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北京春季书市又开幕了。书市是北京的文化传统，是古城丰厚文化积淀的体现，北京的书市历史悠久，规模较大，大多由专业人才经营，对传播和普及文化有特殊贡献。
在明清时期，没有“图书大厦”，缺少大书店，庙会及大大小小的书铺就成了书市的主要载体，在这些地方还产生了不少与书、购书人、藏书人、卖书人有关的轶闻趣事，至今令人回味不已。
报国寺书市多名家
书市、书肆，自古有之，惟北京最盛，老北京的书肆之多为中华之冠。书市使老北京的文化市场洋溢着芬芳的书香。
在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市未兴起前，老北京的书市当属广安门内的报国寺了。报国寺始建于辽，明初塌毁。明成化二年（1466年）重修，并改名为慈仁寺，但俗称仍叫报国寺。到了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又重修，改称大报国慈仁寺。明末清初，“报国寺书市，游人尤盛，向为居宣南之学人觞咏之地。”《北京伽蓝记》对报国寺的书市有所记述：“报国寺最著名的是书市，比琉璃厂书市还早许多年，在明末清初就已闻名遐迩。”
清朝定都北京后，实行满汉分城而治，南城，尤其宣南一带成为汉族官员、文人和科举举子们聚居之地。京城大多会馆都云集于宣南，报国寺以南会馆更多。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唯一乐趣就是逛书市，况且书市上有许多他们适用的图书。据说，书市上甚至于有人偷偷买卖考试试题或考试作弊指南一类的书。因此报国寺的书市盛况空前，殿前廊下，书摊相连；寺周街巷，书铺林立。尤其在报国寺庙会时，更是热闹非凡。有些文人在书市上偶遇好书，当时没买，再去时已被他人买去，“归来惆怅不可释，病卧旬日始去已”。也有人在此买书后“啜敬展读，怡然忌饥”，逛书市时不少文人“即倾囊买之”，成为佳话。
报国寺的书市，更是文人学士聚会之地。明末清初的大诗人王士祯（王渔洋）喜欢购书，当时“四方莅京登门求教者去其家不得见时，到报国寺书市上就可能遇上”。报国寺成为文人雅集之地，他们或以书为媒，笼络感情；或互通有无，交换学识。著名的文人如孔尚任（《桃花扇》作者）及翁方纲、宋荦等都有和报国寺相关的诗词吟咏。
孔尚任曾有诗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说的是他在报国寺里寻到友人王士祯的轶闻。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写过《昌平山水记》等著作，在当年为著书立说，他天天徜徉于报国寺书市，后来索性住在庙旁。在道光二十三年，何绍基、张穆等学者集资，将顾炎武的故居建为“顾林亭祠”，祠堂与报国寺相通，逛书市的人都会去祠堂内瞻仰，怀念这位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学者。当年报国寺书市，还是朝鲜、日本学人光顾的地方，他们在此买书后带回自己的国家，开化本民族的文化。
报国寺的书市几经兴废，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称明末清初的报国寺“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云集，慈仁寺（报国寺）书摊只五六，往时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到了清末，因科举考试停止，报国寺书市式微，渐渐退出了北京书市之列，逐步被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市所取代。近年来报国寺书市再度兴起，每逢周末，这里书声琅琅，读者云集，成为“旧书新知·读书报国”的场地，也是人们消闲的好去处了。
清末隆福寺书肆渐多
隆福寺书市与琉璃厂书市齐名，据《北京传统文化便览》载，隆福寺是“明末至民国时期北京著名书肆集中地”，在全盛时期，隆福寺街上有大小书肆近30家，在隆福寺庙会上摆摊设点的更多。隆福寺和琉璃厂的书市一样，以书肆店铺为主，与报国寺的书摊还是有区别。至少不存在“雨来散”的现象，所经营的图书也比散摊上档次要高些。
雷梦水是书铺中成长出来的图书专家，他在《书林琐记》中，对隆福寺20余书肆做了介绍，使人们对隆福寺书市有了深刻的了解。
隆福寺的书肆主要有东雅堂、修文堂、修绠堂、文奎堂、大雅堂、粹雅堂、文殿阁、鸿文阁、稽古堂、三友堂、三槐堂、聚珍堂、信义书局、天禄阁、带经堂等。每家书肆都有关于书与人的轶闻趣事。如东雅堂曾收到宋代洪迈所著《容斋五笔》一部，鸿文阁曾收到《圆明园图》20幅，对于后人研究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景观有极大的作用。带经堂书店从福建购得明尤历刻本《水明楼集》一部，计十四卷，为明代学者陈荐夫撰，后被藏书家、学者、前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购去。郑振铎买到手后十分兴奋，曾对人说：“隆福寺带经堂从福建购得好书不少，此陈荐夫《水明楼集》与曾异撰《纺授堂集》乃是其中白眉，而皆为予所得，自托书运不浅也。”
