十四年，经历了多重意义的死亡。如今她才发现，从自己弱小的身体上也能长出可以扎根的树：
一棵名字怪异的树，
一棵像所有树的树，
从我身上长出，
像长自所有逝者的身体，
无关乎何处。
——《残酷的竞逐》
诗集出版后，作为“回归诗人”的多敏在德国受到追捧，这让丈夫很不自在。成为诗人的妻子与他一样精力充沛，热衷各种公共活动，朋友们打趣她为“小希尔德饕餮”（Hildchen N immersatt）：她不仅醉心于举办诗歌朗诵会，也喜欢接受采访，并且不错过海德堡丰富的文化活动，音乐会、剧院、大学和中学课堂，处处有她的身影。她享受自己的名声，以及自己在文化界受到的宠爱。
或许因为此前的压抑和失语，让走入公共视野后的多敏更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拒绝阐释自己诗歌的策兰几乎完全相反，多敏非常愿意、甚至热衷于谈论自己的诗歌。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她甚至还写了不少诗学散文来论述自己的创作意图。不仅如此，她在政治问题上更是特别顽固。在海德堡，她不仅作为一个诗人，也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闻名。
然而最打动我的，依旧是她1959年和1962年的最初两部诗集。在那里，她最真实地展现着无解的痛：
一只无脚的鸟是一曲哀歌
没有树枝，没有手掌，没有鸟巢。
一只在逼仄中受伤的鸟，
一只在广阔中迷失的鸟，
一只在海洋中淹溺的鸟。
一只鸟
是一只鸟，
是一块石头，
它在尖叫。
一只哑巴鸟，
无人听见它的尖叫。
——《鸟怨》
事实上，细心的读者能清晰听见这只“哑巴鸟”的尖叫。诗歌成了她的抵抗，她不再需要虚伪大树上的鸟巢，她成了经历过海上风暴后的孤鸟，从血红色的肋骨下找回了坚守者的哀歌。
“云”：爱被重新托举
如果没有树上的巢，
那就通过云的托举，
成为永恒飞翔的鸟。
通过研究大量书信和手稿，多敏晚年挚友、她的传记作家玛里昂·陶施韦茨（Marion Taus⁃chw itz）向我们揭示，多敏显然通过修改诗歌、篡改日期、出版自传，营造出与她“一生挚爱”的丈夫和谐生活的假象，仿佛阴云未曾笼罩爱的天空。事实上，在读到陶施韦茨的传记前，我就在她的中后期诗歌中读到些许虚伪与空洞，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献给丈夫的一些情诗。虽然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将“抒情的我”与诗人等同起来，但她的诗言与她的生活之间那不可割裂的共生关系，又实在呼之欲出。
这恐怕是诗人对爱的一种执念”。多敏试图通过文字构建一种更理想的人生，甚至创造一种“爱的神话”。尽管如此，欢快与哀伤依旧像万变的云朵，在她的诗中来回打转。她的文字兼具南方的热情与北方的冷峻，“抒情的我”无时无刻不在“孤独”与“安全”之间摇摆。
第一次读到多敏的诗是在2009年去海德堡念书时。彼时女诗人刚去世三年。在德国的第一个年末，我去主街上的塔利亚（Thalia）书店，参加为期一天的年终盘点，赚点儿可怜的生活补贴。中午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我就在“畅销区”翻看多敏诗集。这位海德堡名人对于当时的我还十分陌生，就像对今天大部分的中国读者那样。
绝非一见钟情的阅读。当时的我十分崇拜在宿命的“重负”中找到“神恩”的法国女思想家西蒙娜·薇依，这个在“轻盈”中持守“信任”的女诗人多敏自然让我觉得难以承受。诗人自己最珍爱的那首诗《亚伯，站起来》让我倍感疏离（据说她的每场个人朗诵会都以该诗结尾）。与其他经历流亡的犹太诗人相比，多敏的作品极少涉及犹太教主题，但她在这首诗中却回溯到人类的第一场兄弟残杀”。她向被杀害的亚伯呼唤，呼唤他站起身，由此重启历史：
亚伯，若你不起身，
这个唯一的答案
又怎能
有所改变
——《亚伯，站起来》
