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是近年出版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身在其中的写作者对此有什么经验和感受？日前，上海图书馆携手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同邀请三三、张玲玲与责编江晔跟读者分享对于写作的思考。
22岁出版人生第一部作品《离魂记》的三三，在2023年完成了她的第四部作品《晚春》；曾任财经记者、编剧等职的张玲玲在2019年出版了小说集《嫉妒》（为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长名单作品，获第一届“短篇小说双年奖”），也是在2023年，带来了《夜樱与四季》。两位女作家不但是彼此作品的阅读者，而且有共同喜欢的作家爱丽丝·门罗。
豆瓣上，张玲玲给三三作品的点评是“盛大、典雅、绮丽、现代”。她注意到，“（三三）在写作中用了很多男性第一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对写作技术来说有很大挑战，三三小说的男性视角写得非常真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
身份焦虑
焦虑可能来自于时代
1979年，《阁楼上的疯女人》以犀利的笔触捕捉到19世纪女性作家在父权阴影下复杂的创作心理与实践。四十余年间，“疯女人”的隐喻逐渐被经典化，它映射出的是女性创作、表达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那么，当代的女性写作者，会有身份焦虑吗？
三三觉得，自己有一种关于“真实”的强迫性。“有时候在一个相对社交的场合，如果我是一个工作者，比如我做律师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在私人交流的场景下，没有角色可以扮演，我就会焦虑。”这种焦虑可能来自于时代，“互联网时代更多是碎片，宏大的秩序在消逝，我想要某一个可以依附的、可靠的宏大声音，但是在碎片中什么都抓不住，这是最大的焦虑。我倒觉得写作不会促使这种焦虑，反而使我在各种尝试中想办法解决它，虽然不能一次性解决，但每次摸索都可以有一点点的确幸。”
女性写作
对反写特质持怀疑态度
张玲玲注意到，现在很多女性写作还是在男性凝视之下的写作，因此，她在创作过程中“想要努力修正这种方式，以一种冷静克制的方式呈现故事，其他的交给读者自己解读”。她以《奥德赛之妻》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书中有一个女孩写女性主义戏剧，她跟她的男性导师有一段对话，导师说，你只是置换主客体的位置，进行反向书写，并不是特别困难的写法……我这几年在观察国际上一些女性写作趋势时也发现，布克包括其他的小奖，可能在女性写作里面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写特质，比如一个神话的再书写、视角性的转换，其实都属于反写的范畴。”这种反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张玲玲表示怀疑。
“我不知道《诗经》里有没有女性作品，虽然有一些女性口吻的作品，但我不太确定就是女性的写作。我认为女性应该想办法建立自己的文学传统。女性写作历史算下来其实不过百年，和男性历史相较还很短，基础也很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张玲玲认为，女性写作少了一些抵抗意识，多了一些创造意识——“因为抵抗之物一消失，意义也随时消散。”
选择“老师”
不要被他人的声音淹没
对于影响自己的作家，两位女性作家也有不同的推荐角度。
三三介绍，村上春树的林少华译本对自己影响很大。通过村上春树她发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比如各种音乐，比如菲茨杰拉德。她回忆此前与余华老师的一段对话，余华曾说川端康城对他影响很大，别人问说你好像跟川端康城差那么多，怎么会是他影响你呢？余华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那种影响不是以模仿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你读任何一个作者，其实都是在他身上找你自己可以被唤醒的部分，这不一定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人内心真正跟精神相关的东西是很难受到某个老师影响的，老师教你的只是可以尝试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不要失去自己的精神，不要被他人的声音淹没。”
张玲玲表示，受谁影响是一个选择老师的过程。“学徒期的时候，挑好你的老师是特别重要的，这个东西可能最好在30岁之前完成，因此你要进行大量阅读，从而更好地甄别。我花了很大时间去阅读，在能读到的视野里面，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爱丽丝·门罗。我经过了五年左右持续深入的阅读，等到熟悉之后，再逐步往上，去看她的作品和其他作者之间的关系，扩展自己的阅读——缪丽尔·斯帕克、梅维斯·迦兰、奥康纳、乔伊斯、托尔斯泰……”
除此之外，她认为，选老师也要看个人的缘分和天性——“好东西很多，但真正影响你的其实就那么几部。这个东西不能离你太远，要跟你的个人特质吻合。就像叔本华所说，一切既得的知识都是已知的知识，你在挑师父的时候也是在挑自我。”
