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与电影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体现在“春节档”这个如今火热的电影档期上，也因为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向来有自觉地将春节作为元素加入到电影中的创作意识。而春节观影也已然成为一种新民俗。
中国电影中有太多与春节有关的元素，这些元素在各自影片的主题框架内，创造了无数个银幕上的独特春节。因此，人们才愿意在春节期间走进影院，选择阖家欢乐的影片，为热闹喜庆的节日增加一抹光影的亮色。
悄然形成的观影新年俗
在中国，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在春节期间进行电影放映的行为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但杜宇导演的《海誓》。但杜宇在报纸上对影片进行广告宣传，并突出强调它的放映时间。很快，有不少放映商对其进行效仿，迎合市场需求，在春节这样的节庆时节放映各种类型的电影。
但是，早期的中国电影人并没能形成明确的档期意识，外加上剧烈的社会变革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春节观影虽然也是许多老百姓的心理和情感需求，但没能实现常态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春节期间放电影的频次和观影人数相对于平时都会显著增加，但无论电影人还是观众，对于“春节与电影”关系的认识依然没能上升到“黄金档期”这一维度。1995年，由唐季礼导演、成龙主演的《红番区》进入内地市场，这是内地观众首次接触到贺岁片。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上映，这是内地的第一部贺岁片，创造了当年的票房奇迹，直接催生了大量贺岁电影的诞生，“贺岁片”成为了世纪之交以来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但此时的贺岁片“贺”的主要还是元旦的“岁”，而并非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到了2013年，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在春节七天狂揽5.3亿元票房，成为奠定如今春节档重要地位的关键影片。《西游降魔篇》的火爆不仅调动起观众们春节观影的热情，也让投资者们看到了这个档期的巨大潜力，于是春节档的票房神话一直延续至今。
如今，不知不觉中，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春节期间与家人朋友共同进入影院，在过年的喜庆氛围中进入光影的世界。经过百年时间的沉淀与培养，春节观影不知不觉演化为一种新的过年习俗。
光影中赓续的春节文化
国产电影不仅记录、表现和传承春节文化，也热衷以春节场景或元素去讲述属于中国的故事。
早在1937年，张石川就以《压岁钱》为名，将“压岁”这一起源于汉朝的过年习俗搬上了银幕，并赋予其强烈的时代特征。影片叙事手法十分独特，以爷爷给孙女一枚压岁的喜字洋钱开头，将这枚洋钱在社会上的流通作为叙事线索，展现了底层百姓生活之艰苦、阶级差距之巨大。影片结尾与开头遥相呼应，又是一年除夕，爷爷这次将一张纸币作为压岁钱放在了孙女枕头底下——又有什么故事会发生在这张纸币身上呢？张石川借影片中父亲对女儿说的话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期望：“但愿明年比今年更好，更快活。”
在稍晚一些的《乌鸦与麻雀》中，导演郑君里特意在影片最后设计了一个租住在一幢房子里的租户们一起吃年夜饭的场景。国民党军官仓皇逃走，租户们终于可以过个好年，不再需要终日提心吊胆。这顿独特的年夜饭，在传统的“团圆”意义之上，更增添了一层安定与新生的意味。“爆竹一声辞旧，桃符万户更新”，贴在门口的这副对联是郑君里对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的期盼，不过相比张石川，他明显多了一份笃定。
燃放鞭炮和烟花或许是电影银幕上最常展现的过年习俗。不过，《万里归途》在这种固定的创作习惯上，将烟花的爆炸声与努米比亚的炮火轰鸣进行对比，借张译饰演的宗大伟对爆炸声的应激反应凸显出烟花所给予给我们的安全感，而“烟花”这个和春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物，此刻也成为了“家”的象征。
春节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十分独特节日文化与风俗，造就了它辨识度相当高的节日特征，同时也形成了各地存在差异的地方性特色习俗。电影对充满地域特征的春节习俗也进行积极呈现或嫁接，如《雄狮少年》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的新春舞狮大赛中开场，“舞狮”这一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活动成为影片呈现不懈奋斗的热血青春的载体，既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又与《黄飞鸿之狮王争霸》这样的影片形成互文，接续进悠久的历史传统。影片中的“舞狮”这项传统活动既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十分高的“春节辨识度”，又以“南狮”与“北狮”的区别展现了广东地区的文化独特性。
《祝福》中鲁四老爷家每年过年都会摆供祝福、《大撒把》中顾颜和林周云除夕时一起包饺子、《过年》中母亲在年三十早上去赶极具东北特色的集市等等，各种各样的过年习俗在这些电影中得以呈现。在不同的影片中，电影创作者往往会根据影片各自的调性和叙事需求，在共性的风俗习惯中选取某些影片尤其需要的元素来进行表现；同时也会依据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呈现出不同地区春节的地方特色。透过不同电影对春节的个性化呈现，时代的巨变得以不动声色地展现，而中国的春节文化也在影像中的一次次过年习俗和活动的实践中得以传承。
