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哈顿说，“这座多山的城市是漫游者的天堂”。我在里斯本高高低低的街巷行走，在白天和日暮降临的街角歇息停留，看老人们静坐闲聊，孩子们围绕着雕塑跑来跑去大声尖叫，看夜晚昏黄的路灯把光投到斑驳的墙面和碎石路上，感受到它和其他城市不同的、独有的特点，但却不能理解形成城市变化的原因和历程。半年多后，阅读《海洋女王：里斯本的历史》，是在文字空间中的行走，是重新认识这座充满魅力之城的旅行。
从“杂货之城”到“废墟之城”
里斯本和其他欧洲城市有什么不同？故事的叙述开始于古罗马人、摩尔人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先后占领，堆叠的历史在这座城市体上书写，抹除又复写，刻上深浅不一的痕迹。但这不是作者讲述的重点。里斯本繁荣的历史开始于15世纪末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作者哈顿说，是里斯本带着欧洲出走地中海。
因为地缘优势、勇气、野心和航海技能，里斯本在16、17世纪汇聚无情掠夺来的财富、货品、商人和奴隶，给它带来十分不同于欧洲其他城市的独特景观，这座城市成了“杂货之城”——当时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戏称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一世是“杂货之王”。但是，彼时的里斯本虽然无比繁华，但只有发达的贵族和低贱的农民，“几乎没有中间阶层”，“里斯本仍然是一个脏兮兮的城市；雄伟的宫殿和优雅的教堂与苦难和肮脏并存”，同时，严酷无情的宗教裁判所为它投下深重的阴暗面，这座城市既虔诚，却又险恶和残酷。
由掠夺、财富和空间扩展带来的“杂货之城”里斯本在1755年的大地震中变成了“废墟之城”。接连而来的地震、海啸和大火无情摧毁了里斯本，“城市陷入废墟，人群陷入宗教狂热”，一座富有的、人口众多的城市转眼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到处是恐怖和荒凉景象。这座宗教虔诚的城市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巨大的、冷酷的惩罚？怎么解释这个大灾难成了一个问题，是上帝的惩罚还是科学的解释成为激烈辩论焦点——这一时期正处在欧洲的理性启蒙阶段，康德、卢梭、伏尔泰都加入了辩论。
经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面对遍地的城市废墟，幸存者说，“你试图在里斯本寻找里斯本，但发现它并不存在”。
“如此深切和悲伤的失望”
相比较17、18世纪的繁荣，19世纪的里斯本艰难灰暗。1807年冬，拿破仑军队向里斯本发起进攻，葡萄牙的皇族和高官仓皇出逃遥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哈顿说，像是葡萄牙人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先自己洗劫了这座城市，要把里斯本连根拔起。虽然法国人的占领是暂时的，却“为一个悲惨的时代定下了基调”，永不停止的动乱是它的世纪宿命。
1821年，逃亡的皇室从里约热内卢返回。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国王若奥六世在当年签署了葡萄牙宪法，“剥夺国王的绝对权力并任命了制宪议会，但国王仍可享有丰厚的特权”。这是葡萄牙现代政治史上的一次震荡，引发保皇派和君主立宪派的反复争斗，“里斯本又将经历另一场混乱和流血的痉挛”。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其他国家和城市工业革命如火如荼，里斯本却深陷政变、叛乱和无可救药的危机，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各派人士的不满为里斯本街头的叛乱和流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葡萄牙著名诗人加雷特写道：“我从未感到如此深切和悲伤的失望”。
历史的转折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苦难和付出。里斯本的自由党逐渐在斗争中掌控政权，19世纪30年代后，宗教机构的资产逐渐国有化，宗教建筑被改造为国家需要的学校、法院、医院、邮局等，“这座从13世纪起就充斥着宗教建筑的城市特征被改变了”。也就是说，虽然建筑外观还是那样，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了。不同体制的国家和城市要求新的样貌，但这个新样貌是在旧形体上的再生。拆除、占用、改造和新建是它可见的步骤，不可见的是隐藏在表象下的结构性调整。然而激进拆除往往是历史转折处的特点。1837年加雷特说：“我们毁灭事物，因为毁灭就是那个时代的任性”。
