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明
摄影家
1970年生于安徽滁州定远县。现居广州。
摄影代表作品
“大国志”系列、“昨天堂”系列。
奖项
2010年，法国“才华摄影基金”中国区比赛纪实类冠军；
2010年，大理国际影会最佳新锐摄影师奖；
2011年，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出版
2014至2015年，摄影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大国志》及同名摄影画册；
2019年，摄影随笔集《长皱了的小孩》；
2021年，摄影画册《昨天堂》（获选第六届中国摄影图书榜“年度摄影集”）；
2023年，摄影随笔集《迷墙》。
采访严明，是去年12月11日，北京雪后。他最新的摄影随笔集《迷墙》刚刚推出。
头一天晚上，在五道口“PAGEONE”书店有个对谈，“从黑白到彩色，我的摄影转身——《迷墙》新书分享会”，出版方定的这个主题词似乎让他有点困扰。
“这两年，我去西北拍照比较多，宁夏、甘肃。我迷上了那里的诸多遗迹，它们多数不是什么正式的供人参观的遗迹，只是散落民间的烟火人情的痕迹……人去楼空，多数已经无门无窗，楼梯的栏杆也不见了。它们在旷野之上，寒来暑往中，继续着存在。旅游者不会去这样的地方，而我是在心里把它们当成乐园的，我喜欢这差点儿就被浪费的阔大的苍凉和孤寂。”这是严明写在《迷墙》一书最前面的话。
这样的文字和创作心情，让人很难忘记。
“除了这一生，我们没有其他时间”
北京青年报记者吴菲（以下简称吴菲）：之前您与叶锦添先生、“五条人”仁科和茂涛在五道口“PAGEONE”书店的对谈，我围观了直播，听到几个关键字：师专生（学中文）、中学老师、贝斯手、音像公司企宣、杂志文字记者、报纸摄影记者、独立摄影师、一本摄影随笔集10年卖到10万册。
您是哪里人？家里是做什么的？
严明：安徽滁州定远县。父亲是一个老师，我家就在校园里面。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学校教务处做点杂事，打字，收发。每天邮递员会送来报纸杂志，堆在那儿，我要跟着去送，就先翻一遍。
上世纪70年代初，《大众电影》这些都很珍贵，更别说《小说月刊》。所以很早就看像王安忆这些作家，我们同龄的学生很难知道。就觉得太厉害了，但我们又不懂，无从学起，只是看一看。
吴菲：那您在小朋友里是不是一个比较有谈资的人？爱说话吗，会讲故事？
严明：算是。听到什么笑话，蛮愿意去给别人讲，包袱抖响了会很高兴。没抖响还会总结一下经验，换个人再讲。
中学就在县里二中。从初一到高三就没离开那个学校。完了考了一个师专，读的中文。读完就上班了。初中语文老师就当了很短时间，一两年。
我上学那个时候，正是摇滚风潮，都学吉他。就跟别人一块学、练，想搞乐队。
吴菲：对，昨天仁科说您是“淮南第一贝斯手”。
严明：搞音乐的好多人都知道，1990年代，安徽淮南也是一个摇滚重镇，出了好多很厉害的乐手。现在好多摇滚乐队偶尔也会去那个地方演出。
现在回想自己以前做音乐的经历，其实挺失败的。因为当时就是在做基于 copy（拷贝）、基于技巧等等的东西，现在回看，就非常地不重要。应该是你非常本真地创作输出，才能算是一个艺术家。
现在我的小孩要学艺术，我会很早就跟他讲：“你去弹吉他，我不要你去弹10个考级曲子或者怎么样，我只希望你会3个和弦、4个和弦之后，能不能唱两句心里话给我听？然后把两句变成4句，再反复一下你就8句了。”你得告诉他吉他只是一个表达工具。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但那时候我们在小地方，不知道。只是拼命地更新设备、磨练技巧、拷贝偶像，到头来就发现这是最不摇滚的事情。
我去广州也是揣着音乐梦去的，1997、1998年，还带了几首民谣，当时想出CD。
吴菲：那时候广州音像业已经不行了吧，更何况还是摇滚？
严明：在南方已经不热了，都往北京跑了。但当时广州有个著名音乐人叫王磊，他也有一个唱片的品牌。之前聊时听说我弹贝斯，就喊我一块儿玩了几段。他就很欣赏：“你一落脚就直接给我弹贝斯来得了。”结果我又去弹贝斯去了。
吴菲：他是有个乐队吗？
