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给人的印象是隐居山林的佛系文豪，他在自己的辋川别业，创作了许多禅味浓烈的诗篇。可实际上，辋川时期的王维，在仕进和隐退之间，有着很多纠结的表达。王维笃信佛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清静之心，理解他的每一首诗。
辋川别业
叶嘉莹曾评价王维说：
仕隐两得只是他外表的生活，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很多矛盾的痛的，不过王维从来不把他的矛盾痛苦很真诚地表现出来。
王维的痛苦来自哪里呢？他为什么不通过诗歌抒发呢？
王维的宦海沉浮，首先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安史之乱爆发前，他的官职不低，但相较于才能与抱负，大抵可用“不温不火”来形容。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至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叛军占领首都长安，56岁的王维，被叛军囚禁并被迫接受伪职。肃宗光复长安后，王维因为囚禁期间，作《凝碧池》一诗表露忠心，加上其弟王缙的求情，最终免于处罚，官复原职。后来，王维60岁时官至尚书右丞，并于61岁时去世，葬于辋川。
安史之乱对于王维的佛教思想，也是一道重要分界线。安史之乱前，修佛是王维官宦身份之外，自己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安史之乱后，信佛是王维身心统一的追求，他更加亲近佛教、看淡世事，正如《叹白发》所言：
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安史乱后第二年、乾元元年（758），58岁的王维，施舍辋川庄园为寺，等同于放弃了辋川别业的财产权，表露出他一心向佛的虔诚。据王维自述，辋川居所最早缘起于其母崔氏修佛的精舍，当时母亲喜欢住在山林之中，寻求清静的生活，于是营造了这一居所。
王维自幼受母亲影响，亲近佛教，在自己初出茅庐、仕途受挫之时，都曾求僧问道，修习经书，以至于后人有“诗佛”的雅号。《旧唐书》记载王维：
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在京城时，王维每日供养十余名僧侣饭食，以探讨佛理玄谈为乐。居所内别无他物，只有煮茶的铛、捣药的臼、诵经的案几、绳编的坐具而已。退朝归家后，焚香静坐，一心专注于参禅诵经。）
安史之乱前，长期做官的王维，主要将佛学作为平复内心的生活方式。对文人士大夫而言，禅思义理更像是一种疏导思想、充盈内心的手段，不是避世清修，他们往往是在工作之余，进行体悟和修习。王维的前半生始终在仕、隐之间变幻身份，如果我们一味将“空无”的心态带入王维安史乱前的诗歌，极易造成“理念先行”的理解弊端。
以《辋川集》为代表的诗歌，基本作于安史乱前，也就是王维44岁至56岁的这段中年时光。这一时段，王维长期在朝为官，50岁之前，辋川对王维来说，主要是工作之余的休憩场所。50岁当年，王维母亲去世，他居丧于辋川两年，若以44岁王维营造别业计，这是他首次在辋川不间断地居住。天宝十一年（752），52岁的王维官拜吏部郎中后，又开始了“长安-辋川”的间断居住方式，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安史之乱爆发，其间又是4年。以上轨迹说明，在超过十年的时间中，辋川别业都是一个工作之余寻求山水乐趣的小天地，而非彻底告别朝堂的隐居之所。我们以退朝休憩而非全然放下的心态，来理解辋川时期的诗篇，更符合王维真实的创作状态。
未能忘情
王维在辋川前就已多次隐居，分别是28岁隐于淇上；29岁至33岁，闲居长安，直到张九龄再次提拔入仕；41岁隐居终南山，多有诗作。王维的隐居夹杂于他近四十年的仕宦生涯中，断续而不断裂。
正如鲁迅所言：“登仕，是噉（吃）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唐人多有在仕、隐之间徘徊的情形，而且即便隐居之后再去做官，也没有明显的抵牾之处或心理负担。王维的仕与隐，不自外于这种通行的风气，他的“隐”没有完全脱离宦海沉浮，更像是一种仕宦的间歇。
休憩的心态、仕隐的转换，决定了辋川的另一个关键要素——人。
裴迪是王维的崇拜者和至亲好友。在王维身陷囹圄时，裴迪费尽周折前往洛阳菩提寺面见王维，并把后来王维最重要的自证《凝碧池》公之于众。王维在自己的《辋川集序》中明确说到“余别业在辋川山谷……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
