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届嘉德国际艺术图书展上，专门为82岁的宁成春先生开辟了一个独立的作品展区，展出了近800本书籍设计作品及珍贵手稿，向读者呈现了他长达60年的设计历程。
一本书是一个小宇宙
一本书是一个小宇宙。一位书籍设计师所做的工作绝不止于一个封面。书籍设计工作繁多，包括封面、护封、扉页、书脊、底封乃至版式、标题、尾花、广告等，全部都要进行通盘考虑。
在宁成春先生看来，一本好书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搭配。
他在自己的书中以2003年出版的《城记》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新华社记者王军从1993年开始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古城保护以及城市规划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收集、查阅、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投入近十年时间而完成的专著《城记》令宁先生读后深为感动。他不但为此书设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封面，还对书中内容进行了精心的页面编排。
首先他选用了一张当年商议北京城规划方案的旧照片作为衬底图片，安排在《城记》封面的最上面。下部是已经被拆光、只剩下立柱的东直门城楼，其上是虚拟的三维城门楼，叠在一起合成了原来的景象。“城记”两个字用的是老铅字体，放大后加强斑驳的效果。封底与封面遥相呼应，构成了情节性的紧密关联。左边最边缘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倚靠在石栏边，望向右边，仿佛正在沉思。当年他所设计的古城保护方案线图隐隐浮现在泛黄的底封之上。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搏尽全力为文物建筑请命，可惜他的方案最终没有能够被采纳。
这些精妙的设计只是本书设计工程的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藏在每一页上。打开书中任何一页，读者会看到作者记述的文字被规划成了不同的字号——不但有正文，还要有正文的注释；与文字对应的城市平面图与老照片穿插其间，构成了相互依存的信息“网格结构”。宁先生在设计时一再强调的“网格”，即页中所有内容的安排要力求合理，不但准确呈现内容，还必须方便读者阅读，不能文字在前一页，搭配的图片跑到了后一页。这就要求设计师与排版人员事先有一个整体版式的规划，计算好字数，计算好每一页分配多少字、几张图，再进行具体的微调——其间投入的时间难以计量。除此之外，每一页中文字与图的搭配还要有美感，即同一页中的各种可视元素要分布匀称。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明式家具研究》。这部由著名收藏家王世襄呕心沥血的巨著先由香港三联出版，分为两册：一册是文字，一册是图片。接到内地版设计任务后，他下决心两册合成一册，以方便读者图文对照阅读。这样就陷入到比《城记》还要复杂的“网格结构”设计之中。但宁先生与他的团队完美地达成了目标——此书的设计成为整个书籍设计界的典范。
宁成春先生首先要处理的是顺着每一页的文字叙述，配上相应的明式家具图片。而这些家具必须按种类划分成单元，大的类别下还要细分出小的类别，并准确标注上名称、编号、尺寸、材质等必不可少的文物信息。同时还要为王世襄的注释安排出合理的地方，而且要跟其他文字区别开来，方便读者阅读。于是，他在字号上下了大功夫，经过反复调整，形成了图文对照清晰，文字详尽又简洁明了的设计。在这个漫长的调整过程中，宁先生跟王老进行了多次沟通，密切合作，以对得起作者的这批收藏，也对得起老祖宗留给后人的这笔文物文化财富。
宁成春先生曾分别于1984年和1986年赴日研修，其间得到了日本老一辈书籍设计师杉浦康平的多次指导。宁成春先生回国后，将杉浦康平通盘考虑的书籍设计理念很好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其实，中国老一辈的设计师早有这样的设计理念。三联出版社的老领导、著名美术编辑范用先生就特别强调书籍要进行整体设计，不仅封面，包括护封、扉页、书脊、底封乃至版式、标题、尾花、广告都要通盘考虑。据宁成春先生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出版社的版式设计工作已经有精密的统筹规划。中国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重视整体设计——这个传统从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直传承下来。