春节故事中的亲情伦理
“团圆”是春节文化的核心精神，过年时与家人团聚、围坐在桌旁吃上一顿热闹的团圆饭，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年俗。许多电影围绕着团圆，将一个个关乎亲情伦理的家庭故事搬上了银幕。
要团圆，就要先回家。于是，“春运”成了许多电影表现的题材。《人在囧途》采用了一种相当经典的人物关系设置——讲究而冷漠的有钱人搭配粗鲁却热情的工薪阶层，将大老板李成功和挤奶工牛耿绑定在一起。李成功在不得不与牛耿同行的回家旅途中，被对方的真诚所打动，重新审视自己的困境，最终选择向妻子坦承自己的不忠，回归到温暖的家庭，故事也迎来了圆满的结局。春运回家之旅其实也是心灵救赎之旅，妻子的包容象征着家庭对每个人的接纳，而春节则成了促成这一切矛盾得以和解的关键。
相较于《人在囧途》故事的理想化，《一年到头》更加直面春运大潮中“一票难求”的现象。在外工作的李家梁医生一心想要回家过年，正好也给父亲过八十大寿，然而回家的火车票实在难买，妻子也因担心回家会影响儿子学业而极力反对。回家的愿望与冰冷的现实之间形成巨大张力，而拉扯在其间的正是游子对家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
解决了“回家难”之后，有的影片将年夜饭桌抽象成了大家族中家庭成员们袒露各自小家庭失意生活的平台，让激烈的家庭矛盾在此上演，甚至危及到大家族的存续。黄健中的《过年》正是这种题材的代表。回到家中过年的子女各怀心思，潜伏着的家庭危机在言语的交流和观念的冲突中渐渐显露最终爆发，家庭聚会不欢而散，本来温暖热闹的家族团圆饭也变成一地狼藉。当然，这样的悲情春节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银幕上毕竟都是少数，更多的是像《一切都好》那样，父亲理解儿女们的难处，儿女们体谅父亲的苦心，一切不和谐的问题都得以解决。最后的年夜饭是家人之间矛盾和解的一种确证，更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最好的象征。或者像《没有过不去的年》那样，即便最终结局并不完美，每个人都还要面对各自生活的难题，但是对家庭、对父母的眷恋在春节的团圆中得到了强化。
春节回家团聚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过年仪式，更是一种深深烙印在国人集体意识中的家庭观念。无论电影以何种艺术手法对春节的团圆进行表现，都无法绕开中国人对家庭无法割舍的深切情感，也无法减轻亲人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
作者：张经武 杨航 分别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科研助理
春节与电影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体现在“春节档”这个如今火热的电影档期上，也因为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向来有自觉地将春节作为元素加入到电影中的创作意识。而春节观影也已然成为一种新民俗。
中国电影中有太多与春节有关的元素，这些元素在各自影片的主题框架内，创造了无数个银幕上的独特春节。因此，人们才愿意在春节期间走进影院，选择阖家欢乐的影片，为热闹喜庆的节日增加一抹光影的亮色。
悄然形成的观影新年俗
在中国，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在春节期间进行电影放映的行为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但杜宇导演的《海誓》。但杜宇在报纸上对影片进行广告宣传，并突出强调它的放映时间。很快，有不少放映商对其进行效仿，迎合市场需求，在春节这样的节庆时节放映各种类型的电影。
但是，早期的中国电影人并没能形成明确的档期意识，外加上剧烈的社会变革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春节观影虽然也是许多老百姓的心理和情感需求，但没能实现常态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春节期间放电影的频次和观影人数相对于平时都会显著增加，但无论电影人还是观众，对于“春节与电影”关系的认识依然没能上升到“黄金档期”这一维度。1995年，由唐季礼导演、成龙主演的《红番区》进入内地市场，这是内地观众首次接触到贺岁片。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上映，这是内地的第一部贺岁片，创造了当年的票房奇迹，直接催生了大量贺岁电影的诞生，“贺岁片”成为了世纪之交以来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但此时的贺岁片“贺”的主要还是元旦的“岁”，而并非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到了2013年，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在春节七天狂揽5.3亿元票房，成为奠定如今春节档重要地位的关键影片。《西游降魔篇》的火爆不仅调动起观众们春节观影的热情，也让投资者们看到了这个档期的巨大潜力，于是春节档的票房神话一直延续至今。
如今，不知不觉中，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春节期间与家人朋友共同进入影院，在过年的喜庆氛围中进入光影的世界。经过百年时间的沉淀与培养，春节观影不知不觉演化为一种新的过年习俗。
光影中赓续的春节文化
国产电影不仅记录、表现和传承春节文化，也热衷以春节场景或元素去讲述属于中国的故事。