显然，王维与裴迪心有灵犀、情感至深。也能看出，王维在辋川欣赏风景，有着陪伴和分享，没有刻意避免人的痕迹。甚至，王维还给裴迪去信，邀请他常来辋川别业。
由于山水田园诗的缘故，王维给人的印象是纵情山水、疏于俗世的诗人。这种观点想当然地将自然与人世对立起来。一个人喜欢世俗的热闹，也喜欢纯粹的自然，放到今天也不矛盾。更何况，王维喜欢与人交往，或者至少是与人交际毫无负担的人，而若遇到自己欣赏的朋友，则更加直抒胸臆。
一部《王右丞集》，从质量而言，山水诗当属翘楚；可从数量看，则是酬和诗与山水诗平分秋色（有些诗兼具两种属性）。王维与人交往、酬唱、送别的诗作，非常能体现王维的性格。唐人互相作诗本是文人墨客的惯例，任何一位唐代诗人，都或多或少有酬和诗存世。可王维的酬和诗，三个特征较为鲜明：其一，不同人不同语，根据对方身份写诗，而不是一味输出自己的观念。比如好友孟浩然落第归乡时，他意在劝说孟浩然享受耕读之乐，不必为仕途而一时忧愁。诗曰：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送孟六归襄阳》）
在给另一位好友崔三赴任之前寄言时，用战国鲁仲连的典故劝诫友人功业尚未得到回报，切莫沮丧气馁。诗曰：
路绕天山雪，家临海树秋。
鲁连功未报，且莫蹈沧洲。《送崔三往密州觐省》）
其二，对于同一人，尤其是亲密好友，往往赠诗多首，且多有根据情境的关怀。比如王维在好友丘为科举落第、外地赴任、告别的不同场景中，分别表达了不同的感情，包括不甘、不舍与激励。诗曰：
知尔不能荐，羞称献纳臣。（《送丘为落第归江东》）
今日又明日，自知心不闲。（《留别丘为》）
朝端肯相送，天子绣衣臣。（《送丘为往唐州》）
其三，王维与诸人的交往终其一生，即便在安史之乱后，仍多有给他人的赠诗，而且不改对人的共情与关怀。比如《恭懿太子挽歌五首》、《送杨长史赴果州》等。
所以，那个曾写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王维，从未忘情于人间，他对人的命运有所关怀；同样写出“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王维，亦能在与人的交往中，感受着情谊的美好，获取社交带来的能量。正如他在辋川所言：“何人顾蓬径，空愧求羊踪。”——人从未扰乱风景，而是和他一起共享美景的同路者。
从有到无
据此，辋川的代表性诗篇，应被置于这样的背景重新审视——王维擅长也乐于与人交往，没有把隐居当成是解脱，而是仕宦生涯的美好间隙，此时他喜欢欣赏山水田园景致，却未像安史之乱后，有着完全“放下”的佛学倾向。我们不能因为王维是“诗佛”，就一言蔽之说他遵循自然、诠释物性。王维正是在辋川的悠游期间，逐渐展开了参禅悟道的心灵探索，并引发诗歌表达的变化。
按王维的思想进程，辋川诗可以分为两种状态：“有人”与“无人”。常态的王维，与人分享自然，关注自然中的各种人，以“人”的视角审视和书写自然；而在辋川有着新动向的王维，更关注“无人”的审美角度，“无人”的生活状态。
先说最典型的“有人”之景，以“人”的行为或痕迹为诗歌意象，比如：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
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南垞》）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积雨辋川庄作》）
此外，还有以“人”为坐标，让景物与人的视角具有一种潜在的互动关系，比如：
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孟城坳》）
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斤竹岭》）
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应门但迎扫，畏有山僧来。（《宫槐陌》）
类似的诗句表达还有很多，这些作品很精彩，但不能说明王维在辋川时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王维在辋川，开启了“无人”的生活体验，诗歌具有了不关乎人的空灵之美。
结合之前分析，王维不讨厌人、不拒绝交往，但他在年近半百时，应当在思索一个问题：无人的寂静风景和悠闲生活，到底与他所习惯的热闹人间有何异同。此时王维的心态最能见诸于他和挚友裴迪的交流中：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积雨辋川庄作》）