读了内容再设计
宁成春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书籍设计界的佼佼者，与三联出版社老一辈的教导和工作作风息息相关。宁先生回忆说：“范老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每本书要有每本书的个性’。”范用要求设计者一定要看书，了解并熟悉书的内容，把握书的性格，量体裁衣，而不能只看一个书名就去设计。这条原则早已成为三联美编室的设计作风：只有深刻理解文本，才能设计出好作品；理解得越深，表现得就越充分、生动。
1993年，宁成春先生接到了《金庸作品集》的设计任务，一共36本，设计时必须考虑到整体效果。此时已有大量的金庸作品上市，各出版社在设计封面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武打人物形象。而平常不读武侠小说的宁先生，为了这次的工作阅读了书中的内容，又与责任编辑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沟通中他清楚地了解到，金庸深谙中国各朝各代的历史，笔下的武侠世界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虚构而成。当时，宁先生正在同时设计一套中国古代绘画巨匠的书籍。于是，他灵机一动，按金庸各部小说所涉及的时代，选用了与之呼应的古画作为封面。比如《射雕英雄传》就配了元代山水，《鹿鼎记》配了清代宫廷画家所绘“南巡图”局部。
此外，为了增加封面的传统典雅感，宁成春先生还给每个封面加了边框，将金庸亲笔题写的书名嵌入其中，形成一种中式装裱的字画感觉。这个边框设计的灵感来自宁先生的日常积累。一次，他参观杭州胡雪岩博物馆，望到墙上用石头镶嵌的四扇屏，记住了其中的四种边框结构，现在适时地用到了这套书上。
有温度的设计
还是以王世襄先生的代表作《明式家具研究》为例——此书最体现宁成春先生对作者的人文关怀。在具体选定配图时，宁先生建议文字提到的一部分非王老收藏的家具，由王世襄先生的夫人袁荃猷画成线图配在书中。这批极具研究性质的手绘线描家具图画得既专业又美观。可惜线图画完，书还未制作完成前，袁荃猷就去世了。宁先生为了纪念她，在设计函套封面时，选用了两把明式椅子：一把敦实的官帽椅实图，代表王世襄，是真实的一部分；另一把秀气的灯挂椅，由袁荃猷生前绘成，是虚幻的一部分。两把椅子，一虚一实，在书封上永远相伴。为了特别突出对王世襄夫人离世的怀念，宁先生还在右上角安排了一道追光，斜斜地照射到那把线描椅子上。整个封面隐含着设计师对两位老人深深的敬意与怀念。
另一个体现设计师对书中人物情感的例子是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宁成春先生在仔细阅读书中内容后对陈寅恪先生深怀敬意。他还发现各章节的小标题所用语言特别讲究，便别出心裁地将小标题放到了封面上。但是他又不想让读者直接看出文字的意思，就把其中一些字颠倒。这样，通过目录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气氛，很有压抑感。而书名《陈寅恪的最后20年》被安插在这些横七竖八的小标题之中——九个字并不排成一行，而是拧出了一个V字形；选用阿拉伯数字写出“20”，比起汉字“二十”在视觉上更能使长方形色块有突破，给读者一种瞬间的速度感；再配上整个封面的黑色底子，异常醒目。
最令人称绝的是右下角陈寅恪先生那张坐像。只见他两手紧握拐杖，眼神好像特别有神地望着我们，但当时他已经失明了。谁也想不到，这是宁成春先生手绘出来的。他在查阅陈寅恪的资料时，翻到一张他跟家属的合影照片，其中的形象被宁先生一眼看中——因为它特别能代表陈寅恪晚年的精神气象，孤独而又坚定。于是这张像被宁先生用素描的手法绘制了出来，放于封面。
除了案头上的书籍设计，一名合格的设计师还必须熟悉印刷车间的具体操作工序，要不厌其烦地往印刷厂跑，跟具体执行印刷的师傅直接沟通，以确定整部书特别是封面与封底的印刷效果。