根据《创世记》，该隐因嫉妒兄弟亚伯受神宠爱，设陷杀害了他。神找不到亚伯，就问该隐他兄弟去了哪儿。该隐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伪问题”回避了神的质疑：“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多敏在诗中宣称，假如人类能回到这个“伪问题”之前，就可以重返“兄弟情义”。
可是这个“伪问题”之前的谋杀呢？那个“罪与罚”的开端呢？那个人类关系整体悲剧的原点呢？“亚伯，站起来，让我们所有人之间的事，有一个不同的开端”。在我看来，这一召唤如同从虚空中喊出，甚至接近一种“自我神化”，在神学上根本站不住脚。
这样轻薄无力的升华在她的中晚期作品里处处可见。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细读多敏，甚至是后来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德语犹太女诗人时，也只偶尔涉猎她的诗歌。
2023年夏天，我去海德堡探望一位忘年交。她喜欢多敏，我就随她一起探访了多敏的墓。2006年，96岁高龄的女诗人去世时，依旧选择了与18年前去世的丈夫合葬在海德堡的“山丘公墓”（Bergfriedhof）。朴素至极的墓碑上刻着她早就选定的诗句：
“我将脚放入空中，它会托举”
在两人的墓前，我又一次想到了那首《亚伯，站起来》。这对夫妻何尝不像该隐和亚伯？这段奇特的爱仿佛一场旷日持久的智识较量。虽然多敏在诗中称自己是“亚伯的孩子”，但或许很难说谁是该隐谁是亚伯。在这段充满嫉妒、欲望、角逐的关系中，两人都在某方面彻底败下阵来：多敏在她珍视的爱情里，帕尔姆在他宝贵的诗艺中。也许，多敏的那声“亚伯，站起来”只是渴望自己有宽恕的勇气。只有自己选择站起来，才有可能让故事回到原初。
倘若没有经历过失落的爱，倘若没有体验过坠落的信任，下面的文字是无从诞生的：
夜幕降临
于是你爱
并非爱那美的
而是爱那丑的。
并非上升的
而是注定坠落的
并非在你助人的地方
而是在无依之地
这是一个温柔之夜，
这夜你爱——
爱那些即使爱
也无法挽救的事物。
——《温柔之夜》
她通过诗歌所完成的，不正是去“爱那丑的”吗？不正是去爱那“注定坠落的”吗？不正是让已死的自己“站起来”吗？在诗的温柔云端，痛苦被放下，爱被重新托举。
“词”：神圣的呼吸
呼吸
在鸟喉间
呼吸，
在树枝间。
词
如同风
神圣的呼吸
出发又回归。
呼吸总能找到
树枝
云朵
鸟喉。
词
神圣的词
总能找到嘴唇
——《艺术久长》
她始终用小鸟般的眼睛打量世界：带着稚气，满是倔强。她温柔地相信着奇迹，假如曾经依靠的大树已倒，就让自己身上长出树来。多敏的故事是一曲哀歌，她的词却总是坚毅地闪着微光。被割舌的菲洛梅拉、只能哞哞叫着哭诉的伊娥，她们不仅是往昔神话里的失语者，如今依旧是女性的镜中自照。然而多敏至少做出了改变，她挣扎着让词找到女性的唇。
最终的神圣，就是词。
她非圣人。她的真实，她的假面，都是她的自白。她的词，正是每个读者能与她、与己相遇之处。
希尔德加德·吕文施泰因出生于科隆的犹太人家庭，属于大市民阶级。1931年，她与同为犹太人的埃尔文·瓦尔特·帕尔姆（E rw in W a lte r Pa lm，又译欧文·瓦尔特·帕姆）相识于海德堡。彼时的她是个心系天下的女大学生，先后师从卡尔·曼海姆和雅斯贝尔斯，而他是个热衷古代文化和艺术的才子。惺惺相惜的两个年轻人爱得炽烈。次年，他说想去心驰神往的意大利留学，她义无反顾地跟随。没想到仅一年后，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留学成了流亡。尽管如此，这对恋人还是在意大利居住了六年，她不仅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也成为了他的妻子。然而那柠檬花绽放的地方最终并未幸免于时代的疯狂：墨索里尼颁布种族法后，这两位在当地已颇受人尊敬的“国家敌人”被驱逐出境，踏上了真正的流亡路途。