严明：对，当时乐队叫“泵”。在南方他也是最领军的人物。但合作了两年吧，最终我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就找班上，先去了一本音乐杂志，叫《唯音乐》，转脸又去了美卡音像，很有名，当时中国最大的发行公司吧。我去那里做企宣，给媒体写稿子，也会听很多唱片，就算是我的所学也有一点用。
公司要引进什么新唱片了，就跟领导一起在试听室听母带，选了之后制作、宣传。我们会要写一个基本的稿子给媒体里做乐评的，告诉他大概这里面什么元素、卖点、制作班底这些，于是就跟副刊的媒体记者认识了，通过介绍，我后来又从音像公司跳到《南方都市报》。
“祈愿所有的飞行起落安妥”
吴菲：《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有时候，人在哪个地方很重要。
严明：先去副刊跑音乐，演唱会啊，还写一些唱片稿子，采访歌手。有时候约了很喜欢的歌手做一些长篇访谈，比如罗大佑、伍佰，一采一个版，那还蛮有成就感。跟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的艺术家面对面，也能展示行业的专业性。
比较搞不来的是“八卦”。那个时候我年龄就大了，30多岁了还跟小弟弟小妹妹去挤、采访明星，人家说起“娱记娱记”像一个笑话一样。慢慢知道很“八卦”的这个环境不适合自己，特别是那些巴掌大的小稿子，哪个艺人又出什么事了、有什么绯闻了，你要不报吧当时又是个热点，还得去跑一下。
吴菲：听上去就很痛苦。
严明：然后这个时候跟我搭档的摄影记者，他的相机吸引了我。我就扒拉着他的相机包看，问这问那。然后就自己买个小的，上班路上自己先拍着。拍着拍着就觉得我不如转行做这个。
这对我人生是个比较重要的契机。那是真转型。去唱片公司、去日报的副刊，都算是还跟文字、跟音乐有关，我能弄得来。可是我摸到相机的时候就32岁了，之前什么叫光圈什么叫快门我都不知道。但买相机自己上路拍了半年，我竟然觉得“我可以”。当时摄影部还给我专门做过一个版的图片。
我就拿着这个版去找我们领导，说“你要不让我转摄影部吧”，他竟然答应了。我没想到。因为我知道我们那么大的报社招人是怎么招的。像我这个学历本来在报社就垫底，北大的、复旦的我们身边就多，还都学新闻的、这个那个的。我本来想是我把这个技术练好了，找个杂志或哪个地方缺摄影我去。本来以为是这个路径。
吴菲：但问还是你去问的呀。
严明：结果一下子就说“那你去吧”，就在同一层楼，我就去摄影部领了器材坐那儿了。
做记者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极其重要。那是超强度的锻炼，你要赶到、拍好，那么大个城市还有好多家报业，大家第二天见报还要比。
更重要的是接触社会。你说我见到多少事、见到多少人，不仅是名人，老百姓、工薪阶层、打工一族……我虽然是摄影记者，也要去跟、去接触，自己脑子就会跟着转。
这个过程中，待人接物、遇事的经验，对后来我走入社会、去进行个人创作，感觉垫了一个底。在江湖上再遇到什么人、什么事，立即会知道怎么打交道、怎么处理，就有经验了、不慌了。判断遇到的这个事是什么性质、多大多小，这个感觉也是其他很多摄影爱好者没有的。不是说我有多强，而是记者的经历和职业训练，可以让我立即知道这是属于什么领域的话题。
有些东西，或许可以在影像里一寸一寸挽回
严明：摄影记者我头头尾尾做了10年，就觉得该走了。因为想做个人创作的心，我一直有。
媒体记者是职务行为，离艺术就可能比较远，新闻照片就感觉离我也比较远。
吴菲：离您的内心、您的自我。
严明：我去的时候三十出头，走的时候四十都过了。30多岁我算是风华正盛的时候，那时南方报业收留了我、养活了我，还让我任性地转了行。现在想起来那个10年好像一场梦一样。可是想想，哪儿有永远的事啊。
现在想起来，那么恣意妄为地就辞了职，是有点疯狂、太理想主义的一步。毕竟那时候辞职还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你收入断绝，有家有孩子要养。但是，没有这个阵痛又怎么行呢？
你就得是一个狠人，有一种豁得出去的能量，这在我后来的路上，证明是有用的。恐惧和困顿，熬过去也就罢了。当然我也不标榜这种，更不会突然劝现在的哪个年轻人也这样。
吴菲：然后您就开始了怎么样的生活呢？云游？
严明：对，就是云游。去自己喜欢、花费又比较便宜的地方。
还在“南都”当记者的时候，有一回过年跟同事买了机票去重庆玩，突然就觉得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很出画面。人也好，吃个面一两块钱，口味也很喜欢。