宁成春先生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胶印封面很少，一般图书都是铅印封面。为了节省成本、节省油墨，封底通常留白，封面规定最多四色。除墨色外都是专色，像套色木刻版画一样，很少用网线，而是靠两三种颜色相压，重叠出丰富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封面开印前都必须下厂看样。那时，他几乎三天两头骑车从朝内大街的工作室到位于车公庄的印刷厂，看师傅调的颜色对不对，常常要跟师傅一起调墨。他记得新华厂二楼零件车间有两位调墨师傅，其中矮个子很魁梧的孙师傅最能干，他们成了好朋友；制版车间还有一位沈师傅，瘦瘦的上海人，精明能干——为了制好版，宁先生经常请教他如何画墨稿。他至今还非常怀念那种“古老”的印刷过程中所包含的温暖。
回望60年的书籍设计生涯，宁成春先生语重心长地总结道：“一本书，它是一个器物，是一个视觉形象。它可视，可触，可摸。你只有通过它把作者的情感表达出来，它才能站住脚，它才有生命。每一本书，它能够存在，一定有这本书的价值。要把握住书的个性，而不是设计师的个性。”
在第三届嘉德国际艺术图书展上，专门为82岁的宁成春先生开辟了一个独立的作品展区，展出了近800本书籍设计作品及珍贵手稿，向读者呈现了他长达60年的设计历程。
一本书是一个小宇宙
一本书是一个小宇宙。一位书籍设计师所做的工作绝不止于一个封面。书籍设计工作繁多，包括封面、护封、扉页、书脊、底封乃至版式、标题、尾花、广告等，全部都要进行通盘考虑。
在宁成春先生看来，一本好书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搭配。
他在自己的书中以2003年出版的《城记》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新华社记者王军从1993年开始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古城保护以及城市规划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收集、查阅、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投入近十年时间而完成的专著《城记》令宁先生读后深为感动。他不但为此书设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封面，还对书中内容进行了精心的页面编排。
首先他选用了一张当年商议北京城规划方案的旧照片作为衬底图片，安排在《城记》封面的最上面。下部是已经被拆光、只剩下立柱的东直门城楼，其上是虚拟的三维城门楼，叠在一起合成了原来的景象。“城记”两个字用的是老铅字体，放大后加强斑驳的效果。封底与封面遥相呼应，构成了情节性的紧密关联。左边最边缘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倚靠在石栏边，望向右边，仿佛正在沉思。当年他所设计的古城保护方案线图隐隐浮现在泛黄的底封之上。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搏尽全力为文物建筑请命，可惜他的方案最终没有能够被采纳。
这些精妙的设计只是本书设计工程的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藏在每一页上。打开书中任何一页，读者会看到作者记述的文字被规划成了不同的字号——不但有正文，还要有正文的注释；与文字对应的城市平面图与老照片穿插其间，构成了相互依存的信息“网格结构”。宁先生在设计时一再强调的“网格”，即页中所有内容的安排要力求合理，不但准确呈现内容，还必须方便读者阅读，不能文字在前一页，搭配的图片跑到了后一页。这就要求设计师与排版人员事先有一个整体版式的规划，计算好字数，计算好每一页分配多少字、几张图，再进行具体的微调——其间投入的时间难以计量。除此之外，每一页中文字与图的搭配还要有美感，即同一页中的各种可视元素要分布匀称。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明式家具研究》。这部由著名收藏家王世襄呕心沥血的巨著先由香港三联出版，分为两册：一册是文字，一册是图片。接到内地版设计任务后，他下决心两册合成一册，以方便读者图文对照阅读。这样就陷入到比《城记》还要复杂的“网格结构”设计之中。但宁先生与他的团队完美地达成了目标——此书的设计成为整个书籍设计界的典范。
