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韩利明
9月13日，2025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的平行论坛——中英医疗科创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医院协会主办、BMJ集团协办，聚焦中英医疗科创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展开深度对话交流。中英两国政府、学者，专家齐聚一堂，通过经验分享与深度对话，为中英医疗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携手助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图：中英医疗科创高峰论坛
医疗科技创新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关键支柱，也是推动健康中国战略落地、提升全民健康福祉的核心引擎。中国医院协会常务副会长毛群安表示：“中英两国在医疗科创领域各具特色优势，合作互补性强。期待此次中英医疗科创论坛为我们带来思想的碰撞与启发，推动中英医疗科技合作走向更务实、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图：中国医院协会常务副会长毛群安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钟东波就中英医疗科创合作提出三点具体倡议，一是把握先机与战略方向，聚焦重大健康问题及未满足的医学需求，推进医工交叉、医研融合，强化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协作互鉴；二是推动高校、医院、企业等共同参与，以产学研融合提升健康产业创新能力，助力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三是通过开放合作，开展更多人员交流，创造新知与新技术，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图：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钟东波
BMJ集团主席 Peter Vicary-Smith表示，BMJ长期致力于支持全球医疗领域发展，通过发表高质量研究、提供临床知识及组织交流，推动卫生议题的对话公示与协作落地，“过去数十年，BMJ与中国医疗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当前正持续加强与中国医院协会、北京市卫健委等合作，并在英国本土与英国国家健康与照护研究院联合启动系列研究项目，旨在提升英国医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为全球医疗协同发展注入动力。”
共建生态，中英协同破局全球健康挑战
医疗科技创新的深化，离不开政策引导、生态支撑与跨国协同。中英作为全球医疗科创重要参与者，在创新生态建设与政策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双方协作不仅能突破自身发展瓶颈，更将为全球医疗科创进步注入动能。
图：中英医疗科创高峰论坛专家分享
英国驻华使馆生命科学与医疗服务参赞Rahul Agarwal介绍，英国依托科研积淀与系统性政策设计，已形成覆盖“基础研究—技术转化—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科研端包含生物银行、国家级基因组学计划等平台支撑；政策端从1948年NHS（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到2021年“NHS Reset”（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重塑行动）推进数字化转型、2025年AI机遇行动计划落地，持续以政策迭代推动医疗系统升级；产业端通过现代产业战略聚焦生命科学领域，为创新技术的临床转化与商业化提供保障。
在英国构建成熟创新生态的同时，中国也在医药创新领域加速突破。北京市医药卫生科技促进中心主任张静波表示，当前中国正从“医药大国”向“医药强国”转型，2025年上半年医药领域License out（对外授权）费用超600亿美元，临床研究项目数量占全球1/3，已成为全球医疗科创领域的重要增长极。
北京更是以政策协同与机制创新为抓手，成为全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据张静波介绍，北京通过市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联席会议统筹资源，连续两年出台“创新药发展21条”，卫生系统近五年推出20余项创新转化政策；依托市卫生医药科促中心，打造“优促计划”“科创加速器”等品牌项目，聚焦“临床需求梳理—临床研究强化—创新药械应用”三大核心任务，破解转化“堵点”。
无论是英国的全链条生态，还是北京的本土化实践，均展现出各自在医疗科创领域的独特优势，而如何将这些优势整合联动，成为中英双方深化合作、共解全球健康挑战的关键。
Rahul Agarwal指出，中英两国面临慢性疾病加重、精神健康资源缺口、人口老龄化压力及健康服务不平等的共性挑战，这一现实为双方协同破局奠定基础。
谈及合作路径，Rahul Agarwal认为，NHS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医疗付费方，可为中国企业提供临床场景验证与真实世界数据支持，而“中英健康创新平台”“区域卫健委合作备忘录” 等载体，已为迈瑞、中生制药等中资企业入英，及阿斯利康等英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搭建桥梁，未来双方在药物研发、数字医疗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英国影响力最大化和公众参与中心主任 Ashley McKimm进一步指出，“英国 NHS 积累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纵向健康数据，UK 生物库、英格兰基因组学计划等平台，可支撑痴呆、心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而中国凭借庞大人口基数与领先的数字化平台，形成了规模可观的临床数据资源，双方数据的协同分析，有望挖掘小规模人群难以发现的科学规律，加速新疗法与新技术的研发。”