栖风宿雨地辗转多国之后，两人终于在加勒比海上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停下脚步。这并非他们的选择，只是北边的美国、墨西哥，南边的阿根廷、巴西，都没准予他们签证，唯有这个由独裁者特鲁希略（Ra fae l Tru jillo）统治的岛国，接纳了这对潦倒的犹太夫妇。
1940年开始，她的时间以另一种速度流逝。
“鸟”：在空中布置房间
她是只轻盈的小鸟。
她是只迁徙的候鸟，飞越苦难，依旧迁往“信任”。
对战后的德国来说，她是一只和平鸽。
女性好像总是不知不觉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受虐者，起初不过是自愿的牺牲和奉献。多敏和丈夫一样拥有博士头衔，一样才华横溢，却或是为了生计奔走于各个德语培训班，或是伏案将丈夫的论文翻译成西班牙文和英文。丈夫很快就在异乡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和创作领地，她则如同勤勤恳恳的秘书，拍照记录他的田野调查、埋头整理他的每一份研究。
她越来越活成了海岛上的孤岛。她曾以为只要有丈夫的爱，流亡中的一切苦痛都可以承受。这种信念很快就坍塌了。两人的婚姻越来越岌岌可危，丈夫沉醉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拉丁美洲各地开展几乎没有经济回报的巡回讲座，享受着他“清贫的自由”。
1951年，她收到母亲突然去世的噩耗。他不但没有停下远行的脚步，甚至没有在信中给予她半句安慰。事实上，他早已恋上了一个富裕的古巴寡妇，正在计划离开妻子。
她崩溃了。准备自杀前，她拿起笔开始写诗。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但自私的丈夫坚决反对。无法孕育孩子，不代表无法孕育生命：词与词连接，句与句叠加，好似骨与骨，肉与肉。假如拥有孩子，或许多少能抚平她的伤痕，然而创造诗句，却既庇护了自己，也安慰了别人。诗行构成了呼吸的空间，她在白纸上写下一词一句，也重新一呼一吸。
从此，写作就成了不被生活击倒的新生命。失去故乡，失去母亲，失去孩子，失去爱情，但她赢得了诗言。1959年，年过半百的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只有一朵玫瑰支撑》，出版社甚至不得不让她篡改年龄，不然谁又有兴趣读一个五十岁女人的处女作呢？
我在空中布置一个房间，
在杂技师和群鸟中间：
我的床铺安在感觉的秋千
像风中鸟巢
在最远的梢尖。
我买下一条羊毛毯
它拥有最柔顺的羊毛
月光下的羊群
像闪亮的云朵，飘移在
坚实的大地上。
我闭上眼，把自己裹入，
可亲动物的毛皮
我想感受羊蹄下的细沙
倾听夜里的马厩
门闩插上的声响。
但我却躺在羽毛中，
颤悠在高高的虚空。
我头晕目眩，难以入眠。
我的手想要抓住什么，却只找到
一朵玫瑰作为支撑。
——《只有一朵玫瑰支撑》
土地是坚实的，她却只能如云般飘动，如鸟般迁徙。谁不曾希望找到可以永远扎根的家？然而土地似乎与犹太人的命运背道而驰，她只能在空中建造房子，把床铺安在秋千上。谁不想听到门闩扣上的声音，裹着温暖的毛被沉入梦乡？但悬在虚空中的她头晕目眩，难以入眠。谁不曾在痛苦中疾呼渴求强大的依靠？她却只找到一朵玫瑰作为支撑。
这朵玫瑰当然已不是他的爱情。她的玫瑰是她自己栽种的。生活中的一切都难以忍受，但手里还握着笔，笔里还淌着墨，描述难以忍受之事本身就是希望，笔杆与晕染在纸上的墨构成了一朵玫瑰，虽难称救赎，却足以支撑。
“树”：从她的身体长出
鸟儿自然喜欢树。
她鸟儿般的双眼总在搜寻着树。
最终，从她的身体里长出大树。
童年时家中花园里种着的杏树，在她的诗中成了永立不倒的臂弯。她的父亲是律师，母亲热爱艺术，经常在家中举办歌唱沙龙。父母的极端宠爱（甚至近乎溺爱），让小希尔德像个“杏仁核”般躺在安全舒适的“杏仁”里。这或许也塑造了她阴晴不定的性格，与她交往甚密的朋友都承认，她绝对谈不上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帕尔姆是她离开童年杏树后寻找到的大树。她曾天真地设想，迁徙的小鸟也可在此筑巢。流亡的确将两人的命运彻底捆绑在了一起，但这究竟是祝福，还是诅咒？