我早期的照片非常大比例都拍的是重庆和重庆周边。现在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城。你都难以想象我反反复复去过多少次，到现在为止80次都有。绿皮火车从广州到重庆，23小时或24小时就到，把带的胶卷拍完就回来，在家自己冲。
吴菲：那挺好，对您家人来说，这至少让您还回家。
严明：为什么不回家呢？我不标榜苦行。
我肯定是尽量不苦行，住干净、安全的地方，“这地方阴暗潮湿，在这凑合一晚”，我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找苦吃的。能吃顿肉就吃顿肉，为什么不？吃饱了才能走路，对不对？喝粥就走不远。在外面你又不能病，拍完的胶卷，那些难得的场景、机遇都在我的胶卷上，我还要背着它跑完所有的行程，把它安全带回来。
吴菲：挺好，正常的生活很重要。
严明：我们希望能正常。我不仅正常，在创作上，我觉得我属于“终点主义者”——这个词还挺值得人玩味的。摄影是讲结果论的，这其实挺残酷，你再说多少也没用，照片拿出来看，拍到就是拍到了，成就成，不成就不成。万一拿过来一看乱七八糟，什么也不讲究，什么也没考虑，也不知道你在说啥，那不行。这个贯穿我后来所有的行走中。
吴菲：那您都没有用数码吗？
严明：辞职后一直拍到这本《迷墙》之前，都是用胶卷。《迷墙》全部是数码，用的彩色数码相机。
吴菲：胶卷冲洗不是会很贵？
严明：的确，设备、材料越来越少，也确实越来越贵。这种工具已经到了“末世时代”。工具还有药水等等，它就是越来越少了，就越来越贵，最后慢慢集中在若干家小店里还会有卖，质量也变得不好、不可靠。
吴菲：这是您“从黑白到彩色摄影转身”的原因吗？这回这可是出版社强调的卖点之一。
严明：确实形式上是变成彩色了，但这个说法容易造成误解。我当那么多年记者，一直就是拍彩色、拍数码。我自己玩胶卷的时候，也没人不让我用彩色胶卷，我也用过。
而且这本画册之后，我也没说我不用黑白了。就只是可供你选择的，像左手、右手。这阶段你觉得这一批内容适合用这种相机、用这个调子，你选择了它而已。别人说你什么“华丽转身”，好吧，是转身，转身又不是决裂，没有那么严重。
“我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真诚”
吴菲：后来怎么开始写书的？
严明：朋友老怂恿我。出版社编辑也很客气：“好，你乐意写，我们等。”
“书”这个字从小到大在我们脑子里太神圣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愣是就拖了一年，根本没动手。
后来一位重庆的大姐，是很果断的一个人，她当时一拍桌子：“那你还在干什么？动手写！”
我当时惊到了，就想，那我写什么呢？最后就把我的一些人生经历、转折、抉择，行走的一些故事，遇到的人和事，写了十几万字。自己又是搞摄影的，往文字里面插点图。所以基本是一个文字书。
吴菲：《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那书可太有名了。
严明：卖了有10万本以上。我没有想到。之前觉得自己是摄影师，表达方式就是影像，我何必要去输出文字呢？但是后面发生这一切，让我觉得出书这个事又对了。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梳理。
我并没有在我的书里，多少文字去解释多少画面。摄影师一个一个去解释画面，在我看来是欺负读者——每个人都有理解的权利。
我只是在书里说实话，把自己在一些路口的纠结为难，告诉那些可能也会经过同样路口的朋友。在这过程中我也更坚定了我要坚持自己一些本真的东西——一个来自小地方的小镇青年的好心肠、天真，好奇，认定该做的事，就当真去做，就比如，钱都不要了，去为理想干一件事。
其实我没有什么技巧、没有什么先进理念能告诉别人。我能告诉别人的是，做世间的深情人。我们不是那种奸懒馋滑、铁石心肠的人，那样不行。你要做一个敏感的人，我以前看到过一句话——“我们行走江湖，靠的就是心软”，我觉得说得太好了。
我们行走江湖，靠的不是钱、不是装备，打开我们的包袱，里面就是最简单的东西。我们能靠的是心软——对路上遇到过的人、遇到过的事。只有这样你才会更敏感，你才会更有火花，你才会更急迫地掏出你的器材来完成这场相遇。