19世纪下半叶，里斯本终于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在当时的许多欧洲人看来，里斯本肮脏、贫穷和混乱。为了改变这样的状态，里斯本的规划和建设模仿奥斯曼的巴黎、塞尔达的巴塞罗那，出现公园、花园、林地、大道以及一些新公共建筑。通过在国外旅行和学习，许多葡萄牙人反过来看到里斯本“多年来的混乱在这片破碎的土地上刻下了伤痕”。他们反思和讨论里斯本人民颓废的原因，探讨为何葡萄牙成为欧洲的落后者等，很快被政府严厉禁止，但却埋下下一个世纪革命的种子。19世纪下半叶，在国家和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葡萄牙掏空国库，在1890年宣布破产，为下一个世纪的艰难境况埋下另外的种子，而里斯本的发展停滞了。
像薄玻璃一样碎了
19世纪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换，使得里斯本陷入长达几十年的动乱。20世纪开始，却又面对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在经历了各种谋杀和内乱后，1911年葡萄牙第一任总统诞生。然而民主共和制虽然形式上出现，而旧有的势力并未消亡，葡萄牙及里斯本陷入一个动荡的年代。20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出现了45届政府和各种持续不断的内战。如同上一个世纪的各种军事叛乱，20世纪初的混乱内战是政体转换的直接表征，结束这样四分五裂的情形需要强硬力量。
费尔南多·佩索阿是葡萄牙著名的诗人（哈顿说他之于里斯本就如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卡夫卡之于布拉格），面对20多年的内乱，佩索阿认为葡萄牙需要建立温和的独裁统治，“在今天既合情合理又尤其必要”。
萨拉查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台，在接下来的四十来年里“掌控这个国家的一切”。萨拉查的“新国家体制”在两个相互作用的层面上运作：一是用铁腕手段严厉管控社会，通过审查制度、秘密警察和“奥威尔式的宣传扼住人们的脖颈”；一方面加速发展经济，启动庞大的公共工程计划，修建港口、高速公路和机场、改善城市卫生、建设廉租房和建造标志性建筑。欧洲最大的悬索桥——萨拉查大桥就是其中之一。建设廉租房并不是出于“新国家体制”的仁慈，而是“旨在帮助遏制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思想或行动……防止国家雇员骨干——实际上是政府的执法者——被激进思想所诱惑”。哈顿说，“在准极权主义的政权手中建造的这些标志性建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实用的、粗俗的、缺少优雅或精致。这种建筑风格缺乏温情，建筑线条就像与独裁者如出一辙的僵硬”。
经历四十年的快速建设，尽管GDP保持有6%的年增长率，“新国家体制”却面临着严峻民主化的挑战。如佩索阿认为，它在结束四分五裂的社会时是一种必要，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它陷入了困境，同时殖民地治理耗费了大量财政和带来各种难缠问题。1974年4月25日的“康乃馨革命”是一个国家突然的崩裂，“此刻竟像薄玻璃一样，一记轻敲便碎了”。里斯本第二次“大地震”了。政治强人萨拉查很快被民众抛弃，“萨拉查大桥”被改名为“4月25日大桥”是意味深长的转变，民众并不感恩萨拉查带来的曾经的秩序和高速经济发展，他们只关心当下的生活。
在这段历史中，还需要插入一个特殊时期的城市状态。二战中葡萄牙是中立国，里斯本成了战争双方间谍密布、各种要逃离欧洲的人群鱼龙混杂的地方，书写着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故事。它是欧洲人前往美国的“候车室”、是“欧洲的码头”，是各种人群“大杂烩”构成的城市——似乎历史重演了，“杂货之城”在新的时期重新上演。但它也有另外的意味。在5个世纪前，从里斯本出发，跨越海洋是去征服新大陆，而现在的新大陆却成了逃离战争和存活的希望，这样的行程，仿佛重复着19世纪初葡萄牙皇族仓皇撤离的一幕。对于经历曲折和艰险抵达里斯本的欧洲人而言，他们获得了安全感和解脱感，因为将要踏上前往美洲的邮轮；而对于当地人而言，他们生活就在此地也难以离开，他们有着不语的“忧郁的情绪”。
优雅与苦难和肮脏并存
革命之后的社会面临着艰难挑战，这一个进程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是生命的磨难。“新国家体制”推翻后，“人们对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加公平的社会抱有极大的期望”，它引起许多人的热情和兴趣，包括萨特、波伏娃、马尔克斯以及齐奥塞斯库都曾经到里斯本来观察。