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酌酒与裴迪》）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这些诗歌明显表现出，王维对于仕途世事的倦怠，他很想找寻另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状态。除了裴迪多时的陪伴，王维开始注意到独处状态的感受，比如：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由此，王维的思维方式从“有人”演进为“无人”。对于王维而言，这其实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他特意强调“深林人不知”，其实是有意避开人来独处。
接着，思维方式的变化，促成了王维的赏景感受从“有人”演进为“无人”，即不完全以人的视角来审视自然，令王维有了新的感悟。最能证明这一过程的对比，莫过于以下二诗：
结实红且绿，复如花更开。
山中倘留客，置此芙蓉杯。（《茱萸沜》）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辛夷坞》是诗人在辋川才新近体悟到的状态，是通过“身处人世-疏离人世-隔绝人世”的路径演进而来；《茱萸沜》只有前两个阶段，因为花仍然在以人的视角来界定自己的美貌，可到了《辛夷坞》，花不再在乎人的审视，而是独自绽放，属于一种无需他者证明的存在。不过，“涧户寂无人”的“无人”也不够彻底，仿佛还有“人”作为天然的参照物。
那么，王维诗中真正的“无人”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人但不关乎人”的体悟，体现于哪首诗呢？我认为是《栾家濑》：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明代顾璘曾评价道：“此景常有，人多不观，唯幽人识得。”王维作此诗时便是“幽人”，即不再以人间世俗的视角欣赏风景，而是明白：在脱离人、隔绝人、没有人的广阔天地中，生命自然而然地循环，人不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至此，真正的无人之景，得以展现。
王维给人的印象是隐居山林的佛系文豪，他在自己的辋川别业，创作了许多禅味浓烈的诗篇。可实际上，辋川时期的王维，在仕进和隐退之间，有着很多纠结的表达。王维笃信佛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清静之心，理解他的每一首诗。
辋川别业
叶嘉莹曾评价王维说：
仕隐两得只是他外表的生活，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很多矛盾的痛的，不过王维从来不把他的矛盾痛苦很真诚地表现出来。
王维的痛苦来自哪里呢？他为什么不通过诗歌抒发呢？
王维的宦海沉浮，首先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安史之乱爆发前，他的官职不低，但相较于才能与抱负，大抵可用“不温不火”来形容。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至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叛军占领首都长安，56岁的王维，被叛军囚禁并被迫接受伪职。肃宗光复长安后，王维因为囚禁期间，作《凝碧池》一诗表露忠心，加上其弟王缙的求情，最终免于处罚，官复原职。后来，王维60岁时官至尚书右丞，并于61岁时去世，葬于辋川。
安史之乱对于王维的佛教思想，也是一道重要分界线。安史之乱前，修佛是王维官宦身份之外，自己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安史之乱后，信佛是王维身心统一的追求，他更加亲近佛教、看淡世事，正如《叹白发》所言：
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安史乱后第二年、乾元元年（758），58岁的王维，施舍辋川庄园为寺，等同于放弃了辋川别业的财产权，表露出他一心向佛的虔诚。据王维自述，辋川居所最早缘起于其母崔氏修佛的精舍，当时母亲喜欢住在山林之中，寻求清静的生活，于是营造了这一居所。
王维自幼受母亲影响，亲近佛教，在自己初出茅庐、仕途受挫之时，都曾求僧问道，修习经书，以至于后人有“诗佛”的雅号。《旧唐书》记载王维：
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在京城时，王维每日供养十余名僧侣饭食，以探讨佛理玄谈为乐。居所内别无他物，只有煮茶的铛、捣药的臼、诵经的案几、绳编的坐具而已。退朝归家后，焚香静坐，一心专注于参禅诵经。）