如果你变成一个铁石心肠，对跟我们一样行色匆匆的人、各种平头百姓都麻木、无感、无视，你就不会把相机对着他。否则你就连必须“保本”的那个“本”都没有了。
珍贵的东西肯定不能丢，这才让我后来能写一点东西。没有什么秘密，跟写作、跟电影创作一样，你要透明到让你自己心颤，就会有作品，它跑都跑不掉。
我的书里面一章是一个故事，或者一章是一个意象。你慢慢翻就行了。它们完全不是记录，我也不是纪实摄影师，我没有对哪个题材系列或者说故事负责过。我在意的只是那些对视，到现场去，去静静、深深地看。我希望带给你的，就是还原到我当初的那个对视，进入某一种情绪的深处。如果翻到任何一张，你觉得能停下来，那我就做到了。
严明
摄影家
1970年生于安徽滁州定远县。现居广州。
摄影代表作品
“大国志”系列、“昨天堂”系列。
奖项
2010年，法国“才华摄影基金”中国区比赛纪实类冠军；
2010年，大理国际影会最佳新锐摄影师奖；
2011年，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出版
2014至2015年，摄影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大国志》及同名摄影画册；
2019年，摄影随笔集《长皱了的小孩》；
2021年，摄影画册《昨天堂》（获选第六届中国摄影图书榜“年度摄影集”）；
2023年，摄影随笔集《迷墙》。
采访严明，是去年12月11日，北京雪后。他最新的摄影随笔集《迷墙》刚刚推出。
头一天晚上，在五道口“PAGEONE”书店有个对谈，“从黑白到彩色，我的摄影转身——《迷墙》新书分享会”，出版方定的这个主题词似乎让他有点困扰。
“这两年，我去西北拍照比较多，宁夏、甘肃。我迷上了那里的诸多遗迹，它们多数不是什么正式的供人参观的遗迹，只是散落民间的烟火人情的痕迹……人去楼空，多数已经无门无窗，楼梯的栏杆也不见了。它们在旷野之上，寒来暑往中，继续着存在。旅游者不会去这样的地方，而我是在心里把它们当成乐园的，我喜欢这差点儿就被浪费的阔大的苍凉和孤寂。”这是严明写在《迷墙》一书最前面的话。
这样的文字和创作心情，让人很难忘记。
“除了这一生，我们没有其他时间”
北京青年报记者吴菲（以下简称吴菲）：之前您与叶锦添先生、“五条人”仁科和茂涛在五道口“PAGEONE”书店的对谈，我围观了直播，听到几个关键字：师专生（学中文）、中学老师、贝斯手、音像公司企宣、杂志文字记者、报纸摄影记者、独立摄影师、一本摄影随笔集10年卖到10万册。
您是哪里人？家里是做什么的？
严明：安徽滁州定远县。父亲是一个老师，我家就在校园里面。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学校教务处做点杂事，打字，收发。每天邮递员会送来报纸杂志，堆在那儿，我要跟着去送，就先翻一遍。
上世纪70年代初，《大众电影》这些都很珍贵，更别说《小说月刊》。所以很早就看像王安忆这些作家，我们同龄的学生很难知道。就觉得太厉害了，但我们又不懂，无从学起，只是看一看。
吴菲：那您在小朋友里是不是一个比较有谈资的人？爱说话吗，会讲故事？
严明：算是。听到什么笑话，蛮愿意去给别人讲，包袱抖响了会很高兴。没抖响还会总结一下经验，换个人再讲。
中学就在县里二中。从初一到高三就没离开那个学校。完了考了一个师专，读的中文。读完就上班了。初中语文老师就当了很短时间，一两年。
我上学那个时候，正是摇滚风潮，都学吉他。就跟别人一块学、练，想搞乐队。
吴菲：对，昨天仁科说您是“淮南第一贝斯手”。
严明：搞音乐的好多人都知道，1990年代，安徽淮南也是一个摇滚重镇，出了好多很厉害的乐手。现在好多摇滚乐队偶尔也会去那个地方演出。
现在回想自己以前做音乐的经历，其实挺失败的。因为当时就是在做基于 copy（拷贝）、基于技巧等等的东西，现在回看，就非常地不重要。应该是你非常本真地创作输出，才能算是一个艺术家。
现在我的小孩要学艺术，我会很早就跟他讲：“你去弹吉他，我不要你去弹10个考级曲子或者怎么样，我只希望你会3个和弦、4个和弦之后，能不能唱两句心里话给我听？然后把两句变成4句，再反复一下你就8句了。”你得告诉他吉他只是一个表达工具。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但那时候我们在小地方，不知道。只是拼命地更新设备、磨练技巧、拷贝偶像，到头来就发现这是最不摇滚的事情。
