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8日，西西因心脏衰竭，在医院安详离世。从1952年公开发表第一首诗，到2021年中风前，西西笔耕不辍七十年，获奖无数。她是肥土镇土瓜湾一位可爱的冒险家。写小说，拍电影，用一只手造娃娃屋、缝玩具熊，跟踪动物生态保护，在鬼门关夺回自己的生命……几乎无所不能，被称为“华语世界最有童心的小说家”。
西西的一生，精彩、愉快、有益、有意义。如她所言：“对，我们并不怕。人世匆匆，有什么好怕的。”《我城》《飞毡》《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哨鹿》《我的乔治亚》《白发阿娥及其他》，以及今年出版的小说遗作《石头与桃花》，单从出版的规模看，西西应该是当下香港文学被内地大众认知最多的作家之一。
西西曾说，“我们说，我们总有地方可以去。你喜欢去，从这里到那里，有一个岛叫青岛，你说。有一个关叫山海关，你说。有一个城，叫万里长城，你说。有一个港，叫香港……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你说。是的，是的，我爱港岛，让我好在明天一点一点地把你忘记。”
12月7日，思念西西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我们为什么爱西西——漫谈‘我城’的一位作家”主题活动举行，梁文道和“文化有限”主播杨大壹，“重启试试”主播刘盟赟一同做客方所北京店，再次聊起西西，以期从香港与内地两代读者的经验出发，阅读像西西这样的一位“我城”的作家。
从不同艺术创作类型的界限来考虑小说是什么，写作是什么
活动现场，梁文道谈及自己与西西的相遇，“对我的冲击太大了，特别是读西西。因为香港这几个出版社可能印书少，而且比较分散，往往很容易在书市当中流失，反倒是西西小说跟作品的台湾版在香港比较容易获得。所以那时候，我就读了她的《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包括她一些很早期的作品，那时候包括她的《像是笨蛋》，这是1991年的了，但是里面有一些作品是之前能看到的，还有香港当时有出版叫《哨鹿》……这些作品当时读到对我而言是非常震撼的……《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内地是有出版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很多人觉得像个书评集，其实应该说是个书画集，但是我觉得两者都不太准确。我先讲一下，其实那是西西当时在报纸杂志上面连载介绍世界文学，那里面大部分文字写成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重点介绍的可能是拉美文学，像马尔克斯跟略萨，还有墨西哥的帕斯，这都是她70年代就在香港介绍给香港读者的。”
“她写书画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她有时候说我要写这本书，我要介绍这样一个小说，这样一个作品，但你会发现，其实更像她自己在讲故事。有时候她真的不是在介绍一个小说，而是从小说里面抽取其中一个细节，然后把那个细节放大了，整篇文章有一大半是她自己的虚构，而不是那个书原来的内容，所以我宁可说，那是一个她读完书之后的自由发散的创作。”梁文道说，“我们今天讲文艺青年，这个词很流行。但是各位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其实在内地，很少人讲文艺青年，当时讲文学青年，这什么意思呢？文艺青年、文学青年一字之差，分别在哪呢？文艺青年我会假设你的爱好范围可能更广泛，不光是文学，可能包括艺术、电影等等……一个文学爱好者，甚至是像西西这样的作家，她同时可以是个电影评论家，甚至她写足球。她的爱好范围非常广阔，她示范了一个文艺青年是怎么回事，而且她把它们全打通了。透过讲电影的过程，她不断在讲对比于电影，文字写作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她很早就已经从不同艺术创作类型的界限来考虑小说是什么，写作是什么。”
在梁文道看来，《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在示范写作是什么？“我不讲小说是什么，我讲写作，为什么呢？很多内地读者读西西觉得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或者不要说西西，有很多作家（我们读起来）我们觉得困难——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想：这是小说吗？哪有小说这样写的！小说应该有的东西它不具备，于是你觉得，这个小说写得不好或者怎么样。”
梁文道认为，这对于西西那一代人来说，似乎不是个问题，“她没考虑过我要写小说。我不是说她不认真写小说，而是说她会觉得：我在写作。像《石头与桃花》里面，她讲武梁祠那一篇，你说这是小说吗？她其实没那么在意这个问题。她觉得，我要写的东西，写的时候里面有写实的、有虚构的，它们怎么样混在一起，像《我的乔治亚》写着写着就虚构了，但是这个东西对她而言，从来不构成障碍。就等于她写书评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介绍那个作家写的，什么时候是你自己写，她有时候也是不加区分，那个界限就轻飘飘的一下滑过去了。”也正因此，西西的作品给了当时的梁文道极大的震撼，“最大的震撼就是原来写作可以这么自由，我何必要有那么多的框框条条去规定。”
你会想进入她的眼光，去进入她的生活
