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艺术家乔治·钱纳利是一位传奇画家，他出生于英国，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经历了颇具前途的早期事业生涯之后，他漫长的余生都在东方度过，最终长眠于中国。
他是将英国学院派绘画引入中国的第一人，由于未曾受到英国19世纪艺术风尚改变的影响，钱纳利的艺术保持着18世纪90年代的精神。从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中西经济与美术的互动交流。
悄然兴起钱纳利研究热
继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和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之后，对中国油画的发展和中西绘画的交流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艺术家，是英国著名油画家乔治·钱纳利（1774—1852）。
1825年9月29日，钱纳利来到澳门侨居27年后终老于澳门。伴随着钱纳利的到来，澳门再度成为中国油画家成长的摇篮，一批中国油画家和西方侨民在钱纳利的直接亲授与间接影响下，迅速成长起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西洋画风格因此大变，流行钱氏传来的英国学院派画风，时人称之为“钱纳利画派”。
今年适逢钱纳利诞辰250周年，澳门《文化杂志》就此专题征稿，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刘艺博士翻译的英国著名学者孔佩特的著作《乔治·钱纳利（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国沿海的艺术家》，一时间在中国悄然兴起了一股钱纳利研究热。
近30年来，中国出现了几十篇涉及钱纳利的研究论文和著作；这些论文和著作，尤其是博士、硕士论文，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了孔佩特的这本《乔治·钱纳利（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国沿海的艺术家》的影响；20年前我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学术研究奖学金项目“澳门绘画史”时，学友陈继春先生特别向我推荐过此著，因而我受著作中涉及钱纳利选择满意的速写用于油画创作的启发，顺利完成了“钱纳利及其画派”的研究。另外，如果人们细读孔佩特此著的第十三章《澳门》，就可了解陈继春的《钱纳利与澳门》明显受了孔佩特此著的影响和启迪。
中国美术史的多个“第一”
英国学者马丁·格雷戈里称赞孔佩特的这本专著，是“针对钱纳利的权威研究”。我认为这本书是美术史领域个案研究的权威著作，其突出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著作的标题以及它在1993年出版，恰好印证了中国美术史家水天中在1992年提出的观点“西方绘画是通过欧洲基督教士来华传教活动、中西通商贸易和中国留学生的学习传授三条渠道在中国立足生根的”。即通过中西通商贸易的途径，以钱纳利为代表的西方画家来华侨居，促进了西方绘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绘画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对于中西美术交流史和中国油画史的建构，具有开拓性、建设性的意义。
该著第十七章《钱纳利和林呱》，首开中国油画家进入西方艺术家个案研究领域的先例。孔佩特从传播学的角度，开门见山就借西方旅行家图古特·唐宁在1838年出版的有关林呱的记述“他曾是澳门的钱纳利先生的学生，从他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指导，使他能够模仿欧洲的绘画风格”，提出了钱纳利与林呱师生关系的命题，致力于剖析钱纳利作为西方油画的传播主体对西方油画受传对象林呱的影响效果，重点放在研究林呱是钱纳利肖像画风格的效仿者、竞争者和创作者的定位上。
孔佩特巧妙运用美国商人福布斯写的《肖像史》一文中提到他在广州时先请钱纳利为他画像，然后又把这幅肖像送到林呱画店复制，加上钱纳利付给林呱复制肖像的一些账单等直接证据，证明林呱是钱纳利肖像画风格的模仿者，即林呱“因复制钱纳利的原创作品而声名鹊起”。又以林呱在广州同文街建立画室为西方人士提供10英镑“英式时兴式样”的肖像画服务，同时比较钱纳利付给林呱复制肖像的费用，证实林呱“成为这位英国画家的劲敌，他降低自己的价格，在旅行者中赢得了相当大的知名度”。再通过考证林呱创作《彼得·帕克医生和他的中国弟子关阿多》的构图与姿势明显受到钱纳利之作《浩官肖像》《郭雷枢医生在他的诊所中》的影响，指出“不管林呱是不是钱纳利的学生，他都很擅长用钱纳利的方式画肖像”。尤其是林呱“会另买英国的颜料”绘制油画肖像，孔佩特就此评论说：“根据所使用的颜料来明确区分钱纳利和林呱的作品甚至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林呱绘制的油画肖像达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程度。