宁成春先生首先要处理的是顺着每一页的文字叙述，配上相应的明式家具图片。而这些家具必须按种类划分成单元，大的类别下还要细分出小的类别，并准确标注上名称、编号、尺寸、材质等必不可少的文物信息。同时还要为王世襄的注释安排出合理的地方，而且要跟其他文字区别开来，方便读者阅读。于是，他在字号上下了大功夫，经过反复调整，形成了图文对照清晰，文字详尽又简洁明了的设计。在这个漫长的调整过程中，宁先生跟王老进行了多次沟通，密切合作，以对得起作者的这批收藏，也对得起老祖宗留给后人的这笔文物文化财富。
宁成春先生曾分别于1984年和1986年赴日研修，其间得到了日本老一辈书籍设计师杉浦康平的多次指导。宁成春先生回国后，将杉浦康平通盘考虑的书籍设计理念很好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其实，中国老一辈的设计师早有这样的设计理念。三联出版社的老领导、著名美术编辑范用先生就特别强调书籍要进行整体设计，不仅封面，包括护封、扉页、书脊、底封乃至版式、标题、尾花、广告都要通盘考虑。据宁成春先生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出版社的版式设计工作已经有精密的统筹规划。中国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重视整体设计——这个传统从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直传承下来。
读了内容再设计
宁成春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书籍设计界的佼佼者，与三联出版社老一辈的教导和工作作风息息相关。宁先生回忆说：“范老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每本书要有每本书的个性’。”范用要求设计者一定要看书，了解并熟悉书的内容，把握书的性格，量体裁衣，而不能只看一个书名就去设计。这条原则早已成为三联美编室的设计作风：只有深刻理解文本，才能设计出好作品；理解得越深，表现得就越充分、生动。
1993年，宁成春先生接到了《金庸作品集》的设计任务，一共36本，设计时必须考虑到整体效果。此时已有大量的金庸作品上市，各出版社在设计封面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武打人物形象。而平常不读武侠小说的宁先生，为了这次的工作阅读了书中的内容，又与责任编辑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沟通中他清楚地了解到，金庸深谙中国各朝各代的历史，笔下的武侠世界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虚构而成。当时，宁先生正在同时设计一套中国古代绘画巨匠的书籍。于是，他灵机一动，按金庸各部小说所涉及的时代，选用了与之呼应的古画作为封面。比如《射雕英雄传》就配了元代山水，《鹿鼎记》配了清代宫廷画家所绘“南巡图”局部。
此外，为了增加封面的传统典雅感，宁成春先生还给每个封面加了边框，将金庸亲笔题写的书名嵌入其中，形成一种中式装裱的字画感觉。这个边框设计的灵感来自宁先生的日常积累。一次，他参观杭州胡雪岩博物馆，望到墙上用石头镶嵌的四扇屏，记住了其中的四种边框结构，现在适时地用到了这套书上。
有温度的设计
还是以王世襄先生的代表作《明式家具研究》为例——此书最体现宁成春先生对作者的人文关怀。在具体选定配图时，宁先生建议文字提到的一部分非王老收藏的家具，由王世襄先生的夫人袁荃猷画成线图配在书中。这批极具研究性质的手绘线描家具图画得既专业又美观。可惜线图画完，书还未制作完成前，袁荃猷就去世了。宁先生为了纪念她，在设计函套封面时，选用了两把明式椅子：一把敦实的官帽椅实图，代表王世襄，是真实的一部分；另一把秀气的灯挂椅，由袁荃猷生前绘成，是虚幻的一部分。两把椅子，一虚一实，在书封上永远相伴。为了特别突出对王世襄夫人离世的怀念，宁先生还在右上角安排了一道追光，斜斜地照射到那把线描椅子上。整个封面隐含着设计师对两位老人深深的敬意与怀念。
另一个体现设计师对书中人物情感的例子是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宁成春先生在仔细阅读书中内容后对陈寅恪先生深怀敬意。他还发现各章节的小标题所用语言特别讲究，便别出心裁地将小标题放到了封面上。但是他又不想让读者直接看出文字的意思，就把其中一些字颠倒。这样，通过目录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气氛，很有压抑感。而书名《陈寅恪的最后20年》被安插在这些横七竖八的小标题之中——九个字并不排成一行，而是拧出了一个V字形；选用阿拉伯数字写出“20”，比起汉字“二十”在视觉上更能使长方形色块有突破，给读者一种瞬间的速度感；再配上整个封面的黑色底子，异常醒目。