女性写作是近年出版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身在其中的写作者对此有什么经验和感受？日前，上海图书馆携手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同邀请三三、张玲玲与责编江晔跟读者分享对于写作的思考。
22岁出版人生第一部作品《离魂记》的三三，在2023年完成了她的第四部作品《晚春》；曾任财经记者、编剧等职的张玲玲在2019年出版了小说集《嫉妒》（为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长名单作品，获第一届“短篇小说双年奖”），也是在2023年，带来了《夜樱与四季》。两位女作家不但是彼此作品的阅读者，而且有共同喜欢的作家爱丽丝·门罗。
豆瓣上，张玲玲给三三作品的点评是“盛大、典雅、绮丽、现代”。她注意到，“（三三）在写作中用了很多男性第一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对写作技术来说有很大挑战，三三小说的男性视角写得非常真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
身份焦虑
焦虑可能来自于时代
1979年，《阁楼上的疯女人》以犀利的笔触捕捉到19世纪女性作家在父权阴影下复杂的创作心理与实践。四十余年间，“疯女人”的隐喻逐渐被经典化，它映射出的是女性创作、表达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那么，当代的女性写作者，会有身份焦虑吗？
三三觉得，自己有一种关于“真实”的强迫性。“有时候在一个相对社交的场合，如果我是一个工作者，比如我做律师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在私人交流的场景下，没有角色可以扮演，我就会焦虑。”这种焦虑可能来自于时代，“互联网时代更多是碎片，宏大的秩序在消逝，我想要某一个可以依附的、可靠的宏大声音，但是在碎片中什么都抓不住，这是最大的焦虑。我倒觉得写作不会促使这种焦虑，反而使我在各种尝试中想办法解决它，虽然不能一次性解决，但每次摸索都可以有一点点的确幸。”
女性写作
对反写特质持怀疑态度
张玲玲注意到，现在很多女性写作还是在男性凝视之下的写作，因此，她在创作过程中“想要努力修正这种方式，以一种冷静克制的方式呈现故事，其他的交给读者自己解读”。她以《奥德赛之妻》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书中有一个女孩写女性主义戏剧，她跟她的男性导师有一段对话，导师说，你只是置换主客体的位置，进行反向书写，并不是特别困难的写法……我这几年在观察国际上一些女性写作趋势时也发现，布克包括其他的小奖，可能在女性写作里面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写特质，比如一个神话的再书写、视角性的转换，其实都属于反写的范畴。”这种反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张玲玲表示怀疑。
“我不知道《诗经》里有没有女性作品，虽然有一些女性口吻的作品，但我不太确定就是女性的写作。我认为女性应该想办法建立自己的文学传统。女性写作历史算下来其实不过百年，和男性历史相较还很短，基础也很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张玲玲认为，女性写作少了一些抵抗意识，多了一些创造意识——“因为抵抗之物一消失，意义也随时消散。”
选择“老师”
不要被他人的声音淹没
对于影响自己的作家，两位女性作家也有不同的推荐角度。
三三介绍，村上春树的林少华译本对自己影响很大。通过村上春树她发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比如各种音乐，比如菲茨杰拉德。她回忆此前与余华老师的一段对话，余华曾说川端康城对他影响很大，别人问说你好像跟川端康城差那么多，怎么会是他影响你呢？余华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那种影响不是以模仿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你读任何一个作者，其实都是在他身上找你自己可以被唤醒的部分，这不一定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人内心真正跟精神相关的东西是很难受到某个老师影响的，老师教你的只是可以尝试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不要失去自己的精神，不要被他人的声音淹没。”
张玲玲表示，受谁影响是一个选择老师的过程。“学徒期的时候，挑好你的老师是特别重要的，这个东西可能最好在30岁之前完成，因此你要进行大量阅读，从而更好地甄别。我花了很大时间去阅读，在能读到的视野里面，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爱丽丝·门罗。我经过了五年左右持续深入的阅读，等到熟悉之后，再逐步往上，去看她的作品和其他作者之间的关系，扩展自己的阅读——缪丽尔·斯帕克、梅维斯·迦兰、奥康纳、乔伊斯、托尔斯泰……”
除此之外，她认为，选老师也要看个人的缘分和天性——“好东西很多，但真正影响你的其实就那么几部。这个东西不能离你太远，要跟你的个人特质吻合。就像叔本华所说，一切既得的知识都是已知的知识，你在挑师父的时候也是在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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