我去广州也是揣着音乐梦去的，1997、1998年，还带了几首民谣，当时想出CD。
吴菲：那时候广州音像业已经不行了吧，更何况还是摇滚？
严明：在南方已经不热了，都往北京跑了。但当时广州有个著名音乐人叫王磊，他也有一个唱片的品牌。之前聊时听说我弹贝斯，就喊我一块儿玩了几段。他就很欣赏：“你一落脚就直接给我弹贝斯来得了。”结果我又去弹贝斯去了。
吴菲：他是有个乐队吗？
严明：对，当时乐队叫“泵”。在南方他也是最领军的人物。但合作了两年吧，最终我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就找班上，先去了一本音乐杂志，叫《唯音乐》，转脸又去了美卡音像，很有名，当时中国最大的发行公司吧。我去那里做企宣，给媒体写稿子，也会听很多唱片，就算是我的所学也有一点用。
公司要引进什么新唱片了，就跟领导一起在试听室听母带，选了之后制作、宣传。我们会要写一个基本的稿子给媒体里做乐评的，告诉他大概这里面什么元素、卖点、制作班底这些，于是就跟副刊的媒体记者认识了，通过介绍，我后来又从音像公司跳到《南方都市报》。
“祈愿所有的飞行起落安妥”
吴菲：《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有时候，人在哪个地方很重要。
严明：先去副刊跑音乐，演唱会啊，还写一些唱片稿子，采访歌手。有时候约了很喜欢的歌手做一些长篇访谈，比如罗大佑、伍佰，一采一个版，那还蛮有成就感。跟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的艺术家面对面，也能展示行业的专业性。
比较搞不来的是“八卦”。那个时候我年龄就大了，30多岁了还跟小弟弟小妹妹去挤、采访明星，人家说起“娱记娱记”像一个笑话一样。慢慢知道很“八卦”的这个环境不适合自己，特别是那些巴掌大的小稿子，哪个艺人又出什么事了、有什么绯闻了，你要不报吧当时又是个热点，还得去跑一下。
吴菲：听上去就很痛苦。
严明：然后这个时候跟我搭档的摄影记者，他的相机吸引了我。我就扒拉着他的相机包看，问这问那。然后就自己买个小的，上班路上自己先拍着。拍着拍着就觉得我不如转行做这个。
这对我人生是个比较重要的契机。那是真转型。去唱片公司、去日报的副刊，都算是还跟文字、跟音乐有关，我能弄得来。可是我摸到相机的时候就32岁了，之前什么叫光圈什么叫快门我都不知道。但买相机自己上路拍了半年，我竟然觉得“我可以”。当时摄影部还给我专门做过一个版的图片。
我就拿着这个版去找我们领导，说“你要不让我转摄影部吧”，他竟然答应了。我没想到。因为我知道我们那么大的报社招人是怎么招的。像我这个学历本来在报社就垫底，北大的、复旦的我们身边就多，还都学新闻的、这个那个的。我本来想是我把这个技术练好了，找个杂志或哪个地方缺摄影我去。本来以为是这个路径。
吴菲：但问还是你去问的呀。
严明：结果一下子就说“那你去吧”，就在同一层楼，我就去摄影部领了器材坐那儿了。
做记者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极其重要。那是超强度的锻炼，你要赶到、拍好，那么大个城市还有好多家报业，大家第二天见报还要比。
更重要的是接触社会。你说我见到多少事、见到多少人，不仅是名人，老百姓、工薪阶层、打工一族……我虽然是摄影记者，也要去跟、去接触，自己脑子就会跟着转。
这个过程中，待人接物、遇事的经验，对后来我走入社会、去进行个人创作，感觉垫了一个底。在江湖上再遇到什么人、什么事，立即会知道怎么打交道、怎么处理，就有经验了、不慌了。判断遇到的这个事是什么性质、多大多小，这个感觉也是其他很多摄影爱好者没有的。不是说我有多强，而是记者的经历和职业训练，可以让我立即知道这是属于什么领域的话题。
有些东西，或许可以在影像里一寸一寸挽回
严明：摄影记者我头头尾尾做了10年，就觉得该走了。因为想做个人创作的心，我一直有。
媒体记者是职务行为，离艺术就可能比较远，新闻照片就感觉离我也比较远。
吴菲：离您的内心、您的自我。
严明：我去的时候三十出头，走的时候四十都过了。30多岁我算是风华正盛的时候，那时南方报业收留了我、养活了我，还让我任性地转了行。现在想起来那个10年好像一场梦一样。可是想想，哪儿有永远的事啊。
现在想起来，那么恣意妄为地就辞了职，是有点疯狂、太理想主义的一步。毕竟那时候辞职还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你收入断绝，有家有孩子要养。但是，没有这个阵痛又怎么行呢？