隆福寺的书市，也是由小到大一年年发展起来的，它起源于当时的庙会。乾隆时期大学士李文藻曾说：“内城隆福寺街，遇会期有卖书者。”但是当时“散佚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到了清末，隆福寺的书肆渐多，出现了“每暮必载书满车回寓”的局面，且一直维持了百余年。
民国之时，在离隆福寺只有咫尺之遥的沙滩、马神庙、景山东街及其附近建了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高等学府，大批学者、教授、学子到隆福寺购书，使得隆福寺书市进入了黄金时期。一些学者还与书肆老板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相互交流图书版本知识，使书肆的文化含量大大增加。在北大任教的胡适先生曾对学生说：“这儿距隆福寺很近，你们应该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懂的并不见得比大学生少呢！”
隆福寺的书肆除卖书、收书外，还刻书。许多书肆既是刻书作坊，又是发行单位。旧日东城居有不少达官贵人，书肆利用此有利条件从这些家庭购得古书。文奎堂曾收购了《太平御览》《燕京岁时记》《都市丛谈》等，并再版印制，既保护了古籍，弘扬了文化，又赚了钱。因隆福寺是藏传佛教大庙，隆福寺的书肆还刻印了不少蒙文、藏文的佛经和其他书籍。
1958年，隆福寺的13家书肆先后公私合营，并入中国书店，并在隆福寺街设了三个门市部。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书店不复存在，但是有一家一直营业到2009年。书市的缺失，使隆福寺街的文化色彩渐渐淡去，但书市的往事，至今令人难忘。
琉璃厂书市规模最大
琉璃厂是驰名中外的文化街，以售卖古玩、名人书画和图书称著，大多数逛琉璃厂的人感兴趣的是古玩、工艺美术和画作，而忽略了琉璃厂的书市。琉璃厂的书市，在清乾隆朝后方盛，琉璃厂早年规模最大的书店，首推老二酉堂书店，起自明代，清末歇业。在民国之时，琉璃厂有名有姓的古旧书店有36家，如果将每年厂甸庙会卖书的书摊算上，琉璃厂书市规模之大，居京城之冠。
琉璃厂书市素以经营海内孤本、善本古书为正宗，它与隆福寺书市一样，有些书肆有刻书、印书业务，各家均派专人到外地搜罗善本，运回北京出手。而且每年春秋各去一次。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时，奉乾隆皇帝之命，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图书，其中有相当多的被清廷认为对统治愚民不利和讲真话实情的图书被销毁，编入《四库全书》内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有些图书虽未入《四库全书》又没有销毁，就被保留下来成了琉璃厂的货源。琉璃厂书市有了如此丰富的宝藏，书肆也就兴旺发达了。
“琉璃厂地既幽静，又有书肆可供浏览，故寄居于此者，不乏好学之士。”清代学者李文藻写有《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写有《琉璃厂书肆后记》，使人们对琉璃厂的历史沿革、变迁和状况，有了充分的了解。琉璃厂大书商孙殿起又写了《琉璃厂书肆三记》，近人雷梦水又写了《琉璃厂书肆四记》，后来孙殿起又编了《琉璃厂小志》。多年前学者、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写了《琉璃厂史话》，主要内容也是琉璃厂的书市。近代学者周肇祥的《琉璃厂杂记》，对琉璃厂的书肆也有记叙。这些著作对于了解琉璃厂书市，大有益处。
在上述三大书市之外，老北京的书市还有“后起之秀”，即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书市。《北京经济史资料》称：“东安市场的书市集中在丹桂市场及畅观楼内。”书市上有十几家书摊，“各书肆书摊的‘性格’颇不一致。有专售木版老书的，间有精椠善本”，“有专售西文旧书的”，有些书摊专卖教科书，有的专卖新旧杂志。东安市场书市内“书摊所售多为新书，或旧的新版杂志。其中以杂志、新出版的小说，学生用书，碑帖，一般用的新版书为最多，西文日文的旧杂志也很多。”西单商场书市内书摊有十余家，主要以教科书、参考书、小说、消闲的读物为主。
此外，在清末民初之际，前门打磨厂胡同内有许多书肆卖书，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书市。