透过这“三者”的分析，孔佩特揭示了在林呱对钱纳利肖像画风格的主动效仿、能动竞争和变通创作下，两人经过持续不断的互动交流，终于演绎出西方油画东渐中国和中国油画西渐欧美的跨文化艺术传播佳话，那就是林呱在中国美术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纪录：林呱从没有离开过中国沿海地区，却成为第一个在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和美国展出作品的中国油画家，此举使林呱从地位低下的民间画师擢升为与西方学院派比肩的画家，确立了林呱在中国油画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一个在油画自画像的画框背面签写画家名字和作画纪年铭文的画家，如“林呱，时年52岁，1853年由其本人于广州绘制”；第一个临摹西方油画名作安格尔的《大宫女》并留下作者“林呱”中英文签名等关键证据的油画家，从而在中西美术交流史和中国油画史上建立了多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不仅于此，孔佩特还和盘托出了19世纪40年代之后林呱活跃于粤港澳三地，为香港第一任总督璞鼎查、英国海军司令巴加画过肖像；其儿子关严也成长为一名肖像画家，连当时驻港英军总司令德己立少将都请他到香港来画肖像，可见林呱家族“在获得西方人委托上有很大优势”，超越了钱纳利，成就了中国油画一段辉煌的历史：他们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销肖像画的主要作者”，其肖像画外销以及欧美展示意味着中国油画向西方的广泛传播。
了解钱纳利的一扇大门
此著之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关于钱纳利在中国时的艺术赞助人研究。孔佩特运用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对钱纳利生平艺术经历进行阶段性分期研究的基础上，把钱纳利绘画艺术成就分成若干个研究专题，如该著第四部分《中国沿海》，分为广州和中国人、澳门、对华贸易商、艺术家的形象、鸦片战争及之后、钱纳利和林呱等专题，以便聚焦钱纳利的社交圈、艺术圈等，从而破解支撑钱纳利在中国侨居27年从事绘画艺术活动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孔佩特指出，“尽管钱纳利是中国沿海西方小社区唯一的职业艺术家”，但是1836年广州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那时仅有307名非华人成年男性，“这样一个团体，即使加上广州的中国行商，也很难能赞助一个专业艺术家”。所以，他从研究钱纳利创作与西方人进行贸易事务的中国公行总商《浩官肖像》《茂官肖像》入手，厘清此作是受在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委员会会长普劳顿委托所绘；1831年普劳顿将画带到英国后即参加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展览，从此以后钱纳利创作的《浩官肖像》“在广州的画室里被以各种尺寸、版本和材质广泛复制并出售到西方市场”。
显然，孔佩特从社会学的角度探出钱纳利肖像画的第一类艺术赞助人，主要由大公司、皇家研究院等机构所组成，体现了英国上层阶级对钱纳利肖像画的支持态度，即这些行商肖像画迎合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人形成的观念：“于西方人而言，浩官的形象不仅代表着一位举止文雅、服饰别致、顶戴花翎的中国显贵，而且在他的身上，具体体现了欧洲人几个世纪以来所归结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品质：文化传统、商业智慧、彬彬有礼和外交手腕。”这是钱纳利创作《浩官肖像》后被广州画室广泛复制并出售到西方市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的西洋画大量西渐欧美的社会成因。
此外，孔佩特还在钱纳利为对华贸易商渣甸、马地臣、威尔科克斯、邓恩、斯特吉斯、帕西商人罗斯陀姆吉、船长帕金斯、格里布尔、海因、赖特、瑞典东印度公司代表龙思泰、侨居澳门的新英格兰洛氏家族、医生郭雷枢、传教士马礼逊、郭实腊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中，梳理出了钱纳利的社交圈、艺术圈及其绘画所描绘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发现钱纳利肖像画的第二类艺术赞助人，主要由洋行、商人、船长、传教士和艺术评论家等组成，其中大多数人是那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风云人物，渣甸、马地臣等人还“充当了艺术家的赞助人、经纪人和财务顾问”。这就是说，钱纳利在中国沿海从事西洋画传播活动的艺术赞助人远远超过了他在印度活动时期，凸显其个案研究的特殊性、美术史研究的复杂性和重要意义，正如吕澎先生为此著作序所言：“了解钱纳利在中国的艺术经历，可以让我们认知绘画及其历史的复杂性，进而才能够让我们准确地理解中国油画的产生与发展，认识不同文明的特殊性及历史的复杂性。”
此著的出版，必将为中国广大读者、学者直接了解熟悉钱纳利打开一扇大门，促进中国美术史、中国油画史等研究由中国学术视野朝着融合国际学术视野的根本性转变。
