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刚下完一场大雪，我们就在谢列梅捷沃机场落地。发现工作人员正清理积雪，我就想，当俄罗斯遇到大雪，所见所闻才有记忆里的历史场景。此刻，有谁知道，我刚踏上俄罗斯的土地，脑袋里想的全是契诃夫——这位参与了我精神塑造的俄国作家，我年轻时的心灵导师，命运歧途上的指路人。
公务活动之余，我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又到访新圣女公墓，这里葬有一万多名俄罗斯的历史名人；在公墓门口，我花一百卢布买了一朵白菊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新圣女公墓就像一座美丽的雕塑园，独行其间，让人目不暇接。我找到契诃夫墓，手拿白菊花，对着简洁、朴素的墓碑，以一个中国读者的身份，诉说自己对地下魂灵的喜爱与倾慕。
契诃夫的墓碑是白色的，尖顶，顶端三个圆锥形的装饰上方还有十字架，整体来看，既像带阁楼的小房子，又像微缩版的东正教教堂。紧挨着契诃夫墓的，是果戈理的墓，契诃夫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露出迷人的微笑。尽管生前他很欣赏“芳邻”的作品，但做梦也不会想到死后竟挨得如此近，如果他还能写作的话，这就是现成的契诃夫式小说的素材。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著名作家的头像曾印在糖果纸上，契诃夫看到后，对一位正在剥糖果纸的女士说：“还没契诃夫，是吧？以后就会有的。”契诃夫的头像后来印没印在糖果纸上，我不知道，可我亲眼看见莫斯科郊外列宁别墅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本泛黄的日历，时间定格于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的日子，日历的背板，就有契诃夫的头像。这位曾被革命导师赞赏，并在讲话、文章中几次引用其小说人物诠释的革命真理的作家，虽然在世时没看到自己的头像印在糖果纸上，却被请进了列宁的书房。
靠近契诃夫墓的，还有卓娅和舒拉的墓，女英雄卓娅宁死不屈的凛凛雕像就矗立在墓前。卓娅生前，曾在笔记本上抄写契诃夫话剧《万尼亚舅舅》中阿斯特罗夫医生的一句台词：“一个人什么都得美：脸、衣饰、心灵、思想。”这句台词，也是契诃夫生活理想与追求的写照。上世纪五十年代，《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最受中国青年喜爱的畅销读物，通过英雄的感人事迹，中国青年也了解到女英雄对契诃夫作品的喜爱。自己的作品能成为青年励志的箴言，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构造”，可谓作家的最高荣光。
去圣彼得堡的夏宫时，我在芬兰湾捡了一块石头，留作纪念。从圣彼得堡跨过芬兰湾，白帆点点的远方，是德国的疗养胜地巴登威勒。由于肺病日深，契诃夫到巴登威勒疗养，于1904年7月15日逝世，享年四十四岁。临终前，他向守护他的妻子克尼碧尔要了一杯香槟，喝完香槟，说：“我要死了。”他是医生，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的病情；他清醒地告别人世，就对至爱的妻子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过当他的遗体运回俄国时，却上演了一出“戏”：火车进站后，站台上敲鼓吹号，为的是迎接一位俄国将军的灵柩，而契诃夫的遗体被放在一节运牡蛎的货车里。高尔基曾在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里愤怒地写道：“‘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他嘲笑了它，他用了一管锋利而冷静的笔描写了它，他能够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然而‘庸俗’也用一个卑劣的恶作剧对他报了仇：就是把他的遗体——一个诗人的遗体——放在一节运牡蛎的货车里。”7月22日，莫斯科文学界为契诃夫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几百人护送灵车，将这位既热情又冷峻，既幽默又深刻，既朴素又富有的高贵优雅、正直善良的作家送到新圣女公墓下葬。
我将手中的白菊花轻轻放在契诃夫墓前，面对墓碑三鞠躬。公墓修道院的金色葫芦顶，于蓝天丽日下熠熠生辉，树叶在风中发出金属质感的声响，四周静悄悄的，空气里弥漫着冷寂的味道。
*
