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关道》是胡成“关陇系列”旅行写作的第三本，前作《陇关道》《榆林道》两本，都类似罗新教授《从大都到上都》的写法，见山川风物则索引史籍中的记载，与今日相映成趣，辅以一路所见人事，这也是旅行写作的最常见手法。《萧关道》则另辟蹊径，写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萧关道始自西安，经豳州、泾川、平凉，直指兰州，萧关道再往西便是河西走廊，由关陇至雍凉，遥望西域。这片沃土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是如此强烈，给人一种捧起一抔土可以挤出汗青之色的感觉。泱泱五千年，王侯将相、贩夫走卒的足迹踏出这条路来，赳赳老秦走此路平灭义渠，前秦吕光走此路降服西域，鸠摩罗什自此路回转长安译经万卷。可惜，这些文臣武将并未为脚下这条横绝陇山的沧桑古道留下只言片语。将这条路纳入笔下的，有《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西北史地学奠基人祁韵士、藏书家叶昌炽、同光年间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董醇、清末陕甘总督之子陶保廉、被流放的贪官裴景福，还有著名的林则徐、张恨水。
视角一多，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董醇至平凉府时，对雄都形胜颇为称赞：“平凉北连朔方，南襟陇蜀，东抵豳岐，西距安会，据雍凉之交，兵马戎狄刍牧之乡，四通交驰，西陆都会也。”如此山川，同治二年却遭逢响应太平天国的陕西回变，在陶保廉笔下，已是“陇上城郭无完土，闾里绝烟火，田野遍蒿蓬者几十载，孑遗之氓，百千不一存，呜呼惨矣”，不到二十年，丘峦崩摧如此。到1935年张恨水抵达平凉，想找些本地胜迹史料地方志来读读，全城懵然，原来西北大乱，让平凉全部历史付之一炬，尽随祝融。
永寿县城是萧关道上一个小去处，该地交通不便，水苦如卤，因此居民甚少，藏书家叶昌炽记录此地“山城斗大，居民不过六十户”，张恨水到时“永寿城不过八户人家”“土匪占领过，饿跑了”，这样苦楚之处，贪官裴景福如实记录：“永寿压山而成，荒凉可掬，土人穴山而居，高下洞开，每爨烧黄蒿，黑烟喷涌，迷不见人，妇女鹑衣百结，面垢不濯”，然后感叹道：“边地生计艰难，东南真福地也。”裴被查办前也是地方官员，眼见生民疾苦非但未能心生悲悯，反而感叹东南，足见心术已歪，良知全泯。
游记总是需要主视角的，主角见闻总是游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胡成《陇关道》《榆林道》《萧关道》的许多篇幅均花费在胡成旅行时见到的人：给道别母亲拍照的儿子，赶集买打火机和馍满足一月所需的老汉，定居乾州的东北知青潘姨，抽手卷烟的守塔人李老汉，买两块油糖糕分食的老夫妻……胡成的好处在于，他走了萧关道不止一次，也见到并记录了这些人不止一次。
终生想念着东北黑土地，却因与宝鸡当地人结婚而无缘回返的潘姨，初见之时，是把屋里院子拾掇得清清爽爽的利落老太，十二年后的她“手冰冷得如攥着一团雪”，已因摔倒而落下残疾，右手不能弯曲不能握拳，垂垂老矣，已为自己备好了棺材。不变的，是她依然无法忘却记忆、忘却乡音、忘却想念，她还会把沈阳的东大街和东光电影院挂在嘴边，每次下炕时背倚故去老父亲手制的橱子还会想起亡父难过起来。
守塔的李老汉，在两次相遇之间，因政府移民搬迁，从土窑搬去了镇上的楼房，又舍弃不下监军老城和老伴，完成了从监军离开又回到监军的候鸟迁徙。
七十八岁那年，和胡成一起吃饭时可以独力吃完一大海碗干捞面的张老汉，在八十岁再见胡成时，已经胃口全无吃不下东西了，他为胡成唱了瓦亭驿的新民谣：
川地都退成林了；
好小伙都进了城了；
没本事的都喂了牛了；
老婆婆老汉待在家里都害了人了……
然后他总结这一切道：人一辈子，难度大得很。
这些平凡人们的故事和细节，正是胡成此书最大妙处所在，他把平凡人物写进书里，与那些有史籍记载、有著作传世者并列，并记录下他们的生老病死，在这一刻，历史汤汤奔流如巨川，曾经辉煌如今平淡的关陇，曾经在历史长河里闪耀如星生命却早已消逝的人物，曾经年轻而今苍老的庶民，都弥漫出苍劲沉着的属于萧关道的黄土味，让《萧关道》的体裁从游记、历史、非虚构写作、口述历史的混合变为圆融一体，每一个人物，每一笔史料，每一个意象，每一段故事，都殊途同归地体现出历史的滚滚向前。