丈夫是个“学术狂人”，上天也眷顾了他的学术生涯：来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后，他就在首都旧城区的古建筑中发现了安达卢西亚式庭院古迹，并通过相关研究迅速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成为圣多明各大学的首位德国教授。后来这片旧殖民城申请到世界文化遗产，他的研究功不可没，直到今天，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有以“帕尔姆”命名的街道和基金会。战争结束后，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让他成为最早一批申请到奖学金的犹太学者，先是通过古根海姆奖学金前往纽约，后又通过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回到德国，最终以罕见的“海外成功犹太学者”身份重返海德堡大学。
奥德修斯的漫长归途终于迎来句点，绕地球大半圈之后，两人终于重回相识相恋的小城。她曾经坚信，只要有他，无休止的航行终有尽头。航行的确结束了，只是物是人非。虽然他们在别人眼中是一对梦幻学术伴侣，但对两人来说，这景象不过是往日的残痕。
曾经，她全力支持丈夫的学术，可当她需要支持时，却发现这棵树其实只在乎自己枝繁叶茂，甚至想抖落这只早早筑巢的小鸟。曾经，“写诗”的领地一直被丈夫独占：他不仅是历史学家，还自诩为天生的诗人。他喜欢和妻子一起读诗、译诗、讨论诗，却很难接受家里出现一个与自己竞争的女诗人。
但这次她不能再压抑自己，不能永远做他的“学术女仆”和“诗歌伴侣”。即使女性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依旧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下，但如今她的身体迫切需要长出自己的树。在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下，她以新的名字重生。她曾是希尔德加德·吕文施泰因，婚后成了希尔德·帕尔姆（Hilde Palm），现在她是希尔德·多敏（Hilde Dom in）：“多敏”（Dom in）来自曾经的流亡地“多米尼加”（Dom inicana）。她随丈夫在这个陌生的岛屿流亡了十四年，经历了多重意义的死亡。如今她才发现，从自己弱小的身体上也能长出可以扎根的树：
一棵名字怪异的树，
一棵像所有树的树，
从我身上长出，
像长自所有逝者的身体，
无关乎何处。
——《残酷的竞逐》
诗集出版后，作为“回归诗人”的多敏在德国受到追捧，这让丈夫很不自在。成为诗人的妻子与他一样精力充沛，热衷各种公共活动，朋友们打趣她为“小希尔德饕餮”（Hildchen N immersatt）：她不仅醉心于举办诗歌朗诵会，也喜欢接受采访，并且不错过海德堡丰富的文化活动，音乐会、剧院、大学和中学课堂，处处有她的身影。她享受自己的名声，以及自己在文化界受到的宠爱。
或许因为此前的压抑和失语，让走入公共视野后的多敏更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拒绝阐释自己诗歌的策兰几乎完全相反，多敏非常愿意、甚至热衷于谈论自己的诗歌。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她甚至还写了不少诗学散文来论述自己的创作意图。不仅如此，她在政治问题上更是特别顽固。在海德堡，她不仅作为一个诗人，也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闻名。
然而最打动我的，依旧是她1959年和1962年的最初两部诗集。在那里，她最真实地展现着无解的痛：
一只无脚的鸟是一曲哀歌