契诃夫的作品，很早就被译介到我国。新文化运动后，鲁迅、茅盾、徐志摩等前辈，或是翻译他的小说，或是翻译对他的评论，为方兴未艾的中国新文学注入了新鲜营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自从改变办刊方针，由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相继担任主编后，刊登过契诃夫的照片和赵景深、彭补拙、洛生等人的译作。沈从文在初涉文学写作时，就对契诃夫的小说产生兴趣。徐志摩旅欧时，在英国拜访了女作家曼斯费尔德，同他心仪的作家大谈契诃夫；他知道，曼斯费尔德是契诃夫的私淑女弟子，被称为“英国的契诃夫”。抵达莫斯科后，徐志摩又专程赴新圣女公墓，用他的话说是“给契诃夫上坟”，还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散文《契诃夫的墓园》。抗战时期，贾植芳从日文转译《契诃夫手记》，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这本译著多次再版，是许多读者和作家认识契诃夫的重要媒介。普通读者从契诃夫幽默的札记中享受阅读的快乐，小说家则学习契诃夫捕捉形象的技巧，完成细节、形象的日常积累。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中，中国读者是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排在一起的。
最能代表中国读者对契诃夫敬意的，是1954年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时，我国成立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出版了《纪念契诃夫画册》《纪念契诃夫专刊》，《译文》杂志的封面刊登了画家黄永玉所作契诃夫的木刻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翻译家满涛编写的《契诃夫画传》，孙犁撰写了长篇纪念文章《契诃夫》，巴金代表中国作家专程赴莫斯科，参加相关纪念活动。巴金喜爱契诃夫的作品，他在新圣女公墓见到了克尼碧尔，还参观了契诃夫故居，写下《我们还需要契诃夫》等一组文章。1955年，这组以契诃夫为话题的文章辑为一册，名为“谈契诃夫”，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汝龙最早翻译的契诃夫的小说，也是由巴金主持的出版社出版的。
汝龙这个名字，和契诃夫紧紧连在一起。虽然他翻译过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但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他征求过巴金的意见，巴金建议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契诃夫作品的翻译上。从此，汝龙便以个体翻译家的身份，将全部生命投入契诃夫作品的译事。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较为整齐地出版了二十七卷本的《契诃夫小说选集》；八十年代初，他又重新修订，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这套选集，并且继续翻译、修订，出版《契诃夫文集》和十卷本的《契诃夫小说选集》。这项规模宏大的翻译工程，完全出自一人之手，而且是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我从未听见译者的呻吟和诉苦；不仅对自己的生活境况不抱怨，还用一个高贵翻译家的余光照亮他人。经济学家余永定曾回忆，他年轻时在工厂做工，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拜汝龙为师。为了让余永定理解一个单词的含义，汝龙会做动作，帮助他理解：“例如irritation（激怒）这个词，他就做出irritated的样子给我看。《金银岛》里有不少海盗对话，我怎么也看不懂，汝龙先生就模仿海盗的声调，绘声绘色地高声朗读，让我体会这些话的含义。”汝龙循循善诱，完全出于一个热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喜欢契诃夫作品的读者，但见一本本译作摆在书店、图书馆的书架上，又有谁了解过译者的情况？我是契诃夫迷，即使注意搜集相关资料，也很少听到译者的声音。年轻时好事，当我得知汝龙先生的妹妹汝倩英同志在本单位的计统局工作后，主动登门，想通过她，以采访的名义拜访汝龙先生。那时，汝龙的住所极狭窄，不少书就存放在妹妹的新家，我经常看见一些同事捧着巴金签赠“及人兄/文颖嫂”的书在机关里读；原来汝龙字“及人”，书是从他妹妹那里借出的。倩英同志知道我的用意，又了解她哥哥的性格，就让我写个采访提纲，由她转交，看她哥哥是否同意。不料我的请求坏了事：倩英同志转告我，她哥哥说，我们还是谦虚一些吧，不要写文章宣传了。为了安慰我，她送给我两本新近出版的契诃夫文集。我暗自后悔：假如不说采访，随倩英同志去看看她的翻译家哥哥，当是不会拒见的吧。记得契诃夫说过这样的话：小说家写完作品后，就应该躲在幕后，“连克雷洛夫都说过，空桶子敲起来比实桶子还响，如果他们有才能，就应该尊重他”。我想，一辈子浸淫于契诃夫的作品，通过作品了解契诃夫伟大的人格精神，怎能不受其影响？汝龙先生默默翻译契诃夫，把自己的心血融化在严肃的工作中，放眼翻译界，他是唯一一位没接受过采访、成就又很大的翻译家。
*