然而强权政体解体后，各种政党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成为激烈对手，“在革命的狂热中，葡萄牙几近解体”、被“推向了内战的边缘”。一种状况是，里斯本“街头的墙壁成为承载大型政治壁画的阵地”，书写着各种各样激进的口号，构成特殊时期的城市景观。
1985年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与外部紧密的政治、经济连接改变着内部的结构和形态，里斯本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来的资本和力量改造着这个“拥有一种破旧的美丽、引人倾倒”城市的面貌，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到里斯本，一个新时期的现代大都市逐渐形成。但是哈顿接着说，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们并没有享受到集中在里斯本的经济繁荣和福利，过度中心化的城市病是新时期面临的严峻问题，里斯本“优雅与苦难和肮脏并存”。
巴里·哈顿说，“这座多山的城市是漫游者的天堂”。我在里斯本高高低低的街巷行走，在白天和日暮降临的街角歇息停留，看老人们静坐闲聊，孩子们围绕着雕塑跑来跑去大声尖叫，看夜晚昏黄的路灯把光投到斑驳的墙面和碎石路上，感受到它和其他城市不同的、独有的特点，但却不能理解形成城市变化的原因和历程。半年多后，阅读《海洋女王：里斯本的历史》，是在文字空间中的行走，是重新认识这座充满魅力之城的旅行。
从“杂货之城”到“废墟之城”
里斯本和其他欧洲城市有什么不同？故事的叙述开始于古罗马人、摩尔人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先后占领，堆叠的历史在这座城市体上书写，抹除又复写，刻上深浅不一的痕迹。但这不是作者讲述的重点。里斯本繁荣的历史开始于15世纪末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作者哈顿说，是里斯本带着欧洲出走地中海。
因为地缘优势、勇气、野心和航海技能，里斯本在16、17世纪汇聚无情掠夺来的财富、货品、商人和奴隶，给它带来十分不同于欧洲其他城市的独特景观，这座城市成了“杂货之城”——当时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戏称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一世是“杂货之王”。但是，彼时的里斯本虽然无比繁华，但只有发达的贵族和低贱的农民，“几乎没有中间阶层”，“里斯本仍然是一个脏兮兮的城市；雄伟的宫殿和优雅的教堂与苦难和肮脏并存”，同时，严酷无情的宗教裁判所为它投下深重的阴暗面，这座城市既虔诚，却又险恶和残酷。
由掠夺、财富和空间扩展带来的“杂货之城”里斯本在1755年的大地震中变成了“废墟之城”。接连而来的地震、海啸和大火无情摧毁了里斯本，“城市陷入废墟，人群陷入宗教狂热”，一座富有的、人口众多的城市转眼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到处是恐怖和荒凉景象。这座宗教虔诚的城市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巨大的、冷酷的惩罚？怎么解释这个大灾难成了一个问题，是上帝的惩罚还是科学的解释成为激烈辩论焦点——这一时期正处在欧洲的理性启蒙阶段，康德、卢梭、伏尔泰都加入了辩论。
经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面对遍地的城市废墟，幸存者说，“你试图在里斯本寻找里斯本，但发现它并不存在”。
“如此深切和悲伤的失望”
相比较17、18世纪的繁荣，19世纪的里斯本艰难灰暗。1807年冬，拿破仑军队向里斯本发起进攻，葡萄牙的皇族和高官仓皇出逃遥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哈顿说，像是葡萄牙人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先自己洗劫了这座城市，要把里斯本连根拔起。虽然法国人的占领是暂时的，却“为一个悲惨的时代定下了基调”，永不停止的动乱是它的世纪宿命。
1821年，逃亡的皇室从里约热内卢返回。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国王若奥六世在当年签署了葡萄牙宪法，“剥夺国王的绝对权力并任命了制宪议会，但国王仍可享有丰厚的特权”。这是葡萄牙现代政治史上的一次震荡，引发保皇派和君主立宪派的反复争斗，“里斯本又将经历另一场混乱和流血的痉挛”。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其他国家和城市工业革命如火如荼，里斯本却深陷政变、叛乱和无可救药的危机，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各派人士的不满为里斯本街头的叛乱和流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葡萄牙著名诗人加雷特写道：“我从未感到如此深切和悲伤的失望”。
