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先秦时期是一个思想碰撞、文化交融的辉煌时代。这个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墨子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深厚的学识，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涵盖学科广泛、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典著作。早在19世纪，《墨子》就已经成为世界汉学界的研究对象之一；150多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多个《墨子》全译本或节译本。《墨子》也成为中央党校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慧的常读之书。她说：“重读《墨子》，你会发现，千百年来他的精神一直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从未走远。”
在黑夜中一直行走
墨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颜色——黑色，墨就是黑色。如果说其他的诸子百家都是用自己学派的理论和职能来命名，那么，墨家则用一种颜色发言，而这个颜色恰恰是他姓氏的色彩。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都做过考证，墨子堂而皇之地用“墨”作为自己的姓氏，作为自己学派的名号，也就是承认自己代表着社会底层。“墨”指黑衣、黑皮肤、黑脸，是社会底层的形象。
先秦诸子中不乏走过很多路的人，但他们毕竟一会儿坐牛车、一会儿坐马车，有时候还坐轿子，但墨子只是靠双脚走路。最著名的一次是他去楚国，劝阻一场伐宋之战，并跟公输班（即鲁班）辩论。这条路很长，它的起点在泰山脚下，而它的目的地是楚国的郢都，在今天的湖北荆州一带。这意味着墨子要穿过山东的一小半，再穿过河南全境，可能还要经过安徽，然后再到湖北。十天十夜，他全部靠步行，走得脚上起泡，他只能从黑色的衣服上撕下布条，包扎一下后继续走在黑夜里，就这么孤身一人，去阻止楚国攻打宋国。当时还下起了大雨，他想到城门下躲雨，却被宋国的人赶走了。他在大雨中暗暗自嘲：一个人呐，靠大智慧救苦救难，谁也不会知道；凭小聪明整天折腾，谁都会认识他。
这个人，白天别人当他是乞丐，晚上别人睡着了他还在走。为了民间公义，就那么质朴而笃定地奔走在社会底层。他的这种黑夜行走，看上去很孤独，其实他一直拥有一个与他言行相依的团队，组合成一种正义的集体力量。这样一个人，真是让每个中国人怀念。司马迁所说的任侠精神，在墨子身上获得了完美的体现，也就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品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墨子》的意义之一。
伟大并不意味着成功
遗憾的是，墨家过于追求极致而走向了衰微。钱穆先生说，墨家的衰亡，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墨家追求一种彻底的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中国的文化类型，或者民族性里面很难彻底贯彻这样一种清教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墨家讲“非乐”，不要音乐了；讲“节葬”，节俭葬礼，就连父母的丧礼也很苛刻，做得很彻底，很决绝，彻底折断个人的家庭理念。这些思想并不适应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
墨家的毛病出在极端化和权力化这两个方面。过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进了一个很小的地盘，成了“悬崖上的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例如，墨家的极端化使得它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制定规则、调配力量、执行纪律，这就使一个学派无法再在学理上创新发展，而只能停步不前。仅仅在这一点上，墨家便不如儒家生生不息了。由于权力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和防范，而墨家又找不到足以维系团队生存需要的经济基础，无法摆脱这种严重的生存危机。
墨家无可挽回地衰微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伟大。就连使它加速衰微的那些因素，也包含着时代的原因。这又一次证明，伟大并不意味着成功。
必须把这种精神追回来
读了《墨子》就会知道，墨子和墨家只是衰微在政治和文化范畴，丢失在史官的笔墨间，却晕染沉淀在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当中。千百年来老百姓所一直称道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处事原则；恪守情义的交友之道；危难中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从不拒绝艰险困苦，甚至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一直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不要小看这些品质，它们虽然很少见诸朝廷庙堂、书斋文苑，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品质，与田头巷陌、槐下童叟息息相关。与它们对比，那些书籍中记述的，反倒显得生硬、浅薄。
这让我想起一些近代武侠小说，它们正是把这种民间正气提炼成了现代成人的童话，而广受华语读者欢迎，拍成电影后，也能让外国观众眼睛一亮。如果从历史学的刻板标准来衡量，它们好像缺少太多依据，但从民族精神来衡量，它们反倒比历史更真实。一种游离在历史文本之外，却渗透在历史事实中的民间潜藏，在那里灿烂地呈现着。我认为，这种民间精神的最初概括，也曾见诸文本，就是墨子的基本思想——“兼爱”和“非攻”。
