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韩利明 上海报道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创新笔谈 | 常态长效推进党纪学习教育》提出，需突出重点对象，紧盯“关键少数”、年轻干部、关键岗位等重点群体，区分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不同领域，量身定制针对性教育内容，分层分类精准施教。
与其他领域相比，医药等重点领域政策支持力度大、投资密集、资源集中，是腐败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自2023年上半年起，我国医药行业掀起近二十年来最严厉的反腐风暴，将重点人、事、岗位纳入严密监控范围。随着反腐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微腐败”也逐步成为反腐工作关注的重点。
值得警惕的是，受贿与行贿是腐败的一体两面，若不查处行贿行为，受贿现象难以杜绝。医药行业资金链条长、利润空间大，部分药企为追求市场份额，“带金销售”等违规手段屡禁不止，这在部分药企居高不下的销售费用中也可见端倪。
有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医药行业具有资金密集、权力集中、医疗机构主导性强等特点。医药代表、医药招标、医疗器械采销、医保支付等环节的腐败风险点分布广泛，导致权力寻租、收受回扣、行贿受贿等情况难以禁绝。”
“不过，随着医药领域反腐继续深入，药企不仅要重视市场营销和推广方式的合规性，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并根据监管要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更应抓住行业洗牌的机遇，对销售体系和销售人员进行全面重塑。”该人士进一步强调。
从“关键少数”到“微腐败”，深挖腐败病灶
医药领域风腐顽疾，不仅是破坏行业风气、阻碍深化医改的“病灶”，也是严重侵蚀群众利益的民生痛点。其中，药品、医疗设备、耗材采购、基建等重要决策权大都集中于“一把手”，“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容易成为被“围猎”的对象。
近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原院长王海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药品、医疗设备及耗材销售，项目工程承建、工程款结算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巨额贿赂，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该医院原副院长朱兴仁、原设备科科长王宝平等人违规插手药品、设备采购等违纪违法问题相继浮出水面。
为深入开展医药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甘肃省纪委监委以专项整治破题，紧盯医药领域“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人员，重点查处以权谋私、利益输送、关联交易等违纪违法问题。目前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医药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线索1465条，处分433人。
制度漏洞的存在，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结合监督检查、线索处置、集中整改、行业治理等方面的问题，甘肃省医药主管监管部门、医疗机构深挖背后的制度漏洞，建立任务清单，完善绩效考核、薪酬分配、集中采购、信息公开等相关制度。
类似地，《深度关注丨实处用力严管“领头雁”》也提及针对医药领域暴露出基建、耗材、药品、设备等项目的采购制度流程和内控制度漏洞，广州市白云区纪委监委推动卫健部门制定修订相关制度规定321项，明确管理职责，规范采购流程，指导区卫健部门领导对医药系统29名“一把手”或负责人进行全覆盖的提醒谈话，累计召开137场次教育警示会议，2.9万人次接受教育。
在聚焦关键岗位、核心环节的同时，一些看似涉及金额不大、影响范围较小的“微腐败”行为，直接侵蚀公众切身利益，也逐渐成为医药反腐的新战场。
综合多名律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分析，医疗领域“蝇贪蚁腐”频发，源于权力集中导致决策缺乏制衡、监管体系存在盲区、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得以利用营销手段掩盖利益输送，以及腐败行为隐蔽性极强等多重因素。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笔谈丨持续发力惩治“蝇贪蚁腐”》也强调，“蝇贪蚁腐”表现多样、成因复杂，分布点多面广，必须统筹协调各方监督力量同时发力，以办案引领强力纠风治乱，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依托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智慧监督大数据平台，加强数据分析研判，汇聚财政、民政、农业农村等部门数据资源，以信息化手段为监督赋能。
销售费用高启，药企更应筑牢合规底线
医药反腐持续高压的态势下，上市药企销售费用也受到监管机构与资本市场的关注。
21世纪经济报道初步统计，2024年超15家A股上市药企的关键岗位陷入违规争议，涉及行贿受贿等行为。其中，上海医药、云南白药、大参林、广药集团等更是出现多名高管被查的情况，被查人员柯金龙、李楚源均是所涉企业的“关键人物”。
随着2024年年报陆续披露，21世纪经济报道发现，上述关键岗位违法违规与企业高销售费用之间存在部分重合。其中，上海医药、白云山、大参林等企业2024年销售费用均超50亿元，位列A 股上市药企前十。
就销售费用而言，Wind数据显示，在已披露2024年年报的494家A股上市药企中，上海医药以127.14亿元的销售费用位居榜首，成为唯一一家销售费用超百亿元的企业。百济神州、复星医药、恒瑞医药的销售费用也均超过80亿元。
从销售费用率来看，有32 家药企销售费用占总营收比重超过 50%。海创药业以3094.96%的异常高比率居首，智翔金泰和迪哲医药销售费用率也均突破100%，且三家企业销售费用同比分别增长35.82%、1030.28%和112.01%。
具体来看，海创药业因尚无药品获批上市销售，销售费用主要为营销团队人员薪酬等开支，与同行业公司暂不具可比性；智翔金泰归因于新药推广力度加大与团队扩张；迪哲医药解释为筹备产品上市以及扩大市场份额，公司继续扩大商业化团队并加大了推广力度，销售费用也有所增加。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不仅仅是药企，其实销售费用本身解释难度较大。在经销商层级相对较多，经销商较为复杂的背景下，因复杂的经销商网络及部分经销商的配合度问题，加之商业秘密保护的需求，导致部分发票、流向单等关键资料难以获取。
不过当前针对医药企业开展的“穿透式”检查持续发力，虚增费用、学术推广违规、商业贿赂等案件不断曝光。
例如2024年，财政部网站披露常山药业在2022年通过虚构差旅费支出，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科目列支向中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的差旅费373万余元，全部用现金支付，而中商国旅未实际向常山药业提供旅行服务，常山药业虚列支出；2024年7月，江苏豪森药业全资子公司江苏恒特医药因学术推广违规，被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近 2500 万元的罚没处罚。
“高销售费用率背后，往往暗藏商业贿赂风险与经营合规隐患，当然不排除其中也有行业特性与市场竞争等所必需的支出。不过在当前 IPO 审核实践中，监管机构会对市场推广费用的构成逻辑、票据真实性及资金流转轨迹进行全链条穿透式审查。这不仅要求企业夯实‘硬科技’核心竞争力，更需强化合规经营意识，构建系统化的内控体系。” 上述业内人士分析。
当前我国医药产业正处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跨越的重要历史新阶段，医药创新生态也正在发生变革，高水平合规将为助推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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