在莫斯科，白天我带领团队访问各种智库，晚上就到大街上溜达，寻找与契诃夫有关的遗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附近散步时，不禁想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过一本《契诃夫与艺术剧院》，是满涛译的，这位大导演详尽地追述他和契诃夫、契诃夫和剧院的渊源。我知道，《海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奠定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舞台大幕上就绣着两只展翅飞翔的海鸥。现在，那两只海鸥还在大幕上吗？
在北京的首都剧场，我看过立陶宛OKT剧团表演的《海鸥》，演出没过半，我大失所望，悄悄退场。《海鸥》的剧中人坐在折叠椅上，只是说话，话剧变成朗诵剧、广播剧；至于演员的化装，也是敷衍塞责，好像在彩排。与其买高价票来剧场看演出，还不如自己在家看剧本，也许我孤陋寡闻，不明白这是什么“现代形式”。北京人艺排演的《万尼亚舅舅》，演出一开场，濮存昕饰演的万尼亚匍匐在舞台右侧，从服饰、灯光都贴近契诃夫的人物形象。但在演出过程中，整台戏不协调，演员的水平高下不均，全剧的效果就分裂；导演对契诃夫的诠释，是另一种舞台语汇，我大不满足。对契诃夫的艺术世界，太难正确把握，用另一种艺术形式再现，甚至是南辕北辙。
我读的契诃夫的几个剧本，是焦菊隐、满涛翻译的，满涛直接从俄文翻译，质量最高。但要读出契诃夫独有的文字风格和韵味，我还是认汝龙。读过汝龙翻译的所有契诃夫的作品后，我胡思乱想：我是读契诃夫，还是读汝龙？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
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有与青春携手同行的书。我年轻时大量购买古今中外的经典，读契诃夫，却先从机关的图书馆借阅，然后才一本本从书店买。《契诃夫小说选集》不是一次出齐的，出几本买几本，买契诃夫的小说成了执念，直到集齐二十七本。而契诃夫逝世的照片，我将其装进金边镜框，摆在宿舍的书桌前；夜晚，我在台灯下读书，面对他安详的遗容。契诃夫的小说并未给读者指明生活方向，那些人物形象，没有一个是高大又完美的。在灰色、庸俗、琐碎、慵懒的生活场景和色调里，他笔下的人物在挣扎，在向往透明的天空和亮丽的阳光，有如植物的向光性。沙皇统治下的农奴制，很大程度上压制、扭曲了民族性格，所以契诃夫笔下，有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也有下层人民的苦难。
读契诃夫，使我对工作的外部环境渐渐不满，我特别害怕自己成为《外套》里的别里可夫而不自觉。这时，我用儒学的方法，反身内求，勇猛精进，从而改变自己的“精神构造”。读懂契诃夫的人会知晓，契诃夫的文学思想是向现实生活发出警告，让我们警惕那些习以为常的恶劣惯性，他告诫读者不要以非为是，要有更高、更美好的目标。而误读契诃夫的人，会以为这位作家没理想，作品太灰色，看不到光明的前景，缺乏曲折离奇的故事。在我国，早就有因误读主动告别契诃夫的人，而读懂的人，坚定了自己的生活目标。我认识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干校劳动时，偶然读到契诃夫的小说《打赌》，因此受到启发。不顾繁重的劳动与黯淡的境遇，他发愤读书，珍惜寸阴，改革开放后用所学专业为国家服务，作出了突出贡献。呵呵，要谈契诃夫小说的现实功用，显然背离文学的本质，契诃夫泉下有知，也会发笑。但我有资格说，契诃夫的文学作品，包括他的书信、剧本，在外形散乱的艺术世界里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实生活，告诉读者：“这样生活是不行的！”
莫斯科刚下完一场大雪，我们就在谢列梅捷沃机场落地。发现工作人员正清理积雪，我就想，当俄罗斯遇到大雪，所见所闻才有记忆里的历史场景。此刻，有谁知道，我刚踏上俄罗斯的土地，脑袋里想的全是契诃夫——这位参与了我精神塑造的俄国作家，我年轻时的心灵导师，命运歧途上的指路人。
公务活动之余，我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又到访新圣女公墓，这里葬有一万多名俄罗斯的历史名人；在公墓门口，我花一百卢布买了一朵白菊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新圣女公墓就像一座美丽的雕塑园，独行其间，让人目不暇接。我找到契诃夫墓，手拿白菊花，对着简洁、朴素的墓碑，以一个中国读者的身份，诉说自己对地下魂灵的喜爱与倾慕。