“兼爱”思想和儒家的“仁爱”思想有所不同。在那个时代，儒家和墨家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墨子》一书里有许多批评儒家的内容，后来孟子对墨子也有过严厉的批评。儒家讲究有等差的爱，有等差的爱确实比兼爱更便于实行。按照儒家的设计，中国人把家庭伦理之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当这种家庭伦理之爱被放大到朝廷的时候，等差观念就远远超过了仁爱观念。等差把仁爱当作了敬畏、窥测、追随，变成了一种上下服从的行政文化。这种状况对王朝的巩固有很大的强化作用和帮助，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缺漏。
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士子追求“忠孝两全”，也就是把情感投注在朝廷和家庭两端。但是，对于朝廷和家庭之间辽阔的中间地带，却很少给予关注。这辽阔的中间地带，也就是公共空间。有等差的爱，使人们在公共空间的行为缺少明确引导。而当年墨子正是要用这种“兼爱”，填补这些无爱的公共空间。墨子的形象，也因此在我们的一次次遗憾中重新清晰起来。
墨子的“非攻”思想，就是彻底反对战争，体现了他所代表的劳苦大众的心理。从表面上看，那时上层社会说了很多“息忿止战”“和为贵”的话，但都还想在战争中谋取名利。真正反对战争的，永远是劳苦大众。战争对他们而言，是做壮丁、当炮灰，背井离乡，抛尸万里。
墨子的“兼爱”“非攻”品德，也是人类精神的制高点。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把墨子推崇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他写道：“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中说：“中国要救亡，就要学墨子。”他还专门写了《墨子学案》，把墨子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培根、穆勒作对比。他说，一对比就知道孰轻孰重了。他感伤地写了一段话：“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二千年。如何才能一雪前耻？请君努力啊！”孙中山和梁启超，都把墨子当作中国精神的最高代表。他们认为必须把这种精神追回来，才能救中国。
文化不是单纯地传播知识，更不是关起门来搞一些自得其乐的研究，而应该像墨子一样，实现一种精神的传承。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经历了诸多的惨痛记忆之后，和平主义的兴起显得那么有价值。我们不能永远做审时度势的实用主义者。想一想墨子吧，这个为了和平事业不惜步行千里的黑衣壮士背着精神食粮已经走了很久很久，如果他累了，就让我们来背吧。托一把，扛到我们的肩上。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先秦时期是一个思想碰撞、文化交融的辉煌时代。这个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墨子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深厚的学识，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涵盖学科广泛、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典著作。早在19世纪，《墨子》就已经成为世界汉学界的研究对象之一；150多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多个《墨子》全译本或节译本。《墨子》也成为中央党校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慧的常读之书。她说：“重读《墨子》，你会发现，千百年来他的精神一直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从未走远。”
在黑夜中一直行走
墨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颜色——黑色，墨就是黑色。如果说其他的诸子百家都是用自己学派的理论和职能来命名，那么，墨家则用一种颜色发言，而这个颜色恰恰是他姓氏的色彩。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都做过考证，墨子堂而皇之地用“墨”作为自己的姓氏，作为自己学派的名号，也就是承认自己代表着社会底层。“墨”指黑衣、黑皮肤、黑脸，是社会底层的形象。
先秦诸子中不乏走过很多路的人，但他们毕竟一会儿坐牛车、一会儿坐马车，有时候还坐轿子，但墨子只是靠双脚走路。最著名的一次是他去楚国，劝阻一场伐宋之战，并跟公输班（即鲁班）辩论。这条路很长，它的起点在泰山脚下，而它的目的地是楚国的郢都，在今天的湖北荆州一带。这意味着墨子要穿过山东的一小半，再穿过河南全境，可能还要经过安徽，然后再到湖北。十天十夜，他全部靠步行，走得脚上起泡，他只能从黑色的衣服上撕下布条，包扎一下后继续走在黑夜里，就这么孤身一人，去阻止楚国攻打宋国。当时还下起了大雨，他想到城门下躲雨，却被宋国的人赶走了。他在大雨中暗暗自嘲：一个人呐，靠大智慧救苦救难，谁也不会知道；凭小聪明整天折腾，谁都会认识他。
这个人，白天别人当他是乞丐，晚上别人睡着了他还在走。为了民间公义，就那么质朴而笃定地奔走在社会底层。他的这种黑夜行走，看上去很孤独，其实他一直拥有一个与他言行相依的团队，组合成一种正义的集体力量。这样一个人，真是让每个中国人怀念。司马迁所说的任侠精神，在墨子身上获得了完美的体现，也就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品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墨子》的意义之一。
伟大并不意味着成功
