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永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社会建设研究基地教授）
大城小镇每一栋存续下来还在使用的建筑，都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对过去而言，它是纪念；对当下而言，它是生活；对未来而言，它是遗产。
作为首都，与时俱进的北京不但有着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冰丝带、奥森公园等引领潮流的新建筑、新景观，还精心留存了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地日月社稷坛、鼓楼等宏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和景观都向世界展示着古老中国绵延不绝的文化活力。以四合院为核心的胡同生活方式，也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
四合院绝不仅仅是几进几出、格局分明的院落以及功能不同的房间，其关键点正好是院墙里和墙与墙之间“空的空间”所体现的那份空灵、惬意，是置身其间的人在对“空的空间”的使用中所表现出的中国古典诗词演绎的那份美好的意境。院内，有象征着多子多福的石榴树。窗台内外，玻璃缸中五颜六色的金鱼悠然游弋。每年四月到十月，在天井搭建的天棚底下一片夏荫，有的挂着串串葡萄或大小葫芦，也不乏各种形状的鸟笼点缀其中。
在《建筑的意境》一书中，建筑学家萧默指出，北京四合院这种空的空间“不是人围绕建筑而是建筑围绕人”，不是静态的“可望”而是动态的“可游”。其对外封闭、对内开敞、乐在其中的格局，一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保持与外部世界的某种隔绝，以避免自然和社会的不测，常保生活的宁静与私密”，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心态使得人们“特别乐于亲近自然，愿意在家中时时看到天、地、花草和树木”。
四合院这种典雅的意境根植于昔日北京的行业生态链。品茗、观鱼、赏鸟的雅兴，带动了茶行、花鸟虫鱼市场的发展。全家老小听曲、唱曲，在一定意义上孕育了今天北京众多戏曲类的非遗。容纳大户人家的四合院，是一种亲情文化。与之稍异，因种种变故成为大杂院的四合院以及诸如在北京南城天桥一带的众多大杂院，则为更多的百姓提供了生活空间，同时也构成了熟人社会。如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展现的那样：街坊们抬头不见低头见，邻里因用水、搭棚拌嘴吵架，雨天主动帮邻里收拣衣服，代为看护小孩，互相分享食物等，是老城区后来大力整治、改建和拆迁的大杂院、小胡同的日常生活状态。
因应时间维度的遗产观，大城小镇的老街不仅是众多建筑的聚合、组合，更是与街坊邻里关联的景、音、情、韵的集合体，是一种曾经有过的或者是理想中的生活姿态与方式。无论作为具体时空还是一缕情思，浓厚的生活气息都与老街唇齿相依。在居民的记忆中，老街是发小放心打闹追逐，邻里互帮互助，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货郎定点定时游走的地方。它留存并显现在个体的感官感觉世界中。如同乡愁，作为“城愁”的核心，温馨、慢节奏与人情味，是指向过去抑或理想的老街的基本组成。也就是说，老街首先是人们回想起来便会产生安全感、幸福感的地方。对于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而言，老街所指向的空间和在该空间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本身，既是群体心性、社会事实，也是一种理想型的人生图景与文化形态。
让更多的人在城市居有定所、生活下去，一直是古老中国的智慧。1700年前的东晋时期，治世之能臣谢安，就赋予了“京都”以人本主义。《世说新语·政事》载：“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对谢安而言，哪怕是京都，作为一种空间和一个地方的城市，首先是让各色人等有可能生存下去。这一洞见和顶层设计，实乃中国文化对世界城市的伟大贡献。
让建筑回归建筑的本意。一座城市，只有具有了杂合性、丰富性、层次性与参差性，它才会显露生机与活力。城市建设，尤其是旧城改造，不应一拆了之、“以新换旧”，而应进行建设性的维护和维护性的建设，使市民安居，进而“诗意地栖居”。
作者：岳永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社会建设研究基地教授）
大城小镇每一栋存续下来还在使用的建筑，都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对过去而言，它是纪念；对当下而言，它是生活；对未来而言，它是遗产。
作为首都，与时俱进的北京不但有着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冰丝带、奥森公园等引领潮流的新建筑、新景观，还精心留存了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地日月社稷坛、鼓楼等宏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和景观都向世界展示着古老中国绵延不绝的文化活力。以四合院为核心的胡同生活方式，也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
四合院绝不仅仅是几进几出、格局分明的院落以及功能不同的房间，其关键点正好是院墙里和墙与墙之间“空的空间”所体现的那份空灵、惬意，是置身其间的人在对“空的空间”的使用中所表现出的中国古典诗词演绎的那份美好的意境。院内，有象征着多子多福的石榴树。窗台内外，玻璃缸中五颜六色的金鱼悠然游弋。每年四月到十月，在天井搭建的天棚底下一片夏荫，有的挂着串串葡萄或大小葫芦，也不乏各种形状的鸟笼点缀其中。
在《建筑的意境》一书中，建筑学家萧默指出，北京四合院这种空的空间“不是人围绕建筑而是建筑围绕人”，不是静态的“可望”而是动态的“可游”。其对外封闭、对内开敞、乐在其中的格局，一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保持与外部世界的某种隔绝，以避免自然和社会的不测，常保生活的宁静与私密”，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心态使得人们“特别乐于亲近自然，愿意在家中时时看到天、地、花草和树木”。
四合院这种典雅的意境根植于昔日北京的行业生态链。品茗、观鱼、赏鸟的雅兴，带动了茶行、花鸟虫鱼市场的发展。全家老小听曲、唱曲，在一定意义上孕育了今天北京众多戏曲类的非遗。容纳大户人家的四合院，是一种亲情文化。与之稍异，因种种变故成为大杂院的四合院以及诸如在北京南城天桥一带的众多大杂院，则为更多的百姓提供了生活空间，同时也构成了熟人社会。如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展现的那样：街坊们抬头不见低头见，邻里因用水、搭棚拌嘴吵架，雨天主动帮邻里收拣衣服，代为看护小孩，互相分享食物等，是老城区后来大力整治、改建和拆迁的大杂院、小胡同的日常生活状态。
因应时间维度的遗产观，大城小镇的老街不仅是众多建筑的聚合、组合，更是与街坊邻里关联的景、音、情、韵的集合体，是一种曾经有过的或者是理想中的生活姿态与方式。无论作为具体时空还是一缕情思，浓厚的生活气息都与老街唇齿相依。在居民的记忆中，老街是发小放心打闹追逐，邻里互帮互助，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货郎定点定时游走的地方。它留存并显现在个体的感官感觉世界中。如同乡愁，作为“城愁”的核心，温馨、慢节奏与人情味，是指向过去抑或理想的老街的基本组成。也就是说，老街首先是人们回想起来便会产生安全感、幸福感的地方。对于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而言，老街所指向的空间和在该空间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本身，既是群体心性、社会事实，也是一种理想型的人生图景与文化形态。
让更多的人在城市居有定所、生活下去，一直是古老中国的智慧。1700年前的东晋时期，治世之能臣谢安，就赋予了“京都”以人本主义。《世说新语·政事》载：“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对谢安而言，哪怕是京都，作为一种空间和一个地方的城市，首先是让各色人等有可能生存下去。这一洞见和顶层设计，实乃中国文化对世界城市的伟大贡献。
让建筑回归建筑的本意。一座城市，只有具有了杂合性、丰富性、层次性与参差性，它才会显露生机与活力。城市建设，尤其是旧城改造，不应一拆了之、“以新换旧”，而应进行建设性的维护和维护性的建设，使市民安居，进而“诗意地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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