没有树枝，没有手掌，没有鸟巢。
一只在逼仄中受伤的鸟，
一只在广阔中迷失的鸟，
一只在海洋中淹溺的鸟。
一只鸟
是一只鸟，
是一块石头，
它在尖叫。
一只哑巴鸟，
无人听见它的尖叫。
——《鸟怨》
事实上，细心的读者能清晰听见这只“哑巴鸟”的尖叫。诗歌成了她的抵抗，她不再需要虚伪大树上的鸟巢，她成了经历过海上风暴后的孤鸟，从血红色的肋骨下找回了坚守者的哀歌。
“云”：爱被重新托举
如果没有树上的巢，
那就通过云的托举，
成为永恒飞翔的鸟。
通过研究大量书信和手稿，多敏晚年挚友、她的传记作家玛里昂·陶施韦茨（Marion Taus⁃chw itz）向我们揭示，多敏显然通过修改诗歌、篡改日期、出版自传，营造出与她“一生挚爱”的丈夫和谐生活的假象，仿佛阴云未曾笼罩爱的天空。事实上，在读到陶施韦茨的传记前，我就在她的中后期诗歌中读到些许虚伪与空洞，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献给丈夫的一些情诗。虽然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将“抒情的我”与诗人等同起来，但她的诗言与她的生活之间那不可割裂的共生关系，又实在呼之欲出。
这恐怕是诗人对爱的一种执念”。多敏试图通过文字构建一种更理想的人生，甚至创造一种“爱的神话”。尽管如此，欢快与哀伤依旧像万变的云朵，在她的诗中来回打转。她的文字兼具南方的热情与北方的冷峻，“抒情的我”无时无刻不在“孤独”与“安全”之间摇摆。
第一次读到多敏的诗是在2009年去海德堡念书时。彼时女诗人刚去世三年。在德国的第一个年末，我去主街上的塔利亚（Thalia）书店，参加为期一天的年终盘点，赚点儿可怜的生活补贴。中午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我就在“畅销区”翻看多敏诗集。这位海德堡名人对于当时的我还十分陌生，就像对今天大部分的中国读者那样。
绝非一见钟情的阅读。当时的我十分崇拜在宿命的“重负”中找到“神恩”的法国女思想家西蒙娜·薇依，这个在“轻盈”中持守“信任”的女诗人多敏自然让我觉得难以承受。诗人自己最珍爱的那首诗《亚伯，站起来》让我倍感疏离（据说她的每场个人朗诵会都以该诗结尾）。与其他经历流亡的犹太诗人相比，多敏的作品极少涉及犹太教主题，但她在这首诗中却回溯到人类的第一场兄弟残杀”。她向被杀害的亚伯呼唤，呼唤他站起身，由此重启历史：
亚伯，若你不起身，
这个唯一的答案
又怎能
有所改变
——《亚伯，站起来》
根据《创世记》，该隐因嫉妒兄弟亚伯受神宠爱，设陷杀害了他。神找不到亚伯，就问该隐他兄弟去了哪儿。该隐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伪问题”回避了神的质疑：“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多敏在诗中宣称，假如人类能回到这个“伪问题”之前，就可以重返“兄弟情义”。
可是这个“伪问题”之前的谋杀呢？那个“罪与罚”的开端呢？那个人类关系整体悲剧的原点呢？“亚伯，站起来，让我们所有人之间的事，有一个不同的开端”。在我看来，这一召唤如同从虚空中喊出，甚至接近一种“自我神化”，在神学上根本站不住脚。
这样轻薄无力的升华在她的中晚期作品里处处可见。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细读多敏，甚至是后来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德语犹太女诗人时，也只偶尔涉猎她的诗歌。
2023年夏天，我去海德堡探望一位忘年交。她喜欢多敏，我就随她一起探访了多敏的墓。2006年，96岁高龄的女诗人去世时，依旧选择了与18年前去世的丈夫合葬在海德堡的“山丘公墓”（Bergfriedhof）。朴素至极的墓碑上刻着她早就选定的诗句：
“我将脚放入空中，它会托举”