遗憾的是，墨家过于追求极致而走向了衰微。钱穆先生说，墨家的衰亡，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墨家追求一种彻底的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中国的文化类型，或者民族性里面很难彻底贯彻这样一种清教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墨家讲“非乐”，不要音乐了；讲“节葬”，节俭葬礼，就连父母的丧礼也很苛刻，做得很彻底，很决绝，彻底折断个人的家庭理念。这些思想并不适应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
墨家的毛病出在极端化和权力化这两个方面。过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进了一个很小的地盘，成了“悬崖上的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例如，墨家的极端化使得它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制定规则、调配力量、执行纪律，这就使一个学派无法再在学理上创新发展，而只能停步不前。仅仅在这一点上，墨家便不如儒家生生不息了。由于权力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和防范，而墨家又找不到足以维系团队生存需要的经济基础，无法摆脱这种严重的生存危机。
墨家无可挽回地衰微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伟大。就连使它加速衰微的那些因素，也包含着时代的原因。这又一次证明，伟大并不意味着成功。
必须把这种精神追回来
读了《墨子》就会知道，墨子和墨家只是衰微在政治和文化范畴，丢失在史官的笔墨间，却晕染沉淀在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当中。千百年来老百姓所一直称道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处事原则；恪守情义的交友之道；危难中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从不拒绝艰险困苦，甚至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一直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不要小看这些品质，它们虽然很少见诸朝廷庙堂、书斋文苑，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品质，与田头巷陌、槐下童叟息息相关。与它们对比，那些书籍中记述的，反倒显得生硬、浅薄。
这让我想起一些近代武侠小说，它们正是把这种民间正气提炼成了现代成人的童话，而广受华语读者欢迎，拍成电影后，也能让外国观众眼睛一亮。如果从历史学的刻板标准来衡量，它们好像缺少太多依据，但从民族精神来衡量，它们反倒比历史更真实。一种游离在历史文本之外，却渗透在历史事实中的民间潜藏，在那里灿烂地呈现着。我认为，这种民间精神的最初概括，也曾见诸文本，就是墨子的基本思想——“兼爱”和“非攻”。
“兼爱”思想和儒家的“仁爱”思想有所不同。在那个时代，儒家和墨家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墨子》一书里有许多批评儒家的内容，后来孟子对墨子也有过严厉的批评。儒家讲究有等差的爱，有等差的爱确实比兼爱更便于实行。按照儒家的设计，中国人把家庭伦理之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当这种家庭伦理之爱被放大到朝廷的时候，等差观念就远远超过了仁爱观念。等差把仁爱当作了敬畏、窥测、追随，变成了一种上下服从的行政文化。这种状况对王朝的巩固有很大的强化作用和帮助，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缺漏。
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士子追求“忠孝两全”，也就是把情感投注在朝廷和家庭两端。但是，对于朝廷和家庭之间辽阔的中间地带，却很少给予关注。这辽阔的中间地带，也就是公共空间。有等差的爱，使人们在公共空间的行为缺少明确引导。而当年墨子正是要用这种“兼爱”，填补这些无爱的公共空间。墨子的形象，也因此在我们的一次次遗憾中重新清晰起来。
墨子的“非攻”思想，就是彻底反对战争，体现了他所代表的劳苦大众的心理。从表面上看，那时上层社会说了很多“息忿止战”“和为贵”的话，但都还想在战争中谋取名利。真正反对战争的，永远是劳苦大众。战争对他们而言，是做壮丁、当炮灰，背井离乡，抛尸万里。
墨子的“兼爱”“非攻”品德，也是人类精神的制高点。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把墨子推崇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他写道：“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中说：“中国要救亡，就要学墨子。”他还专门写了《墨子学案》，把墨子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培根、穆勒作对比。他说，一对比就知道孰轻孰重了。他感伤地写了一段话：“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二千年。如何才能一雪前耻？请君努力啊！”孙中山和梁启超，都把墨子当作中国精神的最高代表。他们认为必须把这种精神追回来，才能救中国。
文化不是单纯地传播知识，更不是关起门来搞一些自得其乐的研究，而应该像墨子一样，实现一种精神的传承。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经历了诸多的惨痛记忆之后，和平主义的兴起显得那么有价值。我们不能永远做审时度势的实用主义者。想一想墨子吧，这个为了和平事业不惜步行千里的黑衣壮士背着精神食粮已经走了很久很久，如果他累了，就让我们来背吧。托一把，扛到我们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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