安史之乱前，长期做官的王维，主要将佛学作为平复内心的生活方式。对文人士大夫而言，禅思义理更像是一种疏导思想、充盈内心的手段，不是避世清修，他们往往是在工作之余，进行体悟和修习。王维的前半生始终在仕、隐之间变幻身份，如果我们一味将“空无”的心态带入王维安史乱前的诗歌，极易造成“理念先行”的理解弊端。
以《辋川集》为代表的诗歌，基本作于安史乱前，也就是王维44岁至56岁的这段中年时光。这一时段，王维长期在朝为官，50岁之前，辋川对王维来说，主要是工作之余的休憩场所。50岁当年，王维母亲去世，他居丧于辋川两年，若以44岁王维营造别业计，这是他首次在辋川不间断地居住。天宝十一年（752），52岁的王维官拜吏部郎中后，又开始了“长安-辋川”的间断居住方式，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安史之乱爆发，其间又是4年。以上轨迹说明，在超过十年的时间中，辋川别业都是一个工作之余寻求山水乐趣的小天地，而非彻底告别朝堂的隐居之所。我们以退朝休憩而非全然放下的心态，来理解辋川时期的诗篇，更符合王维真实的创作状态。
未能忘情
王维在辋川前就已多次隐居，分别是28岁隐于淇上；29岁至33岁，闲居长安，直到张九龄再次提拔入仕；41岁隐居终南山，多有诗作。王维的隐居夹杂于他近四十年的仕宦生涯中，断续而不断裂。
正如鲁迅所言：“登仕，是噉（吃）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唐人多有在仕、隐之间徘徊的情形，而且即便隐居之后再去做官，也没有明显的抵牾之处或心理负担。王维的仕与隐，不自外于这种通行的风气，他的“隐”没有完全脱离宦海沉浮，更像是一种仕宦的间歇。
休憩的心态、仕隐的转换，决定了辋川的另一个关键要素——人。
裴迪是王维的崇拜者和至亲好友。在王维身陷囹圄时，裴迪费尽周折前往洛阳菩提寺面见王维，并把后来王维最重要的自证《凝碧池》公之于众。王维在自己的《辋川集序》中明确说到“余别业在辋川山谷……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
显然，王维与裴迪心有灵犀、情感至深。也能看出，王维在辋川欣赏风景，有着陪伴和分享，没有刻意避免人的痕迹。甚至，王维还给裴迪去信，邀请他常来辋川别业。
由于山水田园诗的缘故，王维给人的印象是纵情山水、疏于俗世的诗人。这种观点想当然地将自然与人世对立起来。一个人喜欢世俗的热闹，也喜欢纯粹的自然，放到今天也不矛盾。更何况，王维喜欢与人交往，或者至少是与人交际毫无负担的人，而若遇到自己欣赏的朋友，则更加直抒胸臆。
一部《王右丞集》，从质量而言，山水诗当属翘楚；可从数量看，则是酬和诗与山水诗平分秋色（有些诗兼具两种属性）。王维与人交往、酬唱、送别的诗作，非常能体现王维的性格。唐人互相作诗本是文人墨客的惯例，任何一位唐代诗人，都或多或少有酬和诗存世。可王维的酬和诗，三个特征较为鲜明：其一，不同人不同语，根据对方身份写诗，而不是一味输出自己的观念。比如好友孟浩然落第归乡时，他意在劝说孟浩然享受耕读之乐，不必为仕途而一时忧愁。诗曰：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送孟六归襄阳》）
在给另一位好友崔三赴任之前寄言时，用战国鲁仲连的典故劝诫友人功业尚未得到回报，切莫沮丧气馁。诗曰：
路绕天山雪，家临海树秋。
鲁连功未报，且莫蹈沧洲。《送崔三往密州觐省》）
其二，对于同一人，尤其是亲密好友，往往赠诗多首，且多有根据情境的关怀。比如王维在好友丘为科举落第、外地赴任、告别的不同场景中，分别表达了不同的感情，包括不甘、不舍与激励。诗曰：
知尔不能荐，羞称献纳臣。（《送丘为落第归江东》）
今日又明日，自知心不闲。（《留别丘为》）
朝端肯相送，天子绣衣臣。（《送丘为往唐州》）
其三，王维与诸人的交往终其一生，即便在安史之乱后，仍多有给他人的赠诗，而且不改对人的共情与关怀。比如《恭懿太子挽歌五首》、《送杨长史赴果州》等。
所以，那个曾写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王维，从未忘情于人间，他对人的命运有所关怀；同样写出“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王维，亦能在与人的交往中，感受着情谊的美好，获取社交带来的能量。正如他在辋川所言：“何人顾蓬径，空愧求羊踪。”——人从未扰乱风景，而是和他一起共享美景的同路者。
从有到无