你就得是一个狠人，有一种豁得出去的能量，这在我后来的路上，证明是有用的。恐惧和困顿，熬过去也就罢了。当然我也不标榜这种，更不会突然劝现在的哪个年轻人也这样。
吴菲：然后您就开始了怎么样的生活呢？云游？
严明：对，就是云游。去自己喜欢、花费又比较便宜的地方。
还在“南都”当记者的时候，有一回过年跟同事买了机票去重庆玩，突然就觉得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很出画面。人也好，吃个面一两块钱，口味也很喜欢。
我早期的照片非常大比例都拍的是重庆和重庆周边。现在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城。你都难以想象我反反复复去过多少次，到现在为止80次都有。绿皮火车从广州到重庆，23小时或24小时就到，把带的胶卷拍完就回来，在家自己冲。
吴菲：那挺好，对您家人来说，这至少让您还回家。
严明：为什么不回家呢？我不标榜苦行。
我肯定是尽量不苦行，住干净、安全的地方，“这地方阴暗潮湿，在这凑合一晚”，我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找苦吃的。能吃顿肉就吃顿肉，为什么不？吃饱了才能走路，对不对？喝粥就走不远。在外面你又不能病，拍完的胶卷，那些难得的场景、机遇都在我的胶卷上，我还要背着它跑完所有的行程，把它安全带回来。
吴菲：挺好，正常的生活很重要。
严明：我们希望能正常。我不仅正常，在创作上，我觉得我属于“终点主义者”——这个词还挺值得人玩味的。摄影是讲结果论的，这其实挺残酷，你再说多少也没用，照片拿出来看，拍到就是拍到了，成就成，不成就不成。万一拿过来一看乱七八糟，什么也不讲究，什么也没考虑，也不知道你在说啥，那不行。这个贯穿我后来所有的行走中。
吴菲：那您都没有用数码吗？
严明：辞职后一直拍到这本《迷墙》之前，都是用胶卷。《迷墙》全部是数码，用的彩色数码相机。
吴菲：胶卷冲洗不是会很贵？
严明：的确，设备、材料越来越少，也确实越来越贵。这种工具已经到了“末世时代”。工具还有药水等等，它就是越来越少了，就越来越贵，最后慢慢集中在若干家小店里还会有卖，质量也变得不好、不可靠。
吴菲：这是您“从黑白到彩色摄影转身”的原因吗？这回这可是出版社强调的卖点之一。
严明：确实形式上是变成彩色了，但这个说法容易造成误解。我当那么多年记者，一直就是拍彩色、拍数码。我自己玩胶卷的时候，也没人不让我用彩色胶卷，我也用过。
而且这本画册之后，我也没说我不用黑白了。就只是可供你选择的，像左手、右手。这阶段你觉得这一批内容适合用这种相机、用这个调子，你选择了它而已。别人说你什么“华丽转身”，好吧，是转身，转身又不是决裂，没有那么严重。
“我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真诚”
吴菲：后来怎么开始写书的？
严明：朋友老怂恿我。出版社编辑也很客气：“好，你乐意写，我们等。”
“书”这个字从小到大在我们脑子里太神圣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愣是就拖了一年，根本没动手。
后来一位重庆的大姐，是很果断的一个人，她当时一拍桌子：“那你还在干什么？动手写！”
我当时惊到了，就想，那我写什么呢？最后就把我的一些人生经历、转折、抉择，行走的一些故事，遇到的人和事，写了十几万字。自己又是搞摄影的，往文字里面插点图。所以基本是一个文字书。
吴菲：《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那书可太有名了。
严明：卖了有10万本以上。我没有想到。之前觉得自己是摄影师，表达方式就是影像，我何必要去输出文字呢？但是后面发生这一切，让我觉得出书这个事又对了。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梳理。
我并没有在我的书里，多少文字去解释多少画面。摄影师一个一个去解释画面，在我看来是欺负读者——每个人都有理解的权利。
我只是在书里说实话，把自己在一些路口的纠结为难，告诉那些可能也会经过同样路口的朋友。在这过程中我也更坚定了我要坚持自己一些本真的东西——一个来自小地方的小镇青年的好心肠、天真，好奇，认定该做的事，就当真去做，就比如，钱都不要了，去为理想干一件事。