“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历史与那茫茫绵绵的萧关道化为一身，在脚下延展打开。胡成用那宛如纪录片旁白式的梳理串联，构造出神妙的立体效果，让自己无处不在又仿佛不在。因此，《萧关道》很难被轻易概括，给人感觉不得不去引用阿城的话：“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
回想起来，中国的旅行文学曾在一时兴盛后渐趋低潮，直至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方重新崛起。比如郑宸2011年的《罗摩桥》，书中氤氲着诡异的魅力：迷蒙的爱情，冷酷的印度，吊诡的旅程，寻觅与“作死”，离奇得迷人。第二部《三个胡安在海边》，平淡如水，却如缓慢而时时不停一点点敲进内心深处去的钉子，二书均属将旅行见闻与自我救赎完满融合的杰作。
旅行文学再度繁兴的主因是人文意识的广泛觉醒，于是“重走”概念也成为创作主流。马伯庸2015年从成都出发，重走诸葛亮北伐路线，将一路游记浓缩于《文化不苦旅》。2018年杨潇徒步重走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穿三省至云南，长达1600公里的“文军长征之路”，《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一书因而脍炙人口。魏新、白郁的《重走梁林路：我们的古建考察笔记》则记载二人重走梁思成、林徽因赴山西、河北、陕西、山东、四川、浙江、云南等地对古建筑的考察之旅，融人文历史、建筑文化于一身。
佳作一多，遂成系统。但不难发现，兼顾微观个体和历史感的描绘仍是少数，《萧关道》则很难得地融合了这两类。
所以，在这个人文精神觉醒的时代，在这个旅行写作的黄金时代，我想这样去概括《萧关道》的读后感：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然后山风凛冽。
《萧关道》是胡成“关陇系列”旅行写作的第三本，前作《陇关道》《榆林道》两本，都类似罗新教授《从大都到上都》的写法，见山川风物则索引史籍中的记载，与今日相映成趣，辅以一路所见人事，这也是旅行写作的最常见手法。《萧关道》则另辟蹊径，写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萧关道始自西安，经豳州、泾川、平凉，直指兰州，萧关道再往西便是河西走廊，由关陇至雍凉，遥望西域。这片沃土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是如此强烈，给人一种捧起一抔土可以挤出汗青之色的感觉。泱泱五千年，王侯将相、贩夫走卒的足迹踏出这条路来，赳赳老秦走此路平灭义渠，前秦吕光走此路降服西域，鸠摩罗什自此路回转长安译经万卷。可惜，这些文臣武将并未为脚下这条横绝陇山的沧桑古道留下只言片语。将这条路纳入笔下的，有《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西北史地学奠基人祁韵士、藏书家叶昌炽、同光年间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董醇、清末陕甘总督之子陶保廉、被流放的贪官裴景福，还有著名的林则徐、张恨水。
视角一多，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董醇至平凉府时，对雄都形胜颇为称赞：“平凉北连朔方，南襟陇蜀，东抵豳岐，西距安会，据雍凉之交，兵马戎狄刍牧之乡，四通交驰，西陆都会也。”如此山川，同治二年却遭逢响应太平天国的陕西回变，在陶保廉笔下，已是“陇上城郭无完土，闾里绝烟火，田野遍蒿蓬者几十载，孑遗之氓，百千不一存，呜呼惨矣”，不到二十年，丘峦崩摧如此。到1935年张恨水抵达平凉，想找些本地胜迹史料地方志来读读，全城懵然，原来西北大乱，让平凉全部历史付之一炬，尽随祝融。
永寿县城是萧关道上一个小去处，该地交通不便，水苦如卤，因此居民甚少，藏书家叶昌炽记录此地“山城斗大，居民不过六十户”，张恨水到时“永寿城不过八户人家”“土匪占领过，饿跑了”，这样苦楚之处，贪官裴景福如实记录：“永寿压山而成，荒凉可掬，土人穴山而居，高下洞开，每爨烧黄蒿，黑烟喷涌，迷不见人，妇女鹑衣百结，面垢不濯”，然后感叹道：“边地生计艰难，东南真福地也。”裴被查办前也是地方官员，眼见生民疾苦非但未能心生悲悯，反而感叹东南，足见心术已歪，良知全泯。