Ashley McKimm 强调，英国在临床研究整合与中国在生命制药转化应用上的优势，可形成“科研—临床—产业”的闭环协同，“面对全球健康挑战，中英需进一步深化数据共享、人才交流与技术合作，以协同创新推动医疗科技成果惠及全球，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
多领域探索国际化新路径
医疗科技创新的价值，最终需通过临床落地与产业转化实现，而国际化则是检验创新实力、拓展应用边界的关键维度。
在新药研发方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李宁指出，全球创新药近十年呈爆发式增长，2015-2022 年创新药物课题数量从700余项增至1600余项，其中肿瘤领域占比超40%。中国借医疗体制与注册体系改革契机，实现研发实力跨越式提升，2024年在申办方数量、试验开展地区方面均跃居全球第一，成为新药临床研发核心基地；且临床试验质量跻身国际第二梯队。
在国际化突破上，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也持续加快，技术差距不断缩小，从“小分子靶向治疗时代落后欧美8-9年”，到“PD1抗体时代缩短至3-4年”，再到“CAR-T细胞治疗时代仅差2-3年”，体内CAR-T、IPSC细胞诱导等技术更率先完成首次人体试验，部分领域实现 “领跑”。
但李宁也坦言挑战：一是多技术路线竞争加剧，如多发性骨髓瘤可通过双抗、CAR-T 等多种方式治疗，需完善评价体系；二是证据体系存在漏洞，部分国际期刊研究存在数据选择性呈现问题；三是药物评价标准待平衡，需兼顾OS（总生存期）获益与患者副作用、治疗成本，“未来需联合国际顶尖期刊共建科学评价体系，推动中国创新深度融入全球研发链条。”
在医疗器械领域，作为医疗服务的硬件支撑，其创新与国际化水平直接关系医疗服务质量的全球竞争力。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主任许铭指出，中国医疗器械市场潜力巨大，2023年市场规模达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全球29%，但药械比（1:0.4）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0.7），结构增长空间显著。
尽管中国医疗器械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实现加速突破，但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地缘政治导致欧美高端市场准入难度加大，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合规成本高；研发投入不足，行业整体研发强度9%低于全球前十企业12.8%的水平；核心部件依赖进口，高端CT球管进口占比超80%；中小企业融资难、海外推广能力弱。
许铭建议，未来需三管齐下推动国际化，一是强化核心技术研发，突破“卡脖子”部件；二是深化国际合规，适配欧盟IVDR（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法规）、日本PMDA（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等监管要求；三是优化市场布局，在巩固欧美市场的同时，开拓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推动中国医疗器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
当前，人工智能作为“交叉学科工具”，随着AI技术持续为医疗创新注入智慧动能，为技术落地、效率提升带来新可能。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副院长徐葳坦言，过去十年AI医疗虽在病理诊断、新冠筛查等领域落地，但面临三大核心瓶颈：一是医患协作错位，过度依赖医生标注数据；二是技术与临床需求脱节，模型多针对单一病种标准化测试开发；三是数据流通受阻，受HIS（医院信息系统）不兼容、隐私保护、利益主体诉求差异等因素制约，且AI项目周期与医疗审批周期不匹配。
在徐葳看来，大模型技术为突破瓶颈提供新路径，“未来可依托大模型整合非结构化医疗数据、优化临床队列管理、自动化论文分析，甚至探索其在医保、药企、医院间的‘公平中介’ 角色，推动 AI 医疗从‘技术落地’向‘价值创造’转型。”他同时建议，需加强AI与医疗领域人才协作，培养“AI+医疗”复合型人才，适应技术变革需求。
构建中英医疗科创可持续合作机制
医疗科创在全球范围释放价值，离不开可持续合作机制的构建。
据Rahul Agarwal介绍，英国医疗机构在选择中国合作伙伴普遍看重四大标准，“一是机构战略协同性，优先选择聚焦创新治疗、具备国际合作平台的机构；二是科研领域匹配度，重点关注儿科、肝脏疾病等前沿方向；三是人才培训潜力，需具备可持续的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空间；四是合作可扩展性，能从单院合作拓展至区域乃至全国，并具备商业化落地能力。”
在使馆层面，Rahul Agarwal表示将发挥“门户”作用，帮助英国机构熟悉中国市场环境，同时组织中国企业、高校赴英交流，已在杭州、重庆、福建等地开展多场代表团活动。
英国国家研究与创新署中国办公室副主任 Sophie Durrans也补充，英国国家研究与创新署未来将聚焦“健康老龄化”等细分领域，通过项目融资与机构对接，深化中英合作，“过去20年双方合作项目已产生实际政策影响，如抗生素耐药性研究成果被中国农牧部门采纳，推动相关抗生素在农业领域的使用禁令落地。平等的伙伴关系与持续的对话交流，是中英合作长期稳定的基础。”
为推动合作的持续深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党委书记金昌晓在圆桌环节指出，医院作为科创核心载体，需先夯实内部基础：一是精准凝练临床问题，这是科研创新的源头；二是明确学科研究方向并长期深耕，避免领域切换频繁；三是完善机制保障，包括科研经费匹配与辅助人员支撑。