一年一度的北京春季书市又开幕了。书市是北京的文化传统，是古城丰厚文化积淀的体现，北京的书市历史悠久，规模较大，大多由专业人才经营，对传播和普及文化有特殊贡献。
在明清时期，没有“图书大厦”，缺少大书店，庙会及大大小小的书铺就成了书市的主要载体，在这些地方还产生了不少与书、购书人、藏书人、卖书人有关的轶闻趣事，至今令人回味不已。
报国寺书市多名家
书市、书肆，自古有之，惟北京最盛，老北京的书肆之多为中华之冠。书市使老北京的文化市场洋溢着芬芳的书香。
在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市未兴起前，老北京的书市当属广安门内的报国寺了。报国寺始建于辽，明初塌毁。明成化二年（1466年）重修，并改名为慈仁寺，但俗称仍叫报国寺。到了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又重修，改称大报国慈仁寺。明末清初，“报国寺书市，游人尤盛，向为居宣南之学人觞咏之地。”《北京伽蓝记》对报国寺的书市有所记述：“报国寺最著名的是书市，比琉璃厂书市还早许多年，在明末清初就已闻名遐迩。”
清朝定都北京后，实行满汉分城而治，南城，尤其宣南一带成为汉族官员、文人和科举举子们聚居之地。京城大多会馆都云集于宣南，报国寺以南会馆更多。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唯一乐趣就是逛书市，况且书市上有许多他们适用的图书。据说，书市上甚至于有人偷偷买卖考试试题或考试作弊指南一类的书。因此报国寺的书市盛况空前，殿前廊下，书摊相连；寺周街巷，书铺林立。尤其在报国寺庙会时，更是热闹非凡。有些文人在书市上偶遇好书，当时没买，再去时已被他人买去，“归来惆怅不可释，病卧旬日始去已”。也有人在此买书后“啜敬展读，怡然忌饥”，逛书市时不少文人“即倾囊买之”，成为佳话。
报国寺的书市，更是文人学士聚会之地。明末清初的大诗人王士祯（王渔洋）喜欢购书，当时“四方莅京登门求教者去其家不得见时，到报国寺书市上就可能遇上”。报国寺成为文人雅集之地，他们或以书为媒，笼络感情；或互通有无，交换学识。著名的文人如孔尚任（《桃花扇》作者）及翁方纲、宋荦等都有和报国寺相关的诗词吟咏。
孔尚任曾有诗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说的是他在报国寺里寻到友人王士祯的轶闻。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写过《昌平山水记》等著作，在当年为著书立说，他天天徜徉于报国寺书市，后来索性住在庙旁。在道光二十三年，何绍基、张穆等学者集资，将顾炎武的故居建为“顾林亭祠”，祠堂与报国寺相通，逛书市的人都会去祠堂内瞻仰，怀念这位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学者。当年报国寺书市，还是朝鲜、日本学人光顾的地方，他们在此买书后带回自己的国家，开化本民族的文化。
报国寺的书市几经兴废，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称明末清初的报国寺“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云集，慈仁寺（报国寺）书摊只五六，往时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到了清末，因科举考试停止，报国寺书市式微，渐渐退出了北京书市之列，逐步被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市所取代。近年来报国寺书市再度兴起，每逢周末，这里书声琅琅，读者云集，成为“旧书新知·读书报国”的场地，也是人们消闲的好去处了。
清末隆福寺书肆渐多
隆福寺书市与琉璃厂书市齐名，据《北京传统文化便览》载，隆福寺是“明末至民国时期北京著名书肆集中地”，在全盛时期，隆福寺街上有大小书肆近30家，在隆福寺庙会上摆摊设点的更多。隆福寺和琉璃厂的书市一样，以书肆店铺为主，与报国寺的书摊还是有区别。至少不存在“雨来散”的现象，所经营的图书也比散摊上档次要高些。
雷梦水是书铺中成长出来的图书专家，他在《书林琐记》中，对隆福寺20余书肆做了介绍，使人们对隆福寺书市有了深刻的了解。
隆福寺的书肆主要有东雅堂、修文堂、修绠堂、文奎堂、大雅堂、粹雅堂、文殿阁、鸿文阁、稽古堂、三友堂、三槐堂、聚珍堂、信义书局、天禄阁、带经堂等。每家书肆都有关于书与人的轶闻趣事。如东雅堂曾收到宋代洪迈所著《容斋五笔》一部，鸿文阁曾收到《圆明园图》20幅，对于后人研究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景观有极大的作用。带经堂书店从福建购得明尤历刻本《水明楼集》一部，计十四卷，为明代学者陈荐夫撰，后被藏书家、学者、前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购去。郑振铎买到手后十分兴奋，曾对人说：“隆福寺带经堂从福建购得好书不少，此陈荐夫《水明楼集》与曾异撰《纺授堂集》乃是其中白眉，而皆为予所得，自托书运不浅也。”