作者：胡光华 华东师大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英国艺术家乔治·钱纳利是一位传奇画家，他出生于英国，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经历了颇具前途的早期事业生涯之后，他漫长的余生都在东方度过，最终长眠于中国。
他是将英国学院派绘画引入中国的第一人，由于未曾受到英国19世纪艺术风尚改变的影响，钱纳利的艺术保持着18世纪90年代的精神。从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中西经济与美术的互动交流。
悄然兴起钱纳利研究热
继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和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之后，对中国油画的发展和中西绘画的交流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艺术家，是英国著名油画家乔治·钱纳利（1774—1852）。
1825年9月29日，钱纳利来到澳门侨居27年后终老于澳门。伴随着钱纳利的到来，澳门再度成为中国油画家成长的摇篮，一批中国油画家和西方侨民在钱纳利的直接亲授与间接影响下，迅速成长起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西洋画风格因此大变，流行钱氏传来的英国学院派画风，时人称之为“钱纳利画派”。
今年适逢钱纳利诞辰250周年，澳门《文化杂志》就此专题征稿，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刘艺博士翻译的英国著名学者孔佩特的著作《乔治·钱纳利（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国沿海的艺术家》，一时间在中国悄然兴起了一股钱纳利研究热。
近30年来，中国出现了几十篇涉及钱纳利的研究论文和著作；这些论文和著作，尤其是博士、硕士论文，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了孔佩特的这本《乔治·钱纳利（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国沿海的艺术家》的影响；20年前我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学术研究奖学金项目“澳门绘画史”时，学友陈继春先生特别向我推荐过此著，因而我受著作中涉及钱纳利选择满意的速写用于油画创作的启发，顺利完成了“钱纳利及其画派”的研究。另外，如果人们细读孔佩特此著的第十三章《澳门》，就可了解陈继春的《钱纳利与澳门》明显受了孔佩特此著的影响和启迪。
中国美术史的多个“第一”
英国学者马丁·格雷戈里称赞孔佩特的这本专著，是“针对钱纳利的权威研究”。我认为这本书是美术史领域个案研究的权威著作，其突出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著作的标题以及它在1993年出版，恰好印证了中国美术史家水天中在1992年提出的观点“西方绘画是通过欧洲基督教士来华传教活动、中西通商贸易和中国留学生的学习传授三条渠道在中国立足生根的”。即通过中西通商贸易的途径，以钱纳利为代表的西方画家来华侨居，促进了西方绘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绘画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对于中西美术交流史和中国油画史的建构，具有开拓性、建设性的意义。
该著第十七章《钱纳利和林呱》，首开中国油画家进入西方艺术家个案研究领域的先例。孔佩特从传播学的角度，开门见山就借西方旅行家图古特·唐宁在1838年出版的有关林呱的记述“他曾是澳门的钱纳利先生的学生，从他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指导，使他能够模仿欧洲的绘画风格”，提出了钱纳利与林呱师生关系的命题，致力于剖析钱纳利作为西方油画的传播主体对西方油画受传对象林呱的影响效果，重点放在研究林呱是钱纳利肖像画风格的效仿者、竞争者和创作者的定位上。
孔佩特巧妙运用美国商人福布斯写的《肖像史》一文中提到他在广州时先请钱纳利为他画像，然后又把这幅肖像送到林呱画店复制，加上钱纳利付给林呱复制肖像的一些账单等直接证据，证明林呱是钱纳利肖像画风格的模仿者，即林呱“因复制钱纳利的原创作品而声名鹊起”。又以林呱在广州同文街建立画室为西方人士提供10英镑“英式时兴式样”的肖像画服务，同时比较钱纳利付给林呱复制肖像的费用，证实林呱“成为这位英国画家的劲敌，他降低自己的价格，在旅行者中赢得了相当大的知名度”。再通过考证林呱创作《彼得·帕克医生和他的中国弟子关阿多》的构图与姿势明显受到钱纳利之作《浩官肖像》《郭雷枢医生在他的诊所中》的影响，指出“不管林呱是不是钱纳利的学生，他都很擅长用钱纳利的方式画肖像”。尤其是林呱“会另买英国的颜料”绘制油画肖像，孔佩特就此评论说：“根据所使用的颜料来明确区分钱纳利和林呱的作品甚至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林呱绘制的油画肖像达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程度。