契诃夫的墓碑是白色的，尖顶，顶端三个圆锥形的装饰上方还有十字架，整体来看，既像带阁楼的小房子，又像微缩版的东正教教堂。紧挨着契诃夫墓的，是果戈理的墓，契诃夫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露出迷人的微笑。尽管生前他很欣赏“芳邻”的作品，但做梦也不会想到死后竟挨得如此近，如果他还能写作的话，这就是现成的契诃夫式小说的素材。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著名作家的头像曾印在糖果纸上，契诃夫看到后，对一位正在剥糖果纸的女士说：“还没契诃夫，是吧？以后就会有的。”契诃夫的头像后来印没印在糖果纸上，我不知道，可我亲眼看见莫斯科郊外列宁别墅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本泛黄的日历，时间定格于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的日子，日历的背板，就有契诃夫的头像。这位曾被革命导师赞赏，并在讲话、文章中几次引用其小说人物诠释的革命真理的作家，虽然在世时没看到自己的头像印在糖果纸上，却被请进了列宁的书房。
靠近契诃夫墓的，还有卓娅和舒拉的墓，女英雄卓娅宁死不屈的凛凛雕像就矗立在墓前。卓娅生前，曾在笔记本上抄写契诃夫话剧《万尼亚舅舅》中阿斯特罗夫医生的一句台词：“一个人什么都得美：脸、衣饰、心灵、思想。”这句台词，也是契诃夫生活理想与追求的写照。上世纪五十年代，《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最受中国青年喜爱的畅销读物，通过英雄的感人事迹，中国青年也了解到女英雄对契诃夫作品的喜爱。自己的作品能成为青年励志的箴言，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构造”，可谓作家的最高荣光。
去圣彼得堡的夏宫时，我在芬兰湾捡了一块石头，留作纪念。从圣彼得堡跨过芬兰湾，白帆点点的远方，是德国的疗养胜地巴登威勒。由于肺病日深，契诃夫到巴登威勒疗养，于1904年7月15日逝世，享年四十四岁。临终前，他向守护他的妻子克尼碧尔要了一杯香槟，喝完香槟，说：“我要死了。”他是医生，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的病情；他清醒地告别人世，就对至爱的妻子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过当他的遗体运回俄国时，却上演了一出“戏”：火车进站后，站台上敲鼓吹号，为的是迎接一位俄国将军的灵柩，而契诃夫的遗体被放在一节运牡蛎的货车里。高尔基曾在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里愤怒地写道：“‘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他嘲笑了它，他用了一管锋利而冷静的笔描写了它，他能够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然而‘庸俗’也用一个卑劣的恶作剧对他报了仇：就是把他的遗体——一个诗人的遗体——放在一节运牡蛎的货车里。”7月22日，莫斯科文学界为契诃夫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几百人护送灵车，将这位既热情又冷峻，既幽默又深刻，既朴素又富有的高贵优雅、正直善良的作家送到新圣女公墓下葬。
我将手中的白菊花轻轻放在契诃夫墓前，面对墓碑三鞠躬。公墓修道院的金色葫芦顶，于蓝天丽日下熠熠生辉，树叶在风中发出金属质感的声响，四周静悄悄的，空气里弥漫着冷寂的味道。
*
契诃夫的作品，很早就被译介到我国。新文化运动后，鲁迅、茅盾、徐志摩等前辈，或是翻译他的小说，或是翻译对他的评论，为方兴未艾的中国新文学注入了新鲜营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自从改变办刊方针，由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相继担任主编后，刊登过契诃夫的照片和赵景深、彭补拙、洛生等人的译作。沈从文在初涉文学写作时，就对契诃夫的小说产生兴趣。徐志摩旅欧时，在英国拜访了女作家曼斯费尔德，同他心仪的作家大谈契诃夫；他知道，曼斯费尔德是契诃夫的私淑女弟子，被称为“英国的契诃夫”。抵达莫斯科后，徐志摩又专程赴新圣女公墓，用他的话说是“给契诃夫上坟”，还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散文《契诃夫的墓园》。抗战时期，贾植芳从日文转译《契诃夫手记》，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这本译著多次再版，是许多读者和作家认识契诃夫的重要媒介。普通读者从契诃夫幽默的札记中享受阅读的快乐，小说家则学习契诃夫捕捉形象的技巧，完成细节、形象的日常积累。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中，中国读者是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排在一起的。
