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我国多个县市宣布2025年GDP突破千亿元，全国“千亿县”总数已超70个。经济大省广东近日也宣布，博罗县成为该省首个“千亿县”，实现零的突破。
专家认为，广东将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作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抓手初显成效，但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和瓶颈仍然存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仍需久久为功。
广东出现首个“千亿县”
博罗县位于广东省中东部、惠州市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东北端，是全国百强县之一。博罗县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为1005.45亿元，同比增长5.5%。
“制造业的稳定发展支撑起博罗县域经济的基本盘。”博罗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剑波说，“博罗的地理区位非常好，我们用链式思维做大产业集群，强化与珠三角产业联动互鉴，持续延链补链强链，目前已形成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现代食品等5个百亿级的产业集群。”
“随着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广东的县域经济迎来快速发展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赵俊超说，“我去博罗县的两个镇看过，那里的产业园区发展速度非常快，工业投资增速均超过20%。”
“千亿县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助推器和压舱石。”赛迪方略总经理兼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余德彪说，2024年，全国千亿县数量增加至62个，GDP超900亿元的达到21个，800亿以上县域数量超过100个，700亿以上县域接近150个，未来准千亿县数量将持续增加，竞争持续加剧。而在广东57个县中，近半数GDP低于200亿元，尚无“千亿县”。
“县域是广东最薄弱的板块，却是破解不平衡、激活潜力的关键支点。”余德彪说，广东GDP连续多年全国第一，但2023年县域GDP仅占全省12.4%，显著低于全国县域GDP占全国比重（38.3%），与江苏县域GDP占全省41.2%、浙江县域GDP占全省42.9%差距较大。
县域发展总体偏弱 产业结构同质化突出
多位专家认为，广东实现“千亿县”零的突破，值得欣喜，但也应冷静客观看待。
一方面，博罗县仍属于珠三角范围，而在珠三角，“千亿镇”早已不是梦，“万亿区”也不是传说。至今年初，珠三角已涌现出4个“千亿镇街”，深圳南山区成为我国首个万亿GDP地市辖区。而从粤东西北的整体发展来看，与珠三角的差距仍然较大。
另一方面，从全国层面横向看，以江苏、浙江、山东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县域发展方面“质”“量”齐优，我国中部地区的多个县域也呈崛起之势，甚至西部地区也涌现诸多亮点。
广东县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张建军表示，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偏弱，部分县域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产业实力，但未能培育出具有较强主导作用的支柱产业，产业形态仍偏低端化，发展层次不高，缺乏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企业，难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部分县域虽有规模较大的产业集群或龙头企业，但延伸性、联动性、带动性不强，主导产业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太明显。
《广东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广东不同区域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呈现“珠三角领跑、粤东西承接、粤北相对滞后”的梯度格局。博罗县、四会市、台山市、惠东县、高州市等一批县（市）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潜力突出，形成带动作用明显的县域“标杆梯队”。粤东、粤西县市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内部差异较大；粤北县市则仍需在产业与创新协同上加快突破。尤其粤北地区县市普遍存在低人口发展潜力和低经济活跃度的情况，发展潜力严重不足，部分县存在“低人口密度-弱经济动能-文化资源闲置-空间开发受限”的现象。
张建军说，广东新型城镇化发展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人口发展区域失衡、人口与经济空间公共服务协同不足；二是经济发展引擎量级偏弱、产业层次偏低、动能转换滞后；三是文化资源沉睡、转化利用效率不高、文化品牌和辐射能力不足；四是空间承载力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区存在“有空间无产业、有园区无项目”的现象；五是粤东西北地区县市创新要素供给明显不足。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广东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广东许多县仍依赖传统的农业经济或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缺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引领和支撑，使县域经济难以脱颖而出。”张建军表示，县域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同质化问题同样突出，不同县域间的产业呈现出重复竞争，难以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优势。这种同质化竞争和产业能级不足的问题，削弱了县域吸引投资、创造就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能力，进而影响到新型城镇化的推动。
“粤东西北多数县域工业基础薄弱，利润率低，制造业空心化风险显现。这种结构性失衡影响县域稳定发展能力，也限制了产业延链补链的空间。”余德彪说，广东县域工业多集中在食品、建材、原材料等低附加值制造环节，缺乏龙头企业与科技支撑，许多产业“有量无质”。这些都是广东县域第二产业占比低于其他经济大省的重要原因。
激发内生动力 重振县域活力
调研发现，珠三角9市GDP占广东全省超八成；粤东西北12市拥有广东近七成面积、近五成人口，GDP占比却不到两成。导致“最富在广东、最穷也在广东”现象的原因，除了地理差异、城乡二元结构等，还有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共性原因。
“广东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步伐显著加快，但总体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都不及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沿海发达省份。”广东县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创会会长陈鸿宇认为，除了地理性、历史性因素之外，管理幅度、管理效率、管理成本三者的不匹配，导致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相对迟缓。
陈鸿宇认为，全省上下要形成“扩权赋能强县”的共识，修复和完善县域经济三层网络，重振县域活力。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关系，确立本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可行路径，实现县域产业的“弯道”转型升级。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没有万能模板，只有因地制宜；没有一蹴而就，只有久久为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认为，广东县域最大的短板是“产业同质化、链条碎片化”，有的县守着特色资源却未能充分利用。推动县域产业振兴，必须跳出“全能竞赛”思维，走“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的特色化道路，把“长板”拉得更长、“特色”做得更特。
“改革赋能要以放权活权加要素保障，激活县域发展的原动力。”陈耀说，县域经济活力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权责不匹配、要素不活跃，广东是全国改革的排头兵，更要通过制度创新放权赋能。
“广东的县域经济布局要向粤港澳大湾区靠拢。”赵俊超说，“一是要重视大湾区产业扩散的效应。粤东西北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便宜，在吸引珠三角的产业转移方面，如果能够在当地形成配套，且形成体系，又能巩固大湾区，那么这个产业就有生机。二是要重视大湾区市场扩散效应。大湾区的人口超8000万，是永不枯竭的消费力量。”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认为，区域发展不协调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应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激发粤东西北的内生动力，发展“内源型经济”，彻底改变粤东西北“嗷嗷待哺”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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