历史的转折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苦难和付出。里斯本的自由党逐渐在斗争中掌控政权，19世纪30年代后，宗教机构的资产逐渐国有化，宗教建筑被改造为国家需要的学校、法院、医院、邮局等，“这座从13世纪起就充斥着宗教建筑的城市特征被改变了”。也就是说，虽然建筑外观还是那样，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了。不同体制的国家和城市要求新的样貌，但这个新样貌是在旧形体上的再生。拆除、占用、改造和新建是它可见的步骤，不可见的是隐藏在表象下的结构性调整。然而激进拆除往往是历史转折处的特点。1837年加雷特说：“我们毁灭事物，因为毁灭就是那个时代的任性”。
19世纪下半叶，里斯本终于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在当时的许多欧洲人看来，里斯本肮脏、贫穷和混乱。为了改变这样的状态，里斯本的规划和建设模仿奥斯曼的巴黎、塞尔达的巴塞罗那，出现公园、花园、林地、大道以及一些新公共建筑。通过在国外旅行和学习，许多葡萄牙人反过来看到里斯本“多年来的混乱在这片破碎的土地上刻下了伤痕”。他们反思和讨论里斯本人民颓废的原因，探讨为何葡萄牙成为欧洲的落后者等，很快被政府严厉禁止，但却埋下下一个世纪革命的种子。19世纪下半叶，在国家和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葡萄牙掏空国库，在1890年宣布破产，为下一个世纪的艰难境况埋下另外的种子，而里斯本的发展停滞了。
像薄玻璃一样碎了
19世纪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换，使得里斯本陷入长达几十年的动乱。20世纪开始，却又面对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在经历了各种谋杀和内乱后，1911年葡萄牙第一任总统诞生。然而民主共和制虽然形式上出现，而旧有的势力并未消亡，葡萄牙及里斯本陷入一个动荡的年代。20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出现了45届政府和各种持续不断的内战。如同上一个世纪的各种军事叛乱，20世纪初的混乱内战是政体转换的直接表征，结束这样四分五裂的情形需要强硬力量。
费尔南多·佩索阿是葡萄牙著名的诗人（哈顿说他之于里斯本就如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卡夫卡之于布拉格），面对20多年的内乱，佩索阿认为葡萄牙需要建立温和的独裁统治，“在今天既合情合理又尤其必要”。
萨拉查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台，在接下来的四十来年里“掌控这个国家的一切”。萨拉查的“新国家体制”在两个相互作用的层面上运作：一是用铁腕手段严厉管控社会，通过审查制度、秘密警察和“奥威尔式的宣传扼住人们的脖颈”；一方面加速发展经济，启动庞大的公共工程计划，修建港口、高速公路和机场、改善城市卫生、建设廉租房和建造标志性建筑。欧洲最大的悬索桥——萨拉查大桥就是其中之一。建设廉租房并不是出于“新国家体制”的仁慈，而是“旨在帮助遏制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思想或行动……防止国家雇员骨干——实际上是政府的执法者——被激进思想所诱惑”。哈顿说，“在准极权主义的政权手中建造的这些标志性建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实用的、粗俗的、缺少优雅或精致。这种建筑风格缺乏温情，建筑线条就像与独裁者如出一辙的僵硬”。
经历四十年的快速建设，尽管GDP保持有6%的年增长率，“新国家体制”却面临着严峻民主化的挑战。如佩索阿认为，它在结束四分五裂的社会时是一种必要，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它陷入了困境，同时殖民地治理耗费了大量财政和带来各种难缠问题。1974年4月25日的“康乃馨革命”是一个国家突然的崩裂，“此刻竟像薄玻璃一样，一记轻敲便碎了”。里斯本第二次“大地震”了。政治强人萨拉查很快被民众抛弃，“萨拉查大桥”被改名为“4月25日大桥”是意味深长的转变，民众并不感恩萨拉查带来的曾经的秩序和高速经济发展，他们只关心当下的生活。