最能代表中国读者对契诃夫敬意的，是1954年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时，我国成立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出版了《纪念契诃夫画册》《纪念契诃夫专刊》，《译文》杂志的封面刊登了画家黄永玉所作契诃夫的木刻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翻译家满涛编写的《契诃夫画传》，孙犁撰写了长篇纪念文章《契诃夫》，巴金代表中国作家专程赴莫斯科，参加相关纪念活动。巴金喜爱契诃夫的作品，他在新圣女公墓见到了克尼碧尔，还参观了契诃夫故居，写下《我们还需要契诃夫》等一组文章。1955年，这组以契诃夫为话题的文章辑为一册，名为“谈契诃夫”，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汝龙最早翻译的契诃夫的小说，也是由巴金主持的出版社出版的。
汝龙这个名字，和契诃夫紧紧连在一起。虽然他翻译过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但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他征求过巴金的意见，巴金建议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契诃夫作品的翻译上。从此，汝龙便以个体翻译家的身份，将全部生命投入契诃夫作品的译事。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较为整齐地出版了二十七卷本的《契诃夫小说选集》；八十年代初，他又重新修订，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这套选集，并且继续翻译、修订，出版《契诃夫文集》和十卷本的《契诃夫小说选集》。这项规模宏大的翻译工程，完全出自一人之手，而且是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我从未听见译者的呻吟和诉苦；不仅对自己的生活境况不抱怨，还用一个高贵翻译家的余光照亮他人。经济学家余永定曾回忆，他年轻时在工厂做工，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拜汝龙为师。为了让余永定理解一个单词的含义，汝龙会做动作，帮助他理解：“例如irritation（激怒）这个词，他就做出irritated的样子给我看。《金银岛》里有不少海盗对话，我怎么也看不懂，汝龙先生就模仿海盗的声调，绘声绘色地高声朗读，让我体会这些话的含义。”汝龙循循善诱，完全出于一个热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喜欢契诃夫作品的读者，但见一本本译作摆在书店、图书馆的书架上，又有谁了解过译者的情况？我是契诃夫迷，即使注意搜集相关资料，也很少听到译者的声音。年轻时好事，当我得知汝龙先生的妹妹汝倩英同志在本单位的计统局工作后，主动登门，想通过她，以采访的名义拜访汝龙先生。那时，汝龙的住所极狭窄，不少书就存放在妹妹的新家，我经常看见一些同事捧着巴金签赠“及人兄/文颖嫂”的书在机关里读；原来汝龙字“及人”，书是从他妹妹那里借出的。倩英同志知道我的用意，又了解她哥哥的性格，就让我写个采访提纲，由她转交，看她哥哥是否同意。不料我的请求坏了事：倩英同志转告我，她哥哥说，我们还是谦虚一些吧，不要写文章宣传了。为了安慰我，她送给我两本新近出版的契诃夫文集。我暗自后悔：假如不说采访，随倩英同志去看看她的翻译家哥哥，当是不会拒见的吧。记得契诃夫说过这样的话：小说家写完作品后，就应该躲在幕后，“连克雷洛夫都说过，空桶子敲起来比实桶子还响，如果他们有才能，就应该尊重他”。我想，一辈子浸淫于契诃夫的作品，通过作品了解契诃夫伟大的人格精神，怎能不受其影响？汝龙先生默默翻译契诃夫，把自己的心血融化在严肃的工作中，放眼翻译界，他是唯一一位没接受过采访、成就又很大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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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白天我带领团队访问各种智库，晚上就到大街上溜达，寻找与契诃夫有关的遗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附近散步时，不禁想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过一本《契诃夫与艺术剧院》，是满涛译的，这位大导演详尽地追述他和契诃夫、契诃夫和剧院的渊源。我知道，《海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奠定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舞台大幕上就绣着两只展翅飞翔的海鸥。现在，那两只海鸥还在大幕上吗？
在北京的首都剧场，我看过立陶宛OKT剧团表演的《海鸥》，演出没过半，我大失所望，悄悄退场。《海鸥》的剧中人坐在折叠椅上，只是说话，话剧变成朗诵剧、广播剧；至于演员的化装，也是敷衍塞责，好像在彩排。与其买高价票来剧场看演出，还不如自己在家看剧本，也许我孤陋寡闻，不明白这是什么“现代形式”。北京人艺排演的《万尼亚舅舅》，演出一开场，濮存昕饰演的万尼亚匍匐在舞台右侧，从服饰、灯光都贴近契诃夫的人物形象。但在演出过程中，整台戏不协调，演员的水平高下不均，全剧的效果就分裂；导演对契诃夫的诠释，是另一种舞台语汇，我大不满足。对契诃夫的艺术世界，太难正确把握，用另一种艺术形式再现，甚至是南辕北辙。
