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像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
——魏巍《地球的红飘带》
长征，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丽的一页；
长征，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1934年到1936年，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怀着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紧密团结，敢于牺牲，紧紧依靠人民，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夺取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200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在这两个特别的时间节点，我怀着万分崇敬采访了30余位在冀红军老战士，为他们拍下了一张张令人难忘的瞬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老兵已渐渐离我们远去。2026年10月，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到来之际，重读这些照片，他们讲述长征中那些亲身经历的话语依旧在我耳边回响、那些艰苦卓绝的往事依旧令我泪湿眼眶。他们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飘在地球红飘带上的那一颗颗永远闪耀的星。
马辉，江西永新人，1915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开国少将。是红军时期参加过一至五次反“围剿”的老战士之一。这位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从战士到军长、司令员的老人，记忆最深的是1934年10月16日。这一天，他随红一方面军由江西雩都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他3次负伤，“靠坚强的意志、信念和战友们的无私帮助我才捡回了这条命。”回首往事，老人充满了对出生入死、情同手足的战友们的深深怀念。
曾美，江西兴国人，1914年出生，开国少将。长征途中，他在红军军委总司令部当作战参谋，主要工作是整理、汇集情报提供给周恩来副主席作决策参考。在长征前和长征途中先后牺牲了大哥、三哥、小弟的曾美老人满怀深情地说：“什么叫艰苦，长征才叫艰苦，今天的年轻人只有知道了那段历史，才能知道自己身上担子的分量。”
这是一对令人敬慕的红军老夫妻。丈夫张方明，1916年出生在湖北黄安，8岁参加儿童团跟随在村农会当主席的父亲走上了革命征程。老人清楚地记得1935年春天，没有经过任何动员，没有过多的准备，就开始了长征。“雪山这么高，这么陡，战友们互相扶持，走了过来”，老人边比划边说。
听说要拍照，老人穿上了请人专做的一套灰布红军军装，认真地打好了绑腿，庄重地戴上了嵌着红五星的八角帽。
妻子高余屏，1920年出生在四川梓潼县，9岁时被送人当了童养媳。1935年，她毅然参加了红军，当战士、宣传员、看护员、炊事员，背着一口50多斤重的行军锅三次越过雪山草地。她看到过许多战友过夹金山时坐下休息就再没起来，看到过去拉陷入草地泥潭中牲口的战士也随着陷下去而不能被救……当时，她还是个15岁的小姑娘。
秦光，1917年出生于湖北黄安。1930年，刚满13岁的秦光和大哥、三哥一起参加了红军。参军后，无论是当打旗兵，还是以后当战斗指挥员，打仗一直站在最前头。这位身上有着8处战伤、两次险些送命的革命老人，腰背上尚有20余块弹片未取出，“多少战友都牺牲了，这点伤算什么！”每逢重大节日或参加重要活动，老人就一定会将挂着奖章、纪念章的军装庄重地穿在身上。
周起义，1914年出生。1931年，安徽省金寨县姑娘周其玉扯开裹着的小脚，偷偷跑出几十里外参加了红军。长征中别人大步走，她脚小，就得一溜小跑，脚上打满了血泡，一沾地就疼似针扎。就这样，她靠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毅力走完了长征路程。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璋将她的名字“其玉”改为“起义”，在同志们中间传为佳话。“当红军时我做过许多八角帽，现在还会做。”老人家无不自豪地说。
陈道超，四川宣汉县人，1921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由于年岁太小，在红军36团当了一名小号兵。长征中，担任司号长的他跟随四方面军三次过雪山草地。谈着往事，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一尺长杆的铜烟袋锅，这是老人珍藏了几十年的长征中唯一留下的物件。在老人居住的那套不大的住房内，平淡的生活中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种养木本科的绿色植物。
刘岳，1913年出生，河南潢川人，1930年参加红军前读过3年私塾，参军后就成了部队里的“秀才”。他的主要工作是油印宣传品和写大标语。老人清楚地记得那时写的最多的标语是“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保卫苏维埃，发展根据地”。在这位战争年代受过两次伤的老红军的卧室兼客厅里，最显眼的是一幅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纵马奔驰宣传画。
郑苏，1920年出生，陕西韩城人，1935年参加陕北红军。“长征时我背着一只‘汉阳造’，没有子弹插些小树棍在子弹袋里充子弹”——老红军郑苏讲述当年长征途中的的趣事。离休后的郑苏发起了河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担任常务理事并分管阜平县。他还联系了80多个老同志，组成帮扶阜平协会。多年下来，一趟一趟往老区跑，为阜平完成了大小工程数十项。
陈尔云，1914年出生，安徽六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途中在甘肃与马匪的战斗中左手食指被打断。上个世纪80年代，陈尔云在武汉与一位一起参加红军的老乡不期而遇——他们一个村出来的30多个人，在红军长征时就折损了大半，这时候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老战友见面，双方第一句话不约而同：“你还活着呢？”