早在1937年，张石川就以《压岁钱》为名，将“压岁”这一起源于汉朝的过年习俗搬上了银幕，并赋予其强烈的时代特征。影片叙事手法十分独特，以爷爷给孙女一枚压岁的喜字洋钱开头，将这枚洋钱在社会上的流通作为叙事线索，展现了底层百姓生活之艰苦、阶级差距之巨大。影片结尾与开头遥相呼应，又是一年除夕，爷爷这次将一张纸币作为压岁钱放在了孙女枕头底下——又有什么故事会发生在这张纸币身上呢？张石川借影片中父亲对女儿说的话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期望：“但愿明年比今年更好，更快活。”
在稍晚一些的《乌鸦与麻雀》中，导演郑君里特意在影片最后设计了一个租住在一幢房子里的租户们一起吃年夜饭的场景。国民党军官仓皇逃走，租户们终于可以过个好年，不再需要终日提心吊胆。这顿独特的年夜饭，在传统的“团圆”意义之上，更增添了一层安定与新生的意味。“爆竹一声辞旧，桃符万户更新”，贴在门口的这副对联是郑君里对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的期盼，不过相比张石川，他明显多了一份笃定。
燃放鞭炮和烟花或许是电影银幕上最常展现的过年习俗。不过，《万里归途》在这种固定的创作习惯上，将烟花的爆炸声与努米比亚的炮火轰鸣进行对比，借张译饰演的宗大伟对爆炸声的应激反应凸显出烟花所给予给我们的安全感，而“烟花”这个和春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物，此刻也成为了“家”的象征。
春节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十分独特节日文化与风俗，造就了它辨识度相当高的节日特征，同时也形成了各地存在差异的地方性特色习俗。电影对充满地域特征的春节习俗也进行积极呈现或嫁接，如《雄狮少年》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的新春舞狮大赛中开场，“舞狮”这一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活动成为影片呈现不懈奋斗的热血青春的载体，既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又与《黄飞鸿之狮王争霸》这样的影片形成互文，接续进悠久的历史传统。影片中的“舞狮”这项传统活动既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十分高的“春节辨识度”，又以“南狮”与“北狮”的区别展现了广东地区的文化独特性。
《祝福》中鲁四老爷家每年过年都会摆供祝福、《大撒把》中顾颜和林周云除夕时一起包饺子、《过年》中母亲在年三十早上去赶极具东北特色的集市等等，各种各样的过年习俗在这些电影中得以呈现。在不同的影片中，电影创作者往往会根据影片各自的调性和叙事需求，在共性的风俗习惯中选取某些影片尤其需要的元素来进行表现；同时也会依据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呈现出不同地区春节的地方特色。透过不同电影对春节的个性化呈现，时代的巨变得以不动声色地展现，而中国的春节文化也在影像中的一次次过年习俗和活动的实践中得以传承。
春节故事中的亲情伦理
“团圆”是春节文化的核心精神，过年时与家人团聚、围坐在桌旁吃上一顿热闹的团圆饭，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年俗。许多电影围绕着团圆，将一个个关乎亲情伦理的家庭故事搬上了银幕。
要团圆，就要先回家。于是，“春运”成了许多电影表现的题材。《人在囧途》采用了一种相当经典的人物关系设置——讲究而冷漠的有钱人搭配粗鲁却热情的工薪阶层，将大老板李成功和挤奶工牛耿绑定在一起。李成功在不得不与牛耿同行的回家旅途中，被对方的真诚所打动，重新审视自己的困境，最终选择向妻子坦承自己的不忠，回归到温暖的家庭，故事也迎来了圆满的结局。春运回家之旅其实也是心灵救赎之旅，妻子的包容象征着家庭对每个人的接纳，而春节则成了促成这一切矛盾得以和解的关键。
相较于《人在囧途》故事的理想化，《一年到头》更加直面春运大潮中“一票难求”的现象。在外工作的李家梁医生一心想要回家过年，正好也给父亲过八十大寿，然而回家的火车票实在难买，妻子也因担心回家会影响儿子学业而极力反对。回家的愿望与冰冷的现实之间形成巨大张力，而拉扯在其间的正是游子对家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
解决了“回家难”之后，有的影片将年夜饭桌抽象成了大家族中家庭成员们袒露各自小家庭失意生活的平台，让激烈的家庭矛盾在此上演，甚至危及到大家族的存续。黄健中的《过年》正是这种题材的代表。回到家中过年的子女各怀心思，潜伏着的家庭危机在言语的交流和观念的冲突中渐渐显露最终爆发，家庭聚会不欢而散，本来温暖热闹的家族团圆饭也变成一地狼藉。当然，这样的悲情春节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银幕上毕竟都是少数，更多的是像《一切都好》那样，父亲理解儿女们的难处，儿女们体谅父亲的苦心，一切不和谐的问题都得以解决。最后的年夜饭是家人之间矛盾和解的一种确证，更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最好的象征。或者像《没有过不去的年》那样，即便最终结局并不完美，每个人都还要面对各自生活的难题，但是对家庭、对父母的眷恋在春节的团圆中得到了强化。
春节回家团聚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过年仪式，更是一种深深烙印在国人集体意识中的家庭观念。无论电影以何种艺术手法对春节的团圆进行表现，都无法绕开中国人对家庭无法割舍的深切情感，也无法减轻亲人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
作者：张经武 杨航 分别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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