据此，辋川的代表性诗篇，应被置于这样的背景重新审视——王维擅长也乐于与人交往，没有把隐居当成是解脱，而是仕宦生涯的美好间隙，此时他喜欢欣赏山水田园景致，却未像安史之乱后，有着完全“放下”的佛学倾向。我们不能因为王维是“诗佛”，就一言蔽之说他遵循自然、诠释物性。王维正是在辋川的悠游期间，逐渐展开了参禅悟道的心灵探索，并引发诗歌表达的变化。
按王维的思想进程，辋川诗可以分为两种状态：“有人”与“无人”。常态的王维，与人分享自然，关注自然中的各种人，以“人”的视角审视和书写自然；而在辋川有着新动向的王维，更关注“无人”的审美角度，“无人”的生活状态。
先说最典型的“有人”之景，以“人”的行为或痕迹为诗歌意象，比如：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
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南垞》）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积雨辋川庄作》）
此外，还有以“人”为坐标，让景物与人的视角具有一种潜在的互动关系，比如：
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孟城坳》）
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斤竹岭》）
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应门但迎扫，畏有山僧来。（《宫槐陌》）
类似的诗句表达还有很多，这些作品很精彩，但不能说明王维在辋川时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王维在辋川，开启了“无人”的生活体验，诗歌具有了不关乎人的空灵之美。
结合之前分析，王维不讨厌人、不拒绝交往，但他在年近半百时，应当在思索一个问题：无人的寂静风景和悠闲生活，到底与他所习惯的热闹人间有何异同。此时王维的心态最能见诸于他和挚友裴迪的交流中：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积雨辋川庄作》）
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酌酒与裴迪》）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这些诗歌明显表现出，王维对于仕途世事的倦怠，他很想找寻另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状态。除了裴迪多时的陪伴，王维开始注意到独处状态的感受，比如：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由此，王维的思维方式从“有人”演进为“无人”。对于王维而言，这其实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他特意强调“深林人不知”，其实是有意避开人来独处。
接着，思维方式的变化，促成了王维的赏景感受从“有人”演进为“无人”，即不完全以人的视角来审视自然，令王维有了新的感悟。最能证明这一过程的对比，莫过于以下二诗：
结实红且绿，复如花更开。
山中倘留客，置此芙蓉杯。（《茱萸沜》）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辛夷坞》是诗人在辋川才新近体悟到的状态，是通过“身处人世-疏离人世-隔绝人世”的路径演进而来；《茱萸沜》只有前两个阶段，因为花仍然在以人的视角来界定自己的美貌，可到了《辛夷坞》，花不再在乎人的审视，而是独自绽放，属于一种无需他者证明的存在。不过，“涧户寂无人”的“无人”也不够彻底，仿佛还有“人”作为天然的参照物。
那么，王维诗中真正的“无人”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人但不关乎人”的体悟，体现于哪首诗呢？我认为是《栾家濑》：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明代顾璘曾评价道：“此景常有，人多不观，唯幽人识得。”王维作此诗时便是“幽人”，即不再以人间世俗的视角欣赏风景，而是明白：在脱离人、隔绝人、没有人的广阔天地中，生命自然而然地循环，人不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至此，真正的无人之景，得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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