在两人的墓前，我又一次想到了那首《亚伯，站起来》。这对夫妻何尝不像该隐和亚伯？这段奇特的爱仿佛一场旷日持久的智识较量。虽然多敏在诗中称自己是“亚伯的孩子”，但或许很难说谁是该隐谁是亚伯。在这段充满嫉妒、欲望、角逐的关系中，两人都在某方面彻底败下阵来：多敏在她珍视的爱情里，帕尔姆在他宝贵的诗艺中。也许，多敏的那声“亚伯，站起来”只是渴望自己有宽恕的勇气。只有自己选择站起来，才有可能让故事回到原初。
倘若没有经历过失落的爱，倘若没有体验过坠落的信任，下面的文字是无从诞生的：
夜幕降临
于是你爱
并非爱那美的
而是爱那丑的。
并非上升的
而是注定坠落的
并非在你助人的地方
而是在无依之地
这是一个温柔之夜，
这夜你爱——
爱那些即使爱
也无法挽救的事物。
——《温柔之夜》
她通过诗歌所完成的，不正是去“爱那丑的”吗？不正是去爱那“注定坠落的”吗？不正是让已死的自己“站起来”吗？在诗的温柔云端，痛苦被放下，爱被重新托举。
“词”：神圣的呼吸
呼吸
在鸟喉间
呼吸，
在树枝间。
词
如同风
神圣的呼吸
出发又回归。
呼吸总能找到
树枝
云朵
鸟喉。
词
神圣的词
总能找到嘴唇
——《艺术久长》
她始终用小鸟般的眼睛打量世界：带着稚气，满是倔强。她温柔地相信着奇迹，假如曾经依靠的大树已倒，就让自己身上长出树来。多敏的故事是一曲哀歌，她的词却总是坚毅地闪着微光。被割舌的菲洛梅拉、只能哞哞叫着哭诉的伊娥，她们不仅是往昔神话里的失语者，如今依旧是女性的镜中自照。然而多敏至少做出了改变，她挣扎着让词找到女性的唇。
最终的神圣，就是词。
她非圣人。她的真实，她的假面，都是她的自白。她的词，正是每个读者能与她、与己相遇之处。
4月29日，大众网消息，国际知名设计师J.S先生倾力打造的圣佩思家居艺术酒店在大连市中山区盛大开业。作为文旅融合的新里程碑，酒店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家居艺术氛围，为大连旅游注入新活力。开业典礼上，大连市中山区旅游局局长刘 上海海派艺术馆推出的“梅柳渡江春——程十发书画艺术作品展”中，有他晚年精心创作的山水画。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我在程十发先生的画桌上看到他所画的山水后，被图式的奇谲、色 近日，在锦江酒店（中国区）的2024年度会议上，锦江酒店（中国区）CEO王伟首次公布公司全新品牌战略。此轮品牌架构优化中，还特别成立了独立的度假公寓事业部，形成以覆盖不同细分市场的暻阁、云居系列、荟语、欧暇系列等品牌为主体 近日，格美荔波文旅演艺小镇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贵州省荔波县举行。签约仪式上，荔波县简要汇报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情况，格美集团汇报文旅演艺小镇规划设计情况，并由双方代表签订《格美荔波文旅演艺小镇项目投资合 滨州网消息，5月6日，金恪集团旗下度假酒店五一黄金周期间业绩报告出炉，多项指标增长率均创新高。5月1日-5日，集团旗下太仓艳阳度假酒店、桐庐溢美国际酒店、乌镇宜何度假·梵璞主题文化酒店、苏州金庭艳阳度假酒店、艳阳度 5月8日，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发布一季度数据。香港半岛酒店一季度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3,327港元，同比增长54.39%；平均房租7169港元，按年增长29.69%；出租率为46%，上年同期为39%。其他亚洲地区半岛酒店出租率达56%。据公告，纽 。本文链接：希尔德·多敏：爱那些，即使爱也无法挽救的事物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547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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