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几何：赵大钧绘画实践的基本线索
展期：2024年7月16日-10月16日
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要看懂赵大钧（1937-2022）的画并不容易，他的绘画实践似乎并不能以任何现有的坐标系去判断。这位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中国美术先行者，在美术教学中默默耕耘半生，但今天的美术史研究鲜有提及他的名字，遑论他艺术上那些起始于时代精神又超越于时代精神的思考与成就。先行者被遗忘，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使我们错过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艺术中一项具有强烈反思性质的工作。尽管有着巨大的时代限制，赵大钧先生仍然坚持不懈地开拓现实主义艺术的新方向。他做出的超越一时一地的努力，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艺术身处的情境提供了可贵的参照。
痴迷于色彩和造型关系
赵大钧先生生于汉口，祖籍山东胶州。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乱和迁徙中度过的。辗转到天津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犹记得“战火平静后的清晨，看到无数戴皮帽子的解放军在路边休息，大铁锅烧着热水，烙油饼的香味四处飘着，远处天津商务印书馆大火浓烟升入高空”这样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全家迁居沈阳，1954年考入东北美专附属中学，1958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从此开始美术之路。附中至本科的八年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他在耄耋之年仍然记得附中时自己对于色彩和造型关系的痴迷——这也是他在艺术生涯晚期开始明确自己的“几何”之路的前提。在“鲁美”学习期间经常要去工厂，鞍钢、沈阳铁西区是他每每驻足的地方。那种传统重工业的集体生产和生活景象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人生——他的毕业创作《轧钢工人》（1962年）就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这张画强调画面结构的鲜明和表达力度的强烈，也为他后来在诸如《冶炼厂》（2000年）等作品中进行的画面实验奠定了基础。
1962年，赵大钧创作了《几何形体》（1962年）。这幅看起来普通的习作，却为他之后的艺术人生奠定了基调。他的绘画语言中有一种对画面中“雕塑”意味的关注，开创性地将强有力的线条、结构和几何块面结合起来塑造形体和物象，并使之与他独具特色的色彩运用发生对话。纵观赵大钧的艺术之路，经历了从附中到雕塑系、油画系的长时间训练，受到万今声、孙常非、朱鸣岗、李寿如等今天并不为人所知的老先生们的教诲。此外，全显光、魏连福、曲乃述、宋惠民、许荣初等不同美术训练背景的同代人或者师兄弟，也给了他很大启发。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赵大钧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绘画观念。
“几何”成画家自处的空间
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几何”所扮演的首要角色是突破教条的学院绘画。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伤痕美术”大流行，全新时代的气息已在酝酿。赵大钧在此时大胆地尝试从素描上打破旧有的现实主义绘画原则的束缚，展开具有前瞻意义的实验。《力士》（1978年）、《鲁迅先生像》（1978年）、《摩西》（1978年）、《被缚的奴隶》（1978年）、《掷铁饼者》（1979年）等一批影响了之后几代画家的素描作品诞生了。这些此前从未公开展出过的作品都没有遵从所谓的“全因素”素描原则，用不规则的几何形态的块面塑造形体，兼具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明暗变化赋予了形体一种前所未有的本土风格。仔细看这些画，仿佛有空气在形体中穿过——它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形象在这里变成了鲜活的、可以和观众对话的存在。
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呈现的展览“几何：赵大钧绘画实践的基本线索”中，这批素描奠定了展览的底色。展览给出了两个观看赵大钧漫长艺术生涯的线索：在以《力士》为起点的线索中，赵大钧先生着力探索几何的视觉内涵，聚焦于深入的造型、笔触与色彩分析；而在《鲁迅先生像》为起点的线索中，赵大钧先生致力于将“几何”拓展到更立体的领域，寻找一种涌动的，思想、情感与艺术立场互相激活的状态。“几何”变成了一个超越画面的场所，一个让艺术家在时代变幻中得以自处的空间。
