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耕（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联合国旅游组织自2021年起发起“最佳旅游乡村”评选，旨在充分发挥旅游在保护乡村景观、生态、知识和文化多样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最佳旅游乡村”总数达15个，居世界第一。这15个“最佳旅游乡村”，是中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缩影。成为“最佳旅游乡村”有何“秘诀”？分析这些乡村的发展之路，可以发现有五个关键点。这些“秘诀”也能为其他乡村的旅游发展和全面振兴提供借鉴。
一是擦亮自然风光。我国地大物博，疆域辽阔，高山大川纵横，江河湖海相依，地形地貌丰富，气候环境多样，物种资源众多，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如，重庆荆竹村位于武隆仙女山，拥有森林、草甸、天坑、峡谷、山峦、峭壁等多种地貌和植被，珍藏着原始奇特的自然风光；云南阿者科村以森林、水系、梯田与村寨“四素同构”，尤以蘑菇房民居最能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色。这些丰富奇特的自然景观，都可转化为供游客观赏体验的旅游产品。
二是挖掘人文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古老的人文遗产、独特的民风习俗、灿烂的民间艺术等，既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充分体现，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藏。如，安徽西递村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代表，拥有徽州三雕、徽派建筑营造技艺、徽州祠祭等非遗；陕西朱家湾村利用秦岭老屋、古道遗迹、柞水渔鼓、民间社火、古法酿酒等文化遗产来发展旅游。如何保护好挖掘好独特的文化资源，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
三是彰显民族特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大家庭，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敦厚淳朴的民族风情，为乡村旅游铺垫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如，甘肃扎尕那村藏语意为“石匣子”，因村民在山下耕种、半山放牧、林间采摘而形成独特的农林牧复合体；广西大寨村依托龙脊梯田和特色民居，通过晒红衣、红瑶长发、织布技艺等民俗，把传播红瑶文化转变为旅游新业态。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民俗风情，正是乡村旅游的魅力所在。
四是创新发展模式。融合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农业种养等各类优势，发展现代观光产业、生态旅游、休闲民宿等各种项目，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模式与新路径。如，浙江余村关闭“一厂三矿”，大力修复生态，实现了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的共赢；陕西朱家湾村将过去上山伐木砍竹、捕兽打猎、挖中药材转变为端“生态碗”、吃“旅游饭”，重新诠释“靠山吃山”的新内涵。这种积极探索发展新模式、实现绿色转型的做法，尤其具有推广价值。
五是完善产业体系。我国乡村旅游已经从原先的农家乐、采摘园、餐饮住宿等单一业态转变为多业态全产业链经营，包括资源开发、民俗非遗、手工技艺、文创产品、交通物流、电子商务与网络社交等方面。如，浙江下姜村原为贫困村，通过旅游开发有效带动茶叶、蚕桑与中药材的生产销售；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小岗村通过活化利用凤阳花鼓和凤画等非遗资源，以及建设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等，因地制宜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由此可见，构建丰富的产业体系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当然，“秘诀”不止这些。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统筹规划与政策扶持，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以及社会各界对乡村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等，也是促进我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些成功的做法，为我国乃至世界乡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虽然入选“最佳旅游乡村”的数量最多，但我国还有不少乡村存在发展观念滞后、基础设施较差、产业融合欠佳、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亟须制定行之有效的对策加以解决。
要不断更新发展观念，坚定不移地走绿色生态、低碳环保、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要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网络通信、停车场、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等，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的高度融合。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做好金融服务，使乡村旅游开发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要做好品牌形象传播，在乡村旅游品牌形象塑造与传播方面狠下功夫。
此外，还要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发展乡村旅游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规范引导下，依法依规做好资源普查与开发建设，创新投资模式与服务体系，打造优质旅游线路和景观，做好产品开发与活动策划，同时还要加强日常管理和危机管控，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陈海波、陆健、李晓东、宋喜群、马跃华、周洪双、李志臣 光明日报通讯员 蒋加丽、李钟芸、于淼、李小琴、李雨霏）