杜永莲，女，1918年出生于四川南部县，1935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妇女独立团是中国人民军队史上第一支大规模的正规女兵部队，人数达2000多人。这种规模的成建制的女兵部队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跟着队伍走到底就是胜利”，缠了又放开双脚的杜永莲靠着这样的信念走完漫漫长征路。
钟枝棋，1913年出生，江西瑞金人，1933年参加红军。在历经战争年代的枪炮轰鸣和93年岁月的磨损之后，老人几近失聪，但记忆力却非常好：“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
王茂全，江西吉安人，1911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是长征途中著名的17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直接参与者。王茂全常念起一位牺牲在草地上的战友。一想到他，王老就悲痛万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冲我摆摆手，示意我不要管他了。”
袁光兰，1918年出生，江西兴国人，1931年参加红军。“参军时，我是一名宣传队员，部队行军、休息时，我就打竹板、吹唢呐，高唱战歌，为战友们鼓士气。17岁时，跟随彭德怀老总率领的一方面军三军团开始了长征。”讲起长征胜利会师，老人家随口唱起：“金沙江水响当当，我们红军要过江。不怕山高路又长，我们红军真顽强……”
陈绍儒，1921年出生，四川仓西人。1933年参加红军。“过草地前，我们每个战士分到几斤炒熟的青稞面，但维持不了几天，粮就断了，我们又饿又冷，日子那个苦啊，有的战士摘了草地上的毒草吃，轻的拉肚子，严重的就毒死了。”说起长征，当年的小号兵陈绍儒，向我们展示着战斗时他吹冲锋号的样子，嘴里还发出嘀滴答答的声音。
李光照，1920年出生，四川苍溪人。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中的女战士不但同男战士一样抬担架、救护伤员，而且还得边走边工作，寻粮食、请民夫、搞宣传……”说起长征中的女红军，老人家颇有感叹：“女人们更是不容易啊，当时红军中有一种说法：长征二万五千里，女红军要走三万五千里。”
魏传递，1911年出生，四川达州人。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中两过雪山三过草地。老人家床头摆着一本装订精美的蓝皮册子，名称是《魏传递红军及长征时期革命经历的部分回顾》。 “1935年3月，我在塔子山参加了迎接中央红军全面北上抗日的嘉陵江战役。那一战，我们胜利了！”此刻，魏老因患白内障而几乎看不清东西的眼睛，闪出了异样的光彩。
刘天界，1919年7月出生，四川平昌人。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征中那么艰苦，可没有一个人退却”——老红军刘天界激动地讲述难忘岁月。
廖开模，1919年2月出生，四川宣汉人。1933年9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躺在病床上的廖开模老人讲述长征时艰苦难忘的岁月。
刘自双，1915年出生，四川巴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老人家深深记得自己在过雪山草地时曾经承受的极限，“可我没被击垮，就那么一步一步地坚持下来了。”长征途中的坚持成为他一次次跨过人生变化的力量源泉。从一个木匠、一个靠脚步追赶敌人汽车轮子的步兵成为一名共和国的空军将领，刘自双笑称：“角色的每一次转换都是一场体力、意志、精神的极限考验。”
邵云，四川阆中人，1920年生。“我12岁参加红军，11次受枪伤，可是我从来没想过退却。”原红四方面军88师司号员邵云坚定地说。“1935年9月打四川崇化县的战斗中，我负了重伤。战斗结束后，部队去执行新的任务，所有的伤员留在崇化。可我实在舍不得部队，舍不得战友。伤势刚刚好一点，我就拄着根棍子出发了——找部队去，死我也要当红军！”老红军邵云回忆往事中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吹响冲锋号的时刻。
王家树，1919年出生，四川巴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经历了数百次大小战斗。“长征途中翻过夹金山时我身上一点劲也没有了，战友们把我扶起来，一起走，不走不行啊，停下来就可能送命，大家还唱歌：夹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项要记牢；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了。病人走不起，帮他背东西。大家互助想办法，一定帮他过山去……”
尹丁凡，1919年出生于四川旺苍，1933年6月参加儿童团，10月在红四方面军31军军医院正式参加红军。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
张绍喜，1917年出生，四川南部人，1933年参加红军。说起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两次爬雪山的张绍喜老人声音哽咽，眼中含满了泪水：“我们要过的党岭山，雪终年不化，都没到了肚脐。几个同志走着走着没了踪影。一会儿，从地面下方传出了呼救声，我们才知道，他们不小心滑进了雪沟，那里大约离我们所在的地方有100米深，根本爬不上来。”
张峰云，1913年出生，江西宁都人，1929年参加游击队，1934年参加红军。张峰云老人清楚地记得，长征出发的那天是1934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当时，他是中央警卫连的一名战士，在瑞金梅坑中央红军司令部站岗，保卫党中央的安全。“翻越夹金山时，我不仅要背着枪支和30斤炒面，还要照顾3名伤病员。有时得用绳子把伤员捆在背上，趴在雪地上攀爬。”
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编外红军”黄富森老人在讲述她的传奇故事。每当提起这段经历，老人总是激动不已，“我生在湖南郴州一个叫黄楼的小乡村，家境贫困。九岁就被卖到了地主家当丫头。1932年，红军到了我所在的村庄。部队里的同志听说我的遭遇，把我解救了出来。从此，我就跟着队伍一起走，做了一名‘编外红军’，后来又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续铁标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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