我读的契诃夫的几个剧本，是焦菊隐、满涛翻译的，满涛直接从俄文翻译，质量最高。但要读出契诃夫独有的文字风格和韵味，我还是认汝龙。读过汝龙翻译的所有契诃夫的作品后，我胡思乱想：我是读契诃夫，还是读汝龙？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
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有与青春携手同行的书。我年轻时大量购买古今中外的经典，读契诃夫，却先从机关的图书馆借阅，然后才一本本从书店买。《契诃夫小说选集》不是一次出齐的，出几本买几本，买契诃夫的小说成了执念，直到集齐二十七本。而契诃夫逝世的照片，我将其装进金边镜框，摆在宿舍的书桌前；夜晚，我在台灯下读书，面对他安详的遗容。契诃夫的小说并未给读者指明生活方向，那些人物形象，没有一个是高大又完美的。在灰色、庸俗、琐碎、慵懒的生活场景和色调里，他笔下的人物在挣扎，在向往透明的天空和亮丽的阳光，有如植物的向光性。沙皇统治下的农奴制，很大程度上压制、扭曲了民族性格，所以契诃夫笔下，有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也有下层人民的苦难。
读契诃夫，使我对工作的外部环境渐渐不满，我特别害怕自己成为《外套》里的别里可夫而不自觉。这时，我用儒学的方法，反身内求，勇猛精进，从而改变自己的“精神构造”。读懂契诃夫的人会知晓，契诃夫的文学思想是向现实生活发出警告，让我们警惕那些习以为常的恶劣惯性，他告诫读者不要以非为是，要有更高、更美好的目标。而误读契诃夫的人，会以为这位作家没理想，作品太灰色，看不到光明的前景，缺乏曲折离奇的故事。在我国，早就有因误读主动告别契诃夫的人，而读懂的人，坚定了自己的生活目标。我认识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干校劳动时，偶然读到契诃夫的小说《打赌》，因此受到启发。不顾繁重的劳动与黯淡的境遇，他发愤读书，珍惜寸阴，改革开放后用所学专业为国家服务，作出了突出贡献。呵呵，要谈契诃夫小说的现实功用，显然背离文学的本质，契诃夫泉下有知，也会发笑。但我有资格说，契诃夫的文学作品，包括他的书信、剧本，在外形散乱的艺术世界里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实生活，告诉读者：“这样生活是不行的！”
近日，2024上海（国际）花展盛大开幕。此次花展选取的主题花是被誉为“花中皇后”的月季。原产自中国，寻常可见的月季为何能成为“花中皇后”？它的身上其实有着一本厚厚的神奇“履历”。过去的数千年 近日，东莞市安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中天产城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项目托管运营协议。根据协议，位于东莞松山湖的莞寓·中天国际金融园即将入市，可提供优质房源470套，租金1000元/月起，预计5月面市招租。 据悉，该项目 上海海派艺术馆推出的“梅柳渡江春——程十发书画艺术作品展”中，有他晚年精心创作的山水画。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我在程十发先生的画桌上看到他所画的山水后，被图式的奇谲、色 为了京昆新歌剧《凯撒》的上海演出，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著名演员吴兴国提前一周抵沪，与“昆曲王子”张军一起排练。今年2月，这部用京剧和昆曲演绎的莎士比亚名剧《凯撒大帝》在第52届香港艺 近日，棕榈股份发布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棕榈股份2024年第一季度营收约9.4亿元，同比增加8.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1.03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亏损0.06元;上年同期营收约8.6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在西方寓言谱系中，《乌鸦和狐狸》相当出名。它从早期的《伊索寓言》中脱颖而出，被后世作者基于不同价值取向而反复改写，并被收入各种文学启蒙读物中。以《伊索寓言》为起点，这一著名文本在传播改 。本文链接：献给契诃夫的一朵白菊花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21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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