最令人称绝的是右下角陈寅恪先生那张坐像。只见他两手紧握拐杖，眼神好像特别有神地望着我们，但当时他已经失明了。谁也想不到，这是宁成春先生手绘出来的。他在查阅陈寅恪的资料时，翻到一张他跟家属的合影照片，其中的形象被宁先生一眼看中——因为它特别能代表陈寅恪晚年的精神气象，孤独而又坚定。于是这张像被宁先生用素描的手法绘制了出来，放于封面。
除了案头上的书籍设计，一名合格的设计师还必须熟悉印刷车间的具体操作工序，要不厌其烦地往印刷厂跑，跟具体执行印刷的师傅直接沟通，以确定整部书特别是封面与封底的印刷效果。
宁成春先生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胶印封面很少，一般图书都是铅印封面。为了节省成本、节省油墨，封底通常留白，封面规定最多四色。除墨色外都是专色，像套色木刻版画一样，很少用网线，而是靠两三种颜色相压，重叠出丰富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封面开印前都必须下厂看样。那时，他几乎三天两头骑车从朝内大街的工作室到位于车公庄的印刷厂，看师傅调的颜色对不对，常常要跟师傅一起调墨。他记得新华厂二楼零件车间有两位调墨师傅，其中矮个子很魁梧的孙师傅最能干，他们成了好朋友；制版车间还有一位沈师傅，瘦瘦的上海人，精明能干——为了制好版，宁先生经常请教他如何画墨稿。他至今还非常怀念那种“古老”的印刷过程中所包含的温暖。
回望60年的书籍设计生涯，宁成春先生语重心长地总结道：“一本书，它是一个器物，是一个视觉形象。它可视，可触，可摸。你只有通过它把作者的情感表达出来，它才能站住脚，它才有生命。每一本书，它能够存在，一定有这本书的价值。要把握住书的个性，而不是设计师的个性。”
近日，国内首个“国际化友好景区”共建计划在黄山启动。据悉，该计划由中国人民银行黄山市分行、黄山风景区管委会等部门共同指导和支持，由支付宝、黄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在黄山景区落地实施，通过升级支付、红包码、 近日，东莞市安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中天产城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项目托管运营协议。根据协议，位于东莞松山湖的莞寓·中天国际金融园即将入市，可提供优质房源470套，租金1000元/月起，预计5月面市招租。 据悉，该项目 4月28日，曲江文旅发布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报告显示，曲江文旅2024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01亿元，同比增长22.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1.51万元，同比大幅减少76.8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706.91万 “五一”假期即将到来。近期，四川多个景区官宣了“劳模”免票政策. 九寨沟景区 2024年5月1日至5月5日，对持有地市州及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劳动模范”证书、政府部门颁布的文件和“五一劳动奖章”等人员 近日，哈萨克斯坦本地电子钱包 Kaspi.kz 和蚂蚁集团达成合作，通过Alipay+ 跨境服务，Kaspi.kz用户在超过8000万支付宝商家均可扫码消费，实现“一部手机游中国”。至此，已有9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个境外移动支付 App 用户，通过 夜已深，窗外未静。寄居近处，灯火通明，南北向的一条马路，车流不息属常态。喇叭声时起，烧烤味不时飘来，兼有婴儿啼哭声、家长督学的呵斥声。所谓写作，只能见缝插针，也就断断续续。晚间，有时刚躺下，忽然想 。本文链接：宁成春：为书制衣六十载http://www.sushuapos.com/show-6-83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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