同时金昌晓也坦言，当前医院空间资源分配矛盾突出，“临床空间（病房、诊室、手术室）占比过高，科研专属空间有限，部分医院需租用外部场地开展科研，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创新环境，这一问题需结合医院发展战略与区域卫生规划统筹解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常务副院长唐毅结合英国经验，提出三大方向，“一是参考英国 NIHR（国家健康与照护研究院）的BRC（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模式，推动‘医学-科研-教育’整合发展，加速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助力生物医药产业落地；二是学习英国临床科研人才‘双导师’培养机制，为年轻医生配备临床与科研导师，弥合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差距；三是引入英国‘医疗实验床’机制，对新技术开展快速临床效果与卫生经济学评估，通过 ACC（加速通道）实现全国推广，破解中国新技术入院难问题。
在唐毅看来，若能将英国成熟的生物医药体系与中国庞大的患者资源、活跃的前沿研发能力结合，将为全球健康领域带来革命性影响。
在跨国合作中，数据共享已成为重要抓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建平以心血管领域为例，强调公共数据库建设与共享对医疗科创的核心价值，“从研究层面，大数据库可支撑假设验证与未知领域探索；从应用层面，能加速产学研合作，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缩短周期。”
李建平指出，中国当前正迎来数据合作机遇，“2024年底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医疗科创50条’ ，明确强化疾病研究资源建设，心血管领域已建成心肌梗死、诊疗质量等特色数据库。基于此，中英可以数据共建共享为抓手，借鉴英国伦理规范与管理经验，整合中国多民族、多区域人群数据，开展跨区域、跨学科合作，同时需应对数据隐私保护、标准统一等挑战。”
BMJ助力共启新程
从政策战略的深度研讨，到科创实践的成果分享，再到圆桌对话的路径碰撞，2025 首都国际医学大会中英医疗科创高峰论坛全景展现了中英两国在医疗科创领域的互补优势与合作潜力。
对于中英医疗科创合作的未来，BMJ也将持续发挥桥梁与支撑作用。后续，BMJ将通过三大方向深化支持：一是搭建跨国知识共享平台，整合中英医疗科创实践案例与研究成果，为双方机构提供精准参考；二是定期举办国际专题会议，围绕“证据体系建设”“创新成果转化”“跨国合规协作”等核心议题，推动政策制定者、科研人员、产业代表深度对话；三是发起联合研究项目，聚焦老龄化健康、慢性病防治、数字医疗应用等共性领域，助力高质量证据产生与落地应用。
正如BMJ集团中国董事总经理孔雨烟所言，“中国是全球医疗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是推动全球医疗创新的中坚力量，有支持的国家政策、全球顶尖的专家，也有最广大的市场需求、最丰富的临床资源。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机构的合作，不仅提供更精准的影响力评估工具，还将推动国际指南交流、临床研究协作等务实举措，让中国医学研究既‘走出去’，更‘用起来’，为全球卫生健康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未来，随着中英双方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创新资源的深度整合，以及BMJ等国际平台的持续赋能，中英医疗科创合作必将从“机遇探索”迈向“成果落地”的新阶段，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有时头晕可能是由于生理性因素导致的，也有可能是颈椎病、高血压等疾病引起的。建议患者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治疗。一、生理性因素1.睡眠不足：如果长期熬夜或者精神压力过大，可能会导致大脑过度 结核性胸膜炎患者服用抗结核药物后可能会出现胃肠道反应、肝脏损伤等不良反应。还有可能出现神经系统症状、过敏反应以及血液系统异常。一、常见副作用1.胃肠道反应：如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 肝癌中晚期是指肝癌已经发展到中期或者晚期，此时患者一般不能进行手术治疗。因为肝癌的恶性程度较高，如果肿瘤体积较大，则无法通过手术切除。肝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其发病原因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胆管癌做完手术后化疗的时间一般在术后3-6个月，化疗的作用主要是杀死残存的肿瘤细胞，预防复发和转移。胆管癌是一种恶性程度较高的消化道肿瘤，其发病原因可能与遗传、胆石症、慢性肝病等有关。患者通常会出 鼻炎是指由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感染或过敏等因素引起的鼻腔黏膜炎症性疾病。对于鼻炎患者的运动方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但可以适当进行有氧运动来提高机体免疫力。1、慢跑：慢跑是一种简单易行且适合大 如果患者出现严重的鼻塞症状时，可以采取一般治疗、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等方法进行缓解。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1、一般治疗：首先需要远离致敏原，并且注意个人卫生清洁，保持室 。本文链接：中英医疗科创高峰论坛在京举行，BMJ推动两国医疗创新与协作http://www.sushuapos.com/show-9-6950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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