其实我没有什么技巧、没有什么先进理念能告诉别人。我能告诉别人的是，做世间的深情人。我们不是那种奸懒馋滑、铁石心肠的人，那样不行。你要做一个敏感的人，我以前看到过一句话——“我们行走江湖，靠的就是心软”，我觉得说得太好了。
我们行走江湖，靠的不是钱、不是装备，打开我们的包袱，里面就是最简单的东西。我们能靠的是心软——对路上遇到过的人、遇到过的事。只有这样你才会更敏感，你才会更有火花，你才会更急迫地掏出你的器材来完成这场相遇。
如果你变成一个铁石心肠，对跟我们一样行色匆匆的人、各种平头百姓都麻木、无感、无视，你就不会把相机对着他。否则你就连必须“保本”的那个“本”都没有了。
珍贵的东西肯定不能丢，这才让我后来能写一点东西。没有什么秘密，跟写作、跟电影创作一样，你要透明到让你自己心颤，就会有作品，它跑都跑不掉。
我的书里面一章是一个故事，或者一章是一个意象。你慢慢翻就行了。它们完全不是记录，我也不是纪实摄影师，我没有对哪个题材系列或者说故事负责过。我在意的只是那些对视，到现场去，去静静、深深地看。我希望带给你的，就是还原到我当初的那个对视，进入某一种情绪的深处。如果翻到任何一张，你觉得能停下来，那我就做到了。
近日，支付宝发布出境游消费新趋势：可持续出游成为出境游的新方式。国内游客除了想要更多的目的地优惠、更好的汇率、更地道的攻略，还希望去远方旅行时继续实践可持续低碳行为，比如通过多用移动支付、多乘公共交通等方 “五一”假期即将到来。近期，四川多个景区官宣了“劳模”免票政策. 九寨沟景区 2024年5月1日至5月5日，对持有地市州及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劳动模范”证书、政府部门颁布的文件和“五一劳动奖章”等人员 为进一步深化茂名国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电白区在“十四五”期间的投资合作，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近日，区投资促进中心和茂名国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举行合作意向书签署仪式，该项目将进一步提升该区高档酒店的质量和数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印发《成都市2024年住房发展年度计划》的通知。2024年计划新增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3万套(间)，配租1.5万套(间);发放租赁补贴8000户，梯度化住房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住房保障水 近日，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郑州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郑州市加快推进文旅文创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试行)》。 细则显示：组织招徕来郑旅游的国内包机团队，游客上座率60%以上且不少于100人，在郑游览1个以上收费景 5月8日，据全国产权行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披露，上海海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100%股权挂牌转让，转让方为上海天虹兴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底价为249.04万元，信息披露起止时间为2024年5月8日至2024年6月3日。 资料显 。本文链接：摄影家严明 做世间的深情人http://www.sushuapos.com/show-6-957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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