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实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赵大钧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的传播和接受。尽管如此，他也创作了诸如《汉柏》系列、《女人体》系列，以及《老美专》《冶炼厂》等诸多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也回响着强烈的本土现实主义的余声。
《老美专》是其中的代表作。从色彩上说，“脏”颜色这一具有中国现实主义传承的色彩运用，在这一作品中成为塑造画面紧张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结构上讲，整个画面似乎从边缘到中心被挤压着，不规则的三角形被一种动能带动着奔向画面的中心，把空间深度推逼着趋于平面。画面是动态的、不连续的、随时可能坍缩的，但同时又是完整而充满力量的。“老美专”（即鲁迅美术学院的前身东北美术专科学校）所在的楼群是赵大钧先生自幼学画的场所，他的青年时代和前半生的教学和创作，实际上都与这一场所有关。这里不仅见证了他的人生，也是他经历、实践和思考现实主义传统与美术语言的源发地。因此，情感充溢在这幅画中，或者说，对于“老美专”的情感与他一生所致力的反思自身美术传统的实践理性，在这幅画中融汇在一起。
在赵大钧晚年的笔记和自述中，他将自己的绘画称为“我的现代主义”。这一“现代主义”自然不是纯粹拿来的，不是风格上的模仿，而是充满了一个艺术家对于本土“现实主义”自我反思、开拓与重塑，使得这两个看起来对立的领域融合在一起。
晚期的“几何即人生”
除此之外，赵大钧先生2008年开始的晚期创作尤为值得一提。他没有在艺术生涯的终结处退行到艺术的天真和自我保护之中，而仍然尝试进行思想和实践的突破。此时，他又一次回望自己过去的创作。
这次的回望不仅仅是宽泛意义上的自我反思，而是逼迫自己从艺术理念的层面再次整合自己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所积累的视觉和绘画经验。《大寒》（2021）等一系列此时期的代表作品中，“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变成了影子，仿佛融化进了他对于艺术人生的思考，而不是以某种风格、某种形式出现。他近乎偏执地只运用短促、斜逆的笔触和简单的色彩组合进行创作。画面中没有具体的形象，但同时又充满了种种由色彩构造的叙事张力。这是他最后的“几何”画面，一个隐匿又开放的领域，或者用赵大钧先生自己的话说，“几何即人生”：在那里，抵抗的力量、精确的秩序与解放情感和思想的愿望一起，形成他艺术生命的最后交响。
展览：几何：赵大钧绘画实践的基本线索
展期：2024年7月16日-10月16日
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要看懂赵大钧（1937-2022）的画并不容易，他的绘画实践似乎并不能以任何现有的坐标系去判断。这位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中国美术先行者，在美术教学中默默耕耘半生，但今天的美术史研究鲜有提及他的名字，遑论他艺术上那些起始于时代精神又超越于时代精神的思考与成就。先行者被遗忘，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使我们错过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艺术中一项具有强烈反思性质的工作。尽管有着巨大的时代限制，赵大钧先生仍然坚持不懈地开拓现实主义艺术的新方向。他做出的超越一时一地的努力，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艺术身处的情境提供了可贵的参照。
痴迷于色彩和造型关系
赵大钧先生生于汉口，祖籍山东胶州。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乱和迁徙中度过的。辗转到天津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犹记得“战火平静后的清晨，看到无数戴皮帽子的解放军在路边休息，大铁锅烧着热水，烙油饼的香味四处飘着，远处天津商务印书馆大火浓烟升入高空”这样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全家迁居沈阳，1954年考入东北美专附属中学，1958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从此开始美术之路。附中至本科的八年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他在耄耋之年仍然记得附中时自己对于色彩和造型关系的痴迷——这也是他在艺术生涯晚期开始明确自己的“几何”之路的前提。在“鲁美”学习期间经常要去工厂，鞍钢、沈阳铁西区是他每每驻足的地方。那种传统重工业的集体生产和生活景象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人生——他的毕业创作《轧钢工人》（1962年）就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这张画强调画面结构的鲜明和表达力度的强烈，也为他后来在诸如《冶炼厂》（2000年）等作品中进行的画面实验奠定了基础。