在这段历史中，还需要插入一个特殊时期的城市状态。二战中葡萄牙是中立国，里斯本成了战争双方间谍密布、各种要逃离欧洲的人群鱼龙混杂的地方，书写着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故事。它是欧洲人前往美国的“候车室”、是“欧洲的码头”，是各种人群“大杂烩”构成的城市——似乎历史重演了，“杂货之城”在新的时期重新上演。但它也有另外的意味。在5个世纪前，从里斯本出发，跨越海洋是去征服新大陆，而现在的新大陆却成了逃离战争和存活的希望，这样的行程，仿佛重复着19世纪初葡萄牙皇族仓皇撤离的一幕。对于经历曲折和艰险抵达里斯本的欧洲人而言，他们获得了安全感和解脱感，因为将要踏上前往美洲的邮轮；而对于当地人而言，他们生活就在此地也难以离开，他们有着不语的“忧郁的情绪”。
优雅与苦难和肮脏并存
革命之后的社会面临着艰难挑战，这一个进程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是生命的磨难。“新国家体制”推翻后，“人们对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加公平的社会抱有极大的期望”，它引起许多人的热情和兴趣，包括萨特、波伏娃、马尔克斯以及齐奥塞斯库都曾经到里斯本来观察。
然而强权政体解体后，各种政党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成为激烈对手，“在革命的狂热中，葡萄牙几近解体”、被“推向了内战的边缘”。一种状况是，里斯本“街头的墙壁成为承载大型政治壁画的阵地”，书写着各种各样激进的口号，构成特殊时期的城市景观。
1985年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与外部紧密的政治、经济连接改变着内部的结构和形态，里斯本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来的资本和力量改造着这个“拥有一种破旧的美丽、引人倾倒”城市的面貌，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到里斯本，一个新时期的现代大都市逐渐形成。但是哈顿接着说，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们并没有享受到集中在里斯本的经济繁荣和福利，过度中心化的城市病是新时期面临的严峻问题，里斯本“优雅与苦难和肮脏并存”。
德国知名酒店品牌Motel One近期传出计划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消息，此举旨在加速其国际扩张战略，并为未来的增长提供资金支持。据悉，Motel One酒店集团2023年取得了创纪录的业绩，2023年收入增长33%至85200万欧元，息税折旧 江西省永修县，古称艾地，地处江西北部、鄱阳湖西岸。在永修县梅棠镇，一处修旧如旧的古民居，走出过一个传奇家族。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样式雷”是对清代雷氏建筑世家的誉称。自清康熙年间 近日，东莞市安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中天产城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项目托管运营协议。根据协议，位于东莞松山湖的莞寓·中天国际金融园即将入市，可提供优质房源470套，租金1000元/月起，预计5月面市招租。 据悉，该项目 近日，在2024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罗韵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浙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江泉文旅城·琅琊梦工厂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据悉，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4.4亿元，其中，项目一期占地面积732.59亩，投 近日，青岛福楼安可傲途格精选酒店正式开业，它是品牌在国内的第四家分号，以“音乐之岛”为主题诠释青岛魅力。酒店位于青岛市崂山区海龙路12号，紧临青岛海滨风景区、极地海洋世界和石老人海滨浴场等多个热门景区。酒店建筑 5月7日，内地一连5日的五一黄金周假期昨日结束，入境处数据显示，截至昨晚9时，5日共有75.8万人次内地旅客来港，较去年同期的62.5万人次，同比多逾两成。世邦魏理仕香港估值及咨询服务部资深董事林天智表示，今年第一季甲级高价酒 。本文链接：里斯本的繁荣与不安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11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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