隆福寺的书市，也是由小到大一年年发展起来的，它起源于当时的庙会。乾隆时期大学士李文藻曾说：“内城隆福寺街，遇会期有卖书者。”但是当时“散佚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到了清末，隆福寺的书肆渐多，出现了“每暮必载书满车回寓”的局面，且一直维持了百余年。
民国之时，在离隆福寺只有咫尺之遥的沙滩、马神庙、景山东街及其附近建了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高等学府，大批学者、教授、学子到隆福寺购书，使得隆福寺书市进入了黄金时期。一些学者还与书肆老板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相互交流图书版本知识，使书肆的文化含量大大增加。在北大任教的胡适先生曾对学生说：“这儿距隆福寺很近，你们应该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懂的并不见得比大学生少呢！”
隆福寺的书肆除卖书、收书外，还刻书。许多书肆既是刻书作坊，又是发行单位。旧日东城居有不少达官贵人，书肆利用此有利条件从这些家庭购得古书。文奎堂曾收购了《太平御览》《燕京岁时记》《都市丛谈》等，并再版印制，既保护了古籍，弘扬了文化，又赚了钱。因隆福寺是藏传佛教大庙，隆福寺的书肆还刻印了不少蒙文、藏文的佛经和其他书籍。
1958年，隆福寺的13家书肆先后公私合营，并入中国书店，并在隆福寺街设了三个门市部。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书店不复存在，但是有一家一直营业到2009年。书市的缺失，使隆福寺街的文化色彩渐渐淡去，但书市的往事，至今令人难忘。
琉璃厂书市规模最大
琉璃厂是驰名中外的文化街，以售卖古玩、名人书画和图书称著，大多数逛琉璃厂的人感兴趣的是古玩、工艺美术和画作，而忽略了琉璃厂的书市。琉璃厂的书市，在清乾隆朝后方盛，琉璃厂早年规模最大的书店，首推老二酉堂书店，起自明代，清末歇业。在民国之时，琉璃厂有名有姓的古旧书店有36家，如果将每年厂甸庙会卖书的书摊算上，琉璃厂书市规模之大，居京城之冠。
琉璃厂书市素以经营海内孤本、善本古书为正宗，它与隆福寺书市一样，有些书肆有刻书、印书业务，各家均派专人到外地搜罗善本，运回北京出手。而且每年春秋各去一次。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时，奉乾隆皇帝之命，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图书，其中有相当多的被清廷认为对统治愚民不利和讲真话实情的图书被销毁，编入《四库全书》内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有些图书虽未入《四库全书》又没有销毁，就被保留下来成了琉璃厂的货源。琉璃厂书市有了如此丰富的宝藏，书肆也就兴旺发达了。
“琉璃厂地既幽静，又有书肆可供浏览，故寄居于此者，不乏好学之士。”清代学者李文藻写有《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写有《琉璃厂书肆后记》，使人们对琉璃厂的历史沿革、变迁和状况，有了充分的了解。琉璃厂大书商孙殿起又写了《琉璃厂书肆三记》，近人雷梦水又写了《琉璃厂书肆四记》，后来孙殿起又编了《琉璃厂小志》。多年前学者、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写了《琉璃厂史话》，主要内容也是琉璃厂的书市。近代学者周肇祥的《琉璃厂杂记》，对琉璃厂的书肆也有记叙。这些著作对于了解琉璃厂书市，大有益处。
在上述三大书市之外，老北京的书市还有“后起之秀”，即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书市。《北京经济史资料》称：“东安市场的书市集中在丹桂市场及畅观楼内。”书市上有十几家书摊，“各书肆书摊的‘性格’颇不一致。有专售木版老书的，间有精椠善本”，“有专售西文旧书的”，有些书摊专卖教科书，有的专卖新旧杂志。东安市场书市内“书摊所售多为新书，或旧的新版杂志。其中以杂志、新出版的小说，学生用书，碑帖，一般用的新版书为最多，西文日文的旧杂志也很多。”西单商场书市内书摊有十余家，主要以教科书、参考书、小说、消闲的读物为主。
此外，在清末民初之际，前门打磨厂胡同内有许多书肆卖书，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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