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无异于动摇日本核政策的基石，是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挑战，将给世界和平带来重大震荡，加剧核扩散风险。
日本在二战后惯有将自己打造成“核受害者”的政治偏好，却鲜有检省自己在二战时曾是“核加害未遂者”。
二战期间，日本为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野心，与美英等国在原子弹研究方面展开速度竞赛，妄图凭此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日本陆军、海军分别开展原子弹研发计划，在二战结束前都未获成功。1945年11月，美军将日本用于制造核武器材料的回旋加速器拆毁后扔进了东京湾。难以想象，具有强烈对外侵略意图的日本，如果更早实现核武装，将给世界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日本的核武装企图并未因战败而消失，而是如暂时蛰伏的种子，悄然埋藏于日本右翼分子的意识深处。近期，日本高官暗示可能修改“无核三原则”、宣称“不排除引进核潜艇”、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种种表态并非孤立的政治妄言，而是日本安全战略加速转向的敏感信号。它们清晰地表明：战后被日本政界长期视为禁忌的“核选项”，正被推向公开的政治辩论并不断突破底线。国际社会应该看清日本核武政策转向背后的深层战略图谋。
第一，突破战后体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日本右翼长期推动自我松绑、扩张军力，围绕核武政策的讨论意在弱化战后体制的约束力度，为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成为“军事大国”积累政治资本。
第二，借助舆论反应，测试政策边界。日本政客通过释放“应该拥核”等突破性表述以及试探性讨论，从国内外舆论反应中研判拥核的现实阻力与操作空间，为后续政策修订进行舆论铺垫。
第三，增强自主威慑力，重塑美日同盟内部角色分工。日本对太平洋对岸的盟友从不放心，将“自主拥核”视为日本降低对同盟关系依赖程度、增强自主威慑的选项。日本右翼也急欲在同盟核议题中扩大参与空间，逐步提升其在同盟核威慑体系中的议价能力。
第四，构建攻击能力，向周边施加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在台海、东海及周边方向强化武力威慑能力，影响周边国家的战略判断与行动空间，从而谋求在地区力量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战后日本以国策方式确立的“无核三原则”，既是日本反省战争罪行的产物，也是其重返国际社会的和平承诺。它源于广岛、长崎的惨痛记忆，成形于冷战对峙的特殊背景，本应成为日本对军国主义的自我约束、对亚太邻国的安全承诺。日方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无异于动摇日本核政策的基石，是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挑战，将给世界和平带来重大震荡，加剧核扩散风险。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维护“无核三原则”的严肃性与完整性，是日本对历史、对地区、对后代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日本应该汲取自身经历原子弹轰炸的历史教训，彻底反思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而不是借此打“悲情牌”，企图重拾核武装旧梦。
东亚的和平与繁荣，需要各国共同悉心呵护。日方任何触碰“核红线”的言行，都是对地区人民福祉的严重威胁。国际社会要警惕日本再次走向核武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蔓延。
（作者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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