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国考”报名启动，报考年龄上限由35岁放宽至38岁。在长期被“35岁焦虑”笼罩的职场氛围中，这一小步调整，显得尤为醒目，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强烈关注。
“35岁焦虑”这几年被屡屡提起，体制内的招录习惯以此为限，体制外的招聘也往往将其设为门槛。许多人在35岁前后，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了“上升通道的尽头”：岗位流动性减弱，职业转换成本高企，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又过于单一。焦虑的根本，是安全感的断层，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年龄限制的放宽，并非出于一时权宜，恰恰是对现实问题的正面回应。
放宽的背后，有深刻的结构考量。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延迟退休稳步推进，劳动参与年限整体延长，劳动力结构正在重组。如果公务员招录仍然停留在35岁的门槛，就难以与新的社会结构相匹配。把上限提高至38岁，是让职业周期和社会预期重新对齐。年轻与经验并不矛盾，公共部门需要新鲜血液，也需要稳重经验，一支既有锐气又有定力的队伍，才能支撑现代治理的复杂任务。
类似探索其实早已在地方展开。上海、四川等地在公务员、事业单位招录中率先上调年龄上限。国家层面的调整，是对地方经验的制度化吸收，也为公共部门的选才机制打开了新局面。这种信号的外溢效应，未来或将影响事业单位、国企乃至民营企业的用人观念，让更多行业重新评估“年龄与能力”的关系。制度的进步，往往始于一次规则的细微改变，却能在长期重塑社会认知的方向。
然而，焦虑不会因一项政策而自动消散。有人担心：年龄放宽会不会“挤占”年轻人？要看到，入口更宽与标准更严是两件并行的事。规则可以宽，尺子必须硬。公平竞争的真正起点，是岗位需求与个人能力的匹配。年轻人的学习能力、适应速度，是竞争力；中年群体的办事能力、协同经验，同样是竞争力。把岗位画像画清楚，把评价指标做细做实，公平竞争自然会给出答案。
也有人担心，会不会出现“形式上放宽、条件里又卡回去”？这就需要把岗位说明做精做准：哪些岗位更看重专业能力，哪些岗位更依赖经验积累，把岗位要求说清楚，考核标准立得住，看得见、量得清，才谈得上服众。入口的改动若能配合考察环节的精细化，改革就能从“看得到”走向“用得好”。
要让焦虑真正缓解，还得从社会观念上松绑。35岁成为职场的一道隐形分界线，本身是一种偏见。年龄原本是人生坐标，不该成为能力的标签。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和用人惯性共同放大了“年轻即优势”的思维，使得年龄被误读成风险。观念的更新，往往比制度的调整更慢，也更难，却决定着社会心态能否真正松弛。
一项政策的价值，往往不止于眼前。国考放宽3岁，是制度在向现实靠拢，也是在重建一种社会信任。一句话：把机会给予愿意负责、能够胜任的人，年龄只是参考项。当选才的眼光更远，用人的格局更宽，社会的心态更稳，“35岁焦虑”的句号，才会真正画上。（评论员 褚孝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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