透过这“三者”的分析，孔佩特揭示了在林呱对钱纳利肖像画风格的主动效仿、能动竞争和变通创作下，两人经过持续不断的互动交流，终于演绎出西方油画东渐中国和中国油画西渐欧美的跨文化艺术传播佳话，那就是林呱在中国美术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纪录：林呱从没有离开过中国沿海地区，却成为第一个在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和美国展出作品的中国油画家，此举使林呱从地位低下的民间画师擢升为与西方学院派比肩的画家，确立了林呱在中国油画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一个在油画自画像的画框背面签写画家名字和作画纪年铭文的画家，如“林呱，时年52岁，1853年由其本人于广州绘制”；第一个临摹西方油画名作安格尔的《大宫女》并留下作者“林呱”中英文签名等关键证据的油画家，从而在中西美术交流史和中国油画史上建立了多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不仅于此，孔佩特还和盘托出了19世纪40年代之后林呱活跃于粤港澳三地，为香港第一任总督璞鼎查、英国海军司令巴加画过肖像；其儿子关严也成长为一名肖像画家，连当时驻港英军总司令德己立少将都请他到香港来画肖像，可见林呱家族“在获得西方人委托上有很大优势”，超越了钱纳利，成就了中国油画一段辉煌的历史：他们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销肖像画的主要作者”，其肖像画外销以及欧美展示意味着中国油画向西方的广泛传播。
了解钱纳利的一扇大门
此著之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关于钱纳利在中国时的艺术赞助人研究。孔佩特运用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对钱纳利生平艺术经历进行阶段性分期研究的基础上，把钱纳利绘画艺术成就分成若干个研究专题，如该著第四部分《中国沿海》，分为广州和中国人、澳门、对华贸易商、艺术家的形象、鸦片战争及之后、钱纳利和林呱等专题，以便聚焦钱纳利的社交圈、艺术圈等，从而破解支撑钱纳利在中国侨居27年从事绘画艺术活动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孔佩特指出，“尽管钱纳利是中国沿海西方小社区唯一的职业艺术家”，但是1836年广州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那时仅有307名非华人成年男性，“这样一个团体，即使加上广州的中国行商，也很难能赞助一个专业艺术家”。所以，他从研究钱纳利创作与西方人进行贸易事务的中国公行总商《浩官肖像》《茂官肖像》入手，厘清此作是受在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委员会会长普劳顿委托所绘；1831年普劳顿将画带到英国后即参加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展览，从此以后钱纳利创作的《浩官肖像》“在广州的画室里被以各种尺寸、版本和材质广泛复制并出售到西方市场”。
显然，孔佩特从社会学的角度探出钱纳利肖像画的第一类艺术赞助人，主要由大公司、皇家研究院等机构所组成，体现了英国上层阶级对钱纳利肖像画的支持态度，即这些行商肖像画迎合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人形成的观念：“于西方人而言，浩官的形象不仅代表着一位举止文雅、服饰别致、顶戴花翎的中国显贵，而且在他的身上，具体体现了欧洲人几个世纪以来所归结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品质：文化传统、商业智慧、彬彬有礼和外交手腕。”这是钱纳利创作《浩官肖像》后被广州画室广泛复制并出售到西方市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的西洋画大量西渐欧美的社会成因。
此外，孔佩特还在钱纳利为对华贸易商渣甸、马地臣、威尔科克斯、邓恩、斯特吉斯、帕西商人罗斯陀姆吉、船长帕金斯、格里布尔、海因、赖特、瑞典东印度公司代表龙思泰、侨居澳门的新英格兰洛氏家族、医生郭雷枢、传教士马礼逊、郭实腊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中，梳理出了钱纳利的社交圈、艺术圈及其绘画所描绘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发现钱纳利肖像画的第二类艺术赞助人，主要由洋行、商人、船长、传教士和艺术评论家等组成，其中大多数人是那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风云人物，渣甸、马地臣等人还“充当了艺术家的赞助人、经纪人和财务顾问”。这就是说，钱纳利在中国沿海从事西洋画传播活动的艺术赞助人远远超过了他在印度活动时期，凸显其个案研究的特殊性、美术史研究的复杂性和重要意义，正如吕澎先生为此著作序所言：“了解钱纳利在中国的艺术经历，可以让我们认知绘画及其历史的复杂性，进而才能够让我们准确地理解中国油画的产生与发展，认识不同文明的特殊性及历史的复杂性。”
此著的出版，必将为中国广大读者、学者直接了解熟悉钱纳利打开一扇大门，促进中国美术史、中国油画史等研究由中国学术视野朝着融合国际学术视野的根本性转变。
作者：胡光华 华东师大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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