杨大壹说，自己最早知道西西，还是因为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在看到西西的作品后，杨大壹对其中两本印象深刻：一本是《飞毡》，一本是《我城》。“我带着特别强的问题意识在看这两本书，就是到底怎么描述香港？我作为一个内地长大的小孩，我们看香港是分了好几个阶段的：小时候比如（上世纪）90年代，零星地接触到那些港台文化，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录像厅或者盗版VCD、DVD看《古惑仔》，就觉得香港全是《古惑仔》。后来再看关于武侠的一些作品，觉得香港是不是全都是李小龙、全是叶问，都是这么一套东西。”
长大一些后，武侠已不足以吸引杨大壹，这个时候，他对香港又有了一个好奇——一个文学意义上的香港是什么样的？香港内部的人会怎么描述这座城市，怎么去理解它呢？
杨大壹说：“《飞毡》就给了我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它一直是一个孩童的视角，很天真地在描述这座城。当然，细心的话，也能在其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有些大火、有些难民的涌入，有一些变化的产生；比如突然新建起来很多工厂，或者说突然他们家糖水铺子开不下去了，类似这样的小变化，西西就像玩一个游戏一样，把它藏在其中。我在看的时候半知半解，如果我想去查那段历史，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查。香港哪年发生了大火吗？还是怎么样？隐约有印象，但还是不清楚。直到看了《我城》。”
在杨大壹看来，《我城》是更符合当代小说标准文体的作品，“它里面写的这几个年轻人，他们更是一个青年人的视角在面对自己的生活。我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可能跟香港的变化又产生了一次新的对位——《飞毡》是一次对位，《我城》也是一次对位。《我城》里边因为主角是铺电话线的，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西西老师她肯定是开过那个电话盒子，所以她能把一切东西写得非常的细致，说电话盒子拆开以后里面有个灰色的小匣子，然后要打开，里面的线要接到哪。后来我又看了那个纪录片，她做手工熊。我觉得她是一个很会观看、很会观察事物的人……她电影的那些视觉语言，她会对位到文学里面，我看《我城》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感觉……我在看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她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作家，你会想进入她的眼光，去进入她的生活。”
2022年12月18日，西西因心脏衰竭，在医院安详离世。从1952年公开发表第一首诗，到2021年中风前，西西笔耕不辍七十年，获奖无数。她是肥土镇土瓜湾一位可爱的冒险家。写小说，拍电影，用一只手造娃娃屋、缝玩具熊，跟踪动物生态保护，在鬼门关夺回自己的生命……几乎无所不能，被称为“华语世界最有童心的小说家”。
西西的一生，精彩、愉快、有益、有意义。如她所言：“对，我们并不怕。人世匆匆，有什么好怕的。”《我城》《飞毡》《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哨鹿》《我的乔治亚》《白发阿娥及其他》，以及今年出版的小说遗作《石头与桃花》，单从出版的规模看，西西应该是当下香港文学被内地大众认知最多的作家之一。
西西曾说，“我们说，我们总有地方可以去。你喜欢去，从这里到那里，有一个岛叫青岛，你说。有一个关叫山海关，你说。有一个城，叫万里长城，你说。有一个港，叫香港……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你说。是的，是的，我爱港岛，让我好在明天一点一点地把你忘记。”
12月7日，思念西西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我们为什么爱西西——漫谈‘我城’的一位作家”主题活动举行，梁文道和“文化有限”主播杨大壹，“重启试试”主播刘盟赟一同做客方所北京店，再次聊起西西，以期从香港与内地两代读者的经验出发，阅读像西西这样的一位“我城”的作家。
从不同艺术创作类型的界限来考虑小说是什么，写作是什么
活动现场，梁文道谈及自己与西西的相遇，“对我的冲击太大了，特别是读西西。因为香港这几个出版社可能印书少，而且比较分散，往往很容易在书市当中流失，反倒是西西小说跟作品的台湾版在香港比较容易获得。所以那时候，我就读了她的《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包括她一些很早期的作品，那时候包括她的《像是笨蛋》，这是1991年的了，但是里面有一些作品是之前能看到的，还有香港当时有出版叫《哨鹿》……这些作品当时读到对我而言是非常震撼的……《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内地是有出版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很多人觉得像个书评集，其实应该说是个书画集，但是我觉得两者都不太准确。我先讲一下，其实那是西西当时在报纸杂志上面连载介绍世界文学，那里面大部分文字写成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重点介绍的可能是拉美文学，像马尔克斯跟略萨，还有墨西哥的帕斯，这都是她70年代就在香港介绍给香港读者的。”