游记总是需要主视角的，主角见闻总是游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胡成《陇关道》《榆林道》《萧关道》的许多篇幅均花费在胡成旅行时见到的人：给道别母亲拍照的儿子，赶集买打火机和馍满足一月所需的老汉，定居乾州的东北知青潘姨，抽手卷烟的守塔人李老汉，买两块油糖糕分食的老夫妻……胡成的好处在于，他走了萧关道不止一次，也见到并记录了这些人不止一次。
终生想念着东北黑土地，却因与宝鸡当地人结婚而无缘回返的潘姨，初见之时，是把屋里院子拾掇得清清爽爽的利落老太，十二年后的她“手冰冷得如攥着一团雪”，已因摔倒而落下残疾，右手不能弯曲不能握拳，垂垂老矣，已为自己备好了棺材。不变的，是她依然无法忘却记忆、忘却乡音、忘却想念，她还会把沈阳的东大街和东光电影院挂在嘴边，每次下炕时背倚故去老父亲手制的橱子还会想起亡父难过起来。
守塔的李老汉，在两次相遇之间，因政府移民搬迁，从土窑搬去了镇上的楼房，又舍弃不下监军老城和老伴，完成了从监军离开又回到监军的候鸟迁徙。
七十八岁那年，和胡成一起吃饭时可以独力吃完一大海碗干捞面的张老汉，在八十岁再见胡成时，已经胃口全无吃不下东西了，他为胡成唱了瓦亭驿的新民谣：
川地都退成林了；
好小伙都进了城了；
没本事的都喂了牛了；
老婆婆老汉待在家里都害了人了……
然后他总结这一切道：人一辈子，难度大得很。
这些平凡人们的故事和细节，正是胡成此书最大妙处所在，他把平凡人物写进书里，与那些有史籍记载、有著作传世者并列，并记录下他们的生老病死，在这一刻，历史汤汤奔流如巨川，曾经辉煌如今平淡的关陇，曾经在历史长河里闪耀如星生命却早已消逝的人物，曾经年轻而今苍老的庶民，都弥漫出苍劲沉着的属于萧关道的黄土味，让《萧关道》的体裁从游记、历史、非虚构写作、口述历史的混合变为圆融一体，每一个人物，每一笔史料，每一个意象，每一段故事，都殊途同归地体现出历史的滚滚向前。
“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历史与那茫茫绵绵的萧关道化为一身，在脚下延展打开。胡成用那宛如纪录片旁白式的梳理串联，构造出神妙的立体效果，让自己无处不在又仿佛不在。因此，《萧关道》很难被轻易概括，给人感觉不得不去引用阿城的话：“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
回想起来，中国的旅行文学曾在一时兴盛后渐趋低潮，直至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方重新崛起。比如郑宸2011年的《罗摩桥》，书中氤氲着诡异的魅力：迷蒙的爱情，冷酷的印度，吊诡的旅程，寻觅与“作死”，离奇得迷人。第二部《三个胡安在海边》，平淡如水，却如缓慢而时时不停一点点敲进内心深处去的钉子，二书均属将旅行见闻与自我救赎完满融合的杰作。
旅行文学再度繁兴的主因是人文意识的广泛觉醒，于是“重走”概念也成为创作主流。马伯庸2015年从成都出发，重走诸葛亮北伐路线，将一路游记浓缩于《文化不苦旅》。2018年杨潇徒步重走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穿三省至云南，长达1600公里的“文军长征之路”，《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一书因而脍炙人口。魏新、白郁的《重走梁林路：我们的古建考察笔记》则记载二人重走梁思成、林徽因赴山西、河北、陕西、山东、四川、浙江、云南等地对古建筑的考察之旅，融人文历史、建筑文化于一身。
佳作一多，遂成系统。但不难发现，兼顾微观个体和历史感的描绘仍是少数，《萧关道》则很难得地融合了这两类。
所以，在这个人文精神觉醒的时代，在这个旅行写作的黄金时代，我想这样去概括《萧关道》的读后感：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然后山风凛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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