作者：毕耕（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联合国旅游组织自2021年起发起“最佳旅游乡村”评选，旨在充分发挥旅游在保护乡村景观、生态、知识和文化多样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最佳旅游乡村”总数达15个，居世界第一。这15个“最佳旅游乡村”，是中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缩影。成为“最佳旅游乡村”有何“秘诀”？分析这些乡村的发展之路，可以发现有五个关键点。这些“秘诀”也能为其他乡村的旅游发展和全面振兴提供借鉴。
一是擦亮自然风光。我国地大物博，疆域辽阔，高山大川纵横，江河湖海相依，地形地貌丰富，气候环境多样，物种资源众多，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如，重庆荆竹村位于武隆仙女山，拥有森林、草甸、天坑、峡谷、山峦、峭壁等多种地貌和植被，珍藏着原始奇特的自然风光；云南阿者科村以森林、水系、梯田与村寨“四素同构”，尤以蘑菇房民居最能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色。这些丰富奇特的自然景观，都可转化为供游客观赏体验的旅游产品。
二是挖掘人文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古老的人文遗产、独特的民风习俗、灿烂的民间艺术等，既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充分体现，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藏。如，安徽西递村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代表，拥有徽州三雕、徽派建筑营造技艺、徽州祠祭等非遗；陕西朱家湾村利用秦岭老屋、古道遗迹、柞水渔鼓、民间社火、古法酿酒等文化遗产来发展旅游。如何保护好挖掘好独特的文化资源，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
三是彰显民族特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大家庭，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敦厚淳朴的民族风情，为乡村旅游铺垫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如，甘肃扎尕那村藏语意为“石匣子”，因村民在山下耕种、半山放牧、林间采摘而形成独特的农林牧复合体；广西大寨村依托龙脊梯田和特色民居，通过晒红衣、红瑶长发、织布技艺等民俗，把传播红瑶文化转变为旅游新业态。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民俗风情，正是乡村旅游的魅力所在。
四是创新发展模式。融合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农业种养等各类优势，发展现代观光产业、生态旅游、休闲民宿等各种项目，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模式与新路径。如，浙江余村关闭“一厂三矿”，大力修复生态，实现了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的共赢；陕西朱家湾村将过去上山伐木砍竹、捕兽打猎、挖中药材转变为端“生态碗”、吃“旅游饭”，重新诠释“靠山吃山”的新内涵。这种积极探索发展新模式、实现绿色转型的做法，尤其具有推广价值。
五是完善产业体系。我国乡村旅游已经从原先的农家乐、采摘园、餐饮住宿等单一业态转变为多业态全产业链经营，包括资源开发、民俗非遗、手工技艺、文创产品、交通物流、电子商务与网络社交等方面。如，浙江下姜村原为贫困村，通过旅游开发有效带动茶叶、蚕桑与中药材的生产销售；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小岗村通过活化利用凤阳花鼓和凤画等非遗资源，以及建设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等，因地制宜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由此可见，构建丰富的产业体系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当然，“秘诀”不止这些。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统筹规划与政策扶持，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以及社会各界对乡村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等，也是促进我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些成功的做法，为我国乃至世界乡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虽然入选“最佳旅游乡村”的数量最多，但我国还有不少乡村存在发展观念滞后、基础设施较差、产业融合欠佳、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亟须制定行之有效的对策加以解决。
要不断更新发展观念，坚定不移地走绿色生态、低碳环保、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要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网络通信、停车场、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等，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的高度融合。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做好金融服务，使乡村旅游开发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要做好品牌形象传播，在乡村旅游品牌形象塑造与传播方面狠下功夫。
此外，还要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发展乡村旅游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规范引导下，依法依规做好资源普查与开发建设，创新投资模式与服务体系，打造优质旅游线路和景观，做好产品开发与活动策划，同时还要加强日常管理和危机管控，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陈海波、陆健、李晓东、宋喜群、马跃华、周洪双、李志臣 光明日报通讯员 蒋加丽、李钟芸、于淼、李小琴、李雨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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