“她写书画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她有时候说我要写这本书，我要介绍这样一个小说，这样一个作品，但你会发现，其实更像她自己在讲故事。有时候她真的不是在介绍一个小说，而是从小说里面抽取其中一个细节，然后把那个细节放大了，整篇文章有一大半是她自己的虚构，而不是那个书原来的内容，所以我宁可说，那是一个她读完书之后的自由发散的创作。”梁文道说，“我们今天讲文艺青年，这个词很流行。但是各位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其实在内地，很少人讲文艺青年，当时讲文学青年，这什么意思呢？文艺青年、文学青年一字之差，分别在哪呢？文艺青年我会假设你的爱好范围可能更广泛，不光是文学，可能包括艺术、电影等等……一个文学爱好者，甚至是像西西这样的作家，她同时可以是个电影评论家，甚至她写足球。她的爱好范围非常广阔，她示范了一个文艺青年是怎么回事，而且她把它们全打通了。透过讲电影的过程，她不断在讲对比于电影，文字写作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她很早就已经从不同艺术创作类型的界限来考虑小说是什么，写作是什么。”
在梁文道看来，《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在示范写作是什么？“我不讲小说是什么，我讲写作，为什么呢？很多内地读者读西西觉得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或者不要说西西，有很多作家（我们读起来）我们觉得困难——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想：这是小说吗？哪有小说这样写的！小说应该有的东西它不具备，于是你觉得，这个小说写得不好或者怎么样。”
梁文道认为，这对于西西那一代人来说，似乎不是个问题，“她没考虑过我要写小说。我不是说她不认真写小说，而是说她会觉得：我在写作。像《石头与桃花》里面，她讲武梁祠那一篇，你说这是小说吗？她其实没那么在意这个问题。她觉得，我要写的东西，写的时候里面有写实的、有虚构的，它们怎么样混在一起，像《我的乔治亚》写着写着就虚构了，但是这个东西对她而言，从来不构成障碍。就等于她写书评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介绍那个作家写的，什么时候是你自己写，她有时候也是不加区分，那个界限就轻飘飘的一下滑过去了。”也正因此，西西的作品给了当时的梁文道极大的震撼，“最大的震撼就是原来写作可以这么自由，我何必要有那么多的框框条条去规定。”
你会想进入她的眼光，去进入她的生活
杨大壹说，自己最早知道西西，还是因为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在看到西西的作品后，杨大壹对其中两本印象深刻：一本是《飞毡》，一本是《我城》。“我带着特别强的问题意识在看这两本书，就是到底怎么描述香港？我作为一个内地长大的小孩，我们看香港是分了好几个阶段的：小时候比如（上世纪）90年代，零星地接触到那些港台文化，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录像厅或者盗版VCD、DVD看《古惑仔》，就觉得香港全是《古惑仔》。后来再看关于武侠的一些作品，觉得香港是不是全都是李小龙、全是叶问，都是这么一套东西。”
长大一些后，武侠已不足以吸引杨大壹，这个时候，他对香港又有了一个好奇——一个文学意义上的香港是什么样的？香港内部的人会怎么描述这座城市，怎么去理解它呢？
杨大壹说：“《飞毡》就给了我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它一直是一个孩童的视角，很天真地在描述这座城。当然，细心的话，也能在其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有些大火、有些难民的涌入，有一些变化的产生；比如突然新建起来很多工厂，或者说突然他们家糖水铺子开不下去了，类似这样的小变化，西西就像玩一个游戏一样，把它藏在其中。我在看的时候半知半解，如果我想去查那段历史，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查。香港哪年发生了大火吗？还是怎么样？隐约有印象，但还是不清楚。直到看了《我城》。”
在杨大壹看来，《我城》是更符合当代小说标准文体的作品，“它里面写的这几个年轻人，他们更是一个青年人的视角在面对自己的生活。我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可能跟香港的变化又产生了一次新的对位——《飞毡》是一次对位，《我城》也是一次对位。《我城》里边因为主角是铺电话线的，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西西老师她肯定是开过那个电话盒子，所以她能把一切东西写得非常的细致，说电话盒子拆开以后里面有个灰色的小匣子，然后要打开，里面的线要接到哪。后来我又看了那个纪录片，她做手工熊。我觉得她是一个很会观看、很会观察事物的人……她电影的那些视觉语言，她会对位到文学里面，我看《我城》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感觉……我在看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她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作家，你会想进入她的眼光，去进入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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