1962年，赵大钧创作了《几何形体》（1962年）。这幅看起来普通的习作，却为他之后的艺术人生奠定了基调。他的绘画语言中有一种对画面中“雕塑”意味的关注，开创性地将强有力的线条、结构和几何块面结合起来塑造形体和物象，并使之与他独具特色的色彩运用发生对话。纵观赵大钧的艺术之路，经历了从附中到雕塑系、油画系的长时间训练，受到万今声、孙常非、朱鸣岗、李寿如等今天并不为人所知的老先生们的教诲。此外，全显光、魏连福、曲乃述、宋惠民、许荣初等不同美术训练背景的同代人或者师兄弟，也给了他很大启发。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赵大钧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绘画观念。
“几何”成画家自处的空间
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几何”所扮演的首要角色是突破教条的学院绘画。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伤痕美术”大流行，全新时代的气息已在酝酿。赵大钧在此时大胆地尝试从素描上打破旧有的现实主义绘画原则的束缚，展开具有前瞻意义的实验。《力士》（1978年）、《鲁迅先生像》（1978年）、《摩西》（1978年）、《被缚的奴隶》（1978年）、《掷铁饼者》（1979年）等一批影响了之后几代画家的素描作品诞生了。这些此前从未公开展出过的作品都没有遵从所谓的“全因素”素描原则，用不规则的几何形态的块面塑造形体，兼具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明暗变化赋予了形体一种前所未有的本土风格。仔细看这些画，仿佛有空气在形体中穿过——它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形象在这里变成了鲜活的、可以和观众对话的存在。
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呈现的展览“几何：赵大钧绘画实践的基本线索”中，这批素描奠定了展览的底色。展览给出了两个观看赵大钧漫长艺术生涯的线索：在以《力士》为起点的线索中，赵大钧先生着力探索几何的视觉内涵，聚焦于深入的造型、笔触与色彩分析；而在《鲁迅先生像》为起点的线索中，赵大钧先生致力于将“几何”拓展到更立体的领域，寻找一种涌动的，思想、情感与艺术立场互相激活的状态。“几何”变成了一个超越画面的场所，一个让艺术家在时代变幻中得以自处的空间。
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实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赵大钧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的传播和接受。尽管如此，他也创作了诸如《汉柏》系列、《女人体》系列，以及《老美专》《冶炼厂》等诸多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也回响着强烈的本土现实主义的余声。
《老美专》是其中的代表作。从色彩上说，“脏”颜色这一具有中国现实主义传承的色彩运用，在这一作品中成为塑造画面紧张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结构上讲，整个画面似乎从边缘到中心被挤压着，不规则的三角形被一种动能带动着奔向画面的中心，把空间深度推逼着趋于平面。画面是动态的、不连续的、随时可能坍缩的，但同时又是完整而充满力量的。“老美专”（即鲁迅美术学院的前身东北美术专科学校）所在的楼群是赵大钧先生自幼学画的场所，他的青年时代和前半生的教学和创作，实际上都与这一场所有关。这里不仅见证了他的人生，也是他经历、实践和思考现实主义传统与美术语言的源发地。因此，情感充溢在这幅画中，或者说，对于“老美专”的情感与他一生所致力的反思自身美术传统的实践理性，在这幅画中融汇在一起。
在赵大钧晚年的笔记和自述中，他将自己的绘画称为“我的现代主义”。这一“现代主义”自然不是纯粹拿来的，不是风格上的模仿，而是充满了一个艺术家对于本土“现实主义”自我反思、开拓与重塑，使得这两个看起来对立的领域融合在一起。
晚期的“几何即人生”
除此之外，赵大钧先生2008年开始的晚期创作尤为值得一提。他没有在艺术生涯的终结处退行到艺术的天真和自我保护之中，而仍然尝试进行思想和实践的突破。此时，他又一次回望自己过去的创作。
这次的回望不仅仅是宽泛意义上的自我反思，而是逼迫自己从艺术理念的层面再次整合自己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所积累的视觉和绘画经验。《大寒》（2021）等一系列此时期的代表作品中，“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变成了影子，仿佛融化进了他对于艺术人生的思考，而不是以某种风格、某种形式出现。他近乎偏执地只运用短促、斜逆的笔触和简单的色彩组合进行创作。画面中没有具体的形象，但同时又充满了种种由色彩构造的叙事张力。这是他最后的“几何”画面，一个隐匿又开放的领域，或者用赵大钧先生自己的话说，“几何即人生”：在那里，抵抗的力量、精确的秩序与解放情感和思想的愿望一起，形成他艺术生命的最后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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